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未来的新闻人大家好！
赛程过半，恭喜大家坚持到现在~
这期节目我们有幸邀请到了七位来自近现代报界的行业精英，那么谁是你的理想导师？你又想获得谁的言传身教和思想引领呢？有请他们一一登场！
王韬是中国近代著名报人和报刊活动家，也是我国新闻史上第一位报刊政论家。他1857年参加《六合丛报》的编辑工作；1874 年在香港创办了我国第一家政论报刊《循环日报》。他的政论反帝爱国，鼓吹强中攘外、变法自强。其政论文体不拘一格，有所创新，被发展为一种新的报章文体，后发展于梁启超，对当时的文坛和以后的维新派领导人影响较大。
他的部分政论文章后收编为《弢园文录外编》，成为我国最早的一部报刊政论文集。他关于办报的言论代表了维新变法前报刊理论的最高成就，奠定了近代报刊理论的基石。
我生在苏州府长洲县甫里村，家父是私塾教师，很早就叫我背诵四书五经，学做八股文了。咱那年代，科举就是参与政权的唯一通道，也是衡量读书人能力的唯一标准。
我自17岁昆山科考拔得头筹，考中了秀才之后，就屡战屡败了。人嘛，谁还没有年少无知的时候，我当时一直觉得中国位居世界中央，统摄八方，西洋国是遍地生长怪物的地方。西方有种羊羔是从泥土里生长出来，脐带连着土地，见人就发出阴森发瘆的怪笑。
我20岁的时候，恰逢家父生病，我去上海看他，也去参观了英国传教士麦都思主持的墨海书馆，那里许多的新奇事物让我大感惊艳。麦都思也邀我来书馆工作，可我一介书生，就算入不了仕途，也不愿当洋奴遭人辱骂。无奈家父第二年因病辞世了，家里的经济来源顿告断绝，我总不忍心让一家八口忍饥挨饿，只好应了麦都思的邀，也因此认识了不少懂得西学的朋友。没过几年安生日子，我因为化名黄畹上书太平天国被发现了，成了“圣朝之弃物，盛世之罪民”，被清廷抓捕。幸好有麦都思一众洋人帮我，我一路逃到了香港。
1867年冬天，我开始漫游西欧，历经了数十国，还在英国住了两年，大大改变了我对西方的看法，加深了对西学和西方政治的了解。我尤其注意到西国的富强是与舆论活跃、信息公开和报刊发达互为因果的。我发现泰西诸国报刊的社会效用明显，“僻壤偏隅无不遍及”，与清朝“堂帘高深，舆情隔阂”迥异，西国则“开诚布公，相见以天，必谨必速，毋诈毋虞”。
1870年新年刚过，我终于踏上了回国的旅程。1874年，我在香港创办了《循环日报》，写政论文章，号召国人反帝爱国，变法自强。咱的社论和著述得到了越来越多人的喝彩，也常有官员主动上门来征询我的建议。不做高官也能做大事，报人这职业让我展了鸿鹄之志，这是我从来没有想到的。
❶ 办报以立言，通过报纸来宣传其变法自强的政治主张。❷ 报纸的功能有四项，即使“民隐得以上达，君惠得以下逮，达内事于外，通外情于内”。
❸ 呼吁朝廷放宽言禁，允许民间创办报纸。
❹ 报纸的文风应该是直抒胸臆，词达而已。
❺ 报纸的编辑人员应该是知识广博的“通才”，报纸的主笔“非绝伦超群者不得预其列”，他们应该品德高尚，持论公平
梁启超是清末影响较大的资产阶级报刊政论家和宣传家。他一生从事报刊活动27年，主办17种报刊。他的文笔犀利，议论耸动，是当时言论界之骄子，我国报刊史上一位具有划时代影响的人物。
他师从康有为，参加了著名的“公车上书”。1895年于北京主编《中外纪闻》，在舆论界初露锋芒。1896年创办《时务报》，大力宣传维新变法，为《时务报》撰写的政论文章，开创了“时务文体”。
戊戌政变后逃亡日本，创办《请议报》《新民丛报》，鼓吹保皇立宪。他的办报实践对近代新闻事业的发展具有重要贡献，其新闻思想对当时的报界产生过很大影响。听说我是考卷上最常和大家见面的导师了，各位没看过我写的书作，也该背过我办的报纸。人们常把我与恩师康有为相提并论，其实我们最大的差别在于：有为太有成见，启超太无成见，其应事也有然，其治学亦有然。所以说我流质善变，我是不反对的。
