美国汉学家柯文：有的路需要走两遍

有的路需要走两遍

文：柯文  编：先知书店

我并非生来是历史学家的料。后来怎样成了历史学家，是个一波三折的故事。

我生于1934年，在纽约州长岛北岸的大颈地区长大。高中时数学最好。职业测试说，我大概会成为工程师那类人。我父亲威尔弗雷德及他的几个兄弟，还有我祖父约瑟夫都从事男装制造业。

孩提时代以来，我对商业整体抱着消极的态度——似乎全是挣钱而已。1954年初，父亲写给我的一封信中说：“人生的前17年，你一直轻视金钱，视金钱如粪土，富裕如同犯罪。”费城之行后不久，我就告诉父母不想从事制衣行业，他们一向了解我的喜好，因此对这个决定并不感到奇怪。

多年以后，我才完全明白自己有多幸运，能自由自在选择人生想做什么，不用承受外界的压力。父亲虽然对我没有继承家族衣钵稍感不快，但依然明确告诉我，想做什么，就做什么，他支持我的一切决定，需要的话也会在金钱上伸出援手。他年轻时并没有这样的机会，能给予我这些，他喜不自胜。大学第二年春季学期，他写信给我：

“一定要做你自己想做的事情，能做到这点的人，太少了。若是你能对一件事产生兴趣，用一年时间完成一个使命，只为满足自己当下的意愿和好奇心，只因为做这件事情，你自己会感到满足，我会由衷为你高兴的。不要做别人眼中正确的事。”

▲柯文少年时代无忧无虑，但似乎已经着迷于更远的地方

1992年父亲去世时，我已年近六十，研究中国历史已数十载。为他致悼词时，我特地感谢了他的慷慨大方。如今我垂垂九十矣，了解许多同辈与父亲关系的故事后更加深刻懂得：像他一样慷慨支持子女的父亲实在少见。

1952年秋天，我进入康奈尔大学，读工程系。第一学期末就转到了文学科学院。在芝大的第一年对我来说是关键的一年。我热爱芝加哥的学术环境，人生中第一次爱上了读书。虽然仍不知晓未来要做什么，但我清晰认识到，一定是能给予我智识乐趣的事。

我喜欢艺术，数学也很好，似乎可以做建筑师。但跟芝加哥的一位年轻建筑师约了一顿午饭之后，他告诉我，初出茅庐的建筑师往往前十年都在设计楼梯间，于是我在清单上划掉了建筑。我也向往心理学，掂量了一下要不要做心理治疗师，但想到读医学院要很多年，也打消了这个想法。

我写信给当时在哈佛大学读大三的两位好朋友艾伦·利博维茨和丹尼尔·斯特恩，讲述了自己的沮丧心情。他们马上打电报给我，大意是：“春假来哈佛一趟吧。”

于是我去了。当时丹尼尔正在修一门东亚文明入门课，他十分看好这门课，尤其是这门课开启的崭新学术大门。看过课程大纲后，我也心驰神往，1955年秋季进入哈佛。

那时我对历史依然知之甚少，但有意思的是，最令我着迷的不是历史，而是亚洲，尤其是中国。

我第一次走出北美短期旅行是在1954年夏天，去欧洲待了几个月，此后文化之间的差异就深深吸引着我。这个兴趣牵引着我，走向一个自己几乎完全陌生的国度和文化。这之前我唯一了解到中国的机会是赛珍珠的《大地》。

我们通常以地域理解文化差异，因此，本尼迪克特·安德森在自传中这样评价田野调查的特殊性：“陌生的经历让你所有感官比平素更加敏感起来，对比较的喜爱更加深刻。”

我当时并没有意识到还可以从时间的角度理解文化差异。英国历史学家大卫·罗温索在他的一本书中，借用了L.P.哈特利小说《送信人》的开篇首句，过往即“他乡”， 他的想法亦是文化差异与历史密不可分。

入学哈佛不久，我拜到著名中国历史学家费正清门下，他是赖肖尔之外东亚文明入门课的另一位老师 ——同学们戏称上这门课是“下水田”。我很快了解到，在哈佛不仅会专修中国研究，更会研习费正清所长的中国历史。

这是半个多世纪前的故事了。我与历史不是一见钟情，而是日久生情。我日益意识到对历史的理解，包括我与费先生的理解可以非常不同。历史这门激动人心、充满智识挑战的学术领域与我情愫渐生。

起初历史于我是中国史；1984年，我出版了《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书中我批判了美国主流中国史研究中的西方中心偏见，大力推崇更以中国为中心的理解方式。

