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洁 | 媒介研究的实践观：框架、路径与启示
摘要：随着媒介化时代的来临，媒介正全方位地切入并型构着多样化的社会实践。本文以近年来西方媒介研究的实践转向为缘起，通过对相关社会实践理论的梳理和批判，并借鉴实践理论在其他学科领域的应用成果，构建了以西奥多·夏兹金(Theodore Schatzki)实践理论为基础的媒介研究实践观，并对该实践观的基本框架和研究路径进行了阐释。文章最后讨论了媒介实践观的价值以及对我国媒介研究的启示。
关键词：实践理论、媒介实践观、二元性、媒介化、本土化
二十世纪后半叶，西方社会学理论迎来了一次新的“实践转向”（Practice Turn），涌现了诸如西奥多•夏兹金、安德里亚•里克维兹（Andrea Reckwitz） 和布鲁诺•拉图尔（Bruno Latour）等一批新学者。这次实践理论的新发展深刻地影响并推动了实践理论在消费社会学、环境政策研究、组织研究等研究领域的兴起。
将媒介作为实践的研究角度近年来在西方学界也开始崭露头角并逐渐受到重视。在我国，相关学者也开始注意到了通过实践对媒介进行关照的研究潜力与价值。媒介作为实践相关研究在中西学界的兴起预示了一种以实践为视角对媒介进行观照的全新研究视角。同时，社会学视野下相关实践理论的引入也使我们对媒介本体有了更丰富和深入的认识。
一
媒介实践观的基本理论认同
去中心化
随着后现代和网络化社会的到来，媒介已经广泛和深入地渗透到了社会生产生活实践的方方面面。因此，对于媒介研究而言，理论视角必须改变过去以媒介文本或实体作为分析中心的单一取径。
在这一背景下，库尔德利认为“实践”已经成为了一个可以承载和反映媒介去中心化现象的重要切入点，因此媒介研究也可以尝试实践转向，包括教育实践中的媒介使用，法律实践中的媒介应用等。他进一步指出，对于受众这一传统概念的理解和研究也应当开始应用发散性的思维和多元的理论视角。
△实践是媒介去中心化现象的重要切入点
当论及媒介与社会实践的关系时，库尔德利认为媒介既可以是某一社会实践的一个组成部分，也可以作为核心发展成为独立的社会实践。但是，在媒介研究的实践观中，其真正价值在于“它就人们行为与媒介的关系提出了一些开放性的问题”。王宜燕也认为“去中心化”的真正意义在于提醒我们今天的受众“不是使用、接触媒介，而是置身于、生活于媒介文化中”，因此必须关注人们在广阔的社会生活情境和脉络下与媒介有关的一切行为。
媒介去中心化的理论取向也引出了媒介实践观一个重要的研究问题——媒介的社会权力关系。这一研究焦点实质上是要通过以媒介为导向的社会实践勾连微观的人类媒介行为与宏观的社会权力结构，最终探索媒介作为实践如何一方面能动地型构社会权力形式与逻辑，而另一方面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情境又如何对媒介作为实践施加约束性。
去二元对立
媒介的社会权力关系问题实质上包含了一种二元互动的内在意涵，这也与社会学框架下实践理论的本质诉求形成了一种互为表里的关系。在实践理论框架下，社会行动者既不会被主观目的、信念、态度或情感所支配而成为绝对的理性自主个体，也不纯粹受制于具有外在性、强制性和普遍性的社会整体规范与结构而变得被动与无助。
消费社会学家Alan Warde（阿伦•沃德）将这一精神应用于消费者主体性研究，并认为消费者应当是在建构社会实践的同时也被社会实践建构着的具有学习能力的社会实践者”。同样地，在媒介研究领域，王宜燕强调受众主体在实践中既受制约但同时又具有反转结构的能力。因此，实践范式下的受众研究既有助于弥补“主动受众”研究传统对受众行为背后结构性因素的忽视，也会防止我们落入忽视受众能动性的文化帝国主义视角。
沃德进一步将把实践的“二元性”用以诠释消费者的消费行为模式。他认为，消费行为的差异化和类同化应当被看作“实践被如何组织起来的结果，而不完全是个体选择的结果，无论这个选择是自由还是受制约的”。这一原则实际上也催生了媒介实践观的另一个研究问题：受众和媒介用户研究中的行为模式问题。例如，里维拉（Rivera）和考克斯（Cox）曾针对墨西哥一所大学人力资源部门的工作人员如何使用内部通讯工具展开研究。结果表明新引进的通讯工具不受欢迎的根本原因在于人力资源这一社会实践的自身组织特征。