但我每年平均写作三十九万字，无论是疾呼变法图强、宣传西方文明，还是提倡君主立宪、开通民智，我的中心思想是什么呢？就是爱国；我一贯主张是什么呢？就是救国。当年我在《时务报》上写政论文章，讲维新派改革的主张、讲亡国的危险。六月的酷暑天，洋蜡烛都热得软化了，我一个人在小楼上挥汗执笔，一个人做的是去年七八个人分着做的活儿。那段时间《时务报》盛行，数月之间，销行至万余份，为中国有报以来所未有，举国趋之，如饮狂饮啊。
后来维新变法失败了，我只好逃亡日本。我在那儿接触了许多西方政治学说和资产阶级自由民主的理论，加上我当时正在同孙中山等人讨论两党代表合作的问题，思想上受到革命派的影响 , 资产阶级改良派的思想逐渐向资产阶级革命派的思想转变。
在日本旅日侨商的资助之下，我又在横滨办了《清议报》和《新民丛报》。办《新民丛报》那5年半多的时间，是我工作最勤、撰稿最多、声誉最隆的时候了。我每天编排报用的全部稿件，还自撰政论5000多字。
我常常和弟子辈开玩笑说，你们玩两天的时间，我一本书都写完了。我的知己黄遵宪也在信中与我说，《清议报》胜《时务报》远矣,今之《新民丛报》 又胜《清议报》百倍矣。害！好汉不提当年勇！同学们记住，少年强则国强，未来还看你们的！ 国人第一次办报时期：主要集中在《论报馆有益于国事》一文中，核心是报纸“去塞求通”的功能。通是指上下、内外的沟通交流，一方面改变闭关自守的状态，向西方向学习；另一方面也体现了资产阶级期望参预国政、谋求民主的愿望。梁启超还把“去塞求通”概括为报刊的“耳目喉舌”功能，讲社会比做人，报馆就是人的耳目喉舌。
维新派海外办报时期：主要集中在《新民说》《新民丛报章程》等文章中。
❶ 归纳了报纸的两大职能：对于政府为其监督者，对于国民为其向导者；
❷ 提出一张完善的报纸应该具备的四个条件：宗旨定而高，思想正而新，报事速而确，材料富而当；
❸ 确定消息和评论两种文体区分的准则：新闻报道应具有“博、速、确、直、正”五个标准，评论应该具有“公、要、周、适”四条标准；
❹ 从传播媒介的角度提出并论证了“浸润”和“煽动”两种宣传方式。浸润即是使读者耳濡目染，潜移默化，逐渐接受论者的观点；煽动即是故作惊人之语，使读者猛省。
黄远生是民国初年杰出记者，戈公振称之为”报界之奇才”。他是中国新闻史上第一位政治记者，重采访，讲求真实客观，拉开了新闻本位时代的序幕。
在新闻业务上，黄远生以擅长新闻通讯而著称于世，被誉为中国新闻通讯的奠基人。1912年其被《申报》聘为驻京特别通信记者，因其通讯在《申报》“北京通讯”专栏上以“远生”为署名发表，又被称为“远生通讯”。
黄远生新闻通讯的特点表现在题材重大，记载详实；针砭时弊，忧国忧民；细致详尽，有隐毕达；通俗自然，不拘一格。其友人将他的文集整理，出版了《远生遗著》，是中国第一部通讯集。我中学时代读到日本福泽谕吉的一本论集，当中有篇文章论述为人当独立自尊，这话是我毕生的追求。
我本名黄为基，18岁时被亲人苦劝去参加了县试，20岁时便成了大清国的末科进士。虽身在科举时代，我却绝无做官的思想，于是辞去了河南“知县即用”的官衔，去日本留学。
1909年回国之后，我凭着翰林和留学生双重身份被安排在邮传部任职，同时也被聘为远东通讯社的通讯员。我眼见当时政坛混乱，官僚明争暗斗，社会民不聊生，恰巧我的江西同乡李盛铎从欧洲回来，对我说: “西人谙近世掌故者，多为新闻撰述家。”我便决定革命既起，吾之官乃与满廷俱毕。嗣后即立意不做官、不做议员，而遁入于报馆与律师，做个为民请命的新闻记者。
当时的报坛上，各家报纸为一党之利，极尽妄论是非、信口雌黄之能事。辛亥革命的暴风骤雨也让借题发挥的政论家再也不能取信于民。我向来很看重新闻报道的真实全面、客观公正，对那些要钱畏权、有意造假的所谓的 “记者”嗤之以鼻。在给《申报》写的“北京通信”上，我报道详尽，不偏不倚，极力摆脱政论文章的过分张扬。
民国初年，报社记者的社会地位还很低，没有机会接近北京的达官显贵和社会名流，但我作为翰林留学生，在北京的采访如鱼得水，也获得了些名声。
1915年 ，袁世凯意欲复辟。当时袁世凯总统府的一位内史直接找到我，要求我作文鼓吹帝制。我手足无措，一连拖了七八天，才写出一篇似是而非的文章。这违心之论，实在叫我备受煎熬。
