逄增玉 | 近现代中国文学、电影、戏剧的中医与政治
近代文学研究 第186期
编者按：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肆虐，引发国人乃至全世界的广泛关注，本公号日前亦曾向学界发出倡议，并编发多位学者的相关研究，以飨读者。本期我们编发的是中国传媒大学文法学部逄增玉教授的近作《近现代中国文学与电影戏剧的中医叙事及其意义表征——对若干中医题材作品的抽样分析》，此文聚焦近百年来中国文学、电影及戏剧中的中医叙事，发现在百年来的中医叙事中，其实寄托的是不同时期国家与社会的政治诉求，文艺作品中的中医，或是救国救民的政治医生的隐喻，或是传统文化负面价值的意义空间，或作为社会政治卫生运动的寓言而存在。该文原刊《广东社会科学》2017年第6期，感谢作者授权“近代文学研究”（ID：jindaiwenxue）发表全文网络版。
近现代中国文学、电影、戏剧中的中医与政治
文/逄增玉
逄增玉
清末刘鹗的《老残游记》，是一部产生广泛影响的社会小说。刘鹗一生由书生而治河幕僚而官吏而外商公司经理，杂学中西并两次东游日本，生平经历可谓丰富芜杂，但其基本思想受洋务派影响甚深且与之相近，主张开矿筑路，兴办实业，以此富国利民，曾被定为“汉奸”并几乎获“通洋”罪名。刘鹗倾向的洋务派和后起的维新派与革命派知识分子一样，都是在目睹中国的危机与失败后而主张向西方学习、并实际上部分地接受了西方的知识话语的知识分子，并力图以船坚炮利、变法维新等“西学”救亡与强国，恢复中国以往的光荣与天下中心的地位，此之谓最早的中国梦。这样的思想诉求，使刘鹗在小说中塑造的主人公老残，其表面的身份是中医——彼时西医尚未传入中土，所以当作者需要人物具有医生身份时，只能把老残写成中医，且是一个民间走四方悬壶卖药、治病救人的游方郎中。但小说中的老残虽然是郎中大夫，其为病人诊疗治病的对象，既是具体的，更是寓言和象征性的。小说中写老残游走江湖天下时主要的治病行为，是来到山东为“浑身溃烂，每年总要溃几个窟窿的大户黄瑞和治病。这个病人黄瑞和的病经过老残的诊治得以痊愈，但其实，这个人物更是一个社会病人和国家病症的象征，黄瑞和与“黄水河”谐音，即黄河，洪水泛滥导致的民生疾苦和社会动乱，是中国历代封建王朝都非常重视的大事，是政治和国家治理的要务。老残到山东为黄水和治病看病，既是揭示他的郎中治病的使命和身份，更要一语双关地揭示老残的政治、社会和国家医生的“国医”身份和使命。
果然，在山东为黄瑞和治病期间，老残梦中与朋友到蓬莱阁望海时，发现大海的洪波巨浪中有一只遇险的“挂着六扇旧帆，又有两只新桅，挂着一只簇新的帆，一扇半新不旧的帆”的八枝桅帆船。这只船的东边三丈长短的地方已遭破坏灌进海水（喻东三省被日俄侵占），与此相连仍在东边的一块亦被海水渐渐浸入（喻山东）。在这遇险的船中，八个管帆的船员各人管各人的帆，彼此不相关照，水手在乱窜的男男女女队里搜干粮剥衣服，有人跳海逃命，有人借机演说骗钱，叫别人流血。看到这一切的老残等人好心驾小船给迷失方向的遇险帆船送去指路校航的罗盘和纪限仪，却被当为“洋鬼子差遣来的汉奸”而触犯众怒被砸得翻船落水，几乎丧命。这幕场景是整个小说中最具象征意蕴的中心场景、中心意象和“元主题话语”，是一个含容着多重所指的“能指矩阵”。在这幕场景中，遇险帆船恰是中国的象征，它领土已被蚕食侵吞，掌舵当权人物又有新有旧各不相顾，下等水手（即中下级官僚）又趁机浑水摸鱼敲榨勒索，船上的所谓救船（救国）人物只是借机图私的空头演说家和假英雄，群众（船客）只会惊恐观望毫无主见且糊涂盲目。这个遇难危险的“中国”（破船），这个险流险境中的中国的“病象”和“病因”，是被会治“黄水河”病症的民间游侠医生老残“看”到看出的。
问题在于，为何老残能看出危机遇难的中国及中国的病症呢？固然，小说中的老残不完全是西化人物，他相信大禹所传治河之术，怀抱古代侠肝义胆，遵奉古代士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传统，一切行动都带有“中国风”和“古代风”，带有“游侠”意味，但为何古代游侠无人以如此的目光看中国并看出如此的中国，而偏偏是生于清末的老残能够如此呢？原因在于老残是所谓“现代”游侠，这“现代”恰恰是鸦片战争后西方侵入（进入）中国后所带来。老残欲自“外”携带西方洋仪器登船救船，这说明他和小说作者刘鹗本人一样，都是欲以西方技术救国的洋务派。