二
实践理论：如何体现二元性？
媒介实践观的研究问题实际上均指向了实践理论的二元性内涵。在实践理论研究领域，第一代理论家诸如吉登斯、布尔迪厄等为实践理论的开创在本体论和认识论层面奠定了重要的基础，而以夏兹金为代表的第二代理论家引领的新的实践转向则为媒介实践观研究的科学化和可操作化提供了更为重要的借鉴。
吉登斯与布尔迪厄的实践理论
英国社会学家安东尼•吉登斯和法国社会学家皮埃尔•布尔迪厄一直是社会实践理论研究领域的标志性人物。吉登斯实践理论的核心概念是“结构化” (structuration)。他将“结构”定义为规则(rule)和资源(resource)。布尔迪厄则发展了一套“结构主义建构论”(structuralist constructivism)，并试图通过对社会结构(场域, field) 和“结构化的结构性禀性”(习性，habitus)的结合来发展一种能“游走于个体与社会、主体与客体两极对立的辩证法”。
△英国社会学家安东尼•吉登斯
吉登斯和布尔迪厄实践理论的重要贡献在于用实践脉络把社会科学重新转向了“主客一体”的本体论基础，但如果落实到具体的经验研究则有一些先天缺陷难以克服，因此难以彻底地跨越二元对立。
首先，吉登斯和布尔迪厄的实践理论对于实践如何对行动者施加结构制约性的阐释在本质上仍然具有一定的客观主义倾向。贝拉德认为，吉登斯的实践理论本质上仍是一种“结构的固化”(reification of structure)。而对于布尔迪厄，由于其理论的逻辑起点是社会行动者的客观物质条件(objective condition)，包括“阶级”(class)、“群体”(group) 和“资本”(capital) 等。因此，“习性”则变成了一种决定于客观物质条件的“第二属性”(second nature)。
△法国社会学家皮埃尔•布尔迪厄
其次，吉登斯和布尔迪厄在对实践者能动性进行阐释时都陷入了方法论上的困境，因此他们在经验研究中很难有效地解释实践的二元性机制。在对实践主体的能动性机制进行解释时，吉登斯和布尔迪厄都以一种具体化的认知能力(embodied cognitive capacity) 作为对实践者能动性进行认识和理解的核心。但是吉登斯和布尔迪厄又不约而同地认为这两种认知机制是不能被行动者感知以及言说的，这就造成了社会科学研究在方法论上的困境。社会科学研究者无法令人信服地观察或收集到有关于实践者能动性的相关数据，因此具体经验研究也难以有效地进行展开。
西奥多•夏兹金:作为主客观组成元素集合体的实践
以西奥多•夏兹金、安德里亚•里克维兹和布鲁诺•拉图尔等人为代表的实践理论认为实践是一系列主客观组成元素的集合体，而二元性正体现于实践形成过程中主客观元素的彼此协调与互动。
美国社会哲学家西奥多•夏兹金认为任何社会实践都是一系列主客观组成元素的集合体，包括：基本理解力(understandings)、显性规则 (rules)、目的 (ends)、信念 (beliefs)、计划(projects)、感情(emotions)、情绪 (moods)、物质材料 (materials)、技术（technology）、技能（competence）和组织 (institutions)等。那么，在某个社会实践的形成阶段，行动者会带着自己的基本理解力、显性规则、目的等元素与其他必要的物质材料等客观元素集合到一起。然后，在一个长期的社会化和集体化过程中，这些主客观组成元素会不断地相互协调以至于行动者彼此会对该实践的运行规范达成“共识”和“默契”。最终，该实践的组成元素、运行模式和行动者互动关系得以形成并基本稳定下来。
△物质材料、技术是社会实践的主要组成元素
以夏兹金为代表的主客观元素集合体的理论取径在以下两方面对实践理论的进一步完善和合理做出了贡献。
第一，夏兹金用整体性和历时性的眼光将理论的重点落脚于实践元素相互协调并最终形成实践的过程，从而巧妙地兼顾了“二元性”的一体两面。夏兹金认为，实践理论的根本价值在于揭示“成功的共通知识的内化过程”。
第二，夏兹金将实践的二元性机制具体化为一系列主客观实践组成元素，不但较为客观地反映了实践的面貌，而且，这些可理解、可测量的元素也使得经验研究具备了操作的可能性。
三
媒介实践观的研究路径
研究对象