但袁氏看了并不满意，又叫人示意我再作。我实在走投无路，匆匆和友人告别，南下去上海避祸。9月6日，我发表《启示》，宣布辞去《申报》通讯及上海《亚细亚日报》之预约总撰述。
经过一番沉思，我为自己立下了新的生活目标。抵达上海不久，我便准备去往美国，期待开启我的新生活…… ❶ 在中国实现有保障的平民言论自由；报纸能够发表不受任何党派操纵的“不党之言”❷ 黄远生提出作为一名好的新闻记者，应当具备的一些基本素养，即“脑筋能想，腿脚能奔走，耳能听，手能写”，其被称为“四能说”。
邵飘萍是民国初年极具声望的进步记者，中国新闻史上罕见的全才。他1912年在杭州担任《汉民日报》的主笔，正式投身新闻界；1913年因反袁活动被捕，后东渡日本求学，创办了东京通讯社；
1916年回国后成为《申报》驻京特别通讯记者，凭借专电和通讯闻名新闻界，并创办了北京新闻编译社；1918年创办《京报》，自任社长，并与蔡元培等人创办了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
其政治上反袁立场坚定，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后被张作霖诱捕杀害。其精于采访和写作，著有我国第一部新闻采访专著《实际应用新闻学》，对我国新闻事业发展贡献极大。听说不少同学想为我的故事流泪。
若还要说什么，我只想再说一句，余百无一嗜，惟对新闻事业乃有非常趣味，愿终生以之。 ❶ 邵飘萍认为，报道新闻是报纸的第一任务，记者在报道新闻工作中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❷ 报刊评论，应当从新闻事实出发。这个观点历经半个多世纪的实践检验，证明是正确的。
❸ 重视社会新闻的采访。
❹ 新闻记者应注重业务素质的培养。邵飘萍认为“品性为第一要素”。
❺ 新闻事业与新闻学研究的关系问题。邵飘萍在《新闻学总论》中论述，新闻学的研究与新闻事业是“形”与“影”的关系。新闻事业必须有完善的新闻理论来作指导，新闻从业者应当掌握新闻理论知识，方能促进新闻事业的良性发展。
❻ 邵飘萍在《新闻学总论》中，尤其强调了新闻立法的问题。他主张使新闻纸享有“法律上充分自由”的权利。
❼ 强调新闻界不应当成为一个特殊阶层。
成舍我是我国著名的新闻出版家和新闻教育家。1924年创办《世界晚报》，1925年先后出版《世界画报》《世界日报》，报纸对外总称“世界报系” 。
成舍我1927年创办《民生报》，1935年创办《立报》，创我国有史以来日报销售的最高纪录。他也注意发展新闻教育事业，1933年在北京《世界日报》报社创办“北平新闻专科学校” ；1942年在桂林创办“世界新闻专科学校” ；1955年，在台湾发起筹办了“世界新闻职业学校” 。
我从事新闻事业77年，经历过辛亥革命、五四运动、北洋军阀割据、国共内战、八年抗战、台湾“戒严”“解禁”、大陆改革开放，20世纪中国一系列重大事件；也做过记者、编辑、主笔、总经理、社长、董事长，各层次各方面的工作。这记录不止中国新闻史，世界新闻史上也是无人能及的。（自豪脸）
我本名成平，舍我这笔名出自《孟子·公孙丑下》中那句“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我觉得办报就该有这大无畏的精神和改造国家的自信。
1919年，我在北京《益世报》上登了篇《福安与强盗》，讽刺安徽派系军阀，遭北洋政府忌恨，让报纸被封了三天，总编辑被捕入狱，我却受到了社长的青睐，五四之后做了《益世报》的总编辑，专写社论。
可1922年主管为了讨好军阀，删改了我的社论，我愤而辞职。两年后我当掉了大衣手表，用微薄的资金创办了自己的第一份报纸《世界晚报》。好在我自己能力不错，恨水兄在副刊上的小说也卖得走俏。有了这晚报的效益，不久《世界日报》《世界画报》也都相继诞生。
1930年，我赴欧美各国考察，那种大众廉价报刊篇幅短小、注重经营、受众面广的特点让我印象很深。我特别感觉到咱们中国报纸大众化的需要。近百年来，内忧外患，而最大多数国民仍若漠然无动于心，根本原因在于最大多数国民不能读报，不能了解本身与国家的关系。
