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关于“马克思主义的来源和组成”问题，除了经典的“列宁说法”，还有一来源说、两组成说、多来源多组成说等三种说法。这三种说法都围绕“列宁说法”展开并形成两种倾向：一种倾向直接肯定“列宁说法”来自恩格斯的《反杜林论》，因而是对马克思主义的直接继承和发展；另一种倾向则是对“列宁说法”质疑，认为“列宁说法”是对马克思主义的一种自主解释和独立发挥，并认为“列宁说法”与“恩格斯表述”有根本差别。在这两种倾向中，前者没有追溯到“列宁说法”在马克思思想中的来源，后者则执着“列宁说法”与“恩格斯表述”的差别。对此问题的考辨可以从两个方面提出新解：一是从文本考据来看，“列宁说法”不仅有其“恩格斯—杜林论战”的根源，而且在马克思那里就有其最初的“来源和雏形”；二是从“文本—实践”互动的解释学原则来看，理解“列宁说法”不能只看表述，更要从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史、传播史和解释史的互动中去理解。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列宁说法”；一贯性与整体性
在马克思主义传播史和解释史中，关于马克思主义的来源和组成问题，一直是一个老问题但同时也是一个不断引起争议的新问题。说它是个“老问题”，是因为从列宁首次明确提出“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问题以后，这个问题几乎是作为一个“专题”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广泛传播；（公众号：马学思享）说它是个“新问题”，是因为随着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进一步深化和拓展，关于这一问题的质疑和“新解”也在不断出现。如果我们将有关“马克思主义的来源与组成”当成一个专题，那么，这一问题可以称为“列宁说法”。“列宁说法”之所以可以作为一个专题考察，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从理论上来说，不澄清“列宁说法”的来源和根据，列宁主义本身就会和马克思主义分裂成“两个主义”；二是从实践上来说，不阐明“列宁说法”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坚持和发展，就无法真正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马克思主义是一种开放发展的学说，列宁本人曾在《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中指出：“马克思主义同‘宗派主义’毫无相似之处，它绝不是离开世界文明发展大道而产生的一种故步自封、僵化不变的学说。”[1]309列宁对马克思主义的这一定位表明，马克思主义作为一个内容丰富、包罗万象的理论体系，不仅就马克思主义的来源和产生过程来说是如此，而且就其发展和传播过程中出现各种不同的解读来说也是如此，这恰恰从反面说明马克思主义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因此，对“列宁说法”本身及由此引出的其他观点的考辨和新解本就是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一种表现。本文的思路就是对“列宁说法”及其引起的争议先做梳理，然后对此一问题进行进一步的考辨和解读，最后再得出坚持马克思主义研究“守正创新”的具体办法。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全新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它是19世纪人类优秀文化的一次伟大综合。正因为如此，才有列宁的上述不脱离“人类文明大道”的说法。毫无疑问，面对一个内涵如此丰富而包罗万象的学说，若追问其来源和组成，则它本身一定有其“最主要的”来源和组成。对此，列宁在1913年纪念马克思逝世30周年的文章中，直接以“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为标题，提出了后来著名的“列宁说法”。