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晴：拓宽视域与旧题新解——近五年毛泽东研究述评（2016-2020）

拓宽视域与旧题新解——近五年毛泽东研究述评（2016-2020）

摘 要：近五年毛泽东研究领域成果丰富，初步形成多学科协同的研究生态，但不少研究仍存在重复性强、学理性有待提升等问题。在思想史与著作研究中还原历史语境，在事件研究中注重史料考辨，在理论研究中关注时代问题和哲学经典命题，并且借鉴其他学科与海外研究的方法，是做好“旧题新解”、开拓研究视域的可行经验。明晰问题意识，创新研究方法，推进扎实的史实梳理与理论分析，有望成为未来研究创新的趋势。

关键词：毛泽东；毛泽东思想；文献综述；研究视角；范式

近五年来，毛泽东研究领域稳步发展。根据中国知网的统计数据调查，近五年以毛泽东为主题的文章年均近三千篇，篇名含“毛泽东”的文章年均一千一百余篇，体量不容小觑，其中不乏问题意识清晰、理论功底深厚的研究作品。然而，不可否认的是，毛泽东研究的热度在整体上有所回降（见图1），存在部分研究重复性强、学术水平有待提高的问题。总结近年来毛泽东研究领域的主要特点和不足，概括研究中呈现的若干创新性选题方式与路径方法，展望未来毛泽东研究的新趋势，是推进毛泽东研究发展必不可少的工作。

中国知网上“毛泽东”关键词的关注度指数[1]

由于近五年每年的主要研究成果都已有分别的综述文章[2]，本文不再赘述近年各研究的主要内容，而主要总结选题趋势、研究方法，以期为未来的研究提供一定参考。

一、近五年毛泽东研究的主要特点与存在问题
回顾近五年来毛泽东研究领域的成果，可以发现以下特点：
第一，研究选题广泛全面，几乎覆盖并推进所有传统毛泽东研究的领域。在宏观的、“大问题”的考察上，相当数量的研究将对于毛泽东具体思想的分析置于有关社会主义思想发展、中国历史等大问题的思考上。例如，有学者研究指出，毛泽东构想的新民主主义社会既含有国际社会主义运动中落后国家走非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的理论关照，又具有在坚持社会主义理想的情况下立足中国实际的独创性，呈现出毛泽东关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创新在社会主义思想理论脉络中的特点[3]。在中观、微观研究中，与时事政治相结合的思想研究（如政治思想、经济思想、文教思想等）、历史事件研究、著作研究等传统范式都保持着一定的热度（典型研究详见后文）。一些相对冷门的话题因获取材料方式的拓展也进入了考察范围，例如，在国外毛泽东研究领域，过去受语言限制，多关注英美国家学者的毛泽东研究以及英美国家毛泽东著作的发行与传播情况，近年的研究则进一步覆盖了日本、印度等其他国家的研究情况与文本发行情况[4]。
第二，研究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普遍指向现实关切，回应时代的重大理论问题和现实问题。充分发挥党史以史鉴今资政育人作用，是毛泽东思想研究的优良传统。近年来相当数量的选题，虽然较少突破既有的历史认识，但是能够站在当今时代的高度以新的视角解读与阐释毛泽东思想，为当今的时政方针与社会问题提供借鉴，因而别具新意。例如，强化基层管理，创新基层工作办法，是近年党建的热点话题。有学者指出，“枫桥经验”中就地解决基层纠纷，最大限度地把问题解决在萌芽状态的取向，为当前加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提供了指导[5]。有学者进一步指出，习近平继承了毛泽东将人民内部矛盾控制、化解在“源头”的方法[6]。再如，近五年中美争端频发，有学者将毛泽东的反霸权主义方法总结为“不称霸，要备战，要团结，要避免两面作战，要发展”，指出其对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论和当下中美博弈的启发意义[7]。增强“问题意识”是当前政治工作与学术工作的共同要求。有学者回溯毛泽东处理问题与主义的方法（以主义引领重大问题的解决，通过解决问题来巩固和发展主义），指出当下强调的“问题意识”并不意味着脱离马克思主义[8]。再如，抗击新冠疫情是中国共产党的一次大考。有学者通过研究新中国成立初期由毛泽东所领导的华北鼠疫防治，指出加强防控体系建设，加强意识形态建设等抗疫原则对启示今日的抗疫仍有借鉴意义[9]。这些研究带有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的鲜明特点，为现实工作提供原则性指导。
