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评论 Art Review
艺荐｜批评家廖廖
论“艺术评论公司”的必要性
本文来源于雅昌艺术网 · 廖廖专栏 2016-08-10
▲ Arsenal, 1983–2016, Lead and mixed media, © Anselm Kief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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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想主义的80年代已经一去不复返，在这个意义上来说，所有对理想人格与道德的呼唤其实都是无效的呻吟，要做到改变现状只能是在制度层面进行突破，哪怕是撞击出一道裂缝。当代艺术圈应该有一些不遵守“潜规则”的人存在，更应该有一些撼动体制的尝试，不然当代艺术圈怎么好意思整天标榜自己的自由与野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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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90年代以来，“当代艺术批评”的失效与失语成为艺术圈的普遍共识。经过80年代的垦荒期，90年代的批评家群体初见雏形，但是很快其影响力与公信力都大打折扣。新世纪之后，当资本进入艺术市场，艺术批评更是沦为市场交易的一个环节，成为艺术品交易的附庸。关于“当代艺术批评”的批评已然是汗牛塞栋，虽然身在此山中，但是批评家们依然敏锐地看到批评界自身的问题：方法论与学科化的缺失、资本和权力的影响、人情江湖的桎梏……因此导致当代艺术批评的“失效与失语”。面对已然满坑满谷的“当代艺术批评”的批评，我们再继续一边撰写收费人情文章，一边道貌岸然地分析“当代艺术批评”的种种弊病，似乎已经没有太大的意义。重点在于如何从制度层面来解决问题。
批评界的种种弊端问题的核心在于：批评家的“独立性”。批评家因为江湖人情、高价酬金等缘故，不惜以自己的专业声誉为代价，为艺术家撰写种种夸张失实的“批评文章”，刻意抬高艺术家的作品的地位。这已经成为艺术圈的惯例，甚至已经是当代艺术体制的一部分。撰写吹捧文章最直接的后果就是让批评家失去“独立性”。在没有“独立性”的前提下，就算方法论有突破，也不过是为批评家写应酬文章提供弹药。专业批评的学科化建设再好，也不过是培养了一批熟练运用技巧写吹捧文字的后来人。依靠艺术批评奖的赞助，只是杯水车薪，各种艺术批评的基金也许奖励了批评家，但是并不妨碍得奖的批评家转过身去继续卖人情文字，奖项只是提高了批评家“卖文”的价码。因此，重点在于如何解决批评家的“独立性”问题，如何把吹捧文章和应酬文字从严肃学术中剔除出来。要解决这个问题，靠自律不可能，谈独立人格没有意义，每个人都可以发表“独立宣言”，但是并不妨碍转过身去就写吹捧文章。事实上，在江湖泥沼中没有任何人能够独善其身，凭着人格、良知说事没有意义，只有改变体制。没有独立的批评，无论是创造出来多少方法论都是用来写人情文章；没有良好的专业环境，无论艺术批评学科化培育出多少专业批评家，都没有一个能够抵得过资本的冲击。只有从体制秩序上做根本的变革，把人情文章、应酬文章与真正的学术批评明确区分开来，才是重建批评家信誉的重要一步。在现有的艺术体制下，要剥夺人情与酬金给批评家带来的好处，显然是与虎谋皮一般的不可能完成的任务。那么，是否还有别的解决方法呢？譬如说——成立一个“艺术评论公司”。艺术家可以在这个平台上寻找合适的批评家给自己的作品撰写“欣赏评论”，批评家可以放下“学术批评”的专业，只撰写“欣赏评论”文章。“欣赏评论”就是不带判断，不把作品放在艺术史的上下文中高估其位置，只有纯粹的“艺术家创作历程、作品形式的分析鉴赏，以及写作者的思绪感怀”的文章。“欣赏性的评论”只涉及欣赏与阐释，不涉及判断与结论，既满足了艺术家希望作品得到阐释与传播的欲望，也并不损害批评家的声誉。平台可以把收费文章与“学术批评”区分开来，只有干干净净的欣赏评论，没有暧昧含糊的捧场文章，只有清清楚楚的欣赏解读，没有夸张失实的人情文字。艺术家照样可以获得专业的解读——但是没有掺水分的“艺术史地位”的高估。批评家可以获得可观的报酬——但是不必以牺牲自己的专业信誉为代价。“艺术家广告公司”是对现有艺术体制的一个突破，但并不是试图重建一个批评体系，而是希望净化现有的批评系统，把现有的批评系统中的“人情文章”、“收费文章”剔除出来，让批评系统更加公正、纯净。让批评家的身份和信誉重新回归。也能够让批评本身尽可能地摆脱资本、权力与江湖的桎梏。只有避免成为资本的附庸、避免被江湖人情所绑架，批评最终才能回归自身，只有在独立的基础上，才可能追求方法论的进步、学科的建设。