而众所周知，洋务派是从局部、从“物质器物”层面接受和肯定西方现代性及其“话语”的官僚和知识分子，是一定程度地“洋化”、“西化”的人。正因为老残是这样的接受了一定的西方现代性及其话语的“半西化”的民间知识分子和现代的游侠郎中，所以他才能以如此的立场目光，“看”出了为古代游侠所看不出的如此“存在状态”的中国，“看”出了中国的病因病象，“看”出了为西方传教士和其他西方人士所看出的中国所缺乏的“西方”的现代性本质：没有指引方向方位的“罗盘”、“纪限仪”等现代技术器物，缺少步伐一致行之有效的国家行政与权力管理体系和同心同德廉洁为公的当权者管理者（驾船者、官吏），人民群众（乘船者、国民）又临危自乱，愚昧无知。而看到了这一切的老残携带西洋仪器（技术）登船救护，却遭到联合抵制陷入灭顶之灾，这寓示老残一类的洋务派技术救国行为的难以实施和必然性失败（与作者刘鄂的经历遭际相同）。同时，在老残的目光中中国是如此一幅“破船危船”景象，而在船中众人眼中老残是“天主教”和“洋人”派来的汉奸，是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更具威胁性危险性的存在，彼此视线的交叉互视中所呈现的视景差别竟是如此之明显巨大，这也从正向和反向的对比中说明确证老残的迹近“洋化”的身分角色。在他们接受的西方话语中，自然包括了西方的从基督教文明和“现代性”知识“观看”中国，并把看视的结果即有关中国的现状、病状和治疗的方法传达出来，他们在小说中即是直接的“在场”人物又隐含和担任叙述者的角色、完成叙述者的功能和完成小说的叙述目的。
简言之，清末的时代条件使《老残游记》中的老残，成为同为洋务派的作者刘鹗的理想化身，让他以民间中医游侠的身份行走中国南北大地，在实际诊看民间疾苦病魔之际，承担更大的诊看中国之病象、探究病因并欲施救之，成为政治化与社会化的“国医”,实现着中国传统的“上医治国”的理想化使命，骨子里是儒家的出仕为良相安邦治国、兼济天下，退则为良医悬壶治病、造化民生，民间谓之“不为良相即为良医”。清末西学虽传入中国渐成气候、但尚未完全成为主潮与主流、中医和国学国故等传统尚未被摒弃和污名化与妖魔化，故此刘鹗笔下的老残尚能继续承担中医的“国医”使命。虽然老残的郎中中医身份其实只是皮毛而已，而晚清至民国时代，在来华的西方人士眼里，中国的中医特别是老残之类的民间郎中游医，近乎“聪明的流氓，”“他们身穿一件长及脚踝依稀可见其原本色为白色的长袍，手举一面花哨地写满了因治愈疾病而获得各种美名的白色旗子，”“这些游方医往往会选择一个人多显眼的地方，展示那些能在农民及乡巴佬身上创造奇迹的存药，围观的人们会带着好奇的眼神盯着这些千奇百怪的药品。”[①]但是这只是西方人的观点，在诸如刘鹗这样强调“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洋务运动支持者看来，不论是坐堂的正规中医还是游医，他们都是中学、国学、国术的组成部分，自有其不可替代的本体地位，因此，老残的游医身份不影响其“国医”的功能，自信能担起“治国”的重任。当然，不论是历史的实际状况还是小说中的老残，其实是难以完成“医国”救世的重任的，正像洋务运动虽然给中国带来了现代的官办工业，吹进来一缕现代化的文明新风，意义自然重大，但却难免失败一样，老残的知识与见识和能力，也使得他仅限于能诊看出国家与社会之病像，却无法与无力予以真实拯救——半吊子的游医和半吊子的改革家，使他只能如此而已。
二、五四启蒙文学叙事与中医的“庸医”形象及其文化负累
在《父亲的病》和《呐喊·自序》及许寿裳写作的《亡友鲁迅印象记》等书中，鲁迅一再痛切地谈到自己父亲患肺气肿病后被中医治疗的过程，不仅花费巨大以至周家从小康堕入困顿，自己到药房买药受尽歧视和屈辱，更着重写到了名中医看病的要价奇高和药方的怪异与诊疗过程的简单，那些原配蟋蟀、经霜三年的芦根和甘蔗等匪夷所思的药物，不仅医治无效，其荒诞性已经成为近现代中国人攻讦中医的典型例证，成为中医荒诞性、可笑性与无效性的近乎“共名”的物事：
“我有四年多，曾经常常，——几乎是每天，出入于质铺和药店里，年纪可是忘却了，总之是药店的柜台正和我一样高，质铺的是比我高一倍，我从一倍高的柜台外送上衣服或者首饰去，在诬蔑里接了钱，再到一样高的柜台上给我久病的父亲去买药。回家之后，又须忙别的事了，因为开方的医生是最有名的，所以所用的药引也奇特：冬天的芦根，经霜三年的甘蔗，蟋蟀要原对的，结子的平地木——多不是容易办到的东西，然而我父亲的病终于日重一日的亡故了。”