“列宁说法”出现以后，影响巨大。它直接以最简洁的方式，（公众号：马学思享）让人们一下抓住了“马克思主义来源与组成”中的最主要方面,让人们对马克思主义有了一个简明扼要的认识。“列宁说法”原本并不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但随着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和发展，尤其对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深化和拓展，对此有了各种不同的质疑和说法。这些质疑和说法主要针对“三来源和三组成”中的“三”，即质疑综合了19世纪人类优秀文化的马克思主义，其“来源与组成”为何一定是“三”而不是一、二或多？判定其为“三”的根据究竟何在？具体来说又分为“一来源说”“两组成说”“多来源多组成说”这三种。这些质疑的出现，当然有助于深化和拓展“马克思主义的来源与组成”问题，但同时也造成了一些似是而非的理论混乱。因而，概述其他几种说法并对它们进行简要辨析是必要的。这种说法最初在西方马克思主义当中有其根苗。局限在现代性视野中看待马克思学说的思想家，大都将马克思的学说整体定位为一种源于西方近代启蒙传统和理性主义的产物。一般来说，如果马克思的学说被如此定位，那么整个马克思主义自然也可以如此规定。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一些研究者中，即使承认马克思主义的组成有“三个维度”或“三个进路”，但其来源仍然是一个，这就是“人类理性的实现”。伯尔基在《马克思主义的起源》中就持这种观点，他认为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综合，其“观点强调在人与自然的关系、社会和精神中的解放；在此三个维度中的任何一个里面，自由的最高目标和价值都关系到人类理性的实现”[2]12。这种观点是一种典型的“三合一式”的黑格尔式的观点，（公众号：马学思享）即从“分”的角度看，承认马克思主义有其不同的来源，但是从“合”的角度看，它只有理性主义这一个来源。这种观点当然是对的，但它忘了马克思主义除了是对“人类在19世纪所创造的优秀成果”的“直接继续”和“当然继承”以外，还是对整个西方文化传统的批判和发展。比如卡尔·洛维特认为，马克思主义对当时的西方思想是一次“19世纪思维中的革命性决裂”，在这次决裂中，黑格尔的绝对精神已经为马克思“对人的社会分析”所代替。马尔库塞则进一步指明，马克思主义超越启蒙理性的地方在于，在马克思那里“哲学已经转化为社会理论”[3]217，并且“在马克思的理论中，任何一个简单概念都有一个本质不同的基础”[3]233。后来的哈贝马斯也同样这样定位马克思主义，他在《理论与实践》中进一步将马克思主义规定为一种介于科学和哲学之间的“社会批判理论”[4]。这是西方马克思主义中的情况。在汉语学界，随着改革开放和西方学说的引入，一个来源的说法在国内也得到了一些回应。比如汉语学界关于“列宁说法”在20世纪90年代引起争议以后，有些学者直接从马克思主义学说的整体性入手，认为马克思主义既然是一个整体，那其来源就是全部的社会实践，就此甚至提出了“实践是马克思主义的唯一来源”这样的观点[5]。这种观点面对各种理论争议，颇有类似禅宗判教中“截断众流”的气概，即它不从西方理性主义—非理性主义的二元对立入手，（公众号：马学思享）而是从马克思学说的整体性入手考虑马克思主义的性质、来源与组成，因而这种“实践来源说”面对众声喧哗时颇有一锤定音的效果，但是这种“一来源说”也有很大的局限，这就是其看似能够说明一切但实际上什么也没说，因为这种说法完全无法应对如下反驳：在归根结底的意义上，绝大多数理论和学说都是来自于实践。因此，将实践作为马克思主义的“唯一来源”，看似斩钉截铁，实际上面对具体问题并没有说出更多东西。所以，“一来源说”并不构成对“列宁说法”的根本反驳。那么，不能从根本上反驳“列宁说法”是否意味着此一问题的消解呢？情况并非如此。诸如上文的辨析，这里需要对此一问题进行更具体的分析，这就出现了以下“两组成说”和“多来源多组成说”。这种说法一直以来颇有影响，该观点不再执着于马克思主义的“来源”问题，而是将重心放在其“组成”上。在国外这种说法最典型的是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看法。比如，阿尔都塞就认为马克思的学说中存在“认识论的断裂”，即以《德意志意识形态》为界，此前马克思的思想是人道主义的，而此后马克思的思想主要是科学主义的。