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经济全球化时代的迅猛到来，对爱国主义产生了巨大冲击，这种冲击既具有一定的历史必然性和历史合理性，又具有一定的盲目性和破坏性。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爱国主义依然具有存在的合法性。以此为基础，爱国主义教育也依然具有重要的意义，并具有新的特点和要求。肇始于16世纪的经济全球化进程，经过几百年的酝酿、积聚和潜行，在20世纪的80年代中期特别是90年代以来，获得了空前迅猛的发展。短短的二十多年间，经济全球化的影响从经贸领域扩展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从敏锐思想家的理论著述扩展到普通老百姓的日常意识。可以说，以经济全球化为标志的全球化时代已经到来。那么，在这个全球化的时代，爱国主义和爱国主义教育的命运将会如何？是近年来人们普遍关注也多有困惑的问题。对此，学界已有许多研究，本文在此基础上试做总体性归纳与进一步探讨。经济全球化是一种复杂的现象，它对爱国主义的影响也是复杂的。为了从总体上更清晰地考察这一问题，有必要区分三个层次：其一是经济全球化的一般性质及其影响的层次。在这个层次上我们看到，经济全球化具有全球普遍交往深化和世界历史形成的特征，它的发展必然会对各民族国家及其爱国主义产生冲击和削弱性影响。其二是经济全球化的特殊性质及其影响的层次。在这个层次上我们看到，现实中的经济全球化是以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为主导的，它是一个充满矛盾冲突的过程，而这些矛盾和冲突又会刺激一些国家特别是第三世界国家的爱国主义发展。其三是经济全球化具体进程及其影响的层次。在这个层次上我们看到，经济全球化是一个正在进行的实际过程。在这个过程的不同阶段上，经济全球化及其影响可能会有不同的特点，而且由于许多偶然性因素参与相互作用，从而使爱国主义现象呈现更为复杂的情况。
1.经济全球化必然会冲击和削弱民族国家的爱国主义。如果我们对经济全球化现象进行最一般的理论抽象，就会看到：不论这个过程具有怎样复杂的内容，它总是体现出一种人类走向联合与统一的趋势。而这种趋势在性质上显然是与民族国家及其爱国主义相反的，它的最终指向是要打破国界甚至破坏民族国家，当然也会否定与民族国家相联系的爱国主义。笔者把结论说得这样决绝，似乎是有些简单化和绝对化，但不要忘记，我们在这里讲的恰恰就是绝对性的一面，是对二者关系的最一般本质的抽象。尽管这种抽象不能脱离经济全球化的实际过程而独立存在，我们对经济全球化的把握也不能仅仅停留在这种最一般的抽象上，但作为唯物主义者，我们一定要直面矛盾，直面经济全球化与爱国主义的深刻矛盾和对立，直面经济全球化冲击和削弱爱国主义的逻辑必然性。看不到或不承认这种矛盾和对立，不是实事求是的精神和态度。事实上，我们已经在现实生活中亲眼看到并亲身感受到了这种影响和冲击。那么，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这种冲击的必然性呢？如果说“经济全球化会冲击和削弱爱国主义”是一个逻辑和事实判断，那么我们如何做出自己的价值评判呢？价值判断以价值立场为基础，不同的立场可以导致不同的结论。许多西方学者歌颂这种趋势，因为他们的国家在经济全球化中处于有利和强势的地位，经济全球化更多地体现和实现了他们的国家利益，所以他们对这种趋势大唱赞歌，有些人甚至预言民族国家“即将消亡”。相比之下，第三世界国家的学者往往对此抱有怀疑和消极的态度，甚至否定这种趋势的客观性。这是因为这些国家在经济全球化中处于不利和弱势地位，他们需要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捍卫国家利益，从而需要爱国主义。我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我们像第三世界国家那样需要爱国主义，反对全球化对爱国主义的侵蚀，但同时我们又是一个特殊的发展中国家，从而又有更为复杂的态度和认识。作为一个发展中的大国，特别是作为一个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国家，我们虽然没有改变自己第三世界国家的定位，但在某些方面已具备某些特有的优势，能够在全球化过程中不断发展自己，因而我们以积极的姿态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参与全球经济的搏击，反对贸易保护主义。这样，我们就没有把经济全球化直接而明确地看做是对国家利益和爱国主义的削弱和冲击，我们也没有参与一些国家的反全球化运动。同时，我们还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我们能够以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宏大视野和长远眼光观察纷繁的时事，从中看到经济全球化的必然性和不可阻拦的趋势，看到经济全球化在矛盾和冲突中所包含的积极意义。尽管现在的经济全球化进程距离它的终点还远，距离使国家消亡还很遥远，但如果我们把话说透，那么可以肯定：在遥远的未来，国家是要消亡的，爱国主义也是要消亡的。