——《呐喊·自序》
在散文《父亲的病》中，鲁迅描述了家乡绍兴给父亲治病的两位中医的“故事”。第一位名医平时出诊一元四角，特拔十元，深夜加倍，出城又加倍。在清末时这样的诊治费已经是天价，非豪门巨富难以支付，这样奇高的诊治费和治疗过程与结果如何呢？鲁迅写道：城外的一户豪门的闺女生急病，已经阔绰的不耐烦的名医非一百元不去，病家只得答应。到了病家，他“却是草草地一看，说道‘不要紧的’，开一张方，拿来一百元就走。”结果不但无效反而病情加重，病家只好再出高价第二天又把他请来，名医如此诊治：
“引到房里，老妈子便将病人的手拉出帐外来。他一按，冷冰冰的，也没有脉，于是点点头道：‘唔，这病我明白了。’从从容容走到桌前，取了药方纸，提笔写道：
‘凭票付英洋壹佰元正。’下面是署名，画押。
‘先生，这病看起来很不轻了，用药怕还得重一点罢。’主人在背后说。
‘凭票付英洋壹佰元正。’下面仍是署名，画押。
鲁迅父亲的病经这位名医诊治两年无效后，他推诿责任推荐了一位绍兴名医陈莲河（何廉臣的谐音和倒写），《呐喊·自序》里写的那些千奇百怪的药方就出自陈莲河。名中医看病的随意和敷衍、千篇一律的把脉开药方的固定模式、“祖传秘方”的离奇性和无效性、由此带来的中医的“巫医”性即非科学性，是鲁迅上述文章的主要观点，由于父亲治病及其死亡和家庭由此的衰败，个人由父亲患病带来的屈辱感和家道中落（鲁迅一再地提到为父买药受到的歧视和诬蔑，可见对他心理刺激之深），萌生了鲁迅一生对中医的反感和毫不留情的批判否定，萌生了去学实业、学西医、学科学的志向。而在南京矿路学堂和流行日本期间，受晚清实业与科学救国时代精神的影响，因而立志学医学成后，既可以为平时中国百姓治病，也可以战时当军医，为富国强兵服务。父亲的病与死与中医的关系，成为影响鲁迅人生事业选择和认识的重大事件。
因此，既受西学影响、又受中医“害家”之苦的鲁迅，参加新文化与启蒙运动后，高张启蒙主义和科学主义大纛，质疑和掊击传统“国粹”的“阴暗性”与“负面性”之时，隶属于传统国粹范畴的中医自然成为抨击的对象之一，中医医生的庸医性、药方的荒诞性到治疗方式的随意性与主观性、治疗效果的无效性，都在鲁迅笔下作为被否定的负面形象而出现。不仅在杂文中以惯有的将批判对象形象化的手法对中医予以冷嘲热讽，还通过小说的叙事，继续对中医的伪医形象和草菅人命的治疗方式与效果进行批判，并与他的杂文构成了互文性与同构性。小说《明天》里，鲁迅描写了不幸哀苦的寡妇单四嫂子带着独子求治于名医何小仙的场面：
何小仙伸开两个指头按脉，指甲足有四寸多长，单四嫂子暗地纳罕，心里计算：宝儿该有活命了……便局局促促的说：
“先生，——我家的宝儿什么病呀？”
“他中焦塞着。”
“不妨事吗？他……”
“先去吃两贴。”
“他喘不过气来，连鼻子都扇着呢”。
“这是火克金”。
何小仙说了半句话，便闭上眼睛：单四嫂子也不好意思再问。
在这幕对话和治病的场景中，“名医”何小仙的奇怪的名字，四寸多长的指甲，冷漠的态度，不看具体对象和病情、可以在任何场合对所有人运用的模糊的语言，“程式化”和职业化因而令人云山雾罩、更令“粗笨”的单四嫂子不知所以的中医术语，其实对这位“名医”的身份和医术构成了拆解与“证伪”，而求诊后孩子的迅即死亡，也愈加有力地说明和印证了“名医”身份下“伪医”与“庸医”的实质。在另一篇小说《弟兄》里，鲁迅也描写了中医白问山虽然不像名医何小仙那样冷漠，但也同样是热情的庸医——把出疹子诊断成猩红热，与不懂医学的普通人一样。在小说《药》中，用人血馒头治疗肺痨的所谓中医偏方，却直接导致华小栓的死亡，反清革命者夏瑜的鲜血却成为他要政治上救治的人民的荒诞的药方，荒诞的治疗自然导致荒诞的效果。在这部主要解释革命者与人民之间颠倒的政治关系与治疗关系的悲剧中，中药和偏方成为刽子手敛财的手段，也成为害死愚昧民众及其后代的罪恶的象征，成为陷华夏两家和整个中华民族于悲惨的不祥之物。小说叙事中出现的中医、偏方及其治疗，都是否定性的，中医不仅误人，难以治病救人，而且他们作为传统文化的构成部分，实质上在误国和害国——导致整个民族和国家的愚昧与落后，成为在弱肉强食、优胜劣汰的进化法则支配的世界上一再被动挨打的东亚病夫。这是鲁迅从对具体的中医治病场面和效果的“证伪”性描写，到杂文中直接的中医批判，所追求的政治与文化的目的。简言之，否定中医是与批判传统文化的新文化运动宗旨一脉相承的，在这样的否定中，中医形象自然是负面的或近于妖魔化的。