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接续了“列宁说法”中的“组成”问题，但是观点不同。如果把马克思主义看成一个整体，那么“列宁说法”认为马克思主义的构成为“三”(尽管列宁一再强调马克思主义是“一整块钢”)，而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认为马克思主义的构成为“二”。这种“两组成说”不仅造成了“两个马克思”的对立，而且造成了马克思思想中“两条逻辑”的对立，即马克思主义是一种科学主义还是人道主义的对立。这种对立进一步带来了诸如地域上的对立，如东方的马克思主义和西方的马克思主义的对立等。如此下去，以上对立的最终结果则是导向“我们可以用马克思反对马克思自己”[6]。国外马克思主义的这种观点同样影响到国内一些研究者。一些质疑“列宁说法”的论者，通常将“来源与组成”问题分开考察，然后再对比列宁和马克思恩格斯表述的相异之处。比如陈文通先生通过考察关于“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问题后就认为：“列宁的概括并不完全符合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思想，在他们的著作中也找不到根据。”[7]19关于“马克思主义的三个组成”，陈文通则通过对“列宁说法”和“恩格斯说法”的对比，认为列宁“‘三个组成部分’的提法在马克思的著作中找不到根据，（公众号：马学思享）和恩格斯对马克思主义的概括不一致”[7]19。这种观点认为，恩格斯关于马克思主义“组成”的说法，主要是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陈文通先生认为：“恩格斯把马克思最重要的理论贡献概括为‘两个伟大发现’‘两个重要事实’‘两大规律’；而科学社会主义正是以这两个重要事实为依据的。”[7]23“恩格斯对马克思主义的概括不仅具有无可比拟的权威性，而且更加科学。恩格斯认为，这两个伟大发现可以和达尔文发现有机界的发展规律相媲美。因此，马克思主义的精髓及其理论贡献可以概括为‘两个伟大发现’和‘一个科学结论’。”[7]23陈文通的这种概括和对标，代表了一种比较典型的“两组成说”。简而言之，“两组成说”辨析确实非常细致，也提出了一些非常有启发的观点。比如，详细考察了“列宁说法”和“恩格斯说法”的差异，让我们注意到这里出现的表述上的变迁，但是这种做法也有个致命的缺陷，就是过分纠缠“表述字句”有何不同而将列宁和恩格斯做了生硬的切割。这种做法忘记了如下这点：列宁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的继承者和发展者，他的革命任务不是咬文嚼字般地重新研究马克思主义的体系，而是用最简洁清晰的语言把“什么是马克思主义”介绍给无产阶级并让它为当时的革命运动服务。讲“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当然要涉及它的“来源与组成”——尽管这两个问题不能完全画等号。所以，从列宁介绍和普及马克思主义学说这个意义上来看，正如一些研究者指出，这种质疑“并没有证明恩格斯和列宁的对立，而是进一步回答了‘什么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问题”[8]。这种说法认为马克思主义不只有三个来源和组成，而是多个，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四个来源和四个组成说”。这种说法肯定了马克思主义有“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但是认为“列宁说法”尚需补充，比如俞吾金先生就认为“要完整地揭示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构架,必须把以非欧社会、尤其是东方社会为重要研究对象的英、美、德、俄人类学思想看作是马克思主义的第四个来源和第四个组成部分”[9]12。理由是：“随着马克思的大量手稿、尤其是1857—1858年的经济学手稿和晚年的人类学笔记的问世(由于客观历史条件的限制,这些手稿和笔记中的大部分内容列宁都未阅读过),随着社会主义运动的中心由西方转移到东方,有关东方社会的种种理论问题开始凸现出来。