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首发于《美国华人》公众号
前言：陈霞芬是一位水文学家，无端被指控为间谍，虽然司法部撤销了对她的起诉，但她因此遭到解雇，事业生活都陷入困境。面对不公，她选择了维权，和美国政府打官司。陈霞芬胜诉了，但至今没能重返职场，今年1月18日，陈霞芬再次起诉美国政府，她的求诉已经超越了自我，她是为我们全体华人移民在抗争。几年来，陈霞芬得到了华人社区的巨大支持，今天，她依然需要我们的支持！
是个人成见，积怨，还是爱国主义用错了地方？
回想起来，以前我跟黛比•李（Debbie Lee）打交道的时候，她一直都不太友善。但我从没跟她起过争执，以前她为了她所在的美国陆军工程兵团的工作正式寻求过我的帮助。我们办公室曾经跟她的办公室和其他几个机构合作开发一个名叫“俄亥俄河流社区HEC-RAS模型”的大型水文模型。我向李索要数据时，她一次又一次难为我，还跟我们部门起过冲突。我们的管理层一再跟她解释说我要求数据是合理的，最终我们部门与她发生了激烈的争执。我们这边负责与各部门协调的管理人员向我们办公室的主管水文专家投诉，并表示在李道歉之前，他不会再跟李讲话了。
有了上面所说的情况，也许我跟李五分钟的通话正好给了她一个机会，她是要开始对我和国家气象局进行报复吗？我说不好李的真实动机。她到底是出于个人成见——因为我的族裔背景？或是出于个人积怨——因为她与我们部门有过冲突？还是她的爱国主义用错了地方？我和李、我的上司和同事间的交流都是非常开诚布公的，并且遵循了政府部门内部和部门之间的所有工作程序，以确保透明——哪一个头脑清醒、逻辑合理的人，会把这当成“间谍”行为？
李后来离开了美国陆军工程兵团, 晋升到国家气象局的上级单位——商业部，她从来没有说过一句道歉的话。
回答公众的询问正是我的工作职责
在国家气象局，我们向公众提供与天气和水流相关的信息和服务，诸如每天的天气预报和河流水位预测等。我们的职责就是服务公众。办公室每天都通过电话或电子邮件，接收来自政府、企业和公众的五花八门的问询。我们收到的问题有，“我们城市河流的水位现在有多高？” “明天我能去钓鱼或者划船吗？” 我记得第一天上班，电话铃声就响个不停，那时候河流泛滥，大家都想知道他们的楼宇和房屋能不能安全抵御洪水。回答公众询问是我们工作的一部分。不管谁接到问询电话，都要给予答复。如果你当时不知道怎么回复，就要去查找信息和答案。
我的工作单位给我和我的同事提供培训，以回答公众的咨询。那么我回答矫勇的问题犯了错误吗？我不这样看，国家气象局的同事们也不这样认为。事实上，国家气象局的使命宣言明确表示“国家气象局所提供的信息和产品构成了一个国家信息数据库和基础设施，可供其他政府机构、私营机构、公众和全球社区使用。”
当联邦调查人员向我的主管Trent Schade问到我解答校友咨询的所做所为时，他对我表示赞扬，说我在处理校友请求时合乎职业规范，尽心尽责。当被问及我是否违反了任何政策、协议或程序时，Schade说，“她做了一个优秀的员工应该做的：不断跟进。如果工程兵团无法分享信息，我们需要讲清楚。那种情况下，我期望她还是会确保外来的咨询请求得到处理；如果他人要求提供数据，不能放手不管。与工程兵团沟通，双方坐在一起，把问题解决了。”
无情的审判
在收到李的误导性的“间谍”举报后，美国陆军工程安全部门立即联系了国家气象局所属的商务部的安全部门。四天后，商务部成立了一个由七名安全人员组成的调查小组，调查小组的名字就叫“反情报/犯罪”。
这项秘密调查很快就开始了，在我毫无察觉的情况下进行了大约一年的时间。2013年6月，两名调查员出现在我的办公室。他们对我进行了连续七个小时的盘问。他们来之前我一直在工作，四小时不停歇地进行实时河流预测操作。在十一个小时的时间里，我一点东西没吃，一口水也没喝，也没能休息一分钟。调查员还告诉我，不能对任何人说起调查这件事，我不需要请律师。当时我并没有觉察到自己已经成为攻击目标，也没有意识到接下来我将会面临极大的麻烦。在那之前我从来没有过需要和执法部门打交道。他们没有解释为什么要问话，只是说有几个问题要问我。我尽了最大努力回答所有的问话。可是，他们围绕着一年前左右发生的事情，翻来覆去地问。我努力回忆具体细节，比如准确的时间和地点。但是经过好几个小时的问话，我已疲惫不堪，也非常困惑。有的细节我记不太清楚了，在他们给我看了几封以前的电子邮件以后，我才想起来。
三个月过去了。2013年9月，我去中国看望父母，那时候我父亲病得很重，我在中国期间他去世了。回到美国第一天上班，早上七点半左右的时候，主管说两名调查员又来了，要再跟我谈一谈。我去了会议室。他们上来就问，“你为什么要去中国？ 你都见了谁？你跟谁住在一起？” 这次，我感到受了侵犯。我心里说，他们为什么要问这样的问题？但我还是跟他们解释了，我的父亲病重，我在中国期间他去世了。得知父亲病重的消息我很担心，就匆忙安排去中国，看父亲最后一眼。他们又问了其他一些在我看来很荒唐的问题。我那时还沉浸在丧亲之痛中，对他们所问的无聊问题感到很生气。我对他们说，“你们一路从华盛顿跑过来，就是为了问我这些问题？” 我被惹恼了，估计这样让他们很生气。我再也没有收到他们的消息，后来我才知道他们已将案件升级到联邦调查局和其他情报机构。
