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烈与冷静 | 比较哲学翻译与研究丛书：万百安著《哲学的价值：一种多元文化的对话》序言

《哲学的价值：一种多元文化的对话》

Taking Back Philosophy:A Multicultural Manifesto

[美]万百安（Bryan W.Van Norden） 著  吴万伟 译

上海：东方出版中心 

2023-4

ISBN：978-7-5473-1485-2 定价：68.00元

内容简介：

知名汉学家万百安教授在此书中倡导走出西方中心主义的藩篱，开启多元文化主义的对话。他以论辩式的书写，揭示、批判了西方高校中哲学教育所蕴藏的美国沙文主义、种族主义，主张平等地看待中国哲学、印度哲学、非洲哲学中的价值，因为在每种文化的最优秀哲学中，都能发现同样的价值观；同时结合了美国反智主义、精英主义的背景探讨了哲学在人文学科中的特殊角色，以及哲学高等教育之于现代社会的价值不仅局限于教授学生追逐利润、掌握更好的职业技能。如其所述：“哲学就像冰川：它移动得非常缓慢，似乎哪儿也没去，但从长远来看，它会彻底改变你生活的世界。”

作者简介：万百安（Bryan W. Van Norden），国际著名中国哲学学者，现任美国瓦萨学院（Vassar College）詹姆斯·门罗·泰勒哲学讲席教授（James Monroe Taylor Chair in Philosophy）与哲学系主任，兼任武汉大学哲学学院讲席教授、武汉大学比较哲学与文化战略研究中心联合主任；至今已出版了十本关于中国哲学与比较哲学的著作，其中包括《中国古代哲学导论》（Introduction to Classical Chinese Philosophy)，与田史丹合著《后子学时代中国哲学读本：从汉代到20世纪》(Readings in Later Chinese Philosophy: Han to the 20th Century)，与艾文贺合著《中国古典哲学读本》（Readings in Classical Chinese Philosophy），以及最近出版的《给每个人的文言文：一本初学者指南》（Classical Chinese for Everyone: A Guide for Absolute Beginners）。

万百安（Bryan W.Van Norden）教授

译者简介：吴万伟，武汉科技大学外语学院教授，翻译研究所所长；已出版的翻译作品有：《行为糟糕的哲学家》《分配正义简史》《大西洋的跨越》《儒家民主：杜威式重建》《圣境：宋明理学的当代意义》等。

吴万伟教授

目 录

总 序

中译本序言

前言

自序

第一章 多元文化哲学宣言

       什么是多元文化？

       次善之策

       质量论证

       本质的民族中心主义

       哲学民族中心主义的历史

       避免思想帝国主义

       我们从此走向何处？

第二章 对话中的传统

       形而上学

       政治哲学

       伦理学

       意志薄弱

       其他观点

第三章 特朗普的哲学家

       美国政治中构筑种族隔离墙

       筑墙保护西方文明

       耶利哥墙

第四章 电焊工与哲学家

       哲学与职业培训

       哲学与民主公民素质

       哲学对文明的价值

第五章 孔子与苏格拉底之道

       哲学在人文学科中的特殊角色

       那么，哲学是什么？

       复兴孔子与苏格拉底之道

译后记

多元文化哲学宣言

文 | 万百安

在整个东方都找不到哲学。

——康德（Immanuel Kant）

我们要让孩子们知道，哲学家并不仅仅只有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还有W. E. B. 杜波依斯（W. E. B. Du Bois）和艾伦·洛克（Alain Locke）。