（公众号：马学思享）在这种情况下,仅仅从上述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解释马克思主义学说的整个理论构架已显出局限。”[9]13俞吾金先生这一说法颇有新意和根据，然而也有一个危险，那就是虽然随着马克思手稿、笔记的发现，补充和发展“列宁说法”是对的，但将社会主义运动中心的转移和东方社会种种问题的凸显作为“第四种来源和组成”的做法则有些牵强。如果这种做法完全成立，那么按照今天有些学者的说法，生态学、女权主义、民族/种族斗争与反战主义也都是马克思主义的四种当代思想来源(1)参见杨昕编译：《理查德·莱文斯论马克思主义的当代思想来源》，载于《中国社会科学报》2013年4月24日第B02版。。如此一来，马克思主义的来源和组成问题就既不是一来源说、两组成说和四来源四组成说，而是“多来源多组成说”。比如，于光远认为，马克思主义就是一条汇聚万千的大江大河，除了“三条主干”(即列宁所说的“三个来源”)，还容纳了其他支流的水源。周尚文认为，列宁的说法很容易让人误解马克思主义只有三个来源，他说还应该有实践来源和其他思想，比如启蒙思想、文学艺术、历史学、自然科学等。“多来源说”进一步说明了马克思主义不是脱离人类文明大道的学说，但如果对此不加限制，把“多个来源”的阐释逻辑贯彻到底，那么，“马克思主义的来源与组成”部分还应该包括古希腊哲学、浪漫主义、自由主义、法哲学、法学、社会学、历史学、军事学、伦理学等思想。这样一来，关于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它的来源和构成是什么等反而会因为这个“多”没有确定的内涵而致使该问题最后被取消掉。概言之，“一来源说”“两组成说”“多来源多组成说”这些说法都有自己的前设和标准，它们对“三来源三组成说”质疑和辨析，在很大程度上是拓展和深化了“列宁说法”，但是从发展马克思主义的角度来看，这些说法也造成了很大的理论混乱。因为，不论上述是肯定还是否定“列宁说法”的观点，都存在一个根本的缺陷，那就是将“列宁说法”的来源仅仅追溯到恩格斯和杜林的论战，然后执着于“列宁说法”和“恩格斯说法”的差异。这种做法导致了先将列宁与马克思恩格斯思想割裂，再将列宁和整个马克思主义进行割裂的危险。“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确实是列宁首次明确提出的，“列宁说法”深受恩格斯《反杜林论》“经典三编”(即第一编“哲学”、第二编“政治经济学”、第三编“社会主义”)的影响已毫无疑问，这也正是马克思主义中肯定论的根据所在，但上述“一、二、多”等三种说法之所以出现，又是质疑“肯定论”的结果。不管是肯定论还是否定论，都承认“列宁说法”有恩格斯的来源，但区别在于，肯定论者认为列宁和恩格斯是一脉相承的，而否定论者认为二者不同，焦点则是“列宁说法”是否直接来自“恩格斯—杜林论战”。在肯定论当中，通常都认为“列宁说法”直接来自“恩格斯—杜林论战”，这种观点长久以来并不曾受到什么挑战，但是正如前文所说，随着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引介和对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拓展和深入，质疑和挑战也相应增多。否定论者如郭大俊先生认为：“《反杜林论》的体系安排是为了适应批判杜林思想体系的需要，而不是为了系统地制定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正如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一版序言中所交待的：这书的目的并不是以另一个体系去同杜林先生的‘体系相对立’。（公众号：马学思享）然而后来的研究者们却忽略了恩格斯这一交待，误把《反杜林论》这部论战性的著作当成了建构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著作。所以，如果以《反杜林论》为依据，说马克思恩格斯创立了‘三个组成部分’的体系，便是对恩格斯原著思想的极大误解。”[10]这是一种对肯定论的典型反驳，这种反驳几乎都是对“恩格斯—杜林论战”进行溯源，然后再找出“恩格斯说法”和“列宁说法”的不同来佐证自己的观点。面对这种质疑，肯定论者自然坚决捍卫“列宁—恩格斯”这一正统谱系。比如，奚兆永先生在面对当时的诸多质疑时认为“列宁说法”并没有什么问题。