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伊姆·施泰纳巴赫，《hello again》（2013），在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大厅的展览现场。图片：Courtesy the artist and Tanya Bonakdar Gallery New York / Los Angeles
这座建筑宏伟生动、策展视野广阔的现代艺术博物馆是由数百名专家、赞助人、设计师与其他梦想家共同打造的结晶体。但我们不能遗漏馆长格伦·洛瑞（Glenn Lowry）在博物馆发展过程中做出的卓越贡献。1995年加入MoMA之前，格伦·洛瑞曾在史密森学会（Smithsonian）负责近东艺术（其学术专业领域）的策展工作，随后在安大略美术馆（the Art Gallery of Ontario）服务了五年时间。目前，格伦·洛瑞是MoMA历史上任职时间最长的馆长——至少在他的合约于2025年到期之后，我们能够如此宣称。
或许是为了确保这一点，博物馆理事会忽略了格伦·洛瑞正常的退休年龄（65岁），而是选择与他续约，让他继续掌舵这座重要的艺术机构，直至71岁。理事会的决定并不神秘。在格伦·洛瑞的任期内，博物馆的观众群体得到了极大的扩展，数亿美元的资金被用于博物馆的各项改善计划，位于长岛的PS1艺术中心开幕，多个建筑项目陆续实施；更为重要的是，格伦·洛瑞维持着博物馆优秀而严谨的学术水平，让这座机构成长为世界范围内的行业翘楚。因此，格伦·洛瑞可能是当今艺术行业领域内最具成就的博物馆馆长。
那么接下来呢？格伦·洛瑞的计划重点将是学习如何在当前动荡的文化水域内实现新机构的平稳过渡，其核心问题便是博物馆赞助模式的改革——正是这种赞助模式使翻新与扩建计划成为可能。然而，博物馆迟早都将面对这样一个问题：谁能带领MoMA进入下一个篇章？未来的MoMA将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博物馆？在采访的下半部分，格伦·洛瑞与artnet新闻主编Andrew Goldstein讲述了博物馆的发展历程，以及他对未来的看法。artnet新闻主编
Andrew Goldste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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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MA馆长
格伦·洛瑞（Glenn Lowry）
玛丽娜·阿布拉莫维奇，“艺术家此在”于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的展览现场。 图片：Photo by Marco Anelli. © 2010 Marco Anelli. Courtesy Sean Kelly Gallery
我们即将迎来玛丽娜·阿布拉莫维奇（Marina Abramovic）在博物馆举办展览的十周年纪念日。当时，阿布拉莫维奇的展览造成了令人意想不到的轰动，甚至成为一种启示：它既证明了行为艺术能够在博物馆中呈现，也说明了这种令人难以置信的体验式展览可以多受欢迎。你从那次展览的经验中学到了什么？又是如何把这些成功经验运用到博物馆的翻新计划中的？
阿布拉莫维奇的展览在许多不同层面上都意味着博物馆的分水岭。我记得有一次，我和一位赞助理事讨论这个展览的内容。他问我：“行为艺术？……具体来说那是什么？”我回答道：“简单来说艺术家将坐在一把椅子上，她的对面会放着另一把椅子，中间隔着一张桌子。人们会被邀请过来坐在她的对面，想坐多久就坐多久。”理事说：“你疯了吗？没有人会来的！”
理事们认为这场展览将以财务危机告终。但我还是表明了自己的立场：“我不这样认为，阿布拉莫维奇向公众展示的姿态中包含一种非常令人信服的东西。”当然，后来正如所有人都看到的那样，这场展览取得了非凡的成功，大约有70万人前来参观。值得指出的是，阿布拉莫维奇的展览标志着行为作为一种艺术形式的重要性得到了认可，我们必须接受它。