——小马丁·路德·金（Martin Luther King, Jr）

自公元前399年雅典陪审团判处苏格拉底死刑以来，哲学一直是文化战争中最讨人喜欢的鞭打对象。然而，现在的哲学家很少被指控是在“腐化青年”。相反，大部分专家认为哲学是没有意义或不切实际的。这种人的范围之广令人惊讶，如科学家奈尔·德葛拉司·泰森（Neil deGrasse Tyson）（声称主修哲学“可能让你的思想变成一锅粥”）、参议员马克·鲁比奥（Marco Rubio）（高喊“电焊工比哲学家更赚钱，我们需要更多的电焊工，哲学家则要更少些”）。泰森的评论极具讽刺意味，因为他本人就是哲学博士，这反映出他否认自然科学起源于哲学的历史事实。此外，真正伟大的科学家认识到哲学持久不变的重要性。爱因斯坦甚至指出：“在我看来，哲学见解创造出的独立性是区分工匠或专家与真正的真理追求者的标志”。鲁比奥的说法根本就不准确。哲学专业毕业生不仅比电焊工赚更多钱，而且还比像鲁比奥这样的政治学专业毕业生的平均收入更高。另外，在法学院、医学院甚至商学院的研究生入学考试中，哲学专业毕业生的成绩最高或者名列前茅。就在鲁比奥发表不屑一顾的评论时，身旁就站着一位哲学专业毕业的商人：前惠普首席执行官和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卡莉·菲奥丽娜（Carly Fiorina）。

虽然学术派哲学的批评家对问题所在犯了错误，但哲学系的确在很重要的方面辜负了学生：他们没有讲授传统的英美欧洲哲学经典之外的哲学，虽然这些哲学也非常深刻、迷人而且越来越有重要意义。

在美国顶尖的50家授予博士学位的大学哲学系中，只有六所大学拥有讲授中国哲学的专职教授。在这50所大学之外，只有另外三所大学拥有足够强的中国哲学师资开设博士项目。[vi] 此处（在本书的其余部分），我之所以关注中国哲学是因为这是我自己的专业领域。然而，中国哲学只是在英美-欧洲主流哲学中众多“较不普遍讲授的哲学”（less commonly taught philosophies [LCTP]）之一。例如，美国大学中只有六所哲学博士点有印度哲学，其中只有两所大学的哲学系排在前50名之列。美国只有两所大学的哲学博士点长期讲授美洲土著居民的哲学。美国大部分哲学系没有讲授非洲哲学课程的专职教师。即使一些深受希腊罗马哲学传统影响的主要哲学流派也受到美国哲学系的忽略，包括非洲裔美国人的哲学、基督教哲学、欧洲大陆哲学、女权主义哲学、伊斯兰哲学、犹太哲学、拉丁美洲哲学以及女同性恋、男同性恋、双性恋、跨性别社群（LGBTQ---女同性恋者[Lesbians]、男同性恋者[Gays]、双性恋者[Bisexuals]与跨性别者[Transgender]、酷儿[queer]的集合用语---译注）哲学。

那么，哲学系都讲授些什么呢？前50所大学中每一所都至少有一名教师（经常不止一名）可以完全胜任讲授古希腊巴门尼德哲学（Parmenides）。巴门尼德的作品仅存一部，那是一首哲学诗歌，包括一些格言警句，比如“可以言说，也可以思考“有”确实存在，因为它可以存在，“无”不存在。这些是我让你好好思考的东西。（此句借自《西方哲学原著宣读》上，北京大学哲学系外国哲学史教研室编译，巴门尼德著作残篇，商务印书馆，《公法评论》http://www.gongfa.com/bamannidecanpian.htm ---译注）”。如果转向现代哲学，我们会发现几乎每个顶尖哲学系都有一位语言哲学专家，他/她随时准备就“法国现任国王是秃子”这句话是否有错（正如伯特兰·罗素[Bertrand Russell]阵营所说）或者既不对也不错（正如彼得·斯特劳森[Peter Strawson]所说）进行热烈辩论。看来，当代哲学家不是因为腐化青年的罪名而被判处死刑，更有可能的是他们用无聊之极的语言活活把年青人气死！