人类走向统一，实现世界大同，这不是什么坏事，而是一切先进思想家的梦想。马克思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特别是揭示了资本主义产生发展以及最终向共产主义转变的历史必然性，而这其中就包含有从民族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和全球一体的观念。只要看一下马克思的相关论著，特别是《共产党宣言》，就可以看到马克思有相当明确的全球化思想。当然，在马克思看来，经济全球化开始和发展于资本主义社会，但它的真正实现，特别是它最终所导向的世界一体的结果，是出现在共产主义社会。对于资本主义的全球化，马克思深刻揭示了它的矛盾性和二重性：一方面，它体现了人类普遍交往的发展，是生产力发展和技术进步的结果，具有积极的历史意义；另一方面，它又给世界许多国家，特别是这些国家的劳动人民带来巨大苦难。我们现在所面对的就是资本主义的经济全球化及其对爱国主义的冲击，我们也要像马克思那样做二重性的分析。2.经济全球化对爱国主义的冲击表现在经济、政治、文化、心理感情等不同方面。经济全球化对爱国主义的经济基础产生了冲击和影响。尽管每个民族国家的经济利益仍然存在，但各国的经济活动和经济利益采取了更具国际性的形态。一个国家的经济利益并不局限于自己国家之内。国家间的经济联系和利益悠关性增强，在许多方面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难以进行清晰界分。在许多国家，大工业中的资本具有多重国籍，而美国联邦储备系统的主要股东来自欧美许多国家的银行。跨国公司不断壮大，其科技和经济实力甚至超过了一些国家，对所在国家的经济产生重大影响，甚至决定性地影响着所在国政府的经济决策。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关税及贸易总协定（世界贸易组织）等国际经济组织的作用日益加强，它们左右着国际社会的经济治理。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也会产生一种结果，就是使一国国民自身的经济利益与其国家经济利益的直接联系发生松动和疏离，许多人为了追求个人的经济利益而更愿意在跨国公司工作。经济全球化冲击和削弱着爱国主义的政治基础。民族国家，特别是民族国家的主权是爱国主义的政治基础。这一基础在经济全球化冲击下出现了某种弱化的迹象。随着全球性问题凸显、国家间组织的发展以及区域一体化进程的加快，民族国家的主权受到一定削弱，而国界也时常被突破。全球问题，如人口、生态、资源、贫困、犯罪、毒品、核武器等，需要跨国性国际合作。经济上一体化的推进，产生了超国界的国际组织。这些国际组织分享了一部分国家职能，而国家某些方面的主权职能让渡给了国际组织。它们越来越广泛地影响和制约着特定国家对内外部事务的处理。比如欧盟，它从6个成员国组成的欧共体发展而来，现已扩展为27个成员国。根据1992年通过的《马斯特里赫特条约》，欧洲中央银行负责管理主导利率、货币储备和发行，以及制定欧洲货币政策。从新近形势看，原来作为各国主权的财政政策也会有所让渡。在法律方面，尽管各国在地理条件、人口状况、经济发展和法律传统方面有很大差异，但欧盟的法律体制是统一的。在某些领域中，欧盟能够直接制定法律，并且许多条款对成员国本身及其国民有直接效力。在西欧诸国，申根协定的国家间免予签证，以致人们在西欧旅行到达国境线的时候，除了可以看到一个普通的牌子或界碑外，没有任何别的感受。看不到国境线在哪里，也没有一个士兵。联合国虽然以“所有会员国主权平等”为原则，但它派驻在一些国家的机构所掌握的权力早已凌驾于当地政府和各派力量之上。此外，其他一些国家间非政府组织，如宗教团体、政党联盟和工会组织等，也会对国家主权施加影响。所有这些，不能不对与民族国家紧密结合在一起的爱国主义产生影响。埃及学者马哈丁尖锐地指出：“全球化体系具有一种将人类从土壤中连根拔起的离心力，社会组织因此而动摇松散。全球化体系不能容忍一切由地理界线、民族界线，甚至伦理界线所构成的屏障和限制，因为新体系中的市场不能容忍边界。”[1](P39)经济全球化也冲击着爱国主义的文化基础。民族文化是爱国主义的文化基础，热爱和发展本民族的文化是爱国主义的重要内容。而且，从一定意义上讲，爱国主义对民族文化的依赖甚至超过对国家地理边界的依赖。有些民族在失去原来的土地后之所以能够继续存在，就是因为他们拥有自己独特的文化。这种独特的民族文化，正是爱国主义的寄托和发育之所在。但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除了西方国家的文化得到迅速的传播和扩展外，世界多数国家的民族文化受到了冲击，有的甚至处于灭绝的危险中。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发达国家，他们制作的体现着西方文化特点的文化产品占据了世界文化产品的绝大多数，并具有不可抗御的传播冲力。第三世界国家即使对本民族文化进行有意识的保护，也并不能根本改变这种冲击的影响。而且，民族文化如果不能在全球化时代实现创造性转换，焕发出文化的生命力和活力，那么当它处于受保护状态中的时候，其性质和功能也会发生变化，往往只是一种无奈的文化象征和宣示，难以再起到原来作为生活灵魂的那种作用。经济全球化对人们的国家身份和归属感也产生了冲击。