要树立一个近代的国家，必须要树立一种风气，使全国国民对于报纸，皆能读、爱读、必读，然后国家的观念才能深入人心，国家的根基才能树立坚固，报纸也才能救国。咱们办报纸也要像这样，把报业作为一项现代产业来经营，要贴近群众，短小通俗，售价低廉，为国为民，不过欧美黄色新闻那套东西是要不得的，这也都是我办小型化报的思想。
1934年，我在南京办的《民生报》因为抨击汪精卫政府的媚日外交和包庇贪污而被查封。被关押在南京宪兵司令的40天里，汪精卫的党徒唐有壬劝我妥协。我十分相信这场反贪污斗争最后的胜利必属于我。我可做一辈子新闻记者，汪可不能做一辈子行政院长。
后来到了台湾，国民政府实施了三十多年的报禁，于是我断绝了办刊念头，把工作的重心转移到了兴办新闻学校。1988年报禁解除，我终于在90岁时，再次创办了最后一张报纸《台湾立报》。
❶ 坚持“小报大办” 的原则。❷ 重视副刊。
❸ 讲究经营策略，注重经营管理。
❹ 主张办报要不断开拓创新，提倡创新精神。
邹韬奋是中国现代著名新闻记者、报刊活动家、政论家和出版家。他在办报过程中，从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转变成坚决的反帝爱国者，最后成为一名共产主义战士。
他新闻实践丰富,1926年接任《生活》周刊主编，1935年在上海创办《大众生活》周刊，1936年在香港创办《生活日报》《生活日报星期增刊》，1937年在上海创办《抗战》三日刊，1938年担任《全民抗战》主编。
毛泽东评价他“热爱人民，真诚地为人民服务，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即著名的韬奋精神。韬奋新闻奖、韬奋出版奖、韬奋新苗奖、韬奋园丁奖都是以我的名字命名的。我生在福建一个日趋破落的官僚地主家庭。父亲在“实业救国”观念的影响下，希望我做个工程师。
可我实在对算数、物理一类的课程不感兴趣，反而读起报纸来津津有味，常常借阅《新民丛报》，后来也为远生的《北京通讯》着迷。小学最后一年，我便下了决心，自己宜于做一个新闻记者。
由于家道中落，我读书时就得常常做些兼职维持生计，对劳苦大众的境况深有体会。1926年，我接手了《生活》周刊，正式开始新闻工作生涯。当时的《生活》内容专业性强、发行面窄。
我一个人做主编、主笔，也做具体的编辑和采访，从普通老百姓的立场出发，舍弃了那些佶屈聱牙的贵族式文字，采用明显畅快的平民式文字方针，注重政治的清明和实业的振兴，代表人民群众，抨击社会黑暗势力。《生活》周刊的发行量猛增，影响也大了起来。
1933年，我当选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会的执行委员，被国民党当局列入了黑名单，被迫出国考察。在游历欧美各国和苏联之后，我发现在欧洲所谓的列强国家里，一面是少数人的穷奢极欲，一面是多数人在饥饿线上滚！我看清了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制度的根本区别，也坚定了在中共领导下争取民族解放的信念。我在国外随走随写，完成了《萍踪寄语》。回国后，我已经接受了马列主义，站在了无产阶级的立场上了。我办报纸、办书店，没有什么别的特长，就是担了一件事，我总是要认真、要负责，不然宁可不干。
我负责《生活》的七年，没有一次发生过“脱班”事故，生病了也要找个同事到床头来，逐句口述内容，由同事记下，我看完了清样再去印刷。报刊给读者提供的，不同于卖馄饨的“五芳斋”和卖糖果的“冠生园”，要提供有益的精神食粮。咱们要事业发达而不是想着发财，赚的钱来于读者，也要用于读者。
《生活》上办的《读者信箱》每年能收到两三万封来信。咱们同事一起给读者解决问题，建立读者卡片以便保持经常联系，这些来信和复信后来都以《信箱汇集》《信箱外集》等名义出版了。 ❶ 报刊是人民的耳目喉舌，应该成为实现民族解放大众解放大目标的工具。❷ 报刊要成为读者的好朋友，真诚地为读者服务。他采取的主要方式是认真处理读者来信，亲自看信复信。