第三，用学术讲政治，用学术框架支撑政治结论的能力进一步加强。用学术讲政治，不能是仅仅依托文件讲文件，引用个别经典词句、贴上某些概念标签就大功告成，而是需要为政治结论搭建逻辑严密的学理框架，回应解读中常见的困惑，澄清可能的误解。例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如何坚持、发展和创新毛泽东思想，这是一个具有阐释难度的理论命题。有学者从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的结合、对社会主义性质的坚持、意识形态建设、政治经济学构建、中华民族在世界民族中定位这五个方面把握住两人思想的贯通性，并指出之所以能贯通，是因为运用问题导向、打通历史现实与未来、以人民为中心、辩证思维等基本方法是一脉相乘的。这样的论证增进了政治结论的理解[10]。再如，“从严治党”的思想是在毛泽东过世后才被提出，那么“从严治党”的理论探索是否有必要追溯到毛泽东？有学者指出，毛泽东在注重党内国内作风、开展自我批评、发动群众整党等维度形成了一系列独创性治党理念和方法，为这一理念奠定了基本框架[11]。学者们还回击了抹黑党的领袖人物的历史虚无主义思潮。例如，毛泽东的国民党一大代表身份是合法合规的，与选举舞弊案无关[12]，《〈毛泽东选集〉真相》记载的所谓“真相”纯属作者杜撰[13]，博古早先不同意毛泽东随队长征不是因为私信阴谋而是因为同志间的观点分歧[14]，梅山为毛泽东改诗是子虚乌有[15]，毛泽东哲学核心不是斗争哲学[16]，警惕“心理还原论”解释毛泽东所有行为[17]等。这些研究有利于加深对现实问题的理解，维护了国家的意识形态安全。
当然，近年研究在取得丰富成果的同时，也存在瓶颈与不足。一方面，重复性的、缺乏学理性的研究过多。部分研究在形式上缺乏学术史梳理，在结论上与既有研究成果基本雷同。部分研究缺乏问题意识，有些甚至难以概括主要观点。部分研究满足于开头找一个新时代问题，中间套用一些缺乏新意的故事桥段或著作解读，结尾得出些毋庸赘述的道理或过于“现代化”的毛泽东形象。另一方面，“新瓶旧酒”式研究也有一定数量。这类研究生硬挪用了其他学科的分析方法，用时髦概念罗织史料，用学术化的用语包裹既定结论，存在进一步的提升空间。

二、 视域拓宽与旧题新解的若干路径
为了突破研究瓶颈，近五年深化毛泽东研究，推动方法论自觉的呼声相较往年更为强烈，仅人大复印资料《毛泽东思想》就转载有7篇探讨方法论创新的相关文章[18]。面对新材料挖掘难、新领域开辟难、新观点提出难的固有难题，这些文章指出，毛泽东研究的创新，要拓宽研究视域，做到“旧题新解”，形成更有学理性与现实针对性的研究成果。所谓“拓宽视域”，指的是将原本忽视但重要的问题纳入研究领域，将原属于其他学科的提问方式和研究方法与毛泽东研究有机结合，从而增进对重要问题的理解。所谓“旧题新解”，指在没有新材料的情况下(所谓“旧题”)，通过对照不同的历史坐标、思想谱系或社会发展规律，产生新的观察角度与新问题，增进、丰富对既有结论的认识(所谓“新解”)。本文整理并举例说明了若干近五年毛泽东研究中“拓宽视域”与“旧题新解”的方法，旨在为未来研究提供借鉴。
（一） 还原历史语境的思想史研究与著作研究毛泽东思想史研究，首先关注的是毛泽东的著作和文本。但仅凭文本内容本身与基本原理，容易陷入“过度阐释”或“仅依托文本研究文本”的困境。近年不少研究者，试图还原文本生成的具体的历史语境，联系文本生产中的思想因子在知识网络、人际网络中的来源，分析文本写作与改动的动机和意图，追踪文本产生后的演变效果，从而完成对思想史的考察。具体而言，思想史和著作研究形成如下几种路径。一是考察文本的写作动机，关注字面意涵与实际主旨或潜在动机的间距。尤其毛泽东的不少著作和言论带有明确的政治功能，还原文本生成的具体环境、政治任务与针对的写作对象对于厘清毛泽东的实际意图则尤为重要。例如，有学者关注到，虽然在抗战之前国内就兴起对持久战的讨论，而毛泽东写作《论持久战》的时机却是在抗战爆发后一年。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下，《论持久战》不仅是向全国阐明了共产党的抗战方针，而且统一了党内思想，说明了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军队和群众性游击战争在抗战中发挥的决定性作用[19]。有学者结合文本的结构、中共对国民党的军事批评提出不同意见：《论持久战》的主要言说对象是全国军民，尤其是国民党、国民政府和国民革命军的军政领导层，毛泽东确信源自红军反围剿经验的战法可以适用于国民党进行抗战[20]。再如，1947年11月至1948年3月毛泽东先后发给斯大林两封同是针对民族党派政策、主张完全相反的电报。有学者考证得出，前一封电报的动机在于试探斯大林的态度，促使苏共接受统一战线和联合政府的主张，后一封才符合毛泽东的真实态度[21]。再如，有学者指出，八大关于国内主要矛盾的正确结论之所以很快被放弃，与八大文件并非毛泽东组织起草、领导层尚未充分讨论有关[22]。二是考察思想的具体来源。传统探究范式在考察毛泽东思想的来源时，倾向于与马恩列著作、近现代重要思想家论述作间接的联系，近年，更多研究细致地探索了毛泽东思想因子在阅读史和人物网上的具体来源。例如，延安时期是毛泽东哲学成熟的关键时期，当时党内的理论工作者群体对毛泽东思想有促进作用，但究竟作用如何？有学者梳理了毛泽东在延安发起的哲学小组，分讨论唯物辩证法、构思《论持久战》、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三阶段探讨哲学研究小组的具体活动[23]。再如，考察对毛泽东产生直接影响的著作（尤其作为研究薄弱点的苏联著作）。例如，有学者探索了机械唯物主义者海克尔与毛泽东的联系，指出海克尔的一元论哲学影响了毛泽东，成为政治斗争的思想武器[24]。