媒介实践观的“去中心化”以及“去二元对立”取向引出了两大研究问题：媒介社会权力关系与媒介行为模式。媒介的社会权力关系无疑是要通过人们的媒介行为去实现，因此，用户的媒介行为模式是媒介实践观研究的逻辑起点。但是，如果只是简单地对用户媒介行为模式进行客观描述或类型化分析，则无法体现实践理论二元性的内在意涵和要求。
因此，媒介实践观研究首先应当从实践的组成元素入手，着力发现实践形成发展过程中主客体元素的协商机制以及起关键作用的核心元素。在知其然且知其所以然的基础之上，再对媒介使用行为模式问题形成独具“二元性”的发现和理解。例如，顾洁对YouTube用户行为模式的研究表明，在YouTubing实践形成过程中，YouTube技术、YouTube管理团队和用户技能是三个核心元素。这三个核心元素的不同组合机制也造就了YouTubing实践者四种不同类型的行为模式。
△YouTubing实践的核心：技术、管理团队、用户
媒介的权力关系正体现在媒介与其他实践组成元素的互动机制之中。这种互动既可以发生在以媒介为中心的实践的内部，也可以横跨社会生活空间中彼此交织的多种实践。因此聚焦于实践元素的分析路径使得媒介实践观研究具备了对从宏观到微观媒介社会权力进行分析的能力，也使得实践成为了库尔德利所谓勾连媒介文本分析和政治经济学分析的“中介物”。
具体而言，媒介实践观研究应当能够从社会实践运行特征和机制的角度对以下媒介研究的领域或问题提供新的视野和思路（见表1）：
研究领域/问题 | 实践运行特征和机制 |
媒介使用动机研究 | 参与社会实践 |
媒介采用研究 | |
用户媒介使用行为模式研究 | 实践行为模式与表现 |
传播技术史研究 | 社会实践的变迁与例行化 |
媒介法律、政策和管理研究 | 实践运行规范/组织实践 |
媒介生产与接收研究 | 实践运行机制 |
△表1：媒介实践观的研究领域和问题
研究纲要
1. 确定媒介与社会实践的角色关系
媒介与社会实践发生关联的方式基本可以分为两种：第一，媒介核心实践。媒介作为某一社会实践的核心组成元素，例如YouTubing实践，数字音乐实践等。第二，媒介参与实践。媒介作为次要组成元素参与到某个社会实践中，例如媒介通讯工具参与到人力资源实践，视频游戏使用参与到青少年日常生活中的游戏实践（play practice），媒介使用参与到身体实践 (bodily practice) 中。
2. 确定实践的空间边界
现实生活中由于媒介作为实践不无例外地处于相互交织的社会实践关系网中，而且只有把媒介放在与多元社会实践的互动机制中去考察我们才能更好地理解媒介与实践的社会权力关系。因此，媒介实践观研究在研究过程中需要考虑运用更宏观的视角审视媒介在社会空间中与多元实践的交织互动关系。
对于社会科学研究而言，要想对日常生活中的社会实践进行全面考察,一个较为可行的方法是借用布尔迪厄关于“场域”的概念，尽可能地对研究中可能涉及的多元实践施加一个社会空间层面上的限制。例如，肖夫（Shove）与潘扎（Pantzar） 以兰开斯特大学为空间边界研究地板球实践在英国的扩散与采用，并发现地板球实践与教学实践的互动关系对教职人员如何参与地板球运动有重要影响。
△丰富的媒介实践
3. 确定实践的时间边界
运用实践理论的重点是揭示行动者如何嵌入某一社会实践形成、发展甚至是变化的历程。所以，必须以实践整体发生、形成、发展、再生产甚至是消亡的过程为研究脉络。在经验研究中，我们对于某些媒介实践可能无法全程追踪其发生、发展到消亡的过程。因此，较为可行的方法是，截取实践发展轨迹中的一个片断，进行伴随式的跟踪观察与研究。
这个时间片断的选取首先最好能够涵盖行动者参与某一社会实践的过程。其次，实践发展过程中变动和变化最剧烈的时间段也是应当被关注的重点，例如例行化实践运行模式被打破的时候。
4. 展开过程化与整体化的分析
实践理论的目的在于揭示实践行动者共通理解力形成的过程，以及在这一过程中起到关键作用的核心元素。因此，应当采取一种过程化与整体化的分析。只有在变化发展的过程中，那些起到主导作用的核心实践元素才能凸显出来，实践者的行为模式也最容易因为实践整体的变动而出现差异化和变化。而研究者实际上也因此获得了一个考察实践结构性与能动性相互激荡的一个良好契机。这种兼顾个体与整体的取径实际上正是实践理论二元辩证要求的体现。