什么是多元文化？

为了理解哲学系的狭隘问题为何如此严重，请让我们举一个“较不普遍讲授的哲学”的例子。美国大学应该更多讲授中国哲学至少有如下三个原因。首先，中国无论在经济还是在地缘政治上都成为越来越重要的世界大国，其传统哲学具有持续的相关意义。中国商人花钱请佛教僧侣讲课，道家学说不仅吸引农民（对他们来说，那是传统的一部分）而且对许多知识分子也有很强的吸引力（对他们来说，道家让政府不那么独裁专制），中国现任国家主席习近平则多次称赞孔子。

我们应该怎样看待中国政府支持孔子呢？20世纪初，中国五四运动的现代派宣称儒家思想的核心是专制和教条主义，因此中国必须“砸烂孔家店”才能成为富强和民主的国家。中国当代许多知识分子都表示赞同。（一位中国教授告诉我说，美国篮球协会[NBA]对当代中国人的生活的相关性都比儒家思想更大。）作为针对该批评的回应，“新儒家”宣称儒家思想可以而且应该与西方民主达成和解，还可以为西方哲学贡献出一些新见解，如政治组织的社群主义模式以及个人美德的培养等。其他评论家则认为，儒家贤能政治事实上优越于西方民主中的暴民统治。（在观看了上次美国大选之后，人们可能更乐意赞同这种观点）。还有一些人认民族主义情绪的工具而已。

了解上述问题的相关观点对于理解中国的现在和未来都非常重要。如果哲学家不讲授孔子，下一代的外交官、参议员、众议员、总统（更不用说知情的公民）如何了解孔子及其在中国思想中的作用呢？我的某些哲学同事会说，学生们可以从宗教研究或区域研究院系来了解儒家思想。我会提醒他们，如果院长告诉学生不需要聘请康德专家，因为德语系也可以教康德，不需要聘请政治哲学家，因为政治学系也有人能讲授“那种东西”，学生的抱怨会有多么激烈。哲学家对文本提出的某些问题和在讨论中使用的某些方法未必在其他人文学科或社会学科中采用。其他学科的方法当然同样宝贵，但绝对不能代替从哲学的角度来阅读文本。

美国哲学系应该研究中国哲学的第二个原因是作为哲学，它能提供很多价值。想想英语世界中有关中国哲学的若干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著作。李耶理（Lee H. Yearley）以其《孟子与阿奎那：美德理论与勇敢概念》开始了比较哲学的一场小型革命，该书展示了西方德性伦理学的概念如何应用于儒家思想研究。李耶理认为，这两种传统的如此相似足以可以让它们合理地进行比较，但两种传统的差异则足以让两者相互学习。例如，阿奎那传统和儒家传统都有一套“基本美德”的清单（囊括所有较次要美德的主要美德）；然而，这些清单只有部分重叠。儒家的基本美德是仁、义、礼、智，而阿奎那的基本美德则是智慧、正义、勇敢和温和。思考这些基本美德的不同概念为我们回答幸福生活是什么的问题提供了更广阔的答案。

许多哲学家正在就儒家哲学的其他方面进行非常有趣的研究：比较儒家与西方的正义概念，讨论儒家孝道和童年教育观如何为公共政策提供具体的建议，将西方大哲学家如霍布斯和卢梭与孟子和荀子进行富有成果的对话，考察基督教与儒家在道德修身方面的相似性与差异性，将中国哲学的深刻见解与当代心理学和伦理学结合起来以形成替代传统西方伦理学的强大选择。有些主流哲学家包括阿拉斯戴尔·麦金太尔(Alasdair MacIntyre)和玛莎·努斯鲍姆（Martha Nussbaum）思想开放，愿意与儒家思想进行对话。