有学者基于毛泽东对《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的文本解析，指出毛泽东学习联共党史并非“求真”的学理问题，而是主要基于建构理论，统一全党走苏联道路思想的政治用意[25]。三是考察版本的演变。这一类研究近年主要包括三种研究范式。第一种是对文献版本与内容增删修补的考证和梳理。第二种考察的是领袖文本的经典化过程。具体而言，这一类研究在考证文献版本和增删的基础上，关注版本改动与汇编文献篇目增补删节背后的政治意图。例如，有学者借用文献学的方法研究整理了建国前毛泽东著作的各个版本。研究指出，从三十年代开始，毛泽东尝试对自身著作进行经典化，领袖著作成为高层调整政治地位的资源。四十年代开始，随着党内自上而下的学习机制的构建，毛泽东著作随着党内自上而下的学习机制而形成了经典化的详细战略并付诸实践[26]。第三种是研究版本改动的背后原因，尤其关注政策与政治思想的可能变化。例如，有学者指出，《论持久战》各版本内容变更的原因不同，有些是完善文章的需要，有些则是受国际国内形势的影响，不能一概而论[27]。有学者认为，《论十大关系》中理论与实践的反差不能简单用“背离论”、“局限论”来搪塞，该文本的经典化过程并非是思想完善化的过程，而是一个随着国家变化、政策变更而修改经典文本的过程[28]。近年版本研究热度居高不下。2017年“毛泽东著作版本及其经典化问题”研讨会在上海召开。2019年始，“毛泽东著作及版本研究研讨会”每年在韶山召开。这些会议见证了版本研究学术范式逐渐形成的过程。四是考察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与概念在中国化过程中的流变，尤其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等人转述马列理论中的差异和“为我所用”的改造。有学者研究指出，“文学为政治工具”论的文艺观实际不是列宁的观点，而是源于瞿秋白等人把“党的出版物”当作“党的文学”的翻译失误。毛泽东通过《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进一步将被误读的列宁思想改造和立法，形成了中国共产党的文艺政策[29]。有学者研究了《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中毛泽东对中国社会、中国革命和党的建设三方面问题探讨的时代论争的具体语境，以及在国际共运中的思想来源，突出体现毛泽东在回应国际共运共性问题时的理论创造力[30]。再如，有学者研究毛泽东对雇农的阶级分析，指出基于马克思主义传统、中国经济形态和无产阶级领导权合法性诉求等因素，雇农从最初的农业无产阶级被划分为农民阶级[31]。可以说，“旧题新解”的“新解”方法一般更聚焦于具体的历史情境。五是考察毛泽东著作的传播史、阅读史，立体了解毛泽东著说的历史作用。例如，有学者分析了《论持久战》的各方影响，指出社会各界积极回应共产党的“持久战”理论，甚至在国民党反共后仍出现直接引用国民党持久战主张，实际解释体系使用的是《论持久战》的理论框架。在宣传工作中，《论持久战》也衍生出经济、文化层面的补充论述，使之更加完整详密[32]。有学者分析了抗日根据地中下层干部与基层兵民对《论持久战》的阅读史，指出《论持久战》成为干部了解政策与统一思想的渠道，成为普通战士进行民族意识、政治常识与文化知识学习的渠道[33]。再如，有学者详细分析了抗战期间《新民主主义论》在沦陷区和国统区受到的围攻与附议，侧面说明《新民主主义论》的理论深度与价值[34]。有学者对《论持久战》作为建国后改造日本战犯学习材料进行调研，指出日本俘虏都能通过理论学习反省加害责任，从侧面说明了《论持久战》的理论说服力[35]。总之，关于阅读史的研究范式不尽相同，有的受新文化史影响更偏重强调读者在阅读中的角色与“阅读谁、如何阅读”下的权力关系，有的主要依托于近年阅读者方面的材料丰富。整体上，这类研究在关注对象上的重心下移（关注实际历史效果）的趋势是明确的。此外，近年关于宣传工作的研究也与毛泽东著说传播研究有相似之处，更加关注政治意图在实际宣传对象中的效果。例如，有学者研究毛泽东建国后利用政治仪式对苏联形象的建构，指出其中既有促进民众认同社会主义的主观愿望，又有策略化考虑[36]。有学者研究了《北京周报》在1958年到1976对毛泽东思想的宣传，指出对外宣传工作存在政治任务与市场（受众）导向的平衡困难[37]。六是考察抽象理论如何从领袖的思想“落地”至党内实践。例如，有学者梳理了毛泽东延安时期对党内意识形态工作的重建过程。面对当时以解读经典马列文本为行动合法性的风气，毛泽东将“理论与实际的统一”的思想方法作为提炼新意识形态的切入点，将评判的标准转向客观实际和人民群众，并且通过党内教育与整风运动推行完成[38]。总之，相较于传统的文本研究与模块化的思想研究，思想史研究与著作研究需要更多在社会历史情境下的“问题意识”。此外，近年研究相对薄弱的第一代领导集体的思想研究。目前这类研究多以某位领导人某方面的思想为主题（如周恩来统战思想研究、陈云党建思想研究等），实际也可以参照思想史的方法，就某一问题观察思想如何在领导集体与党内知识分子中生成，捕捉思想因子具体的演变过程。例如，有学者从党的理论工作者诠释《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案例发掘理论工作者在理解和阐释经典文本中的作用[39]，类似的选题角度可以拓展到党的第一代领导人以及高级干部对毛泽东思想的实际作用。但整体上，这一类文章数量少，部分文章虽然史料运用有新意，但结论创新度有限，值得进一步深入探讨。