❸ 办报刊要有创造精神，造成报刊的个性或特色，提倡把有益与有趣结合起来，寓教于乐。
❹ 文风要明显畅快。
❺ 重视经营管理和社会信用，处理好商业性新闻与广告的关系。
❻ 新闻工作者应有视事业如生命的精神、高尚的人格和真才实学。
范长江是我国杰出的新闻记者和社会活动家。他写过大量出色的新闻报道，担任过新闻机构的领导工作，为全国的新闻事业做出很大贡献。
1933年起范长江为北平《晨报》《世界日报》和天津《大公报》《益世报》等撰稿。1935年范长江以《大公报》旅行记者的身份，深入西北地区考察旅行，历时十个月，所写旅行通讯在《大公报》上连载，公开报道了红军长征和西北状况，引起轰动。
这些通讯后来编辑为《中国的西北角》一书出版。新中国成立后，范长江成为新中国新闻事业的奠基人和开拓者之一。我生在一个思想开明之家，从小没有吃过科举的苦头。1927年英美军舰炮轰南京，制造了震惊中外的“南京事件”，我因为示威游行被明令通缉了；后来我也参加了南昌起义，起义后和部队失散，在汕头成了街头乞丐，染上了疾病，差点丢了性命。经此种种，我产生了“从书中寻求解答”的思想，并为自己制定了从读书中找出路的方针。
1928年，我考入国民党中央党务学校，一入学便开始研究各国社会、政治、经济、历史、地理等方面的书籍。但现实很快把我从书堆里拽了出来。九一八事变后，全国燃遍了抗日救亡的烈火。
国民党鼻子底下的中央党务学校却无动于衷。我心灰意冷，悄悄离开了学校，若学习离开了现实，不能培养学生服务于人类、国家的能力，这和科举时代“诗词歌赋”的无用之学有什么差别呢！后来我又考入北大的哲学系，可当时的教授直言，哲学不是解决实际问题的。我实在失望，终于决定走出书斋，投入到现实的抗战中去。
我在天津《国闻周报》 上发现，江西苏区有一整套社会制度，不是国民党宣传的什么“土匪”、“流寇”，应该去江西做些调查研究，可惜蒋介石剿共的缘故，一直未能实现。
1934年红军被迫长征，我迫切感到需要解决两大课题，一是红军北上后中国革命的动向，二是抗战爆发后，作为后方的西北、西南的情况又会是怎么样呢？于是我和《大公报》报社商量，作为旅行记者，前往西北考察。我边行边写的西北通讯在大公报上发表，在全国引起了强烈的反响。
1936年西安事变爆发后，我预感中国政局将发生重大变化，决定去西安、延安等地采访。1937年2月9日晚上十时，毛泽东在窑洞中和我长谈。他介绍了中国革命的性质、任务和现阶段的总路线、总政策，让我茅塞顿开，解决了多年来使我困惑的阶级斗争，民族斗争等问题。我把这些采访写成了《动荡之中的西北大局》，发表在大公报上，冲破了国民党的新闻封锁，人们争相购阅。
1938年从武汉撤退后，《大公报》总经理胡政之想要给我配备专用的汽车、电台，让我跟随蒋介石的大本营行动，放弃拥护共产党的主张。我坚决拒绝了他的意见，并脱离了《大公报》。从此之后，我便积极向中国共产党靠拢了。 ❶ 其内容以政治局势为报道对象。他敢见敢言，以高度的政治敏感和新闻敏感，使报道内容既富有时代特征，又别开生面。他以公正的态度、独到的见解为读者提供了新的未知领域——延安和其在未来战争中的地位。
❷ 其文笔细腻生动，文史功底深厚，博用典故，广引诗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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❶ 个人基本信息：姓名，阶级立场，师承谱系；
❷ 业界地位：工作领域；
❸ 从业经历：在什么时间、任职/创办什么媒体、在期间做了哪些贡献 ；
❹ 评价：从新闻业务发展、人格特点、对于国家现代化的影响等维度进行评价，如果有著名人物的评语也可以加上去（例如戈公振评梁启超，周恩来评于右任，蔡元培评徐宝璜）。
❺ 新闻思想/办报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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