兖州记事（二）

二．营造学社1936年的兖州兴隆塔的一次考察

1.行程

1936年的6月，梁思成和林徽因应山东省教育厅厅长何思源之邀，专程来山东考察古建筑。他们考察的路线是:东到历城、章丘、临淄、益都(今青州市)、潍县(今潍坊市),回济后南下长清、泰安、滋阳(今兖州市)、济宁、邹县(今邹城市)、滕县(今滕州市)计11个县。

此行调查测绘的古建筑有:

历城:神通寺四门塔,朗公塔,元、明墓塔30余座,千佛崖唐代造像,涌泉庵等；

章丘:常道观元代大殿,白云观,清静观元代正殿,文庙金代大成殿,永青寺,民居等；

临淄:兴国寺遗址,北魏佛像；

益都:县文庙；

潍县:县文庙,石佛寺明代大殿；

长清:灵岩寺千佛殿,辟支塔,慧崇塔及法定塔,宋、元、明历代墓塔140余座；

泰安:岱庙,泰山上道观等多处；

滋阳:兴隆寺砖塔,灵应庙大殿,泗水桥等；

济宁:铁塔寺铁塔,钟楼；

邹县:法兴寺宋塔,亚圣庙；

滕县:龙泉寺明塔,兴国寺遗址。

他们原计划还要调查益都云门摩崖雕像,云门雕像是隋代雕像的精品。但已破坏得很厉害,同时途中经常有土匪出没、抢劫。益都当局极力劝阻,他们也就只好作罢。(林洙:《梁思成林徽因与我》)

梁思成和林徽因于6月下半月抵达济南与麦俨增会合，7月到的兖州，但确切的日期并不清楚。在兴隆塔周围，他们测量绘图，为大塔拍照。林徽因坐在大塔第7层的南门洞中，梁思成抓住这个时刻，也给她拍了一张。兴隆塔的全景照片，已由梁思成选入了他主编的《中国建筑史》。林徽因那张尽显优雅之态的工作照选入了《林徽因传》和《林徽因文集（建筑卷）》。有篇文章是这样形容这张照片的：这是一张侧身剪影照，拱门之下,她头戴宽沿圆帽,倚墙屈膝而坐,膝上铺着纸笔,正全神贯注地绘图。

2.营造学社

此次行程，是营造学社考察中国古建活动的一个部分。该学社由朱启钤1930年成立，于1946年宣告解散。成立中国营造学社，实有其历史的根由。台北的李润海（《中国建筑史新编》作者）说过：“中国营造学社的产生，是对当时‘国学’思潮的一种反映，也适应了当时流行的‘中国固有形式’建筑设计的实践要求”。至清末，中国积弱已久，面对强势文化的压力和欺凌，中华民族从自身文化寻求出路的文化意识成为必然。中国古代建筑是我们民族的国粹，珍视并全面地研究它，亦是一种必然的选择。

　　在中国营造学社存在的15年内，由朱启钤、梁思成、刘敦桢、阚铎、梁启雄、单士元、陈仲篪、王壁文等一大批学社同仁，先后调查了全国15个省的220多个县的历史遗构，测绘、调查、摄影了2000多个建筑，对唐、宋、辽、金代的建筑有了一个基本的了解，基本上掌握了自魏晋到明清时期的建筑实物资料；在文献典籍整理方面，他们对浩瀚的古籍进行考辨源流，对中国建筑自远古至明清时期的历史发展脉络有了较清醒的认识，为他们未来的研究工作深入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对中国建筑史学研究做出了极大的贡献。