之所以没问题，是因为：“杜林当年挑战马克思、攻击马克思主义的三大本著作也是论战性的著作。如果马克思主义本身不包括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社会主义学说‘三个组成部分’的话,杜林又怎么能从这三个方面对马克思主义进行挑战呢?”[11]9接着，奚兆永先生同样举恩格斯《反杜林论》的序言和相关内容来为自己论证，但是肯定论者的这种辩护却非常无力，因为它有着很大的逻辑漏洞。比如在上述说法中，奚兆永先生的论证采用的是一种典型的反证法，即从杜林攻击马克思主义的三大方面和三本著作去“反推”马克思主义本身就包含这三个方面。这就很难反驳否定论者，因为这种反证法在逻辑上很难成立，而且会陷入一种历史目的论。一是这种反推无法摆脱论证中的倒果为因。因为即使“列宁说法”确实源自恩格斯，你怎么能反推出：因为杜林挑战马克思，所以就一定能证明马克思主义中本身就包含这三个方面？二是如果肯定论无法找到马克思恩格斯正面论述马克思主义中包含“三来源和三组成”的说法，就很难摆脱从后往前推的历史目的论。由此可见，奚兆永先生要证明“列宁说法”的正当性，就需要从恩格斯处找到直接论证“三来源和三组成”的说法，这样才能证明“列宁说法”和马克思恩格斯思想是一脉相承的，但奚兆永先生所引用的恩格斯《反杜林论》三版序言中的说法都是些间接证据，这种维护肯定论的做法不仅没有起到本来的作用，反而立即遭到了强烈的反驳。（公众号：马学思享）比如，赵敦华先生就说：“历史的‘基本事实’是,杜林写作那三部书是为了建立他自己的‘体系’,而不是要向‘马克思主义的三个组成部分’提出挑战。当时马克思的学说尚不是体系性的‘主义’,更谈不上有‘三个组成部分’。”[12]8该论和上述郭大俊先生的说法大同小异，都认为杜林和恩格斯的论战不涉及“马克思主义的三个组成部分”，因而自然将恩格斯和列宁的继承关系“切断”。对此，奚兆永先生为了维护肯定论，又退一步说：“当然,恩格斯写作《反杜林论》的最初目的是为了对杜林进行反批判，而不是为了从正面阐述马克思主义的‘三个组成部分’，但是我们也决不能将批判和正面阐述二者绝对地对立起来。”[11]9这种退步更暴露了其论证的薄弱，赵敦华接着反驳道：“‘不对立’不等于一一对应。《反杜林论》的三篇只是对应于杜林的三本书，既不对应于马克思主义的组成部分，也不对应于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来源。”[12]8这种反驳，使得肯定论者几乎无路可退而很难再坚持自己的观点。更要命的是，否定论者通过考证“列宁说法”后进一步指出，“更重要的是，‘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之说，不符合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思想和本意”[7]19。如此一来，肯定论者所坚持的“列宁说法”好像彻底被驳倒，似乎完全成为无源之水和无本之木。这样一来，这里似乎立即出现了一个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中的巨大“悖论”：一是“列宁说法”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中已经发生了如此重大的影响；二是“列宁说法”似乎在学术史的辨析和推理中反而站不住脚。那么，我们究竟应该如何看待这种现实和考辨之间的巨大“吊诡”？而且，这一“悖论”所具有的更一般意义是：我们究竟该如何对待这种“似乎”在马克思恩格斯文本上找不到直接的“字句”，但事实上又成为马克思主义当中正统的各种“说法”呢？所以，“列宁说法”看似是一个小个案，（公众号：马学思享）实则将马克思主义中的“坚持和发展”“照着说和接着说”的大问题提了出来。对此，本文的基本观点是：解答这样的问题，既要进一步深入推进经典文本的字句考证，也要引入新的解释学原则，即要从“文本—实践”的互动这一更大的解释学视域去看待“列宁说法”的合理性和合法性。只有这样，才能既克服那种寻章摘句式的文本解读模式，又克服那种脱离实践情景的全盘否定论。本文所说的“新解”也主要是指这两个方面。对以上两个问题可以从两个方面进行阐发：一是“列宁说法”到底有没有马克思恩格斯思想的合法来源；二是怎么看待“列宁说法”在马克思恩格斯那里没有直接的文本根据。上述对“列宁说法”的否定几乎都集中在这两个问题上。在第一个问题中，关于《反杜林论》的目的，究竟是不是只“批判杜林”而没有正面阐发“马克思主义的来源与组成”呢？