“艺术评论公司”的平台对艺术家或批评家都有好处。首先，把“艺术欣赏”与“艺术批评”分开，并不意味着艺术家的作品就会减少在媒体上的曝光率。今天的现实是，所谓“学术批评”的密集性成为作品的合法性来源，作品评论的篇数、次数不仅意味着作品的曝光率，还成就了作品的合法性。但是此种 “收费批评”对艺术家而言也未必“文有所值”——因为圈内人都知道其中的水分。把商业广告与真正的学术分开来，不仅并不妨碍艺术家渴望的作品曝光率，还能解决人情文章与学术文章混淆的问题，真正提升学术批评的地位。对优秀的艺术家来说，这当然是好事，因为批评更专业更有说服力之后，收益最大的就是好作品。对于还有很大成长空间的艺术家来说，也是好事，因为有机会光明正大地找到批评家解读自己的作品。其次，“艺术评论公司”作为一个公开的市场平台，可以让年轻一代的批评家获得更多的收益。我们知道，有学术储备和写作能力的年轻一代很多人已经把职业规划定位为“策展人”，或者“网络写手”，因为严肃的学术批评收益极少，远比不上策展人的“权力”与收入，严肃的批评家也不如“网络写手”的轻松和出风头。对于今天的年轻的批评家来说，要么认同江湖秩序加入某个圈子，在大佬的提携之下，成为圈子文化的共谋者，期待有一天能够熬出头。要么完全放弃严肃的写作，投身于流行文化的潮流，用网络语言来编造一个个艺术八卦史的段子——潜在的批评学者就此流失。当我们拥有一个“艺术评论公司”的平台，年轻批评家的收入问题可以得到部分解决，既然能够光明正大地写“欣赏评论”赚钱，那就可以安心地写学术文章——严肃的批评学者的流失问题也可以得到改善。最后，在每个人都可以发声的自媒体时代，批评家如何用文字来吸引更多的潜在的艺术爱好者，而不是仅仅玩一个小圈子的游戏，对于这个问题，“艺术家广告公司”也能解决，既然是欣赏评论，不是学术批评，不妨用更加活泼有趣的文字来进行解读，谁说欣赏一件作品一定得正襟危坐呢？学术文章当然要规范俨然，欣赏文字不妨多元化。批评家在撰写欣赏文章的时候，能够获得更多自由，加入更多自身的感想，也许艺术欣赏文章真的能够成为独立于艺术品之外的作品，而不仅仅是艺术品与艺术家的依附。“艺术评论公司”当然不可能全盘推翻批评不独立的现状，首先不可能改变官方体制内的批评家的保守立场，他们依然会对先锋作品敏感，依然会避开颠覆传统观念的作品。对于官方体制之外的画廊邀请的批评家，也全然不会有改变，他们依然以策展人或者学术主持的身份撰写吹捧文章。但是，“艺术评论公司”可以给一小撮愿意改变现状的“野生批评家”一个光明磊落地生存下来的机会。并且，可以造成一个去中心化的局面，让以往在体制内或者画廊邀请的批评家不再是绝对的中心与权威。最重要的是，“艺术评论公司”的存在，让收费文章与学术批评冲突的问题彻底浮出水面，而不再是一种人人认同的“潜规则”。
当然，就算有了“艺术评论公司”，也不可能解决所有的问题，比如艺术家组织的研讨会，并且请批评家撰写的文章;画廊邀请策展人给艺术家办展和撰文……这些都不可能通过“艺术家广告公司”来进行。但是并不意味着我们没有办法在这些活动中剔除“人情”与“酬金”对学术的影响——倘若我们艺术圈的大多数人都有一个共识，能够把“批评”与“评论”区分开来，就能解决这个问题。批评(criticism)一词是16 世纪以来，由 “critic”(批评家)发展而来的。其希腊词根是krites，意为大法官，有“判断”、“裁决”的含义。收费文章显然不能带有批评(criticism)的判断和权威。如何把“评论”与“批评”清楚地区分开来是一个重要问题。通常的批评有三部曲，一是描绘、二是阐释、三是判断(判断这是不是一件艺术品，判断作品的学术地位)。作为收费文章，应该是描绘、阐释、欣赏。不应该加入自身的评价与判断——因为收费的评价有失公允，写作者只应该从图像学、社会学、形式或者个人情感来解读这件作品。而不应该把作品放在艺术史的上下文中“给予”其地位。这是收费的“评论文章”与专业的“学术文章”的区别。批评家的独立人格和独立学术都将建立在严格区分“评论与批评”的前提之上。没有这个严格的区分，观众与读者将无法判断哪一篇是你的严肃批评，哪一篇是你的人情文章。1992年的广州双年展上，批评家们也曾经制定过“公约”，具体规定了批评家的稿酬标准，希望由此“确认自身价值、走向市场并重组公共关系。”稿酬当然改善了批评家的收入，但是此类收费文章事实上也违背了学术文章的原则，重酬之下，批评家难以做到客观公正。批评家的文章固然让艺术家的作品获得部分“合法性”，但是却是以牺牲批评家的信誉为惨重代价。批评家的身份由此黯淡——谁都知道凭着人情和酬金可以获取批评家笔下的“学术地位”。在这种前提下，“坚持学术道德、建立学术共同体”只是一个乌托邦幻想。
作为号称追求颠覆与突破的当代艺术人，日复一日地沉浸在旧规则中，这实在不是一个自由与野性的艺术圈应该出现的情景。
倘若真的有一家“艺术家广告公司”，尽管不可能解决失语与失效的全部问题。但是至少让人们意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为解决这个问题提供一种可能性。最重要的是，这是对体制的真正的冲击，而不是停留在文字与语言上。
理想主义的80年代已经一去不复返，在这个意义上来说，所有对理想人格与道德的呼唤其实都是无效的呻吟，要做到改变现状只能是在制度层面进行突破，哪怕是撞击出一道裂缝。当代艺术圈应该有一些不遵守“潜规则”的人存在，更应该有一些撼动体制的尝试，不然当代艺术圈怎么好意思整天标榜自己的自由与野性?
近期展览与作品：隆里国际新媒体艺术节、台北展览“一切坚固的都烟消云散了”、巴黎“中法情色艺术联展”、北京“第三种复制：史金淞个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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