亚洲哲学也可以为语言哲学和逻辑学做出重要贡献。例如，大多数西方哲学家（可以追溯到亚里士多德）认为矛盾不可能为真。然而，似乎既真又假的命题多得令人吃惊。有些是日常生活中的句子（比如撒谎者悖论，“这句话是假的”，如果为真，那这句话所指的内容就为假；如果为假，那这句话所指的内容就为真），形式逻辑数学系统还产生了其他悖论（如罗素悖论，“设定S是指一切不包含自身的集合的集合。在这种情况下，S属于S显然不对，但若S不属于S， 也是有违定义的，这就是问题所在。）。亚洲哲学家更愿意接受一些既真又假的命题。因此，有些当代哲学家正在试图综合佛家和道家有关悖论的见解与“并行相容性逻辑” (paraconsistent logic)结合起来为双面真理论（dialetheism）辩护。这并不是亚洲哲学领先西方哲学数千年的唯一专业课题：古代墨家哲学家就认识到，“不透明的语境”阻碍了同指术语的可替代性，而这一点在西方直到20世纪才被完全接受。

在哲学系课程中添加中国哲学之所以重要的第三个原因则与哲学面临的多样性这个严峻问题有关。研究者美莎·绮丽（Myisha Cherry）和埃里克·施维茨格贝尔（Eric Schwitzgebel）最近指出：

在美国的哲学博士学位者中，妇女仍然只占大约28％，在哲学教授中，妇女仍然只占20％左右，而且从20世纪90年代起，这个数字很少变化。而在这个国家，获得哲学博士学位的美国公民和永久居民中有86％是非拉美裔的白人。与哲学学科规模相当且拥有更多白人的是那些明确把焦点集中欧洲传统的学科如英国文学。哲学界很难找到黑人。黑人或非洲裔美国人在美国人口中占13％，在各学科博士学位获得者中占7％，在哲学博士学位获得者中占2％，在最著名的哲学期刊作者中占不足0.5％。

哲学博士中代表率最低的是美洲土著人，据估计，在高等教育界工作的总共只有二十个人。我自己的亲身经历和许多同事的经验表明，哲学家中绝大部分都是白人男性的部分原因就是有色人种学生面对的几乎是清一色的白人课程。正如绮丽和施维茨格贝尔所说，白人男性学生“看到教室前面站着跟自己一样面孔的老师，听着教授们说出和自己一样的话语。在哲学课堂上，他们看见几乎所有伟大哲学家的典范都是白人男性。他们认为‘那就是我’，并很快进入角色。”哲学系的学生受到的是狭隘的种族中心主义教育。解决哲学家中清一色白人男性的问题既是公平正义的要求，也与哲学作为一门学科的生存息息相关。女性和有色人种学生在大学生中所占的比例越来越高，到了2045年，白人将成为美国的少数民族。哲学要么多元化，要么灭亡。

虽然我提出了地缘政治的、哲学的、人口学的理由，但美国哲学系需要增加的不仅是中国哲学，而且还要增加其他不被普遍讲授的哲学。那么，在课程多元化过程中，哲学做得如何呢？十年前，在美国顶尖的50所大学哲学系博士项目中，只有四个开设中国哲学课程。如果包括其他院系教师提供的跨学科课程，现在已经达到八个。从这一点推断，中国哲学课程的开设在缓慢而稳定的增长中。有些哲学系以前有中国哲学方面的专家，现在却失去了。而且，某些哲学系现在有这方面的师资，却没有得到承诺一旦他们退休就招聘新的老师来接替。难道我们不能做得更好些吗？

次善之策

在2016年宾夕法尼亚大学举办的非西方哲学传统“少数派与哲学” 会议上，我的同事杰伊·加菲尔德（一位受过分析哲学专业训练的哲学家，后来成为研究佛教的专家）半开玩笑地说，任何哲学系若不讲授非洲、阿拉伯、中国或印度哲学，就应该被迫改名为“欧美哲学系”。我赞同这个想法，并建议我们两个就此话题合写一篇评论文章。该文发表在《纽约时报》“哲人之石” （The Stone）专栏中：