跨国公司大量涌现，劳动力跨国流动，人员交流更加频繁，使一个国家的公民很可能工作和生活在另一个或另一些国家。在这个过程中，国籍的意义淡化了。出于工作和生活的需要，一些人放弃了原有国籍和加入新的国籍，也有一些人持有双重或多重国籍。跨国婚姻松动了家庭与国家的坚强纽带，动摇着“家国同构”的传统。这就使人们的国家身份和归属感产生困惑并受到削弱。台湾作家龙应台曾谈到一种身份复杂的人：“我们还是习惯地说，他是日本人，他是法国人，他是印度人等等，但是对伊里亚你怎么办。我们都是柏林国际文学奖的评审，十个评审分别来自十个语文区，我负责华人区域。伊里亚坐在我旁边，我问他，‘你来自哪里？’标准的见面的问候吧，但是，他沉吟了半天，然后说，‘我拿的是德国护照。’”确实，连他自己也无法回答“你自来哪里”这个古老的问题了。他出生在保加利亚，6岁时随父母逃亡到德国，取得德国护照作为保护。然后他们迁居非洲肯尼亚，在那里上英文学校。高中毕业后回德国慕尼黑上大学，取得博士学位。之后到孟买去住了6年，又到阿拉伯去生活了几年，信仰了回教，成为一个虔诚的穆斯林。龙应台写道：“所以我在想，全球化的趋势这样急遽地走下去，我们是不是逐渐地要抛弃‘每一个人一定属于一个国家’的老观念？愈来愈多的人，可能只有文化和语言，没有国家；很可能他所持护照的国家，不是他心灵所属的家园，而他所愿意效忠的国家，却拒绝给他国籍；或者，愈来愈多的人，根本就没有了所谓‘效忠’的概念？”[2](P127、128)经济全球化冲击和淡化着人们对自己国家的专一之爱和“极其深厚”的爱国感情。对于一些生活于几个国家之间的人来说，专一之爱难以维系。他们很可能同时爱着几个国家。特别是国家间交往的频繁，打破了长期以来的隔离和隔阂，从而淡化了那种由于国家间的隔离和隔阂而得到强化的爱国感情。从历史上看，人们的爱国情感不是单一的，其中可能包含着一些很不相同的部分。比如，有对自己故土家园和亲人的天然感情，对自身社会共同体的归属感等。其中，也会有由于与其他国家的隔阂和对其他国家的人民缺乏了解而得到强化的感情，以及由于与相关国家发生冲突而得到强化的感情等等。列宁的一个很重要的理论贡献，就在于指出了爱国主义感情中的这个部分，并暗示了这个部分在全球化时代的命运。列宁说：“爱国主义是由于千百年来各自的祖国彼此隔离而形成的一种极其深厚的感情。”[3](P579) 这是新版列宁著作的译文，补足了从前的版本有意或无意地略去了的一句话，即“由于各自的祖国彼此隔离”这一句。列宁在这里不是强调爱国主义的崇高性一面，而是指出了爱国主义局限性的一面，即由于各自的祖国千百年来彼此隔离，从而形成了人们“极其深厚”的爱国感情。但是，当全球化兴起并日益发展的时候，这种千百年来的情况发生了改变。各自的祖国不再是相互隔离了，那么原有的被隔阂所固定起来的“极其深厚”的感情不会有一定的淡化吗？现在，对于一些从传统看来显然是不爱国的现象，人们有了更宽容的心态。人们也不再像从前那样动辄以是否爱国来画线和对人做出评判了。在我国，在相对封闭的年代，具有国外背景的人会被看作“里通外国”；在开放初期，学成不归，也当作不爱国；后来，到海外打球的“海外军团”，也曾被当作不够爱国。从代表外国队打球的前中国队员的脸上的僵硬表情，就可以看出他们自身也有感情的纠结。但是，当中国卷入全球化过程后，当我国各行业国际化程度不断提高时，我们对于这些现象越来越能够理解了。一些影视明星改换国籍，成为“外国人”，曾引起非议，但慢慢人们也见怪不怪了。嫁给外国人、移民国外等等，也不再与是否爱国有直接联系。曾经是中国女排代表符号的郎平，当了美国队教练，并带着美国队与中国队比赛。开始人们不习惯，慢慢也能够理解了。我们的体育解说员甚至以自豪的口吻说：“郎平带着自己的美国学生来中国打球了!”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爱国主义受到了很大冲击。但它并没有消失，而且在某些领域和方面得到了强化，变得更加显眼了。这也不是偶然的，它说明爱国主义在经济全球化时代仍有其存在的理由和合法性。
1.经济全球化进程在一定范围内刺激和强化了人们的爱国主义感情。从逻辑上讲，经济全球化必然会淡化和弱化爱国主义，而且沿着这一逻辑推下去，其最终结论是导致爱国主义的消失。但是，经济全球化不是一个纯逻辑的过程，而是一个现实的复杂的过程。全球化在现在以及相当长的一段历史时期内具有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性质。由于资本主义的利润追逐具有剥削和掠夺的属性，由于资本主义经济政治发展的不平衡性，经济全球化进程必然充满着激烈的矛盾、冲突和斗争，从而使单个的国家面临着巨大的利益风险。而正是这个原因，刺激和强化了一些国家特别是第三世界国家的爱国主义。从某种意义上说，经济全球化对爱国主义最终的弱化作用，是以某些局部上对爱国主义强化的形式表现出来并得到实现的。这看起来是一种矛盾，但却是合乎规律的。首先，经济全球化的强烈经济取向，使国家间的经济利害关系更加突出和敏感了，从而牵动着人们的爱国神经。经济或经济利益，不仅在社会结构中具有决定性作用，而且在人性结构中也是决定性因素。马克思讲：“人们为之奋斗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4](P187) 这种利益尤其是经济利益。如果说在资本主义以前，经济利益常常被帝国荣誉、王族血统以及仁义道德等所掩盖，那么资本主义登上历史舞台后，就揭掉了这些意识形态的面纱，让经济利益显露出来。