（二） 注重史料考辨，精准历史叙事的重大事件研究历史研究是思想研究的起点和基础。只有深入了解毛泽东的生平轨迹，才能对毛泽东思想的演变沿革作出有根据的假设和解释，才能进一步探索思想的现实意义与理论价值。由于已有有关毛泽东的公开史料未有太大变化，近年事件研究中开创性的观点较少，但在具体领域亦有所推进。一是基于新史料深化毛泽东的立体面向，注重海外史料的搜集研究与国内已有资料的梳理。一方面，国外的部分史料仍有进一步发掘的空间。例如，有学者研究整理了1893年到1945年日本有关毛泽东的馆藏档案史料，指出日方关注到在不同历史时期毛泽东作为红四军指挥者、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推动者和抗战战略家的不同形象[40]。另一方面，国内的许多公开的文献资料尚未得到充分地重视，仍有一定空间。例如，有学者通过梳理近年来对《毛泽东年谱》的研究，提出其中存在一定问题，认为未来研究要更注重深挖毛泽东思想细微与鲜活的演变，综合参照各种文献资料[41]。有学者关注到1965年到1976年毛泽东的内参批示，指出批示的长短、措辞可作为考察毛泽东晚年对人物态度与思想变化的切入点[42]。二是梳理与分析重大事件历史评价。两个历史问题的决议为重要事件的基本定性奠定基调，学界对于某些重大事件的细节与评价有些许争议，其中一些是源于概念使用的差异，一些源于切入角度的不同，一些源于史料掌握的不足，需要学者进行进一步梳理。例如，有学者研究指出，关于遵义会议是否确立了毛泽东领导地位的问题，可以区分“遵义会议”与“遵义会议时期”分析。虽然会议本身没有推举毛泽东为党和军事的“总负责”，但在贯彻遵义会议精神的过程中，毛泽东发挥不可代替的领导作用，因此，遵义会议确立毛泽东在党和红军的领导地位是毋庸置疑的[43]。三是评价毛泽东的相关传记和研究著作。例如，有学者讨论了潘佐夫的《毛泽东传》，指出该书在利用俄国档案利用方面有所进展，但在档案利用和史料解读中还存在较多的不准确之处，进而影响结论的可信度[44]。
（三）重视时代问题、关注哲学经典命题的理论研究毛泽东是毋庸置疑的哲学家。但与绝大多数哲学家不同的是，毛泽东不是“密涅瓦的猫头鹰”式的书斋哲学家，而是政治家中的哲学家。葛兰西曾经指出，重塑政治家的哲学思考应该注意：“政治家往往也从事哲学的著作，但是他的‘真正的’哲学恰好应该在他的政治论文中去找”[45]。如何在专业哲学的话语体系中推进毛泽东研究的哲学表达，使其既不落入“新瓶旧酒”的老生常谈，又免于用西式哲学范畴去剪裁和简单套用的流弊，是专业哲学研究者进行毛泽东研究所面临的挑战。近五年不少学界研究作出了尝试性的回应。其一，站在时代的高度，重新审视毛泽东哲学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谱系中的作用。有学者指出，毛泽东哲学在发展中提炼和完成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历史逻辑和理论逻辑，即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需要理论化地概括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经验，批判性继承中国传统哲学、批判地吸取西方近现代哲学的合理成分，总结现代新科技革命的成果[46]。这一问题意识也延续到毛泽东经典著作的当代解读中。例如，有学者研究指出，之所以《党委会的工作方法》在当下受到党中央高度重视，是因为这篇文献产生于建国“大考”的历史关头，而且关照了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的建构，既有理论高度又有现实针对性，对今日加强党建工作有重要意义[47]。其二，借鉴哲学经典问题视野，挖掘毛泽东思想及中国共产党的制度与思想在世界政治思想谱系中的创见性。例如，有学者指出，毛泽东对矛盾普遍性与特殊性的思想，不仅是对马列主义的接续、发展，而且是对程朱理学“理一分殊”论的继承、化用[48]。有学者认为，新中国形成了一套与以自由主义为基础的西方政治文明完全不同的政治文明，其独特意义在于形成与西方政党政治模式不同的“人民政治”的制度系统与政治文化，从这一个角度才可以理解毛泽东及中国共产党对人民、国家和民族的意义[49]。有学者从“现代性”的角度提出，毛泽东批判了西方的现代化思想，重构了一种“革命的现代性”。所谓“革命的现代性”，即在谱系上仍遵循超越前现代思想的现代性一般逻辑，但又借革命的手段弥补现代性进步意识消退等固有弊病[50]。有学者从实质正义与程序正义的角度分析毛泽东的民主观，指出人民民主的实质正义与作为制度保障的群众路线的程序正义相统一，使毛泽东的制度构想具有独特意义[51]。