值得提出的是，鲁迅在小说和杂文中塑造和提到的名中医何小仙或陈莲荷的原型何廉臣，虽然当年在诊治鲁迅父亲病症当中毫无效果并导致周家败落，但其名医的地位似乎没有受到撼动，1924年还担任《绍兴医药月报》的副编辑，该刊物旨在通过中医宣传“国粹”，以对抗五四以后日甚一日的否定传统国粹的时代大潮，因此，坚守和捍卫五四新文化原则的鲁迅，对少年时自己曾经与之打交道且极其反感的何廉臣此时的行为，自然会从自己一贯的反对国粹批判传统的立场出发，对其从小说到杂文予以否定性负面性描写，并会攻其一点不计其余，将中医彻底妖魔化。这样的偏激化批判有其五四启蒙诉求的时代合理性，但时代的大潮过去之后，沙滩上露出的并非都是金子，政治和启蒙的具有历史合理性的诉求中，也难免非理性与非辩证的误读和“曲解”，比如鲁迅在杂文和小说中对中医“医者，意也”的随意性和巫医性，对原配蟋蟀经霜三年的甘蔗和芦根等中医药的怪异性的批判性描写，是为了证明中医药的非科学与近于原始巫术的荒诞，这样的描写和批判自然达到了批判的效果，不过，当今获诺奖的屠呦呦在研制青蒿素的过程中，确实证明并非任何季节的青蒿素都具有药用价值，只有夏季新鲜的青蒿含有抗疟活性成分，同时，中国大江南北各地的青蒿蕴含的青蒿素比重是不一样的。虽然屠呦呦等人是用现代医学方法从青蒿中提取青蒿素，并非传统中医药物的经验性及非精确性所能比，但是借鉴传统中医学的经验和强调药用植物的季节性与地域性，也说明传统中医对药物的季节性的强调，有其来自经验和实践的相对合理性。而鲁迅对中医强调中药的地域性与季节性的反讽和否定，既有他亲身看到和经历的父亲治病事件引发的对中医药荒诞性、欺骗性的个人认识，也有鲁迅以启蒙主义立场出发的对中医非科学反科学的时代理性共鸣。包括鲁迅在内的五四新文化阵营，对中医近乎妖魔化的否定，其中的理性与非理性、科学与非科学性，都夹裹缠绕在一起。
五四以后，虽然启蒙主义思潮受到更为急迫的革命与救亡的双重挤压而置于边缘，但五四带来的科学主义和西学为本的现代文明，却一直没有放弃对中医的批判，以至于在1929年出现了南京西医余岩的“废止中医案，”以及中医应否废止的争论，中医界也开展了中医自救运动。[③]中医虽然没有在民国时代废止，但科学化的西医具有了不可置疑的政治正确性，中医为捍卫自己，指责西医和科学为出现以前，中国人已经生存数千年和西医未能杀死一切细菌的理论，是相当没有说服力的。1949年以后，大陆中国由于强调走自己道路的革命成功和新国家的建立，不再排斥中医，相反，在最高领导人发出“中国医药学是一个伟大的宝库，应当努力发掘，加以提高 ”[④]的指示下，国家设置了西医学习中医、中西医并存与结合的医疗制度，并调集一批西医学习中医。屠呦呦研发的青蒿素也是在这种中医认识和制度安排的wen ge时代开始进行的。同样，在中国的wen hua da ge ming时期（1966-1976），mao ze dong发出“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的“最高指示”，时称“626”指示，大批城市医生到农村进行定期巡回医疗，同时在一向缺医少药的广大农村，建立赤脚医生制度，而这些赤脚医生，基本上都是初级的或简单的中医，以中草药、民间偏方和针灸等传统中医药和医疗手段进行治疗。
于是，与wen hua da ge ming这种特殊时期的政治医学和中医复兴的时代环境相适应，在大陆改革开放后被政治定性为“四人帮反革命阴谋文艺”的wen ge文艺中，曾经出现了以农村赤脚医生为表现对象的作品，如长篇小说《红雨》及电影《春苗》（《红雨》后来也改编成电影）。两部作品受到时代政治和意识形态的控制，以wen ge文艺特有的“主题先行”和“突出政治”来塑造人物和结构作品，形成了基本雷同的叙事模式：都先设定一个需要破解的困境：旧社会劳动人民的缺医少药和wen ge前所谓的资产阶级和修正主义医疗路线，导致政治上当家作主的农村贫下中农，仍然缺医少药，有病难医，陷于需要救治和帮助的困境。于是，破解困境救民于病苦的“巨人”或上帝神祇的化身，即所谓无产阶级革命医疗路线及其体现者——赤脚医生主人公红雨和春苗，出现和降临于北方太行山区和江南水乡，是承担具体解救病苦、实现mao ze dong医疗路线“圣旨”和天职的新圣徒和新天使。作品揭示他们所生活于其中的大陆乡村，农民有政治上的主人权利却没有掌握医疗权利，红雨所在乡村看病卖药的是旧中国药铺当掌柜的孙天福，至今还在卖假药、刁难社员，田春苗所在公社医院的医生钱济仁对患有肺病的农村社员见死不救。