在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经济利益往往成为国家间关系旋转的轴心，而且不加任何掩饰。这样，国家间的经济利益差别和冲突，会为国民的爱国情感提供源源不断的能量。其次，经济全球化扩大了国家间竞争的空间，加剧了竞争的烈度，从而也为爱国主义提供了动力源泉。经济全球化把几乎所有的国家都拉到激烈的国际竞争中来了。不但是经济和科技上的竞争，而且是综合国力的全面竞争。特别是经济全球化是由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所主导的，他们制定和掌控着竞争游戏的规则，加剧了竞争的激烈程度以及不平衡和不公平。可以说，经济全球化增大了各国经济运行的风险，尤其是处于弱势地位的发展中国家的经济主权和经济安全面临新的挑战。而这些竞争和挑战必然会强化各国自身的凝聚力，强化这些国家的爱国主义。再次，全球化拉近了国家间的距离，从而在某种程度上刺激了各自安全感的顾虑甚至焦虑，从而也在一定程度上强化着各自国家的爱国主义。各国之为利益主体，是一个个巨人。在国际社会这个巨人的世界里，彼此之间应保持一定的安全距离。在地理大发现和资本主义全球扩展之前，国家间的巨大空间距离使彼此保持着天然的安全感，至少对并不直接相邻的国家间来说是如此。但是，当全球化进程把远隔大洋的两国甚至多国之间的距离突然拉近的时候，彼此都会产生不安和焦虑。特别是经济全球化过程处处充满着风险，国家安全的领域更加广泛化了。除了传统的主权、领土和军事安全外，还有经济安全、信息安全、生态安全、文化安全，以及人才安全等等。这不仅使危险面扩大，而且使危险更加隐蔽，也加深了各国特别是弱国小国的安全焦虑。因此，对一个国家来说，当降低金融风险和经济依赖性、保障战略资源储备、保护战略人才、弘扬民族文化、维护生态平衡和保证物种安全等都具有维护国家安全和爱国主义的含义时，爱国主义当然会得到扩展。国家安全教育，新的安全形势和安全观的教育，成为爱国主义教育的题中应有之义。2.民族国家继续存在并仍然是大多数人认同和归属的主要共同体。尽管在经济全球化时代民族国家受到了冲击，但它仍然存在，并依然是国际关系的主体。在现在，以及在未来可预见的时期内，民族国家尚不会退出历史舞台，这是目前大多数学者的共识。当今世界上的国家都是民族国家，这种国家不仅有地域属性，而且有民族属性。这两种属性的结合就构成了“祖国”。从地域和民族这两个方面看，以现有的经济全球化水平尚不能分离国家与特定民族的结合，也不能改变民族原有的地域基础，摧毁国家与民族结合的纽带。[5]事实上，在经济全球化加速发展的当代世界，民族国家不是在减少，而是在增加。特别是第三世界的民族国家数量大增，形成了另一种趋势。“西方资本主义上升时期形成的民族国家经历几百年，称得上发达国家的也就是十几二十几个。众多的亚非拉国家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新建立的一百多个独立国家，其历史使命是维护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并大力发展本国的经济和文化。冷战结束后，原来受两霸控制或影响的国家中，民族国家利益和国家主权意识迅速上升；美国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又对民族主义起了火上浇油的作用，以致90年代以后新增国家已达二十多个。至于今天各国之间综合国力竞争的加剧，贸易保护主义的增长，所有主权国家都把国家利益和国家安全摆在第一位，更是不争的事实。”[6]至少就目前的经济全球化来说，它并不是一种超越于各国之外的一种独立自主的力量，而是更多地存在于各国间的关系之中，体现在各国的联系和互动中。经济全球化是通过各个国家，特别是通过国家间的贸易往来等来体现和实现的。经济全球化并不仅仅属于跨国公司，而且跨国公司也并非与任何国家无关。可以说，经济全球化不是存在于各国经济之外，而是存在于各国经济之中。国家主权虽然受到了冲击，绝对主权受到一定削弱，但国家主权仍然存在并将长期存在。从理论上讲，每个国家的主权都是既有绝对性又有相对性。由于历史的原因，以往国家主权的绝对性更为突出。但即使是绝对主权，也有一定的相对性。真正完全不受任何内外部制约的绝对主权在现实中是很难存在的。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加速推进，国家主权的绝对性遇到了挑战和削弱，而相对性的一面凸显出来了。这种现象是正常的，并不意味着国家主权本身以及主权绝对性的消失。绝对性存在于相对性之中，任何相对主权本身也都具有一定的绝对性。当国家主权以绝对性和相对性相统一的新形式表现出来时，当它找到自己更合理的形式时，就为国家主权更长久的存在打下了基础。经济全球化虽然对政治有重大影响，但是并未真正形成政治全球化，至少到目前来说是这样。事实上，与经济全球化加速发展相伴随的是政治的多极化。从多极化的内容上说，它也反映了全球化的趋势。特别是表现为区域一体化进程的推进。几个大的国家各自构成一极，而若干区域性的小国经过联合也能够成为一极。同时，这种多极化又体现了国家主权，以及地区主权。拉美和加勒比国家之所以成立把美国和加拿大排除在外的新共同体，目的也是要维护地区的主权，以及各自国家的主权。全球化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经济全球化是其初级阶段。