其三，以问题为导向，考察哲学家对毛泽东重要理论的思考，或在毛泽东与其他哲学家对比中增进对毛泽东哲学的理解。例如，有学者分析了当代左翼思想家齐泽克对毛泽东辩证法的阐释。齐泽克肯定《矛盾论》体现了普遍性寓于特殊性之中，但由于不理解“否定之否定”而将其简化为“彻底的否定”，并认为这种思维方式导致了“文化大革命”。该学者认为，这一理解是对毛泽东思想的误读[52]。再如，有学者对比了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卢卡奇与毛泽东关于阶级意识的思考。在资本主义物化逻辑的统治下，卢卡奇希望工人通过“总体性观点”恢复已经丧失的阶级意识；而毛泽东希望借体力劳动的感性经验与无产阶级政治纲领灌输以“锻造”阶级意识[53]。总之，近年理论研究在保持关注时代热点问题传统的同时，研究的学理化程度普遍增强，对话视野也有显著拓宽。但部分文章也存在“生套概念”、术语冗余的问题，需要进一步精炼。
（四）借鉴海外研究方法或其他学科研究范式的跨学科研究[54]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方法论的引入与范式的革新可能成为理论创新的先导。近年国外毛泽东研究的研究硕果累累、相当繁荣。除了对国外理论兴趣的跟踪、国外研究的引介以及对错误思潮的批判之外，研究者们对于国外毛泽东研究的方法论进行了批判性地反思，指出对国内研究方法论上的借鉴意义。例如，有学者指出，六十年来，海外毛泽东研究在方法论上经历了从文献研究法到比较研究法再到当代研究方法的转型，其中，以奈特和哈里为代表的当代研究者认为，仅凭占有文本并不能客观反映作者意图，要求考虑读者理论前见的影响；白杰明、裴宜理、周杰容等人改变“自上而下”的研究视角，以“自下而上”的方式由社会草根阶级的日常透视毛泽东及其实践的历史影响[55]。有学者引介了“心理历史学派”学派，指出我国学者在借鉴方法、分析毛泽东的内心世界时，需要确立研究者自身对毛泽东的情感（尤其理解对群众的感情与他的晚年焦虑），审辨自传与著作中的心理素材，从毛泽东对集体心理的感染与民族精神重构的角度深化研究[56]。有学者指出，美国历史学家阿里夫·德里克的研究注重毛泽东多元理论来源与个人创造性的复杂互动，从毛泽东克服资本主义现代性的视角建立研究范式[57]。这些研究为国内毛泽东研究提供了一定的方法论借鉴和参考，同时也是国外毛泽东研究到达反哺国内研究方法、到达新一阶段的象征。跨学科的研究方法也为深化毛泽东研究提供了方法论支持。一方面，除了传统交叉学科的研究方法之外，历史学、社会学等不同研究者将本领域的问题意识与前沿方法带入毛泽东研究之中，初步形成多学科协同研究的学术生态。例如，针对《寻乌调查》，有研究者通过历史社会学的方法，考察毛泽东早期农村调查的发生学过程、实践特征与运行逻辑，指出调查研究不仅具有使革命策略正当化的意义，而且使得抽象阶级概念在旧有社会秩序中落地并推动社会发展[58]。再如，过往研究毛泽东的群众路线及处理价值理想与实际政策之间的差距，多从毛泽东的理论文章或中国共产党的典型事例或政党特征出发。而有学者从1944年党内围绕群众组织是否应该存续的论争出发，指出当时党内的一些干部认为共产党领导下的区域应该淡化群众组织，强调作为生产单位的家庭，而毛泽东的表态则主张维护群众运动，强调新民主主义社会是建立在工厂与合作社而非家庭的基础上，体现了毛泽东在理想与策略张力之间尽力保持平衡的思想取向[59]。一些史学研究为毛泽东著作的写作背景提供了更丰富的认识。例如，有研究者通过寻乌县的家族史料和当事人记录补充和订正《寻乌调查》，还原当时的社会网络，指出寻乌县读书人的代际分化是如何一步步演化成社会革命运动[60]。虽然，不同学科的学者并不一定在目前的起步阶段形成结论和方法上的共鸣，但相信未来将形成更多的对话与沟通。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的研究者也大胆地引进和借鉴其他学科的研究方法，改变提问方式，试图“旧题新解”。例如，作为语言学与史学的交叉领域，近年在史学兴起的概念史与话语分析也传导至毛泽东研究。有学者指出，概念史研究可以实现由以人物、事件为中心向问题中心的转变，在历史语境中对关键概念的话语分析（分析概念的内涵、产生与演变、传播认同机制）可以为毛泽东研究提供新视角[61]。学者们也进行了一系列具体研究。例如，有学者梳理了“帝国主义”的原始内涵及随各个时期局势演变中国共产党对“帝国主义”概念在内涵与外延上的调整。有学者研究了百年来“愚公移山”的演变史，提出毛泽东建构了“愚公移山”强调集体主义与主观能动性的意涵，但在特定历史时期，“愚公移山”也成为盲动革命的政治隐喻[62]。有学者从“政治话语、学术话语与大众话语的统一、话语建构与话语实践的统一、话语真理性与话语价值性的统一”建构新民主主义话语的内在逻辑[63]。有学者从把握话语主体、话语受众以及话语内容等要素的方面分析了毛泽东对中国共产党的话语体系建设[64]。可以看出，不同学者在关注重心与研究方法上差别显著，尚未形成成熟的、系统性的方法论，相较于国内外其他“概念史研究”与“话语分析”的研究成果，在确定研究范式的方面仍有相当的提升空间。可以说，近年学界讨论引入新理论框架、创新毛泽东研究的热情颇为显著，尤其相当数量的年轻学者投入到海外毛泽东研究与跨学科方法的尝试中，是可喜可贺的。但是，关于如何用新方法提出推进研究的新观点（而非仅用新的概念术语包裹旧观点）、如何使外来方法在研究中落地，需要的不仅是方法论的探讨，而是落地的研究。