费慰梅说的比较直接，她说这是一个有钱人业余爱好的副产品，张学良，朱家骅，叶恭绰，马衡，李四光，费慰梅，看看这些显赫的名字就清楚了。但这仍不妨碍她对梁思成夫妇给予高度评价，觉得他们重视器物之用，特别是梁思成所主张的“搜集实物，考证过往，已是现代的治学精神，在传统的血流中另求新的发展，也成为今日应有的努力”，是盎格鲁撒克逊文化和中国古典文化结合的完美产物。而梁思成夫妇对费慰梅费正清夫妇也是情投意合，他们彼此互相欣赏，费氏夫妇二人的中文名字便是梁思成取的，我觉得费慰梅的名字多少有些恶作剧的成分，因为三个字的辅音都是EI。费慰梅于1932年独自一人去北平与未婚夫费正清结婚，在中国期间与建筑学家梁思成、林徽因夫妇等结为好友。后来费氏夫妇撰写了梁林的传记《梁思成和林徽因：一对探索中国建筑的伴侣》，对彼此间的友谊做了深入的回顾。

这个朱启钤有必要再说几句。民国时，曾任代理国务总理，后因拥护袁世凯称帝遭到通缉。当时北京城人口迅速增加，交通异常拥堵，朱启钤深感传统城市建设已无法适应时代需要，因此主持规划了北京城第一条公交线路，为保证以后公交的畅通，他拆掉前门瓮城，移去东四、西四牌楼的戗杆，并修建了中南海与北海之间的道路。改建北京的正阳门、修筑环形铁路、改造社稷坛为中央公园等等，即其所为。由拆了老北京的第一块砖的人发起中国营造学社，的却是个不大不小的讽刺，据说也让梁思成在是否参加营造学社这件事上颇为犹疑。

营造学社的古建调查活动，一般都会发表在《营造学社汇刊》中，奇怪的是1936年9月这期，似乎没有刊登此次梁林山东考察的内容，至少目录中看不到相关文字。即便兖州是他们众多考察活动中的一个小站，这看上去也不太正常：

目录

汴郑古建筑浏览记录  杨廷宝

苏州古建筑调查记  刘敦桢

元大都城坊考  王壁文

宋永思陵平面及石藏之子初步研究  陈仲篪

哲匠录  朱启钤 刘敦桢

书评  梁思成

本社记事

3.梁林在山东的考察活动

   关于梁林夫妇在兖州的活动，留下的文字不多。梁思成在他的《中国建筑史》上著录也只有区区一百余字：“山东滋阳县兴隆寺塔，形制颇为奇特。塔平面八角形，高十三级，全塔简洁无赘饰，各层但叠涩出短檐而已。其塔身逐层递减，但最上六层则骤然缩减，如以另一小塔置于未完塔上者，盖建至第七层而建筑费告罄，故将上六层缩小欤？塔之建造年代为宋嘉佑八年”。

对于这次旅行，虽然没提到兖州的大黄眼药和雪茄烟，善于将建筑学研究注入人文色彩的林徽因当然有过诗意的描述。在一首写于“暑中在山东乡间步行”的诗中她这样写道：“脚下风起”的她奔波在齐鲁大地上，飘飞的思绪化作一串串美丽的诗行：我卷起一个包袱走，过了一个山坡子松，又走过了一个小庙门在早晨最早的一阵风中。我心里没有埋怨，人或是神；天底下的烦恼，连我的拢总，像已交给谁去。。。这首诗的标题是《旅途中》，其行文方式现在的人读起来多少会有些不适应，至于写在山东什么地方，就更不得而知了。可以想象，处于专业考虑，当梁林登上兴隆塔的第七层时，他们一定会留意写有“大匠赵守忠，造浮屠匠苏则。”、“社人张元妻郭氏计家二十口”那几块刻石，还会顺便眺望一下滔滔泗水。影落灵光就难说了，这种奇观必须在傍晚时分，而且还得在能见度好的时候，站在兴隆塔上，看着塔的影子缓慢延伸到东边三十里外的曲阜古鲁灵光殿遗址。

在梁林的大多传记中，描述的比较笼统：1936年6月,他们沿胶济铁路考察,踏遍青山,兴致盎然。然后就没有下文了。林洙在《梁思成林徽因与我》一书中也只是说，20世纪30年代我们的国家和民族还处于多难、贫穷、落后的时期，野外调查乘坐的是木轮马车，或骑驴、骑马，或步行。能住宿在学校、庙宇是较好的去处，否则只能在大车店与蚊蝇壁虱为伍。