思索那本书提出的问题时，我日益关注更广阔的历史本质问题。以至于下一本书《历史三调：作为事件、经历和神话的义和团》中，我开宗明义，直言关注的具体例子是中国20世纪之交的义和团运动，但希望探索的议题可以扩展到中国和义和团之外。

▲2003年，柯文在上海演讲

2015年10月，我经人介绍，认识了中国颇具影响力的文化月刊《读书》的编辑饶淑荣博士。她邀请我为《读书》撰写一篇文章。2016年1月，我向她提议了文章大致的想法。

研究中国历史已有60个春秋，我对中国历史和历史本身的思考经历了一系列演变；中国的历史学家熟悉我的作品，上述两本著作已多次出版中文版。我想，也许《读书》的读者，会对我作为研究中国历史的外国学者心路历程的转变感兴趣。饶博士肯定了我的想法，但甫一动笔，我便发现这项计划比我预想的庞大得多，《读书》给的字数远远不够。我现在认为，我真切需要的不是一篇短文，而是一本有分量的小书。

计划有变，此间我获得了伴侣冼玉仪的莫大鼓舞。她建议，短文扩展成小书的话，我可以藉此深入职业生涯的幽微之处，譬如诉说出书过程中艰难险阻、鲜有人知的故事；或是作为学者，我之前没有想到，却必须和读者分享的抉择。

我接受了她的建议，发现书写这些的话可以以少见的方式阐明写作、出书的过程。这倒不是这本回忆录的重点。本书是为了与读者分享那份逐渐理解历史这门学科过程中迸发的兴奋与深切的愉悦，尤其是随着我对历史本身的思考逐渐透彻，那个与我的祖国十分不同的国家，她的历史，竟没有我以为的那样迥异于世。

一本回忆录自然是一段历史。历史学家写下学术生涯回忆录，与当时打下学术生涯大不相同，需要两种大相径庭的思维方式——我选择《走过两遍的路》这个题目本意即为如此。

这个题目象征着一个关键分别：当初亲身经历的历史与后来重构的历史十分不同。经历时是无法预知结果的，我们都不知道最终会如何，然而重构历史时，我们已然知晓结果，历史学家会把精力放在理解上，解释为何出现这样的结果。

这本书关注的是我作为中国历史学家的思想演变，大多已见诸报章。我的一些著作在欧美、东亚中国史学界颇具反响，这本回忆录应该会引起中国史学者、读者的兴趣。

部分内容希望也对所有历史学家有所启迪，尤其是关于以下著作的章节：《在中国发现历史》、《历史三调》、《与历史对话：二十世纪中国对越王勾践的叙述》，和最新出版的《历史与大众记忆：故事在危机时刻的力量》。

▲柯文与《在中国发现历史》译者林同奇，摄于2008年

最后，我给几位朋友看过初稿后，他们指出我没有把当时的世界局势、个人生活纳入叙述的语境。一位说道：“读起来好像你端坐云端，动动手指，从一本书翻到另一本，读者却不知柯文何许人也，身处何方，生活境况如何，世界如何变幻。”

这点醒了我，于是在后续几稿中尽力加入了语境。这本回忆录依然主要讲学术生涯而非个人生活，但更加重视了个人生活、国际风云在各种时刻的关键作用。希望这些能让不是中国历史学家、甚至不研究历史的人，也觉得饶有兴致。

美国汉学家柯文在中国史研究领域声名卓著， 其专著《在中国发现历史》《历史三调》等受到中国学者与读者的广泛关注。如今，已近90高龄的柯文老先生又添全新力作——《走过两遍的路》。

这部柯文先生治学中国历史六十载的回忆录， 生动讲述了他的学术生涯及学术思想的发展之径， 其间还穿插了他与导师费正清、史华慈及美国和中国学界同行的交流， 以及出版专著时那些不为人知的故事。

“当初亲身经历的历史，与后来重构的历史迥然不同”， 这正是柯文先生“走过两遍的路”的意义所在。不仅是一本回忆录，还是一部20世纪史学简史和历史哲学著作，它以一种西方式的分析想象力点亮中国史思维，探讨民间史观与书写历史、故事和记忆之间的张力等全球性议题，堪称西方汉学界划时代作品。先知书店力荐，全网首发预定中，识别下图二维码，即可一键收藏柯文《走过两遍的路》（还可一并选购《在中国发现历史》《历史三调》）。

来源 | 本文编选自《走过两遍的路》序言部分，作者：柯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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