当然，这并不是说博物馆之前没有举行过现场表演；许多发生在博物馆的行为艺术表演实例可以追溯至1960年代，甚至更早。但这场展览的决定性意义在于，它意味着已经被认可为一种艺术形式的行为表演将是未来博物馆的核心内容。如果你将这场展览想象成一颗种子，那么它结出的果实就是现在被嵌入博物馆中心位置的“表演工作室”，这个空间专为行为艺术家设计。
因此，翻新完成的博物馆将以一种令人瞩目的方式把行为表演囊括在内，并且通过新的结构安排将不同的艺术作品与媒介结合起来。这座经过升级的艺术机构如何回应艺术在未来的发展可能性？换言之，伴随着艺术及其受众的发展，你认为这座“容器”的保质期会有多长？
今年11月，这座机构将会迎来自己的九十岁生日。在博物馆的历史上，展览空间实际经历了九次不同的翻新和改造。从第五大道租来的办公空间开始，然后搬到53街从洛克菲勒家族租来的联排别墅——这里成为我们的地址——然后在1939年搬到我们的第一座定制建筑。
所以十年里（1929年至1939年）我们有了三个不同的家。1939年搬到新址之后，雕塑花园（Sculpture Garden）开始修造，随后于1954年向公众开放，接着是菲利普·约翰逊（Philip Johnson）在60年代设计的一系列与这座花园毗邻的建筑。我们还在1939年搬进来的那栋53街的大楼两边各建了一栋楼。扩建计划一直在日程上，每一次扩建都是针对当时那一代策展人在展览项目上的需求。
博物馆一路走到今天，事实上已经没有多少扩展空间了，所以我们开始着手重新配置展厅，并且在需要的时候继续寻找新空间。或许在将来的某个时刻——我不知道这个时刻何时到来——我们可能会在继续改造（就像这些年来我们做的那样）这件事情上用尽所有的精力、热情和决心，而届时博物馆将会从我所谓的“永远处于未完成”的状态转向另一种截然不同的状态。我不知道这是未来十年会发生的事情，还是未来一百年会发生的事情。
但也许我想象的情况永远不会发生，我们将会有足够的精力、热情和决心去继续改变自己。
从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向外望去的新景观。Diller Scofidio + Renfro建筑工作室与Gensler建筑设计公司共同合作了博物馆的翻新与扩建。图片：Photo by Timothy A. Clary/AFP via Getty Images
没准会这样，可是谁知道呢？如果有人在我1995年刚刚加入博物馆的时候问我是否会有扩建计划，我会说：“哦，这个想法可行。”但在25年里执行两次扩建？我会说：“这太疯狂了，我们是不可能做到的。”但实际上，第一次扩建是为了回应当时的策展人从上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的一系列需求。通过这次计划，我们意识到其实博物馆可以向西边扩张。
所以，设计了2004年新空间的建筑师谷口吉生（Taniguichi Yoshio）知道我们的想法：如果博物馆再次扩建，我们希望是向西。因此所有可以用在第二次扩建时的基础设施——走廊、电梯和其他所有藏在幕后但占用空间的东西——都被纳入了2004年的项目中，这意味着当我们有机会在2014年到15年再次扩张时，一切都已经安排好了。我们可以专注于增加展厅空间。
2004年之后的十年中，新一代的策展人来到博物馆，他们带着不同的雄心壮志，不同的策展想法，不同的合作方式。所以，此时此刻，这个新的建筑整体只是充当了一个能够实现他们所有计划的平台。
这就像洋基（Yankees）——每一代人都有自己的球队。当我在采访博物馆馆长的时候，通常会谈到经济上的挑战。但是在MoMA的情况里，这个命门似乎并不重要。过去几年里，博物馆仅通过两项捐赠就获得了3亿美元的支持。在纽约其他博物馆都在制定扩张计划，而像洛杉矶艺术博物馆（LACMA）主导的大型资本活动却停滞不前的当下环境中，你是如何成功筹集到资金的？你如何向支持你们的人勾画博物馆未来的蓝图？
我们非常幸运，博物馆的理事会对博物馆的使命深信不疑。赞助人中的绝大多数都是现当代艺术的收藏者，他们和我们一样在艺术世界中生活和呼吸，与此同时非常慷慨。他们相信博物馆的员工。洛克菲勒家族为博物馆的资助事业树立了一个令人钦佩的榜样，他们不断地给予，慷慨地给予。所以在MoMA的赞助人中间有这样一种“慷慨”文化——时间的慷慨，知识的慷慨，资本的慷慨。这些因素相互联系，你不可能把它们分开。这些人真正相信机构的使命。