尽管经济在社会中有着基础性和决定性作用，从而经济全球化对社会的政治和文化有巨大的决定性影响，但从经济的全球化引出政治和文化上的全球化，还需要相当长的历史时期。现在，对于经济全球化的存在，多数学者达成共识，但对于是否存在着政治全球化和文化全球化，则存在很大争议。尽管在现实生活中也可以看到经济全球化对于世界各国政治和文化的影响，但由于这种影响还有程度上的差异，以及政治和文化本身与经济相比有更大的复杂性，因而还不能做出明确的断言说有了政治全球化和文化全球化。从我们国家使用的概念上看，我们与经济全球化相并用的是“政治多极化”以及“文化多元化”，这两个“化”显然与全球化并不是同一个方向的。这就说明在全球化的过程中，世界的政治和文化的变化是更为复杂的过程。全球化作为一个过程，应该是有急有缓的。当我们谈论经济全球化的巨大冲击时，说的是它急剧的一面。从现实中来看，全球化确实来势迅猛，对缺乏心理准备的普通民众有很大冲击力。但是，经济全球化是否会一直这样急剧地扩展下去？我看并不一定。民谚说：“飘雨不终朝，骤雨不终日”，意思是过于急猛的大雨通常不能持久。虽然说的是自然现象，但里面也包含了历史的智慧。它说明，在人类社会和历史的总体中，其中一种势力或趋向的过于急猛的发展是很难一直持续下去的，因为它总会受到社会系统中其他方面的制约。在战争与革命的年代，当我们的革命事业势如破竹的时候，我们也曾以为这种趋势会一直持续下去，甚至会加速度推进，从而很快就会看到社会主义全球胜利的终点。但后来的事实证明，我们只是一厢情愿。现在，我们又处于经济全球化的急风骤雨中，很多人也会产生这样的想象：这种趋势一直持续下去，甚至会随着科技的进展而加速推进，以致我们很快就会见到国家消亡的终点。但我可以肯定，这也是一种幻想，是把人类社会和历史进程看到的过于简单了。关于经济全球化对民族文化的影响，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写道：“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种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7](P276) 在这里，马克思所说的“文学”一词德文是“Literatur”，泛指科学、艺术、哲学、政治等方面的著作，大体相当于我们今天所说的文化或文化产品。在马克思看来，经济全球化会打破各民族和地区的分离状态，促进民族间的互相往来和互相依赖，从而促进各地区各民族文化的交流和交融，增强文化产品的公共性，最终形成一种世界的文化。显然，这里是就经济全球化的一般趋势和最终结论来讲的。从逻辑上来看的最终结论，可以一眼望到头，但这个结论要在具体的历史的过程中得以实现，则是一个非常漫长的历史过程。即使撇开这一点不谈，单从最终趋势上来谈问题，那么共同的世界文化的形成，是否就以消灭民族文化为前提或为代价呢？也并非完全如此。简单地说，在世界文化的形成过程中，民族文化的片面性和局限性会被消除，或用马克思的话说“日益成为不可能”，但各民族文化的特色或多样性则应该予以保留。不是以一种文化取代所有的其他文化，而是各民族的文化在相互交融中共同形成统一的具有内部多样性的世界文化。消失了民族文化多样性的世界文化，是一种灾难。这里涉及衡量文化的两种尺度的问题。一种是文化的先进与落后的问题，另一种是文化的单一性与多样性的问题。从前者来说，文化有先进与落后之分，而文化的进步和发展就在于发展先进文化，淘汰落后文化，或者说用先进文化代替落后文化。从后者来说，文化又有单一性和多样性的问题，文化的进步和发展应该是文化更加繁荣和多样。但是，这两个方面是有一定矛盾的。如果只讲先进文化取代落后文化，就可能走到否定不同民族文化的价值和取消人类文化的多样性上去。可是，如果只讲文化的多样性，就会走到否认文化具有先进与落后之分，而认为所有的文化都具有同样的价值的结论。正是由于有这双重的复杂关系，人们在文化的发展前途方面，产生了很大困惑。其实，在这个问题上斯大林有过很好的论述。他巧妙地处理了文化的阶级性与民族性的关系，既肯定了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又强调了保留民族文化多样性的意义。斯大林论述过文化的融合问题，认为在苏联这样多民族的社会主义国家，虽然会在将来出现统一的社会主义文化，但他认为这种社会主义文化并不是取消苏联各民族的文化特点，而是包含着民族文化的多样性。他写道：“我们在建设无产阶级文化。这是完全对的。但是社会主义内容的无产阶级文化，在卷入社会主义建设的各个不同的民族当中，依照不同的语言、生活方式等等，而采取各种不同的表现形式和方法，这同样也是对的。内容是无产阶级的，形式是民族的，———这就是社会主义所要达到的全人类的文化。无产阶级文化并不取消民族文化，而是赋予它内容。相反，民族文化也不取消无产阶级文化，而是赋予它形式。”[8](P117) 这就启示我们，在文化的内容上坚持文化的先进性，在文化的形式上保留和发扬民族文化的多样性。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西方文化在当今世界上的广泛而强势的传播，并不是它的先进性的证明，也不是其先进性的结果。虽然西方文化与前资本主义时代的文化相比有其先进性的一面，但它在当今世界的强势地位并不完全是由于它的先进性，而是由于其所依据的经济和传播技术的强大。因此，为了在经济全球化时代既促进人类文化的发展进步，又保持人类文化的多样性，就需要保持和发展各国各民族的文化。各个国家都要像发展自己的经济那样，去发展自己的文化。而只要自己民族的文化得到发展，那么人们的爱国主义就会有自己的寄托和载体。爱国主义与爱国主义教育是联系在一起的。那么，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爱国主义教育是否必要？它的特点和使命是什么呢？