完全围绕欧美哲学家和哲学著作来组织设计学科，一些人相信是有道理的，但是我们想请这些人用诚实和开放的态度来探索这一议程。因此，我们建议只开设西方哲学课程的院系应该被更名为“欧美哲学系”。这个简单的改变将更加名副其实，不仅让这些院系的研究领域和使命更加清晰，也将向学生和同事传递其真正的思想承诺。我们没有理由抵制这一小小的改变...尤其是那些直接或间接支持欧洲中心主义立场者。 

我们有些同事为这个立场辩护的理由是非欧洲哲学仅仅属于“区域研究”院系如亚洲研究、非洲研究或拉丁美洲研究。果真如此，那我们要求持这种观点者请勿采用双重标准，将自己的院系也设立在“区域研究”中如欧美哲学研究。

其他反对更名者或许觉得单独把哲学挑出来不公平。我们并没有欧美数学系或欧美物理系。这是一种下流的诡辩，非欧洲哲学传统对欧美哲学讨论的问题提供了独特的解决办法，提出了欧美传统中没有讨论的问题或为这些问题设置了框架，或强调和更深入地讨论了欧美哲学中的边缘化哲学问题。而其他当代文化并没有对数学或物理学做出相应程度的贡献。

当然，我们相信重新命名哲学系不如在保留哲学系这个名字的同时确保扩展哲学课程... 我们希望美国哲学系将来有一天也像我们如今讲授康德一样讲授孔子，哲学系学生将最终有同样多的机会像学习《理想国》那样学习印度圣典《薄伽梵歌》（Bhagavad Gita）。波斯哲学家阿维森纳（Avicenna ，980-1037）的飞人思想实验将像美国哲学家希拉里·普特南（Hilary Putnam ，1926-2016）的“缸中大脑”思想实验同样著名。名为“月称”的古代印度哲学家对自我概念的批判性考察将像研究大卫·休谟的著作一样被认真研究；我们的学生熟悉研究殖民主义的法国作家, 革命家弗朗茨·法农（Frantz Fanon，1925-1961)、加纳大学科瓦西·维尔都（Kwazi Wiredu)、拉科他部落土著人莱姆·迪尔（Lame Deer，1903-1976) 和女权主义哲学家玛丽亚·卢格尼斯（Maria Lugones）的程度就像熟悉他们在当今哲学经典领域的哲学同事一样。但是，在此之前，让我们诚实地面对现实，给哲学系一个名副其实的名称吧：欧美哲学系。

这篇评论文章掀起了一场轩然大波。“哲人之石”专栏的前五篇文章平均每篇有277条评论。我们这篇在12小时后关闭回复之前共收到797条评论，30多个网站做出了评论或主持了讨论会。（我上大学的孩子对我们在红迪网[Reddit]上的文章引发的一系列的讨论印象尤为深刻。）这些回复对于大学课本本质上的讨论显出非同寻常的热情。有人认为哲学中的多元文化主义运动是明显的进步。华盛顿圣三一大学校长帕特·麦圭尔（Patricia McGuire）给出评论：

人文教育的宝贵经典主要建立在西方霸权的基础上，即欧洲和英国的写作、艺术、文化和视角。许多老师包括我们华盛顿三一大学的老师在内，多年来一直在努力改造课程和课程设置，使之包括来自各种文化和传统的不同观点和贡献。这些变化加强和丰富了整个人文教育课程，使之变得更加开放，让有多元化背景的一代学生更容易接受。让我们面对事实：伦敦有一位穆斯林市长，这意味着这样一个事实，即连那些崇尚英国的一切的人也需要赶上当代生活中已经确定无疑的多样化现实。学习的经典也应该反映这个现实，包括哲学在内。

然而，许多回应是非常负面的：

当然，以准确反映讲授内容的方式命名哲学系，并讲授全球思想传统，但是，无论是好是坏，都会有一个特定思想学派会引发大火，打破文化界限，并为现代科学奠定基础（有人愿意乘座采用非西方数学原理制造的飞机飞行吗？），也为我们最无压制性的政府管理体制奠定了基础。这使得一个特定思想学派成为其他学派学习的适宜的基础。

