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样的人，读什么样的书
读书的姿态与途径
文：徐忠明
不久前，在学而优书店看到金克木先生的文集《书读完了》，不觉心头为之一震。撇开手抄本不说，自从印刷术发明以来，人类创作和生产的书籍，何其之多，怎么读得完呢？又怎么敢说读完了？据说，鄙校有位知名学者也曾说过，30岁前已把书读完了。细想起来，说把书读完了，倒也并非奇异可怪之论。对于从事学术研究的人来讲，所谓书读完了，无非是指，那些奠定学术根底的书籍，到了这个年纪，应该是读完了。古人“三十不学艺”，大概就是这个意思吧。反过来讲，倘若到30岁上下，连个学术根基还都没有打下，对于学术研究仍然懵懵懂懂，将来的学术前景，就可想而知了。这就难怪，优秀学人超常之处，早在30岁前后已经“荷角”初露。拿博士论文“打天下”，恐怕也是这个意思。例如，辞世不久的著名美国中国史学者孔飞力先生，其修改之后出版的博士论文《中华帝国晚期的叛乱及其敌人》，即是奠定其学术地位的成名作。这类例子，不胜枚举。所谓“书读完了”，只不过是一种说法，不必当真，书永远是读不完的。旧闻新知，扑面而来，哪有读完的时候！
读书的姿态，大约可以分为三种：一种是，随意而读，毫无功利上的考量，这是最称快乐、最有美感的读书境界。另一种是，为了学习和研究而读，这种读书，目的明确，但是并不一定愉悦。还有一种是，把两者结合起来，适性而又不失快乐，只是机会难得。
对于爱读书却不做研究的人，他们读书，无疑是第一张姿态；对于那些面临升学压力和科研考核压力的人，只能采取第二种姿态；对于已经摆脱了上述压力的人，才能把读书与研究结合起来，既为稻粱谋，又有愉悦感，可以说是一种大快乐、真快乐。
曾有《南方都市报》的记者采访我，问及“你有什么阅读打算？”我不假思索、冲口而出的是：希望随心所欲的读书。不过，只是一种心愿，而非实际的读书状态，毕竟“谋稻粱”也是不得不考虑、不能不考虑的事情。这天底下，随心所欲的事儿毕竟不多。我辈乃深陷于“套中”的俗人，实难本着“超脱俗谛”的心境读书。
读什么书？当然是因人而异。不过，读什么书，往往与性情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就我自己而言，有些书，读起来感到特别轻松愉快；有些书，读起来比较勉强；有些书，可以说是怎么都读不进去。以我大学时代的读书经验来讲，同样是文学作品，像《水浒传》、《金瓶梅》和《红楼梦》一类的书，读起来就特别愉快，而《西游记》则勉强，而且从未读完。同样是当时流行的俄罗斯文学，契诃夫、托尔斯泰、屠格涅夫、莱蒙托夫等人的作品，就可以开心阅读；像果戈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则读起来很沉重。同样是西方的诗，英国的奥顿、艾略特等人，比较喜欢，但拜伦就不喜欢；美国人写的诗，喜欢埃拉兹·庞德、弗罗斯特，而不喜欢惠特曼。即使是同一个作家的作品，也有个读得进和读不进的差别，与写得好坏关系不大。我读茅盾，比较喜欢《蚀》与《虹》，却不大喜欢《子夜》；读巴金，我喜欢《寒夜》，而不喜欢《家》、《春》、《秋》三部曲。司汤达的《红与黑》很有名，也很好，但相对而言，我却比较喜欢《巴马修道院》；同样是莎士比亚，他的喜剧我就不大喜欢。好像我对喜剧都不怎么喜欢，比如莫里哀的喜剧，也是勉强读完。原因何在呢？我将其归结为：与自己的性情不合。好比交朋友，有人投缘，有人则不投缘。
对于读什么书，有人推荐，固然是好；但是，书读也可以采取顺藤摸瓜的路径，找到可读的书。读曹禺的剧本，若要了解他的风格特征，可以随之读读相关的剧本。在读《原野》时，可以读一下美国剧作家也是诺贝尔奖得主尤金·奥尼尔的剧本；而读《北京人》和《日出》，则可以比较一下契诃夫的剧本。至于读学术书，参考文献便是很好的指南；或者，顺着学术综述或学术回顾提供的线索来读。渠道很多，不必概言。
读什么书？虽说以适合性情为嚆矢，但也有个品味高低的标准，选择必不可少。如果老读低端的书，哪能提高读书的品味！以前我做民间法律文化的研究，常读低端的史料，老有一种担心，长此以往，自己的读书品味会否下降，读书能力是否也会难以提高。因此，间或会读一些高端的书，以便保持自己的阅读品味和阅读能力。
至于怎么读书？似乎可以挪用“文无定法”来作况比，并无成法可资遵循。
读书，既可以采取“不求甚解”的态度，也可以采取“读书百遍，其意自见”的态度。换句话说，读着读着，慢慢就会领悟书里书外的趣味和奥义。若真读不懂，放下就是了。甚至读不懂，也是一种收获。何必耿耿于怀，自寻烦恼，读书毕竟是一件快乐的事情。