1949年后中国当代文学特有的“制造敌人”的叙事模式在这里应然出现，“阶级敌人”化身为在中国传统社会一向被视为悬壶济世的善者的医生或行医人。这类坏医生掌握医疗权利刁难或对农民见死不救的“恶行”，及由此造成的农村医疗困境，急需新“白衣天使”即革命医学和红色医者的出现。于是回乡知青红雨决心当一个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赤脚医生，妇女队长田春苗到公社卫生院学医后在村里办起卫生室。他们的行为均遭到“阶级敌人”孙天福和坏医生钱济仁的百般破坏，孙天福甚至在红雨为病人开的药方里私自加入毒药，钱济仁不让田春苗下乡治病甚至取消了她的处方权，《红雨》里的孙天福在阴谋败露后还企图暗杀红雨，结果被医术和武术皆好的红雨打翻落水，wen ge时代的红色电影里加进了武侠打斗场面，尽管武侠等通俗文学和影视在wen ge中是被定性为“封建主义黑货”而绝对禁止的。自然，这类制造出凶恶敌人的wen ge文学和电影里，敌人的破坏是必然性失败的，代表绝对政治正确和力量的党支部与广大农民的支持，使得红雨与田春苗最终不仅成为治病解困的赤脚医生，也牢牢掌握了农村的医疗权利，让所谓无产阶级医疗战线在农村建立了稳固的阵地，农民缺医少药的困境得以彻底“解困”。由此，《红雨》和《春苗》是以所谓社会主义新生事物——农村赤脚医生和合作医疗制度的建立及其过程，实际表现的是wen ge时代的政治话语和诉求——mao ze dong思想和wen hua da ge ming的所谓全面胜利，红色江山的方方面面都被mao ze dong思想的“伟大红旗”占领和统治，即wen ge时代所说的“祖国江山一片红，”赤脚医生固然在这类文学艺术里代表着中医的形象和质素，但他们更是一种新的医疗制度和“政治医学”的代表，其整体的行为代表着一种wen ge时代的“社会政治卫生运动”，赤脚医生形象及其身上的中医质素，不过是这种运动的符号和表征。
有意味的是，《春苗》中的赤脚医生田春苗，为了履行“救死扶伤”的革命人道主义和解民病苦，不仅要与阶级敌人性质的坏医生钱济仁进行斗争，瓦解他的百般破坏，还要刻苦学习中医和中草药知识即“为人民服务的本领，”为了熟悉中草药的药性，实现赤脚医生为“阶级兄弟”即贫下中农治病[⑤]的目的——这也是赤脚医生代表的阶级与政治天使必备的思想情感结构，她用农民献出的土方治疗双腿麻木的老贫农水昌伯，并冒着生命危险亲自尝试中草药方的毒性，终于掌握了配方标准治愈疾病。这种行为，倒是与屠呦呦在wen ge时代研制青蒿素时的亲自尝试药效剂量的行为，如出一辙。就此说来，在wen ge后被打成“四人帮”阴谋文艺代表之一的《春苗》，赤脚医生代表新医学和新政治路线而实施的天使般的医疗行为，在政治激情充斥和政治任务压倒一切的“迷狂”时代，既可能是个体的个别的行为和文学艺术中图解政治的虚构和想象，也可能是具有时代普遍性的医学行为，既是时代政治的医学演绎和符号表意，又可能具有一种超出简单的政治臧否之外的历史复杂性，需要历史地审视和辨析。
wen ge时代为凸显政治化的医疗路线的正确而拿中医药说事，出笼的赤脚医生文艺作品就是明证。而wen ge结束后，为了否定和批判wen ge的政治错误，1978年3月，即wen ge结束后以彻底否定wen ge为内容的新时期开始之初，中医形象及其研制中医药过程的艰难曲折性，再次成为重头作品引领风骚，代表作即是苏叔阳的话剧《丹心谱》。至今仍有许多人记得当年《丹心谱》公演时的盛况，人们潮水般涌进首都剧场，观众常常为剧情唏嘘，有的观众甚至哭昏过去，剧中知识分子所坚持的社会正义和科学的良心，所表现出的严谨态度与献身精神，使得《丹心谱》被称为新时期文艺复活的第一炮，也作为新时期话剧复苏的标志而载入中国当代文学史。
作者苏叔阳其时任职于中医研究院，知道屠呦呦等团队研制青蒿素的过程与事迹，在后来的采访中他也谈到屠呦呦研制青蒿素的行为对他创作该话剧的影响。因此，当他本着自己的生活积累创作话剧之际，便将自己知道和了解的屠呦呦等中医研制新药的事迹和生活素材，进行艺术加工，塑造了一位为完成周恩来总理嘱托、历尽艰辛研制治疗冠心病新药的著名中医方凌轩。