首先，爱国主义教育的必要性在于爱国主义存在的合法性。有爱国主义就会有爱国主义教育，后者以前者为基础和存在的依据。既然在经济全球化的时代爱国主义继续存在，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爱国主义教育也会继续存在并发挥它的作用。事实上，爱国主义与爱国主义教育并不是彼此分离的两回事，而是一回事。爱国主义教育并不在爱国主义之外，而是爱国主义现象的一部分。爱国主义教育是爱国主义延续和发展的结果和必然要求。其次，爱国主义教育有助于爱国主义从自发向自觉发展。爱国主义的产生具有一定的自发性，它体现出一种天然的情感倾向。这种自发性是爱国主义具有深远渊源和深厚根基的体现和证明，是爱国主义天然合理性的表现。但爱国主义的存在不能满足于自发状态，而要向更加自觉的方向发展，以更好地体现合理的思想和崇高的精神。爱国主义作为一种历史性的现象，在长期的历史延续中曾以不同形式存在着，一方面要适应特定历史阶段的社会要求，另一方面自身也在成长和发展。在经济全球化时代，爱国主义的存在和发展遇到新的挑战，具有空前的复杂性，因而更需要对爱国主义进行必要的引导和规范，而爱国主义教育就起着这样的作用。爱国主义教育的作用不仅仅在于甚至主要不在于鼓动人们的爱国情感，而更在于引领人们的爱国感情和言行，使爱国主义的存在和发展更加自觉，更加合理和美好。这也将有助于避免和减少狭隘民族主义、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军国主义、沙文主义等对爱国主义的干扰、绑架和误导。再次，爱国主义教育有助于减弱经济全球化对爱国主义的过度冲击。经济全球化对爱国主义的冲击既是巨大的，又带有一定的盲目性。一方面，我们承认这种冲击具有一定的历史必然性，甚至也具有一定的历史合理性，因为它有助于不同国家和民族间的沟通和联结，有助于人类最终实现天下大同。但另一方面，我们又不能不看到，这种冲击也具有很大的盲目性以及破坏性。这种冲击的程度和某些后果，超过了合理的限度，破坏性地打击了仍然具有十分必要的存在价值的爱国主义精神。而且，由于千百年来不同民族和国家的人们把许多美好的心愿、感情和精神价值都与爱国主义结合在一起，因而当经济全球化对爱国主义产生巨大冲击的时候，也一同冲击和削弱了人们许多其他方面美好的东西。从一定意义上说，爱国主义教育具有抵御经济全球化对爱国主义过度和盲目冲击的作用，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守护人类各种爱国主义遗产，传承爱国主义崇高精神。最后，从当今世界来看，各国都在进行甚至加强爱国主义教育。广大的发展中国家都在加强爱国主义教育，以图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维护自身的独立、主权和国家利益。这一点，在经济全球化扩张的过程中体现得比较明显。特别是一些处于高速发展中的新兴经济体，比如金砖国家等，都明确地意识到爱国主义教育在全球化条件下的重要性。一些西方发达国家，尽管经常批评和指责发展中国家的爱国主义为“民族主义”，但他们自己也在有意识地凸显其国家意识和国家认同。二战以后，德国在清理法西斯主义影响的过程中，曾经历了一个与“爱国主义”决裂的过程，甚至把“爱国主义”变成了一个或多或少是负面和贬义的词汇。但在半个世纪之后，在全球化时代迅猛到来的时候，德国人的国家意识和爱国情怀在逐步回归，爱国主义教育悄然出现。至于美国，就更典型了。在“9·11”事件以后，美国人的爱国主义热情高涨，而国家领导人也一再强调爱国主义。从小布什到奥巴马，尽管方针政策有所不同，但在强调爱国主义方面一脉相承。布什以爱国的名义要求国人支持他发动一场又一场的反恐战争。而奥巴马那些充满激情和变革精神的演说，也始终贯穿着一根爱国主义的红线。他甚至为了打消一些白人选民对他作为一个黑人是否足够热爱美国的顾虑，而在演说中一再表白自己的爱国信念，强调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要性，他指出：“爱国思想必须永驻你我心中，根植于我们的文化之中，培育于我们孩子幼小的心灵之中。”[9](P56) 鉴于“有许多年轻人根本不了解我们先辈的光荣事迹”，因此，“身为美国人，身为父母，在家里，在学校，向我们的孩子灌输历史知识是我们的神圣职责。”[9](P57)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作为一个具有悠久爱国主义传统的东方大国，作为一个把爱国主义与社会主义结合起来的社会主义国家，我们在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我们当然要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并根据新的形势加强和改进爱国主义教育。