对于实践核心元素的探索，夏兹金强调对实践中涉及到的组成元素都予以同等程度的重视。那么，对于到底哪些元素对实践的形成起到了决定性作用这一开放性问题，过程化的分析可以通过对比的研究方法来分析不同元素在实践发展相同或不同历史阶段所起到的作用，从而凸显出多元组成元素各自的角色与作用。
在确定了实践的核心元素之后，研究者应当进一步分析行动者是否以及如何对所共同从事的同一实践有差异化的理解方式或行为模式。这一分析实际上体现的是实践二元性中个体主义的面向。但是，即使是探索行动者个体之间行为模式的差别，过程化与整体化的分析也不可缺席。
研究方法
实践观的研究要通过系统化的、细节化的和抽象化的描述对实践的建构和组织过程进行深入的描摹和理解。对实践建构过程的理解必须采用主客二元统一的方法论，研究者和被研究对象之间不能再次形成一个二元对立的关系。面对这些方法论层面的挑战，夏兹金和吉登斯都认为行动者对自身的实践行为是具备反思能力的。此外，夏兹金还认为，置身事外的观察者很多时候比身处其中的行动者本人对实践活动有更好的理解力。鉴于这些条件，又考虑到主客一体的研究立场，一种综合了反身式参与观察和深度访谈的复合研究方法是我们了解实践较为适宜的研究方法。
对于参与观察法，实践理论框架下的研究尤其需要强调让研究者亲身从事实践。而且，对于媒介实践而言，研究者的亲身参与在媒介赋权的今天不但已经成为可能，而且更加必要。
当然，在反身式的参与研究中，一个客观叙述和分析的研究框架也是十分重要的。豪克尔（Halkier）与简森（Jensen）和王宜燕都认为，访谈法可以和参与观察互为补充。实践理论同时还要求研究者以主客一体的身份介入实践。因此，王宜燕提出应当将质性深度访谈和俗民方法论的会话分析(conversation analysis) 结合起来。
四
媒介实践观：价值与启示
媒介实践观的价值
媒介实践观在西方的崛起不仅得益于其以“去中心化”的视角准确地反映了当前“媒介化”时代媒介切入和影响社会实践的多个维度，而且其以“二元性”的本体论观点较为全面和辩证地反映了媒介行动与社会权力的互动关系。
随着媒介逻辑对社会生活的全方位渗透和社会制度全方位的改造，围绕着媒介所展开的社会实践已经成为了一个重要的“中观”载体和“扭结点”，将与媒介相关的各种社会制度权力和人们的日常媒介使用行为联系在了一起。
因此，从这一角度说，媒介实践观的重要价值在于其形成了对长期束缚传播学发展的媒介功能主义的重要挑战。这一挑战的形成不但扩大了媒介化时代媒介研究的议题，而且还可以让我们用实践的角度重新审视既往传统研究范式下的诸多经典议题。
媒介化理论的重要贡献在于超越了传统的以时间为面向的媒介逻辑，而把“传播活动与其所嵌入的以及所生产的特定空间情境结合起来”，从而实现了从“技术逻辑”到“实践逻辑”的转换。对于媒介研究而言，实践理论更好地兼顾了当下媒介化社会中媒介行为在时间和空间维度上的一体两面性，通过对实践决定性组成元素和权力关系的辩证考察，“在‘媒介－人－社会’的‘三元辩证法’中建立了一种共存共生的关系和整体性理论框架”。
从社会科学更为宏观的层面来看，媒介实践观与媒介功能主义的关系也并不能简单理解为超越和被超越的关系。从本质上说，二者都是反映主体行动和社会秩序的宏观本体论框架。媒介实践观实质上已经具备了弥合传播学实证主义和批判主义范式鸿沟的潜力与可能性。更进一步说，媒介研究的更新和再造不但要重新梳理和调整既有范式的关系，也需要加强与其他各学科理论方法层面的融通。
借鉴与启示
媒介实践观以其全新的理论视角和研究对象为媒介研究注入了新鲜的血液，因此近年来在西方已经越来越受到重视。同时，媒介实践观的研究目的实质上是有关媒介和传播本体层面的问题，具有跨越不同社会文化情境的可行性。
第一，实践理论强调在复杂社会空间里一系列主客观组成元素之间的协商与互动，这些元素不但包括与“人”相关的“精神”元素，也包括一些重要的“非精神”元素，比如材料设备或实践技能等。诺尔-塞蒂纳（Knorr-Cetina）甚至认为在某些人类社会实践中行动者的精神和情感状态相比于物质材料而言几乎无足轻重。而拉图尔的“行动者网络理论”则为我们描绘了一个相互依存和紧密关联的物质网络世界。因此，从这一角度出发，对于当前的媒介实践来说，愈加先进和复杂的数字网络技术设备扮演了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拉图尔在实验室研究基础上构建出了“行动者网络理论”