该话剧其实与wen ge时代的赤脚医生题材作品，具有基本相似的叙事模式，即都通过赤脚医生和中医研制新药等事件，反映政治化的两条医学路线的斗争，属于政治医学主题，为此，该话剧仍然设置制造出“敌人”形象（树立和制造敌人的手法是基本同构的）——“四人帮”在卫生部的代理人和利欲熏心的自己女婿，他们与wen ge文学中破坏赤脚医生行医和研制新药的敌人一样，不过政治性质完全颠倒。他们代表和奉行的在wen ge文艺中属于政治正确的医疗路线——反对医院为城市老爷服务的思想和路线，在《丹心谱》中则被定性为“四人帮”反革命集团的政治和医疗路线，是当时被认为正确而被历史否定的错误乃至反动邪恶的路线。年已75高龄的中医方凌轩，饱经沧桑与艰辛，曾为周恩来治病并受到其思想“教化”与指点迷津，故此“受洗”后的他立志救国救民，并顺理成章地在新中国诞生后成为一代名医。wen ge期间他按照周的指示，在新华医院研制治疗冠心病的特效药“03”，却遭遇“敌人”的阻碍与破坏，而“敌人”破坏新药研制的理由和行为自然是政治化的——冠心病是城市老爷的贵族病和专利病，而当时中国的工农似乎没有此种疾病，因此研制新药就是执行资产阶级医疗路线即为城市老爷服务。如上所述，在wen ge的语境中，代表政治正确的医疗路线强调医疗卫生工作重心中重点放到农村，为工农兵服务，而修正主义和资产阶级医疗路线是与此完全对立的。这样的wen ge语言和术语可能今天的读者感到匪夷所思和不可解，但确是真实的存在。当然，这种在wenge时期盛行、在wen ge文艺作品中被批判的所谓修正主义和资产阶级医疗的路线，其荒谬性一目了然：中国当时的城市化水平极低，所谓资产阶级老爷即干部阶层数量有限，城市里大多数是工人和市民，城市医院的服务对象也大多是市民和工人，没有那么多的老爷——资产阶级老爷是领袖对他不满的干部阶层的比喻性的蔑称。同时，城市市民和工人未必不会罹患冠心病，将一种疾病与一种阶级联系起来，这也是wen ge时代的中国政治现象和医学现象。正如美国学者桑塔格所言，某个时代的疾病的隐喻和表征，背后都是政治与道德力量的操控，身体的疾病转换成了道德批判，并进而转换成一种政治压迫。[[⑥]]将研制治疗冠心病的新药与所谓反动路线和政治并联，是这部话剧里的阶级敌人和反动势力——“四人帮”及其爪牙破坏和阻挠新药研制的政治动因，他们在阻挠中的对中医方凌轩的“罪名化”，随着剧情的发展获得了相反的性质，即他们自认为正确的行为反证了他们的罪名与“敌人”性质。方凌轩面对强大压力，仍然兢兢业业地工作，是因为他清楚新药研制背后有政治——周恩来总理的嘱托和人民的需要，“敌人”打击的对象是支持新药的周恩来及其代表的政治路线。在最艰难的时刻，话剧也像wen ge文艺和五十年代后的共和国文学一样，安排和设置了代表历史与政治正确的正义力量——代表党委书记李光、老友丁文中、优秀学生郑松年以及温柔、善良的妻子和女儿，予以他巨大支持，当然，最大支持与力量源泉还是基督降临般的总理，他在深夜打来关心与支持的电话，使他怀着成圣般的信心，克服一切困难发誓要完成周总理艰巨而又光荣的科研任务，就像摩西为完成与上帝的诫约、带领犹太人走出埃及一样。当新药研制臻于成功之际，周总理逝世的消息传来，悲痛中的方凌轩化悲痛为力量继续工作，如此，方凌轩和新药研制的政治医学意义被清楚地呈现和无限放大，医学和中医、中药已经不是简单的医学科学，而同样是政治医学和社会卫生学，医学是表而政治是里，新药研制已经超出一般的医学科研的性质而是具有了政治化的功能。作品的主题和观众看戏时的激动感受，也是明白无误的：在岁寒松柏一般的中医方凌轩伟岸圣洁的人格和圣徒般的工作中，寄托和表达的是对横行十年的wenge罪孽政治的控诉、对结束荒谬政治和时代的现代化的企盼，中医身上寄托了整个时代的政治风云和变化，以及wenge结束后新时期开始之际的政治激情与寄托。[⑦]《丹心谱》及其中医叙事和中医形象的塑造，其实承担和完成了为改革开放清算wen ge政治、鼓舞人们拥抱新时代政治、为即将到来的改革开放时代巨潮高唱序曲的宏大任务。作者自己认为此戏主要表现的是知识分子在大风大浪中坚强不屈的品格和丹心，已经退居为副主题，医学政治成为能指符号和所指中心。