当今时代，世界各国的爱国主义教育逐渐体现出一个新的特点，就是把爱国主义教育与价值观教育结合起来，并将爱国主义教育纳入核心价值观教育中。价值观教育源远流长，不同国家和民族也在自己的文化传承中始终进行着价值观教育。但是，以往的那些教育不是以直接明了的“价值观教育”的面貌出现的，而往往以其他形式表现出来。在现代社会中，“价值观”的问题日益凸显，而且随着思想学术领域中“价值哲学”等的发展成熟，价值观教育也日益具有明确而自觉的形式，它的重要性也日益为人们所关注。如果说以往人们所关注的主要是思想体系和意识形态体系，那么，现在人们所关注的则是这些体系中的价值观或核心价值观，关注的是其中最根本的价值理念。从当今世界来看，不同思想文化之间的冲突，突出地表现为不同价值观或不同核心价值观的冲突。一些发达国家要把自己的价值观强加于发展中国家，而发展中国家也开始确立和维护自己的价值观。在这方面值得注意的是，当今各国的价值观教育也把爱国主义纳入其中，并把爱国主义提升到价值观或核心价值观的层次。从美国的情况看，爱国主义成为美国价值观教育的一部分，并把天然的自发的爱国之情升华为对美国理想和美国精神的忠诚，上升到理想信念的高度。这一点在美国总统奥巴马的演说中表现得尤为明显。强调价值观，强调爱国，并把二者结合起来，这可以说是奥巴马演说的突出特点，也是其具有巨大影响力的重要原因。他在演说《我们所热爱的美国》中表白了自己的爱国深情，并概括了爱国主义的精神内涵。他说：“对我来说，爱国的含义并不局限在对地图上某处地方或某类人表示忠诚，而有其更深刻的含义，即对美国的理想表示忠诚———那些所有美国人都会为之牺牲生命、都会为之献出一切的理想。我认为，正是这样的爱国忠诚促成了一个多种族、多宗教、多习俗的美利坚合众国。”[9](P52)他在就职演讲中说：“我们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我们迎接挑战的方式也是前所未有的。但我们取得成功所依赖的价值观——勤劳、诚实、勇气、公正、宽容、好奇、忠诚和爱国——却由来已久。这些价值观都是真实的。它们是我们整个历史发展过程中的一股无声力量。现在要做的就是回归这些真理。”[9](P84-85)在我国，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进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是当前意识形态工作和思想政治教育的根本任务。爱国主义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重要内容。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四个基本组成部分中，爱国主义不仅集中体现于第三个部分即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中，而且在其他的几个部分中都有渗透性体现，比如在第四个部分“社会主义荣辱观”（“八荣八耻”）中，第一条就是“以热爱祖国为荣，以危害祖国为耻”。这些都提示我们：爱国主义及其教育已超出了单纯感情和感情影响的范畴，而进一步上升到理念和价值观的层面；进行爱国主义教育，要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相结合，并作为其中的一个组成部分。爱国主义发端于一种天然的感情，但它不只是一种感情，还是一种思想观念和社会行为。在经济全球化的条件下，在如何爱国变得不那么容易的情况下，爱国主义教育要倡导感情和理性的结合，倡导理性爱国，善于把人们爱国的思想感情和行为有机地统一起来，以更好地发挥爱国主义的积极作用。在经济全球化猛烈推进的过程中，在各国间利益摩擦甚至冲突明显增多的情况下，不可避免地会伴随着各个国家中人们对外的强烈感情。这些感情很可能表现为爱国感情或民族感情，从而使爱国主义具有强烈的感情化或情绪化倾向。对于这些感情，我们当然不能简单地加以指责，因为毕竟有其历史和现实的根源，而且这些感情中有真正爱国的内涵。人不是理性的机器，而是有血有肉有感情的人，当遇到重要事件的刺激时，就会在感情上表现出来。这是自然而然的过程，也不是可以人为地完全避免的。但是，在各国间利益关系十分复杂的情况下，对于这种强烈感情又不能简单地加以鼓动甚至纵容。爱国主义教育要积极地倡导理性爱国，使人们认识到爱国不仅是感情的事，也是理性的事，更是国家利益得失的事。近年来，伴随着中国的崛起，我国国际环境更加复杂，国外“中国威胁论”的鼓噪，对中国的妖魔化宣传，对中国崛起的阻挠和打压，以及因历史和现实原因而出现的中日、中美等摩擦事件等，牵动着人们的心。人们关心世情国事，表现出强烈的爱国主义情怀。特别是年青一代，他们能够在关键时刻仗义执言、挺身而出，捍卫民族的尊严和国家的利益，表现出是爱国的一代，具有社会责任感的一代。而在他们表达自己的爱国之情的过程中，也出现了个别不够冷静甚至不够理智的言行，这些已经引起了社会的关注和思考。有的爱国主义教育工作者发出了“理性爱国”的倡议，明确提出：“我们当然要关心国事，关注世情。但在关心和关注的时候，在表达爱国的意向和热情的时候，一定要遵守法纪和道义，讲求理性、有序和有理、有利、有节，有利于维护大局，维护稳定，维护国家的整体利益和核心利益。这是对以往和日后的一切反华逆流的从容应对和有力回击，也是澄清与消除对我国和平发展的一切误读、疑虑的有效举措和明智选择。反之，如果不讲理性或失去理性，到头来就可能有违自己爱国初衷，正中他人下怀。”