此外，值得我们关注的另一个重要的“非精神”实践元素是行动者的实践技能。笔者认为，实践技能可以定义为“人们从事实践所需要掌握并且被差异化掌握的知识和能力”。那么，在未来的媒介实践研究领域，这一问题还可以和媒介素养 (media literacy) 研究相互参照和借鉴。
第二，虽然媒介实践观主张跳出传统的“文本-受众-效果”研究框架，虽然如今的媒介已经越来越从媒介文本发展成为日常生活中具有物理意义的产品，但是，媒介文本的角色和作用依然不能被完全摒弃。从实践观的理论逻辑出发，未来的研究需要尝试将文本作为一个重要的组成元素纳入整个实践的运转机制和权力关系中。这一路径实际上要求我们不是再简单地关注所谓“编码”和“解码”实践，而是应当具有一种打通和勾连媒介生产研究、受众研究、符号学和媒介政治经济学的视野。未来实践观指导下的媒介文本研究最重要的挑战在于如何将“文本”这一静态元素与媒介生产者或受众的“动态”行为相结合，从而使得媒介文本具有作为某一社会实践的资格和潜力。
△斯图亚特·霍尔针对电视话语提出了编码与解码论
借鉴媒介实践研究范式同时还需要注意结合我国自身的政治、经济与文化环境特征，在理论引进过程中防止出现只进行理论的重复性检验而不愿基于本土情境进行理论再造的“内眷化陷阱”。
从这一思路出发，寻找当前我国媒介实践的独特议题和变量成为关键。从表1所列媒介实践观的研究问题来看，我们在媒介使用动机和采用研究上可以进行尝试与突破。例如，在当下我国积极践行的媒体融合事业中，受众的媒介使用动机有没有什么新的变化？针对这一问题，我们会发现国内很多媒体目前都在尝试将传统的媒体内容生产与多元化的政务和生活服务进行“融合”。那么，媒介实践观在看待行动者实践参与的问题时，有一条研究路径专门指向实践者多元的社会实践互动关系。根据这一理论逻辑，我们可以将受众的媒介内容接收动机放置于他们所从事的政务参与实践、生活实践中去考察，从而在更深层次探寻当下我国媒体融合的政治经济文化意涵。
△上海电视台推出全媒体民生服务平台“新闻坊+”
除此之外，从实践运行规范的角度来看，我国的媒介实践在管理层面更多地受到政治和文化变量的影响。以互联网管理研究领域的媒体版权管理研究为例，有学者指出自孔子时代以降的传统集体主义和分享精神给中国现代版权制度的形成造成了一定障碍。但是，同时也有研究指出，集体主义文化精神并不是中国互联网用户习惯于使用盗版软件的推动力。实际上，这些有关版权的文化传统和共识正是实践理论框架中所强调的“共通理解力”。那么，这些兼具独特性和复杂性的“本土”实践元素是否会对互联网管理实践形成新的规范体系，从而更新我们对互联网管理研究在理论和实践层面的认知？这一议题实际上也触及了我国媒介实践相对于西方语境的独特之处，从而为媒介实践研究范式本土化探索增添了更为丰富的研究素材。
总之，如果实践理论更多地是在本体论层面提供一种具有普世意义的理论以对社会行动和秩序进行关照，那么媒介实践观的发展和完善必须还得学会从媒介技术内容的独特性以及实践背后政治文化情境的在地性入手，探索媒介实践的独立品格与特征。这一目标的价值与意义将不单是在传播学学科层面，更是在今天全球化背景下愈来愈丰富和多样的媒介实践层面。
作者介绍
顾洁：中国传媒大学新闻传播学部电视学院副教授，新媒体编辑教研室主任,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博士。
本文系2016年北京市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受众参与框架下提升北京市政务新媒体影响力研究”的阶段性研究成果，项目编号：16XCC020。
本文系简写版，参考文献从略，原文刊载于《新闻与传播研究》2018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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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来源于网络
学术顾问／吴炜华
编辑／常秋水
美编／邵暨阳
主编／丰 瑞 郑 石
监制／顾 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