关于这一条，奚兆永先生上述的辩护虽然有缺陷但是却并非完全没有道理。奚兆永先生的根据主要是恩格斯《反杜林论》1878年、1885年和1894年三版序言中的说法，结论则是恩格斯不仅批判杜林，而且是对马克思主义“三来源和三组成”的一种“正面阐发”。恩格斯的原话这里不再一一列举，拙文要论述是：通过重新考证《反杜林论》的内容和还原“恩格斯—杜林论战”的更深背景，进而确定，“列宁说法”不仅有马克思恩格斯思想的合法来源，而且“列宁说法”在马克思恩格斯那里找不到直接根据并不构成对“列宁说法”的否定。这一立论的论据同样有两个方面：一是从马克思恩格斯有关杜林十年来的通信(1868—1877)看马克思恩格斯和杜林的关系；二是从“恩格斯—杜林论战”的实践情景看“列宁说法”的根据。1.在第一方面中，如果我们把马克思恩格斯当时关于杜林的评论联系起来看，其实从1867年《资本论》发表以后，杜林“构建自己的体系”就和马克思内在相关。1867年9月，《资本论》第一卷发表以后，马克思并没有看到他所预期的评论和反响，但杜林的评论却引起了马克思的注意。1868年3月6日，马克思在致库格曼的信中对杜林的态度还是比较克制的：他一方面称赞杜林“我应当感谢这个人，因为他毕竟是谈论我的书的第一个专家”[13]391；另一方面，马克思说：“他做过两件事。第一，他出版过一本(以凯里的观点为出发点)《国民经济学批判基础》(约500页)，其次，出版过一本新的《自然的辩证法》(反对黑格尔辩证法的)。我的书在这两方面都把他埋葬了。”[13]390从马克思对杜林的批评和评论看，哲学和政治经济学这两部分当时已经是双方争论的焦点，至于社会主义，众所周知，更是双方论战的直接表现形式。对当时严肃的德国学者来说，（公众号：马学思享）谈论社会主义不谈论哲学和政治经济学是不可思议的，但是对经过了《德意志意识形态》洗礼的马克思恩格斯来说，哲学作为意识形态的一种，它只是社会生活的一种表现形式而不是相反。《德意志意识形态》确立的唯物史观原则就是要“从市民社会出发阐明意识的所有各种不同理论的产物和形式，如宗教、哲学、道德等等，而且追溯它们产生的过程”[14]，但杜林却仍然用某种哲学体系作为建构社会主义理论的基础，这不过是德国唯心论的另一种翻版和回潮。恩格斯说杜林“这种新的社会主义理论是以某种新哲学体系的最终实际成果的形式出现的”[13]380，指的就是这种情况。所以，对马克思恩格斯来说，从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社会主义等三个方面批判杜林就是不可避免的。可见，与其说杜林是第一个评价《资本论》思想内容的“专家”，不如说他是第一个向马克思公开提出“挑战”的人。这种挑战一开始就涉及“后来”所说的马克思主义的三个组成部分，尽管当时不这样称呼，但是没有这样命名不等于在内容上不涉及这三个组成部分。拙文恰恰认为，正是杜林和马克思最初的这一论战，才是“列宁说法”的最初来源。到了19世纪70年代中后期，不仅德国工人党内出现了“马克思派和杜林派这个说法”[13]408，而且“马克思主义”这个名称也开始逐步流行。随着《资本论》在工人中的传播和党内斗争形势的变化，马克思对杜林思想在工人内部造成的危害已经忍无可忍了。1876年5月24日，恩格斯在致马克思的信中说：“有一点是清楚的：这些人以为，杜林对你进行了卑鄙的攻击，就使我们对他无可奈何……试问，难道不是认真考虑我们对待这些先生的态度的时候了吗？”[13]393（公众号：马学思享）马克思在第二天立即回信并完全赞同恩格斯的提议：“我的意见是：‘我们对待这些先生的态度’只能通过对杜林的毫不留情的批判来表示。”[13]394到了1877年3月5日，在给恩格斯的信中，马克思对杜林已经完全持贬义了：“附上杜林评论。对这个家伙的东西而不当即狠狠敲打他的脑袋，我是办不到的……当你潜心研读这家伙的东西，对他的手法了如指掌的时候，你会觉得他是一个多少令人好笑的下流作家。”[13]400由此可见，杜林和马克思的交锋一开始就是内在相关的，只不过这个具体批判的工作是由恩格斯执行的，但正如恩格斯所说，《反杜林论》不仅用了马克思亲自写的《〈批判史〉论述》这一章，而且“在付印之前,我曾把全部原稿念给他听”[13]7。1878年6月，恩格斯在《反杜林论》第一版“序言”中说：“这样做使我在这本书所涉及到的很不相同的领域中,有可能正面阐述我对这些在现时具有较为普遍的科学意义和实践意义的争论问题的见解。”[13]4同时他还指出,“尽管这本书的目的不是以另一个体系同杜林先生的‘体系’相对立，可是希望读者也不要忽略我所提出的各种见解之间的内在联系”[13]4。