对我来说，寻常读书，只要能够引起一点共鸣，已经足够愉悦，与懂不懂没啥关系；甚而至于，只要能让自己处在一种阅读的过程和状态之中，并不在意懂不懂，更不会有懂不懂的焦虑，免得败了读书的兴味。甚至为研究而读书，似懂非懂之间，同样会有启发。如果一味追求读懂，反而败了读书的乐趣，失去获得启迪的机会。
关于读懂、读不懂的问题，唯有从事学术研究的人，才会特别在意。他们之所以感到自己没有读懂，是因为，所作之研究与自己的性情、能力不合。一个短于抽象思维的人，偏要研究哲学；一个缺乏数学能力的人，偏好研究经济学；一个理论训练不够的人，偏要研究理论性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读不懂是在所难免的事情。相对而言，若能找到与自己性情和能力契合的学术领域或问题进行研究，完全可以避免这种尴尬与困惑。
犹记得，大学时读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和卢梭《社会契约论》、《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尚属似懂非懂；而读黑格尔《精神现象学》，完全是一头雾水，从此不再敢碰哲学，彻底吓倒。就我而言，对于细琐的考证，没有足够的耐心；对于抽象程度太高的哲学，没有能力解悟；故尔，只能读读介乎两者之间的东西。如今在学校混饭吃，研究兴趣同样介乎两者之间。以前写明清诉讼策略的文章，同事推荐读博弈论，看到书里的数学，只好放弃。可以说，什么样的人，读什么样的书；从事学术研究，大约也是这种情形，是勉强不来的。
虽说读书并无成法之可言，但仍有某些轨辙之可循。比较方便的，当然是请博学通达之士指点迷津；也可以阅读“某某入门”之类的书籍，以求循序渐进，登堂入室；还可以顺着问题刨根究底，若欲读懂德沃金的法理学，似可顺着德氏论著征引和对话的其他作者的作品溯源而上，逐个逐个通读一过；回过头来，顺流而下，再作通读对勘。一旦源流疏通，脉络理清，就离读懂德沃金不远了。古人所谓“考镜源流，辨彰学术”，真乃读书求解的不二法门。读书贵通，若能依循这样的门径读书，自然能够把书读通、读懂。
问题在于，从事学术研究者往往不耐烦，不愿意下笨功夫，这就难免不得其门而入。读不懂，更是自然而然的事情。就此而言，林毓生提倡“比慢”的读书心态，很可回味，值得牢记在心。读书，可以快，也可以慢；可以求解，也可以不求甚解。但有些书，必须慢读深思，必须努力求解。不过，对于求解过甚，也要有所警惕。即或学富五车的硕学通儒，因会错作者之意而强作解人之事，从来就不少见。经常听说，某某人误解了作者。其实，正解误解，难有定说。那倒不是因为福柯宣告作者死了，而是书中的意义确非作者所能垄断。
若要问我怎么读书？答曰：读而已矣。
在如今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知识”俯拾即是，人们几乎随时随地都在阅读，无论是一段文字、一篇文章还是一本书。然而，读书未必有用，开卷未必有益。读书的数量固然重要，但质量更重要。
叔本华说：“真正独立思考的人，是思想上的君主。”要站在这样的思想高地上理解世界，需要长期的训练，或者丰富的生活经验。对于快节奏急行的现代人来说，其实并不容易。这个时候，我们最需要的，就是能够指点迷津，让我们茅塞顿开的前辈老师，和他们作为资深读书人用一生经验所提炼总结出来的读书心法。
因此，《南方周末》特约一百多位人文学者，包括余英时、杨奎松、张鸣、吴思、刘瑜……请他们向读者介绍自己的读书经历与心得。这些学界大咖的读书“谋心”的文章，汇集成一本书——《我书架上的神明》。
他们选书、读书，不是人随书转，而是书随人转，书为己用。就如刘瑜在书中说：经典之所以是经典，不应该是有多少人赞美过它，而是它真的能帮助你认识当下的世界与自己。
书中学者，不仅是学有所成的学者，更是懂得如何选择适合自己的书的读者。138位学者，138个角度，138条选择之路，足可让读者视野大开，少走许多弯路。他们如何在懵懂读书中，寻找和确认自己口味，如何通过读书复苏沉睡的思考能力，更值得读者去发现，去思考。长按下图，识别图中的二维码，即可购买收藏《我书架上的神明》（还可在规格中一并选购《我们的经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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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62年，太平天国还没有灭亡，马克思已经对太平天国完全失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