看来尽管踏遍青山兴致盎然，苦恐怕还是没少吃。

林徽因给梁思庄的信中写道：思庄， 出来已两周，我总觉得该回去了， 什么怪时候赶什么怪车都愿意，只要能省时候。。。每去一处都是汗流浃背的跋涉，走路工作的时候又总是早八至晚六最热的时间里，这三天来可真是累得不亦乐乎，吃的也不好，天太热也吃不大下，因此种种，我们比上星期的精神差多了。。。整天被跳蚤咬得慌，坐在三等火车中又不好意思伸手在身上各处乱抓，结果浑身是包。

除此之外，也许还有一些细节可以补充。费正清在他的著作中曾经对梁林二人的考察工作做过如下描述：林徽因和梁思成很认真地测绘了这座古塔各部分的尺寸，用他们的莱卡相机拍了照片，搞了细部的素描图。梁思成因车祸撞坏腿后，骨头交搭接合，他的右腿短了一截，不仅腿有点跛，也使他的脊椎弯曲，背部软弱无力，他穿一件支撑脊椎的钢背心，尽管行动不便，但仍能在屋顶、椽架上爬行，克服了常人难以忍受的困难。

中午暂停操作，吃点野餐。思成虽然是个半跛子。但他能在屋顶上和椽架上爬行。在他学生时代，早在熟悉现代交通规则之前，他就有了一辆摩托车，他在一次不可避免的碰撞中摔坏了腿，但是骨头是交搭接合的。这就使这条腿短了一截，最终使他的脊椎弯曲，使他的背部软弱无力。在后来几年中，他穿上一件支撑脊椎的钢丝背心，有点象罗斯福总统套上一副钢丝腿框架一样。但是思成献身于他的工作什么困难都阻挡不住他。

梁林二人的得意门生莫宗江也对林洙描述过恩师的工作状况：梁公总是身先士卒，吃苦耐劳，什么地方有危险，他总是自己上去。这种勇敢精神已经感人至深，更可贵的是林先生，看上去那么弱不禁风的女子，但总是爬梁上柱，凡是男子能上去的地方，她就准能上得去。

可以推测，两人工作室的分工是这样的：林徽因负责测绘和眺望，梁思成在测绘的同时还要给建筑和林徽因照相，给建筑，同时也给太太。从留下的大量照片可以看出，林徽因喜欢照相，而梁思成则酷爱拍照。他的那架莱卡照相机非常有名，当时的拍照造价高，操作复杂，对拍照者有很高的技术要求。当然，在分工方面，梁林的助手们也会做一些相应的工作，但他们的光芒无疑被这对圣人夫妇遮蔽了。

4.关于刘敦桢

有趣的是刘敦桢。很多资料都提到此次与梁思成林徽因同行的有建筑学家刘敦桢及两位助手。两位助手中有麦无疑，可惜网上查不到他的资料，只知道他是梁思成和林徽因的学生。刘敦桢简历是这样的：现代建筑学、建筑史学家。湖南新宁人。1921年毕业于日本东京高等工业学校建筑科。南京工学院教授。中国建筑教育及中国古建筑研究的开拓者之一。毕生致力于建筑教学及发扬中国传统建筑文化。1928年发表《佛教对于中国建筑之影响》。1930年加入中国营造学社。在《中国营造学社汇刊》上发表论文《北平智化寺如来殿调查记》、《大壮室笔记》、《明长陵》、《大同古建筑调查报告》、《易县清西陵》、《河北西部古建筑调查记略》、《河南北部古建筑调查记》等，为中国古建筑研究树立楷模。