三、以后毛泽东研究的创新与着力点
回顾近五年毛泽东研究领域成就与不足，以及通过“拓宽视域”“旧题新解”以寻求突破的努力，以后的毛泽东研究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突破。
第一，明晰基于时代高度的问题意识。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相较于其他学科的特征，在于对社会现实的关注与理论高度的追求。不同时代面临不同的时代问题，面对同一个人物同一段历史，自然会生成不同的关注面向与思考维度。回溯近五年毛泽东研究成果，一些研究虽未改变对历史陈说的认识，但由于选取了当下人们普遍关注的发问角度，又确能通过精巧的文章架构和丰富的史料素材支撑起论证，确实能带来眼前一亮、耳目一新的感受。尤其对于毛泽东研究而言，很难找到尚未被研究者涉足又具有相当价值的事件与著作，因此，抓住当下乃至人类共性中最能引起共鸣的问题，在毛泽东研究中寻找滋养，是“旧题新解”必不可少的方式，也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的题中之义。
第二，借鉴其他学科的研究范式与提问方式，开拓研究视野。例如，思想史研究可以回溯到文本书写、产生和流传的具体历史环境，事件研究可以通过新发掘的史料来调整和补充既有的历史认识，理论研究(尤其是政治理论与哲学研究)可以关注哲学研究中的“元问题”和基本问题，使得基本结论有着更丰富的对话空间。可以说，这三类的研究中有相当数量的突破，都带有文史哲学科优长的特点，同时又观照毛泽东研究(尤其是党史研究)的基本话题。此外，国外毛泽东研究方法与社会学等其他学科的视角，虽然成规模的学术共同体和研究范式尚未完全形成，但已有的研究思路确实能激活既有叙事中不被重视的要素。
第三，夯实学术基础，扎实史实梳理与理论分析。俗话说，重剑无锋，大巧不工。前两种创新主要讲求的是选题上的“巧劲”，而文章的“厚度”则需要依靠扎实的学术功力。尤其是毛泽东研究的基本话题已有数量庞大的研究成果，找到既有重大研究价值又无人涉及的选题几乎不太可能。进而言之，“撞题”总是难免的，这时文章理论厚度的差距往往源于学术积累的差异。近年研究中，无论是在作为堡垒的传统方法领域，还是所谓“拓宽视域”下的研究中，文章“厚重”（无论是以娴熟贴切地史料运用见长还是以丰富的理论对话见长）、做出突出理论贡献的，仍然是中年及以上的学术专家们。在一定程度上，创新视角只是提出一个好问题，发现新冰山的一角，但如何解释清楚问题，如何联系冰山下隐藏的庞大信息，如何在学术观点而非仅学科用语上实现“旧题新解”，是需要扎实的学术基本功支撑。相对容易但效果突出的基本功是进行学术史的梳理工作，从而定位这篇文章在现有学术谱系中的具体位置，减少重复式研究。注释：
[1]根据中国知网关键词搜索“毛泽东”一词的数据。[2]车宗凯：《新进展、新亮点、新趋向——2020年国内学界毛泽东思想研究述论》，《毛泽东研究》2021年第1期。田桥：《2019年国内毛泽东研究的议题与趋向》，《毛泽东研究》2020年第2期。杨秀果，吴怀友：《2018年国内毛泽东研究热点问题与最新进展》，《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19年第4期。李戈：《毛泽东思想研究的生长点与新趋势》，《湖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3期。何昕：《2016年毛泽东政治思想研究综述》，《理论建设》2018年第1期。部分年份有多篇综述文章，仅举一例说明。[3] 张太原：《毛泽东新民主主义社会构想演变历程考察——基于理想追求和历史变动视角》，《党的文献》2020年第3期。[4] 曹景文：《日本的毛泽东研究论析》，《江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6期。薛念文：《印度学者毛泽东研究评述——以<中国报道>为基础》，《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16年第9期。何明星，江蓝：《毛泽东著作日文版的翻译、出版和发行》，《中共党史研究》2019年第10期。范小强，马宁：《近百年来毛泽东著作海外出版传播》，《出版发行研究》2016年第10期。[5] 杨明伟：《“枫桥经验”的历史来源和现实启示——毛泽东、习近平关注的一个重大问题》，《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18年第9期。[6] 陈龙：《从毛泽东到习近平: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思想的传承与发展》，《湖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1期。[7] 曹应旺：《毛泽东反对霸权主义思想述论》，《毛泽东研究》2019年第5期。