恩格斯说“正面阐发”和“内在联系”，这里若没有马克思本身的思想来源，也不涉及马克思主义的组成部分，那是不可思议的。由此可见，“列宁说法”不仅有恩格斯的来源，还有马克思的来源。所以，这里的历史事实也许恰恰是列宁根据《反杜林论》，才提出了后来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说”。2.那么，如果第一条成立没问题，那又如何看待“列宁说法”和马克思恩格斯表述不一致的问题？比如陈文通先生否定“列宁说法”的根据是“‘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之说，不符合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思想和本意”[7]19。这里的“不符合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思想和本意”主要是指“列宁说法”在马克思恩格斯那里找不到直接的“对应说法”。那么，我们究竟该如何看待这种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中不同的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表述上的不一致这一问题？我们能否因为“列宁说法”在马克思恩格斯那里找不到“对应说法”，就得出“不符合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思想和本意”这一结论？对于这个问题，我们既可以从马克思主义文本学研究来看，也可以从马克思主义传播学和解释学来看。就前者而言，今天的马克思主义文本学研究表明，我们若对“列宁说法”进行恩格斯—杜林—马克思这样的反向溯源，就可以看到“列宁说法”不仅有马克思恩格斯的合法来源，而且有其自己的表述和发展。文本学研究表明，马克思的《巴黎手稿》就是“列宁说法”的最初蓝本。众所周知，《巴黎手稿》尽管在1932年才面世，但它不仅是马克思学说而且是整个马克思主义的“诞生地和秘密”，其中以异化劳动为核心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以异化劳动的扬弃为核心的共产主义学说、对黑格尔的辩证法和整个哲学的批判等三个部分，本身就已经包含后来“列宁说法”的雏形——虽然《巴黎手稿》的丰富内容不仅仅如此。这一点也为国内外大多数研究者所承认，（公众号：马学思享）如伯尔基在《马克思主义的起源》中就反复重申：“马克思主义出世的标志在此被确定为马克思身后出版的《巴黎手稿》。”[2]141麦克莱伦认为：“恩格斯描述的马克思思想的三个组成部分(德国唯心主义哲学、法国社会主义和英国政治经济学)在这里似乎第一次同时出现，如果还没有融合在一起的话。”[15]当然，国内研究者也不乏类似的见解，比如“《手稿》涉及到马克思主义的三个直接理论来源,包含着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各个组成部分的雏型”[16]。邓晓芒先生认为，早在《巴黎手稿》中马克思就已经用“人学现象学”或实践唯物主义将三种思想来源统一起来了，“‘实践唯物主义’这一提法(这也是马克思自己的提法)可以避免上述那种外在的割裂，并内在地包含着马克思主义的三重根源”[17]。张跣教授在总结近年国内外研究后指出，“现在越来越多的学者都将《巴黎手稿》看作是马克思学说的‘秘密和真正诞生地’”[18]。如果我们这样看待“列宁说法”和马克思主义的关系，“列宁说法”就不仅是正确的，而且他天才般地先于《巴黎手稿》的发表概括了“马克思主义的来源与组成”问题。就后者而言，像马克思主义这样注重社会实践的一门学说，它的发展史同时也就是它的传播史和解释史。从这个角度来看，“列宁说法”在第一个方面成立的前提下，它本身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来源与组成”的一种提炼和概括，它有其现实的历史情境和实践要求。后来，“列宁说法”这种提炼和概括本身又“沉淀”为一种经典文本，它和马克思恩格斯的经典文本表述有差异，这并没有什么奇怪的，也没有“不符合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思想和本意”；相反，它倒是基于实践而对马克思主义的一种坚持和发展。