为查明此次考察的记录，我找到刘敦桢全集（第三卷），此册编入了他于1935年至1944年间撰写的19篇文稿。其中《河北、河南、山东古建筑调查笔记》一篇记述的是他在1936年10月19日---11月24日的题目所提三省的调查活动，其中11月15日的日记着这样写的：12时半，入城，至重兴寺，摄取砖塔照片。寺在城北，仅古塔一座，附近堂殿，荡然无存。塔平面八棱，高十三层，但下部七层较大，其上绕以石栏，中央再建小塔六层，甚奇特。就局部式样研之，各层皆于东南西北四正面设门，其余四面，浮雕假窗，其窗棂构图，有斜卍字及六角棱花、井字等，由于裙板上刻团花四朵者，似较定县料敌塔年代略晚。各层出檐结构，系于枭混曲线上，施挑出甚短之檐椽一列，顶部则用反迭涩向内收进。塔顶形状不明，可辨析者，中央有座，座上置宝瓶，周围饰以铁条。又第十三层出檐之外缘，竖立铁条三组，每组三根，以铁圈维系之。一在南面之东。一在东南面中央。一在东北面，已倒。此塔前经梁思成、麦俨增二君测绘，但塔顶结构，未及细查，固特为补摄照片也。

从这则日记中？有两点是明确的？一，刘敦桢并没有像一些文章中所说的，参加了1936年7月梁思成他们对兴隆塔的调查。二是兴隆寺在当时叫重兴寺。此外，在刘敦桢的这部文集中，我还意外地看到他拍的滋阳娘娘庙牌楼的照片，我们这次去兖州，娘娘庙已经没有了，只能听到高大师的娘娘腔。

5.兴隆塔

至于兴隆塔的资料则比较完整：兴隆塔坐落在兖州市区，高54米，13层，因兴隆寺得名，寺早毁圯，唯塔存。《滋阳县志》记，原塔初建于仁寿二年（公元602年），是隋代全国第二批建的五十三舍利塔之一（仁寿元年隋文帝令内史豫章王暕宣谕《隋国立舍利塔诏》）。《续高僧传》记有兖州僧法性于仁寿初年诏送佛舍利于兖州普乐寺。普乐寺即现在的兴隆寺。

目前塔上最早的刻石是北宋嘉佑八年三月的一件题名。有“社人张元妻郭氏计家二十口”等，为建塔之最早佐证。上个世纪三十年代，著名古建专家梁思成、林徽茵夫妇曾来兖州测绘此塔，在《中国建筑史》上著录：“山东滋阳县兴隆寺塔，形制颇为奇特。塔平面八角形，高十三级，全塔简洁无赘饰，各层但叠涩出短檐而已。其塔身逐层递减，但最上六层则骤然缩减，如以另一小塔置于未完塔上者，盖建至第七层而建筑费告罄，故将上六层缩小欤？塔之建造年代为宋嘉佑八年”。

据《中国地震目录》记载，康熙七年（公元1668年）大地震，兴隆寺塔毁。是塔毁后二十多年才开始修葺，至康熙末年竣工，前后历时三十年之久。其在原址重修，地宫、塔基沿袭不动殊有可能，北宋瘗藏或仍保存。

九月初，考古人员在对兴隆塔地宫进行清理时，出土了记事碑一块。石碑有“牒文”，即行政公文800余字，是北宋中书省（相府）对兖州地方报告的批复。兖州奏章的内容叙述了于阗国僧人在西天获得顶骨舍利、之后在中原地区游历的事迹，是北宋嘉佑八年（公元1063年）龙兴寺埋葬“金顶骨真身舍利”的见证。

6.康熙七年的那场地震

据《中国地震目录》，康熙七年（公元1668年）大地震，兴隆寺塔毁。是塔毁后二十多年才开始修葺，至康熙末年竣工，前后历时三十年之久。其在原址重修，地宫、塔基沿袭不动殊有可能，仁寿舍利及北宋瘗藏或仍保存。