然而造化弄人，历史和时代也弄人。就在《丹心谱》等新时期文学为改革开放催生和高歌不久，当中国大陆的改革大潮和商品市场经济真的到来并如海啸一般涌进各个领域时，在来不及彻底清算wen ge造成的巨大道德沦丧、全民族近乎疯狂地把国家政治路线和方针倡导的工作重点放到经济领域理解为一切“向钱看”的时代共识之下，被认为一个国家最不能一切向钱看和道德沦丧的教育、法律和医疗领域，却难以避免地出现了金钱拜物教和道德滑坡的迹象。作家刘恒写于八十年代的中篇小说《白涡》，其中的主角周兆路是北京某中医研究院的中年研究员——一种特殊岗位和职业的医生，也是作品所要透视和“矮化”的中国知识份子的代表。这位特殊的医生在保持原有的“名医”身份的同时，在市场化伴随着欲望化一起到来的时代，内心的色欲和权力欲就如潘多拉盒子里的魔鬼一样被释放出来。古希腊名医希波克拉底对医生提出的要求和誓言中，有医生“不勾引异性”的戒律，因为医生如上帝，病人是需要拯救治疗的羔羊，是无性别的存在，医生如果以淫心色欲对待病人，不仅太容易而且太邪恶和无耻，超出了医生的道德底线也会彻底败坏医生职业的神圣性。但功成名就的中医周兆路却将这一神圣的医生戒律和道德彻底放弃与背离，成为与自己的漂亮女下属偷偷摸摸行苟且之事的通奸者。在小说表层的叙事中，周的偷情是被动的，是被漂亮的“女妖”和蛇一样的女人引诱的结果。其实在心理深层中周渴望被引诱和堕落，“女妖”的作用不过是打开了他心中的潘多拉盒子而已。而这种医生和通奸者的双重身份和行为，正是对医生身份道德的亵渎、践踏，也由此构成了他具有多重人格面具的伪君子和极端自私自贱的小人形象。当然，医生也是具有七情六欲的人，尤其是社会结构转型和商品市场社会到来的时代，社会存在本身的世俗性、消费性、欲望的大量生产和刺激的“物质性”，正在逐渐消解和抹去包括医生在内的身份和职业的神圣性，使医生也难免更多的成为一种含金量高的职业。马克思所说的资本主义“抹去了一切向来受人尊崇和令人敬畏的职业的灵光，它把医生、律师、教士、诗人和学者变成了它出钱招雇的雇佣劳动者”，[⑧]那自然与我们的社会不同，但市场经济和商业中心时代，不可避免地存在着某些超越社会制度的“共相”。因此，作为过去久受压抑乃至欲望泯灭的知识分子组成部分的医生，未尝不可以合理的追求世俗快乐和欲望满足，不能对之作圣人化、天使化的求全责备——此前的《丹心谱》《人到中年》等医生医学题材类文学电影和《蒋筑英》等更多的知识分子题材作品，都有知识分子高大化、完美化、圣洁化的要求和描写，似乎知识分子除了为工作、为人民、为祖国的利益外，不能有任何属于人的欲望的要求，如果有就是非分和不道德的。但事物不能走向另一个极端，市场社会内涵的契约性与规范性，却使这种知识分子也可以有的世俗追求，存在着基本的道德底线，即不能损人利己和把自己的欲望实现，建立在对他人欺诈作践的基础上。而《白涡》中的周兆路，却远远越过了这样的底线：好父亲好丈夫的身份掩饰的是对家庭的欺骗，名医和“君子”身份掩盖的是对社会的作伪，对玩弄的女性的始乱终弃是对他人的作践。特别是为了权欲的满足和追求而对“女妖”的弃之如屣，暴露了行心理人格中隐含和内存的极端虚伪与自私，与传统士大夫牺牲子女玉帛以求功名利禄和全身自保的阴魂，如出一辙。而这样的绝情和阴毒，暴露的是多重人格面具伪装下的中医的角色、职责和道德，已经被异化、恶化和扭曲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医生身份和形象已经成为藏污纳垢的“空壳”。著名中医周兆路玩弄女性之后又对之始乱终弃残酷无情的深因，是超过性欲的更大的权利欲望，又对其产生了更大诱惑。他为此进行了精心的策划和准备，如愿以偿地得到了院长的职务。在这一过程中，对包括其他几个积极图谋得到这一身份的人而言，医生的身份是一份得到官员身份与权利的筹码和阶梯。在医生与官员身份的利益天平上，他认为更有份量因而也更看重的是后者。这与四十年代夏衍、陈白尘和曹禺笔下那些安于医生的身份，忠于职守，在时代大潮中既为民治病又为国分忧、承担崇高性使命的民族和国家医生形象，与八十年代谌容笔下排除一切干扰、坚守医生身份和使命、并将其作为神圣性追求的天使和女神形象，构成了巨大的反差和对比。