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中，如果马克思让社会主义从空想变为科学，那么列宁的贡献则是把社会主义从科学变为现实。在这一伟大的历史变迁中，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表达不可能不发生变化。按照麦克莱伦的考证，在传播学上，“因为马克思主义在19世纪90年代变成了一种群众运动，恩格斯的《反杜林论》销售得比马克思的任何著作都要多”[19]。（公众号：马学思享）如果我们把“字句表述”是否相符作为衡量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思想是否一脉相承的标准，那么，就必定会陷入列宁反对恩格斯、恩格斯反对马克思、马克思反对马克思本身这样的理论怪圈。所以，我们若肯定“列宁说法”并没有脱离马克思恩格斯思想本意这一前提，从传播学和解释学的角度看，“列宁说法”确实有一条从马克思到“恩格斯—杜林论战”再到“列宁说法”的隐性线索。揭示这一条隐性线索恰恰是研究者需要用力的地方，而仅仅因为“列宁说法”从马克思恩格斯那里找不到“直接说法”就否定肯定论是很难成立的。概言之，通过“恩格斯—杜林论战”的溯源和新解，笔者认为：第一，“列宁说法”在马克思恩格斯那里有合法来源；第二，列宁和恩格斯的表述不同没有违背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和本意。“列宁说法”不仅和马克思学说的内容和组成“内在相关”，而且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来源和组成”的一种精要提炼。它并没有终结其他说法，而是抓住了马克思主义的最主要方面，因而真正坚持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从上文的梳理、辨析和重新解读来看，关于马克思主义的来源与组成问题，“列宁说法”提供了马克思主义发展史、解释史和传播史中的一个经典案例。从发展史来看，它涉及如何处理马克思主义的“源与流”的问题；从解释史来看，它涉及如何“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问题；从传播史来看，它涉及如何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思想“硬核”和理论“外援”的关系问题。归根结底，“列宁说法”中的“来源与组成”问题涉及如何看待马克思主义中的“一贯性和整体性”的关系问题。马克思主义是一门关于人类自由和解放的学说，这既是马克思主义从诞生起就一以贯之的“一贯性”所在，也是列宁始终强调的马克思主义“绝不是离开世界文明大道的学说”的意义所在。马克思主义的整体性则是这种“一贯性”的外在表达形式。所以，列宁才说：“他(指马克思)的学说的产生正是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社会主义极伟大的代表人物的学说的直接继续。”[1]309这一判定也直接适用于“列宁说法”本身。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能够在历史中不断取得胜利？（公众号：马学思享）这是后来者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源头”和“硬核”的结果，如果放弃了这一点，马克思主义就变成了其他的什么主义，但是这种坚持并不是形成一种“脱离人类文明大道”的封闭学说，而是根据历史发展不断在理论“外援”上有所“损益”。这种“损益”使马克思主义并没有停留在创始人那里不动，而是成为一个不断生成着的“有机整体”。考辨和新解“列宁说法”，不仅有助于坚持21世纪的马克思主义，还有利于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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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作者：刘贵祥，大连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赵登超，大连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