这时一场八点五级大的地震，康熙《泰安州志·舆地》载："十七日戌时(十九点至二十一点)忽有白气冲起，天鼓忽鸣，城随大震，声如雷鸣，音如凤吼，隐隐有戈甲之声。或自东南震起，或自西北震起，势若掀翻，树皆仆地，食时方止。城垣、房屋塌滩大半，城市、乡村人昏露处。当夜连震六次，比天明震十一次。自后常常震动……城西南故县村地裂深不见底，宽狭不等，其长无际；城东梭村庄地裂出水；东南留宋、羊楼等庄地陷为坑，大小不等皆有水；朱山崩裂，石上有文，人不能辨；泰山顶庙钟鼓皆自鸣有声，或见马蹄迹其大如斗，或见大人之(足)迹其长尺许。"城垣房舍塌毁几尽，岳庙建筑也破坏严重。"配天门、三灵侯殿、大殿数十处瓦片墙垣俱已坍塌"。

蒲松龄在《聊斋志异》卷二《地震》一文中作了生动形象的描述。以下引述《地震》中的相关内容：康熙七年六月十七日戌时，地大震。余适客稷下（编写者注：今临淄），方与表兄李笃之对烛饮。忽闻有声如雷，自东南来，向西北去。众骇异，不解其故。俄而几案摆簸，酒杯倾覆，屋梁椽柱，错折有声。相顾失色。久之，方知地震，各疾趋出。见楼阁房舍，仆而复起，墙倾屋塌之声，与儿啼女号，喧如鼎沸。人眩晕不能立，坐地上随地转侧。河水倾泼丈余，鸡鸣犬吠满城中。逾一时许始稍定。视街上，则男女裸体相聚，竞相告语，并忘其未衣也。后闻某处井倾侧不可汲，某家楼台南北易向，栖霞山裂，沂水陷穴，广数亩。此真非常之奇变也。

可以看出，这场地震险些把泰山夷为平地，兴隆塔的倒塌也就不足为奇了。

7.关于何思源

传记《何思源：宦海沉浮一书生》中，没有提到这次何对梁林的邀请。何思源是著名的教育家，时任国民党省政府委员兼教育厅长。在他主持山东教育工作期间，任用之人，多为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及留美出身的有才之士，使山东教育界汇聚了不少人才。 1946年10月调任北平市市长。1949年北平解放前夕，他是北平市和平谈判首席代表，其女何鲁丽１９８８年至１９９３年任北京市副市长。不知1936？当梁思成林徽因到山东时，同何家是否有过接触。梁思成当时年龄35岁，林徽因32岁，何鲁丽生于1934年6月，当时才两岁。

8.流亡

关于梁林这次山东行，有一个重要的背景，就是1936年以来，日本的侵华野心越来越暴露，时局日益动荡紧张，梁思成和刘敦桢也感到时间的紧迫，他们马不停蹄地连续调查，要赶在侵略者入侵以前把华北、中原地区的古建筑全部调查完毕，唯恐战争一旦爆发，这些祖国的瑰宝、民族的珍贵遗产将在战火中化为灰烬。（林洙《梁思成林徽因与我》）

后来在清理中发现，古塔的周围堆积了很多古建石刻，有些字是用硬物划上去的，其中有两块写着“德昌县名西郡浦庄村中井清昭和十三年（1938）五月”；“香川县绫歌郡府中村永秀雄昭和十三年五月六日”，显然日本人来过。还有一块侵华日军将领木村兵太郎书写的石刻，时间是昭和十四年（1939年）七月，1939年3月木村兵太郎晋升为陆军中将，任第三十二师团的师团长，编入第十二军。驻兵兖州，同年4月开始对鲁南抗日根据地进行扫荡，这块石刻应当是其在兖州时写的。

难怪有人感慨，“旅途中”本来是梁思成、林徽因生活的写照，只不过1937年“七七事变”之后,其主题不再是考察,而是流亡。

（图文选自 《别·散》）

点击下方 阅读原文 链接可进入西局书局书店，以西局书局会员价（免邮费）购买《别·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