[8] 金民卿：《毛泽东“问题与主义”观及其在理论创新中的展开》，《毛泽东研究》2019年第3期。[9] 朱继东：《新中国成立初期抗击鼠疫的经验及启示——以华北为例》，《思想教育研究》2020年第4期。[10] 李捷：《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对毛泽东思想的坚持、发展和创新》，《湘潭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1期。[11] 肖贵清，王然：《试论毛泽东从严治党思想的特色》，《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16年第5期。[12] 欧阳湘：《毛泽东的国民党一大代表资格问题考辨》，《中共党史研究》2019年第9期。[13] 李佑新，吴璇：《<<毛泽东选集>真相>的谎言实质》，《湖南社会科学》2016年第3期。[14] 罗平汉：《关于博古不让毛泽东随队长征问题的一点探讨》，《安徽史学》2018年第4期。[15] 胡为雄：《梅白在庐山为毛泽东改诗质疑》，《毛泽东思想研究》2016年第4期。[16] 王向清，杨真真：《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实质和核心是“斗争哲学”驳论》，《湘潭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2期。[17] 韩步江：《毛泽东个性心理研究的方法论批评——从台湾学者韦政通的毛泽东研究谈起》，《毛泽东思想研究》2017年第1期。[18] 代表性的有，杨凤城：《困境与突围:毛泽东思想研究的若干思考》，《毛泽东研究》2019年第4期。欧阳奇：《深入历史 走近毛泽东——关于毛泽东研究方法论的思考》，《湖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1期。[19] 杨奎松：《毛泽东为什么要写<论持久战>?》，《抗日战争研究》2018年第3期。[20] 桑兵：《<论持久战>的言说对象》，《社会科学战线》2020年第7期。[21] 沈志华：《动机判断与史料考证——对毛泽东与斯大林三封往来电报的解析》，《近代史研究》2019年第5期。[22] 罗平汉：《历史的遗憾——也谈八大正确路线为何中断》，《理论视野》2016年第10期。[23] 张忠山：《延安时期毛泽东哲学小组活动始末》，《中共党史研究》2017年第12期。[24] 王振民：《毛泽东话语空间中的海克尔之谜》，《中共党史研究》2017年第1期。[25] 许冲：《苏联经典教科书与毛泽东的政治实践性论析——以<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为中心的考察》，《华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5期。[26] 黄江军：《中共执政以前毛泽东著作的经典化》，《中共党史研究》2017年第6期。[27] 鄢海亮：《毛泽东<论持久战>版本研究》，《抗日战争研究》2018年第3期 。[28] 王海光：《<论十大关系>文本的形成与演变及其经典化》，《中共党史研究》2018年第3期。[29] 张景兰：《误译、改造与立法——从列宁<党的组织和党的文学>到毛泽东<讲话>》，《山东社会科学》2016年第10期。[30] 欧阳军喜：《思想史视野中的毛泽东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以<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为例   》，《中共历史与理论研究》2016年第2期。.[31] 朱亚坤：《传统、现实与策略:毛泽东有关雇农阶级归属判断再认识——基于对毛泽东1925-1939年间有关文本的扩展解读》，《人文杂志》2016年第9期。[32] 桑兵：《<论持久战>的各方反响》，《学术月刊》2019年第9期。桑兵：《鼓与呼:<论持久战>的舆论攻势》，《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6期。[33] 金伯文：《<论持久战>在中共抗日根据地的阅读与接受》，《抗日战争研究》2019年第3期。[34] 程美东，裴植：《抗战期间<新民主主义论>在沦陷区和国统区的传播及反响》，《中共党史研究》2016年第2期。[35] 周桂香，石田隆至：《抚顺战犯管理所对日本战犯的教育改造——以学习毛泽东<论持久战>为中心的考察》，《中共党史研究》2017年第8期。[36] 陈金龙：《毛泽东与苏联形象建构:以1949—1957年为中心的考察》，《社会科学战线》2016年第7期。[37] 张放：《<北京周报>的毛泽东思想对外宣传研究》，《中共党史研究》2017年第8期。[38] 吴起民：《返本与开新:延安时期毛泽东重建党内意识形态的实践及其启示》，《学术论坛》2018年第6期。[39] 欧阳奇：《党的理论工作者与<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传播——以1957至1960年为考察中心》，《湖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4期。