[10]4.爱国主义教育要更加开放，并与国际主义教育相结合。如果说从前的爱国主义是在国家间相互隔离的情况下产生、维系并得到体现的，那么在经济全球化的时代，爱国主义则是在高度开放的环境中存在了。因此，新的历史条件下的爱国主义本身，就应该包含着对外开放的内涵在内。正如江泽民指出：“我们坚持的爱国主义同狭隘的民族主义是有本质区别的。要使我们的人民懂得，坚持对外开放，认真学习世界各民族的长处，积极引进先进的科学技术和经营管理经验，增强我们自力更生的能力，加快祖国的发展，这本身就是爱国主义的重要内容。”[11](P140-141) 埃及思想家巴哈丁也认为：“爱国主义不是监狱的围墙，堑壕的边缘和流放地的屏障，而是与全人类交融的通道。……爱国主义是一种属性和目标，是对价值观和原则的忠诚，是保护人类的篱笆，不过是透明的、透气的，它不遮挡光线，不妨碍清新空气的进入，不掩盖思想，不阻止对话，也不拦阻与各地人们的交流。”[1](P59-60)经济全球化时代的爱国主义不仅具有开放的属性，而且还应该与国际主义联系在一起。我们以前是讲国际主义的，当然有特定的内涵，指世界共产主义和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后来由于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处于低潮，而我国又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面临着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任务，于是我们的意识形态策略就发生了一个变化，即只讲爱国主义，不大讲国际主义了。但在当代全球化条件下，只讲爱国主义，不讲国际主义，不把爱国主义放在国际化的视野下来考察，就不能得到合情合理的结论。事实上，我国的宪法中一直有进行“国际主义教育”的要求，而现在我国有关部门的领导同志已经提出，既要做爱国主义者，也要做作国际主义者。国务委员戴秉国2010年12月发表的长篇文章《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全面系统论述了中国共产党关于“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推进建设和谐世界”的基本主张，其中提出：“坚持和平发展道路是推动建设和谐世界的基础和前提；推动建设和谐世界是坚持和平发展道路的必然要求。中国坚持两者的有机统一，既做爱国主义者，也做国际主义者。”[12] 因此，我们今天应该把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联系起来。当然，对于“国际主义”概念，我们要根据时代的变化加以新的充实和发展。[1] [埃及]侯赛因.卡米勒.巴哈丁.无身份世界中的爱国主义——全球化的挑战[M].朱威烈，王有勇译.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1.
[2] 龙应台，安德烈.亲爱的安德烈[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
[3] 列宁选集[M].3版.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中文2版.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5] 阿迪力.买买提.论全球化背景下的民族身份认同和爱国主义——对爱国主义情感的民族学解读[J].黑龙江民族丛刊，2011，(5).
[6] 钟哲明.马克思主义与我们的时代——兼谈“全球化”问题[J].马克思主义研究，1998，(3).
[7]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M].2版.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8] 斯大林全集[M].第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
[9] 刘永生主编.奥巴马演讲集[C].沈阳：辽海出版社，2010.
[10] 庞士让.理性爱国更有力、理性爱国国更强[N].中国教育报，2008-04-28.
[11] 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编.江泽民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C].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
[12] 戴秉国.坚持走和平发展的道路[J].当代世界，2010，(2).
本文作者：刘建军，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教授 博士生导师
原文刊载于《教学与研究》2012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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