2014年9月，我父亲病逝一周年的时候，我又去中国。我和我丈夫两人在纽瓦克机场通过安检马上就要登机时，被国土安全局的官员拦住。警员对我们的随身行李进行了特别搜查，并从货舱要回了我们托运的行李进行检查。飞机上几百名乘客足足等了一个小时，才让我们两人登机。机上的乘客们都不高兴地看着我们。坐在我旁边的人问我，“你们来晚了？” 我说是的，然后就不再吭声。我意识到出了问题，但又搞不清楚问题究竟出在哪里。
回到美国时，我们在纽瓦克机场又被拦住问话。当我排长队等着经过检查点时，几个特工来找我，把我带到楼上问话，然后他们就去了另一个房间。过了好久他们才出来，又把我送回楼下排队。我要在纽瓦克转机去哥伦布，结果因为耽搁太久没有赶上飞机，只好等了一夜坐第二天早上的飞机。两天之后，2014年10月20日，我在办公室被当众逮捕，正式遭到政府起诉。
政府在长时间的调查中没能抓到任何所谓“间谍”的证据，最初的指控一直围绕办公室里使用的访问一个政府数据库的密码做文章；我对那个数据库有完全的访问权限，当时我参与建立一个俄亥俄河的预测模型，用到这个数据库。调查人员问我的一位同事, 是不是他把密码告诉我的，同事说没有。他们还问我是不是用了同事的密码，我也说没有。调查人员把同事给我发密码的电子邮件拿出来给我们看，同事说，“看来搞错了，先生，那是好几年以前的事情了，让我好好想想当时的情况......”我看到那个电子邮件后，也回忆起了以前跟同事的交流。可能我的记忆力没有以前好了，不过我的同事也差不多，尽管他比我年轻十岁。在调查过程中，另一位同事也出现了记错和记混的情况。可我却被指控向调查人员撒谎。为了什么单单把我挑出来？就因为我是华人吗？
政府对我的起诉彻底地改变了我的生活。在遭到起诉的同一天，我就被停职了，我们的办公室立即更改了门锁的密码。邻居和熟人都疏远我了，他们搞不清楚我到底犯没犯罪。我家里也突然安静下来，没人打电话来，也没人登门。我感到前所未有的孤独，我想念家人，特别想我妈妈。我不知道我还能不能再见到她。
接下来的日子里，这个消息传遍了整个互联网，也传到了中国。网上充斥着这样的标题，“美国气象局水文学家秘密会见中国官员“、“国家数据库被攻破”、 “中国间谍”，等等。我寝食难安，每天都止不住地哭。我不想出门，怕见到人，甚至一个月都不敢出去买菜。然后，政府停发了我的工资，我没了收入。我觉察到我可能受到监视监听，我的朋友有这样的担心。哪怕是现在，我都没有足够的勇气讲述我和我丈夫是怎样熬过精神和心理上的创伤的。也许有一天我能够面对那段伤痛。
为回归正常生活，赢回工作和尊严而战
一周以后，我慢慢恢复了理智。我意识到，哭是无济于事的，我要为找回自己的清白去抗争。我是无辜的，不应该受到这样无端的对待。我打开起诉书，看看上面写些什么。看到起诉书中对案件的描述时，我感到非常无望，上面写着：“美国诉陈霞芬”。是整个国家跟我这样一个简简单单的普通人为敌？有多家政府机构参与了针对我的调查，他们使用了一些非常先进的间谍技术——以前我只从小说或电视中看到过这些手段。政府拥有各种随手可用的资源，而我自己甚至连律师都请不起。但我必须要请个律师，因为政府指派给我的公设辩护人没有处理这类案件的经验。我找到了一名非常好的律师，但他供职的律师事务所要先收一大笔定金，才能让他代表我出庭。我在中国的家人东凑西借，给我准备了定金。
我聘请的律师仔细审阅了我的案件之后，发现政府的起诉书中有几个严重的破绽，他提出了三项动议要求司法部撤诉。但检察官只是回到大陪审团那边“修正”案件中出现的严重错误，还找到另外一名检察官加入，并把对我的指控增加到八项！但是，经过大约两年半的反反复复的调查，对包括我每一位同事在内的证人的面谈，查看了我来美国后二十年的银行帐目、我的所有私人和工作电子邮件，加上在机场搜查的记录，以及通过安装在我电脑里的隐藏设备监视我的日常活动的记录，政府最终撤销了对我的全部指控。
是的，针对我的所有的指控都撤销了，但是，我的职业，我的名声，我的人生全都毁掉了。国家气象局不允许我回去工作，因为商业部现在要求终止对我的雇用。商务部宣称停我的职是为了促进联邦政府的效率。但是国家气象局的一位高官告诉我们的工会主席说我是一名出色的雇员。联邦调查局查阅了我二十多年来为政府工作的绩效评估记录，总结说我一直收到正面评价，我的表现非常令人满意，或者非常出色。我把全部心思放在工作上，尽我所能奉献给这个国家。我一直努力工作，保护公众的财产和家园，救助生命。我得到好几次贡献奖。可是到了现在，我却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无论我多么想把这个漫长而折磨人的噩梦抛在脑后，继续过我的日子，我依然在面对一个不确定的未来。
尽管发生了这些事情，我仍然会继续抗争，我要讨回我的工作，生活和我的尊严。在这场抗争中，我确实需要帮助——这是为正义而做的抗争，是为所有遵纪守法并努力工作的华裔美国人的抗争。我将非常感谢您提供的任何支持。谢谢！
——写于2015年圣诞节（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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