自然，日趋严重的官本位社会现实，官职和权利带来的巨大的利益和欲望的满足感，是这些中医和医生追求身份“破型”转向官职和权利的重要原因。同时，也与这样的现实环境和氛围中医生身份的“落价”和贬值相关，与医生的职业意识和神圣性追求的自我贬低、自我轻视、自我放弃关联，更与整个时代各个行业伦理道德的崩塌密不可分。任何社会和时代都有各种欲望的引诱和刺激，但20世纪中国社会历史和环境的特殊性，医生的角色、职责、使命和社会形象的特殊性，使文学中罕有这种自我放弃身份职责的尊严和神圣、“病变”为奸诈小人与官僚的医生形象。而由于文化古老的中国，千百年来中医和医生一直具有高尚良好的道德和社会形象，是类乎天使的职业，即便五四时代鲁迅等人的启蒙主义诉求使得他们笔下的中医形象被否定为负面价值和无价值的存在，但是整体上百年中国文学中的中医都是承担既治病救人、又救国匡危的“高大上”，既是医学上的医生，也是国家政治与社会疾患的救治者和社会政治医生。但这一切却在八十年代刘恒的小说中划上了句号和休止符，同样是中医研究院的屠呦呦在现实中不计名利不顾危险研制新药救治国人和世人，苏叔阳虚构的中医研究院的老中医方凌轩不怕打击研制新药03旨在治病爱国，而刘恒虚构的中医研究院的名医周兆路，却蜕变为玩弄女性的通奸者和为夺取权力不顾廉耻、无所不用其极的流氓化官员。如此的中医形象的塑造和变形——对医生身份职责的背离和异化、“病变”与“恶变”的描写和叙事，既是对近现代文学中承担启蒙与救国强国大任、追求社会正义和良知、具有崇高神圣色彩的中医形象的彻底异化，其实也是借医言“政”和言世，中医形象仍然在这里是借以讽世的符号，符号里是作家对中国社会大变带来的人心不古、世风日下、道德崩溃、知识分子大面积学坏和恶变——与抗战时期曹禺写《蜕变》时医生的向上向善、从医学救人到为国担责的良性蜕变完全相反——的世道社会，发出的超前的焦虑和忧思，是新的警世拍案惊奇。在八十年代中国商品经济大潮尚未波澜壮阔、教师和医生等神圣性职业尚未被颠覆和低矮化、官员贪腐和玩弄女性尚未大规模出现（那时尚无包养和小二小三等词语和现象）之际，刘恒就能以中医形象的蜕变表现中国社会将要出现的可怕的官德、民德、师德、医德、商德的败坏，并实际通过中医形象的恶变和癌变表达对社会的“索多马”化的预感和警醒，如今看来，是十分准确和令人震惊的。[⑨]中医的形象恶变里包含如此之多的内涵，成为新的隐喻，这是中国文学的幸运，但也可能是社会的不幸。
百年中华，中医多灾多难，屡陷存废之争的漩涡，文学艺术中的中医形象，亦多有变化，在国医、庸医、天使与变坏的妖魔之间，无不承担着隐喻时代与政治的功能，成为内涵复杂的文学化的政治符号，被动卷入了国家与社会巨变时代的是非善恶的价值漩涡，作为能指的中医形象具有如此复合性复杂性多元性的所指意义，这从一个侧面映射出现当代中国文学与政治的复杂联系，一言难尽，值得思索。
[①]杨念群：《再造病人——中西医冲突下的空间政治（1832-1985）》，第246，248-29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
[②]鲁迅：《忽然想到》，《鲁迅全集》第3卷，第45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③]杨念群：《再造病人——中西医冲突下的空间政治（1882—1985）》，第243-252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3月。
[④]《毛泽东文集》第七卷，423页，人民出版社，2004年。
[⑤] wen ge时期打倒和铲除道德伦理后建立的政治伦理，以阶级的亲情代替血缘亲情，所谓亲不亲，阶级分，就是这种政治伦理的术语和表达。
[⑥] [美]苏珊·桑塔格：《疾病的隐喻》，上海译文出版社，2003年。
[⑦]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也有类似的文学诉求，如四十年代开展最艰苦的时代，陈白尘就写有意医生为对象的《岁寒图》，通过医生形象寄托政治诉求和批判。此前也有夏衍的《法西斯细菌》和曹禺的《蜕变》等话剧，也有类似的借医生、医学以表达时代和政治诉求的作品。新时期开始还有通过西医献身精神与高尚人格讴歌知识分子的小说和电影《人到中年》，借医学以隐喻政治和时代，似乎已成传统。
[⑧] [德]马克思：《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71页，人民出版社1995版。
[⑨]让知识分子医生作家承担社会变化、无道德的市场经济时代社会道德崩塌的先坏起来的“坏人”角色，是大陆八、九十年代文学的共相，此后还有贾平凹的影响更大的将知识分子与西门庆角色混为一体的长篇小说《废都》，也是这种思路和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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