因此，对2004年翻新完成的博物馆感到满意的赞助人，会对如今再次翻新的博物馆作何感想？这两次计划太不一样了，但赞助人们达成了一致：他们希望博物馆是一项“永远处于未完成”的工作。他们希望自己能够与阿尔弗雷德·巴尔（Alfred Barr，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首任馆长）分享同一种理念：博物馆正如实验室，公众被邀请参与实验。他们所接受的正是这样的思维，而他们也能继续为其增添新的篇章和新的对话。所以我们非常幸运。
黑岩集团首席执行官拉里·芬克在Rescue Dinner上发言，2018年纽约。图片：Photo by Eugene Gologursky/Getty Images for IRC
毫无疑问，博物馆的赞助人非常慷慨。但与此同时，一场针对他们及其背后经济来源备受争议的企业的抗议运动仍在继续。博物馆的理事会成员、黑岩集团 （BlackRock）的创建者及首席执行官拉里·芬克（Larry Fink）被公众要求从两家私营监狱公司撤资，他是这两家公司的第二大股东。据称，这两家私营监狱负责执行美国70%的移民拘留活动。你是否需要保护理事会成员不受这种抗议的影响？当这些情况突然出现时，作为馆长该如何处理？
对于每一个文化机构，甚至是教育机构或者医院来说，我们都生活在现实之中，所有为这些机构工作的人都敏锐地意识到了这些问题正在浮出水面，我们必须对付一切棘手的事情。处理这些问题没有任何标准可言，理事们也知道这一点。
与此同时，绝大多数像我们这样的美国机构都是私人资助的，我们没有联邦资金，考虑到MoMA的情况，我们甚至没有纽约州的资金支持——可能在资本计划中偶尔得到了一点非常有限的城市资金，以及其他的小恩小惠——但我们不是文化产业集团（CIG，the Cultural Industries Group）的成员，所以不能申请专项资金审批。
博物馆的生存取决于我们能够为自己筹集到多少钱：这其中的一小部分通过门票、会员、零售与一般筹款获得，但相当大的一部分来自慷慨的赞助人与理事。因此，我们试图达成平衡，然而我们不得不清醒地意识到，现在的气候与十年前相比确实不同了。
博物馆面临的另一种财务问题在于，大多数策展人试图与艺术市场保持隔绝，但市场仍然会影响博物馆展示的东西，就像博物馆能够反过来影响艺术市场一样。例如，赞助人在艺术收藏上的品味常常会给博物馆收购作品带来压力。MoMA如何保持自身的独立性？刚才我说到的这种情况是否发生过呢？
需要重申的是，我们这些参与到博物馆收藏计划里的人，生活在艺术家、交易商、收藏家和其他学者与策展人的世界里——我们都是艺术生态系统的一部分。我们互相见面、交谈，一起思考这些问题。但我认为这个问题的答案是你必须真正相信你的策展人。我从根本上相信他们的诚实和廉正。所以，是的，有些艺术家脱颖而出，成为艺术界的宠儿，不排除他们当中有人是我们感兴趣的艺术家；还有其他艺术家，我们不那么感兴趣，而这也并不意味着他们不是优秀的艺术家或市场焦点。只是我们的关注点在别处。
MoMA的收藏流程是这样运作的：只有经策展人提出收藏动议的艺术品才能被纳入收藏计划。所以，如果他们对某件作品不感兴趣，那么它就不会出现在名单上。现在，所有的收购必须得到相应的收藏委员会的批准。任何一个委员会成员将自己心仪的艺术品带到委员会上，说“我想让你们买这个。”——这种情况是永远也不会发生的。能够被委员会讨论的收购动议，首先必须得到该委员会首席策展人的批准。
这就是为什么你必须和我一样，相信这些策展人的诚实。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在收藏计划中看到了真正的激烈辩论：“为什么我们对那个艺术家不感兴趣？”我们只是对其他艺术家更感兴趣而已。博物馆不可能拥有一切。它不是完美的。藏品收购的记录将永远是成功或失败的记录，直到下一任馆长上任并重新调整。
巴西艺术家阿马拉儿（Tarsila do Amaral）的作品《月亮》（1928），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新近购得的藏品之一
说到下一任馆长——你从1995年开始担任博物馆馆长，而博物馆的理事会忽略了65岁的退休年龄限制，决定任用你直至2025年，届时你将年满71岁。你有没有接班人计划？这会是一个类似于为期十年的建筑项目那样的安排吗？
这确实是我们的理事会需要考虑的问题。对我来说，我每天都专注于尽我所能把工作做到最好——我从不考虑未来。当然，我试着预测未来可能会出现的问题，但我活在当下。博物馆馆长的继任计划是理事会需要斟酌的事项，这是他们的责任。