[40] 彭程：《日本馆藏档案中毛泽东的形象（1928—1945）》，《中共党史研究》2018年第2期。[41] 代红凯：《<毛泽东年谱（1949-1976）>研究评析》，《毛泽东研究》2017年第4期。[42] 尹韵公：《毛泽东内参批示研究（1965-1976）》，《安徽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3期。[43] 蒋建农：《遵义会议确立毛泽东领导地位问题研究》，《党的文献》2016年第1期。[44] 杨奎松：《评潘佐夫的<毛泽东传>——兼谈潘书中的若干史实错误》，《近代史研究》2016年第3期。[45] 葛兰西：《狱中札记》，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85页。[46] 薛广洲：《毛泽东哲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机制研究》，《湖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4期。[47] 吕臻：《历史与现实:<党委会的工作方法>的四重含义》，《马克思主义研究》2016年第12期。[48] 李放春：《毛泽东“理一分殊”思想发微——纪念“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提出八十周年》，《开放时代》2018年第3期。[49] 徐俊忠：《关于新中国政治文明与政治类型的思考——兼谈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定位》，《开放时代》2020年第4期。[50] 张明：《“革命的现代性”:毛泽东重构中国现代性的双重维度》，《现代哲学》2018年第5期。[51] 吴朝阳：《实质正义与程序正义关系视角下的毛泽东制度思想》，《海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3期。[52] 韩振江：《齐泽克对毛泽东辩证法思想的阐释与误读》，《上海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5期。[53] 张明：《毛泽东与卢卡奇阶级意识理论的比较研究》，《思想教育研究》2020年第8期。[54] 此处的跨学科研究，也包括带有跨学科研究色彩的理论研究、历史研究。实际上，毛泽东研究原本就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历史学、哲学、政治学协同研究的结果（按照一级学科的划分）。此门类收录的研究，多为毛泽东研究成果采用的思路与其他学科近几年兴起的学术潮流相[55] 张明：《海外毛泽东研究六十年:基于方法论视角的批判性反思》，《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7年第1期。[56] 代红凯：《“心理历史”:毛泽东研究的新范式》，《求索》2018年第2期。[57] 罗建华：《毛泽东求解现代性问题的深层逻辑探析——基于对阿里夫·德里克研究成果的解读与反思》，《湖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1期。[58] 孟庆延：《理念、策略与实践:毛泽东早期农村调查的历史社会学考察》，《社会学研究》2018年第4期。[59] 黄道炫：《群众组织有什么用——1944年的一场争论》，《抗日战争研究》2019年第3期。[60] 黎志辉：《“寻乌调查”与中共革命的微观阐释——以对毛泽东<寻乌调查>的史料补充为基础》，《党史研究与教学》2019年第6期。这篇文献虽不直接涉及对毛泽东思想的研究，但对于毛泽东所处的调查研究背景以及分析革命力量的思维结构是极佳的辅助文本。[61] 李永进：《概念史范式:毛泽东研究的新视野》，《求索》2018年第2期。[62] 周游：《“愚公移山”寓言在现代中国的阐释与运用（1936—1976）》，《中共党史研究》2016年第1期。[63] 李永进：《毛泽东构建新民主主义革命话语的内在逻辑》，《毛泽东研究》2019年第2期。[64] 赵士发：《毛泽东与中国共产党的话语体系》，《毛泽东思想研究》2016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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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陈晴，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

文章来源：《湖南科技大学学报》2021年第4期
本次转载来源：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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