当被要求继续担任馆长时，我感到很惊讶，甚至有点受宠若惊。这完全不是我思考过的事情。但我很高兴理事会明白建筑的翻新完成并不意味着博物馆改造计划的结束，事实上，这只是项目的开始——这座建筑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吸引藏品和公众的新方式，甚至于可以重新思考博物馆的未来。
我认为理事会想要维持博物馆在管理层面的稳定性。我很高兴自己能够获得这个展示的机会。显然，我和我们所有的策展人、学者与教育专家都对我们共同创造的计划投注了巨大的心血。开幕的第一天仅仅是计划运作的开始。
希尔玛·戈登在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2018年的花园派对上。图片：Photo by Andrew Toth/Getty Images for The Museum of Modern Art
此次MoMA重新开幕也标志着与哈莱姆画室博物馆（Studio Museum in Harlem）合作的开始，希尔玛·戈登（Thelma Golden）作为哈莱姆画室博物馆的馆长，在自身建筑翻新改造的这段时间，通过项目合作给MoMA带来了其博物馆的展览计划，并首先呈现了迈克尔·阿米蒂奇（Michael Armitage）的绘画作品。为什么在眼下这个时候，哈莱姆画室博物馆成为了MoMA必要的合作伙伴？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希尔玛似乎也是优秀的MoMA馆长继任者候选人。
首先，哈莱姆画室博物馆并不是MoMA的新伙伴。希尔玛和我在大约四年前就开始了合作，我们制定了一个共同的美术馆专业人才驻留计划，在每届为期两年的计划中，入选成员可以分别在两座美术馆工作一年，获得在复杂的大型博物馆和研究范围有所侧重的小型博物馆工作的经验。这个计划服务于我们共同致力培养下一代策展人与博物馆专业人员的目标。
我们的合作从这里开始，实际上还能追溯到更早，因为许多MoMA的员工对哈莱姆画室博物馆的建立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我享受和希尔玛一起工作，当她的博物馆不得不因为建设项目而关闭四至五年时，我只是简单告诉她：“如果你需要空间来做展览，我很乐意展开双边合作。”
哈莱姆画室博物馆随后决定，既然他们不能在博物馆的建设过程中完全复制本来应该要做的事情，那么不如就将展览计划分散到城市各处。我们商量在MoMA每年举办一次由他们独立策划的展览，就叫“画室博物馆的MoMA系列”（the Studio Museum at MoMA series）；与此同时，MoMA PS1也会在每年举办一次他们的艺术家驻馆项目展览。
我想，MoMA是一位好公民——帮助另一座我们非常敬佩的机构。我也认为合作对双方都有好处，画室博物馆可能会介绍一些艺术家参与到我们自己的项目中来，这些艺术家也许不在我们之前的关注范围内，或者我们没有画室博物馆关注得那样早。博物馆之间不需要相互竞争，我们可以成为任务伙伴。
这种合作也以非常具体的方式向MoMA的工作人员与理事会介绍了希尔玛·戈登。
可能希尔玛并不需要我的介绍——她是如此出色的策展人和馆长，我想我们的合作之所以能够成形，恰恰是因为她的同事和我们的理事会都极其钦佩她。
这段时间你肯定格外忙碌，但我听说在所有这些繁浩艰难的工作之余，你居然设法挤出时间来创作了一本关于中东当代艺术的书。这是真的吗？
我已经研究了一段时间了。这是我一直想写的选题，暂名“在中间地带：中东当代艺术”（In-Between Places: Contemporary Art in the Middle East）。这和我自己的兴趣有关，职业生涯的最初我是伊斯兰艺术的学者，这本书将我对该地区的兴趣和我如今所做的关于现当代艺术的事情结合了起来。我希望它能在年内出版，编辑给我设定的截稿日期是九月底，而我刚好赶上了，不得不说，事情凑巧得刚刚好。译 | Liang Xia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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