（就个人而言，我只愿意乘坐采用在非西方数学原理制造的飞机飞行。毕竟数字零就是印度的发明，我们的词汇 “代数” 来自阿拉伯，是古埃及人发明了二次方程。）我们的文章的另一位读者更是不屑一顾：“请别对我说什么政治正确的鬼话。非欧洲哲学中有很多历史意义和价值，但是，欧洲远远领先于世界其他地区是有原因的。我不相信我们只因为假装所有文化都同样先进的可笑理由就应该牺牲这种领先优势。”

质量论证

这些批评意见表明，非欧洲的思想在某种程度上不如欧洲哲学那么好。当代大部分西方知识分子都在这个问题上肆意发挥。已经过世的大法官安东尼·斯卡利亚（Antonin Scalia） 是个例外，他的出版物可以说出许多人心里的真实想法，或者可以在俱乐部里跟志同道合的同事私下聊天。在奥贝格费尔（Obergefell）诉霍奇斯（Hodges）案的多数派裁决意见中，最高法院决定将美国的同性恋婚姻合法化。大法官安东尼·肯尼迪（Anthony Kennedy）在表述“婚姻是人类生活的核心制度”时引用了孔子和罗马哲学家西塞罗（Cicero，106-43 BCE）的名言。斯卡利亚对此持异议，他责备肯尼迪大胆引用中国圣人的名言：“美国最高法院已经堕落，它从约翰·马歇尔和约瑟斯托里的严格法律推理变成了幸运签语饼上的神秘格言。”他的异议反映了这种观点：“世界并不指望诗歌或鼓舞人心的大众哲学讲究逻辑和精确，但它要求法律必须做到这些。”请注意，斯卡利亚不会说任何来亵渎西塞罗的话；他只是鄙视孔子。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最高法院大楼的东面山墙上刻有孔子、摩西和梭伦的雕像，代表了世界上三大法律和道德传统。

责难非欧洲哲学的人不仅仅是右派法学家。许多自认为属于政治进步人士的哲学家也对它不屑一顾。研究科学的分析哲学家马西莫·匹格里奇（Massimo Pigliucci）撰写过一篇文章，题目是“论某些东方哲学的假深刻”。（他说“某些”，但论文正文没有迹象表明他的命题上有任何限制。）匹格里奇得出的结论是“根本就没有东方哲学此类东西”，据说这是基于详尽的研究---而所谓的研究不过是阅读了一些有关禅门公案（kōans）和维基百科上的文章而已，他自己都承认。匹格里奇解释说，哲学是一种“使用逻辑推理和经验科学进行的探索”，依靠实证科提供证据。（一个哲学研究生随口说出诸如“逻辑推理”和“实践经验”等术语，好像这些术语毫不模糊，毫无争议，我们应该给这个研究生开列一份书单回去好好补课，可先从皮埃尔·迪昂[Pierre Duhem]、加斯东·巴什拉[Gaston Bachelard]、托马斯·库恩[Thomas Kuhn]，让·弗朗索瓦·利奥塔[Jean-François Lyotard]、保罗·费耶阿本德[Paul Feyerabend]、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威拉德·冯·奥曼·蒯因[W.V.O. Quine]，威尔弗雷德·塞拉斯[Wilfred Sellars]、唐纳德·戴维森[Donald Davidson]和理查德·罗蒂[Richard Rorty]等的作品入手）。匹格里奇继续说道，“佛家、道家、儒家思想等”在本质上不是“哲学，因为它们没有试图通过逻辑和证据来阐明立场”。（斜体字“等”是著名的逻辑运算符，用于以实践经验证明为基础做出精确概括。）最后，匹格里奇解释，除了逻辑和实践经验基础之外，真正的哲学（即西方哲学）“不需要面壁冥想几十年。”

当然，每个问题的答案都是那些认为中国哲学不理性者根本没有听说过的论点，因为他们懒得去阅读中国哲学，只是简单地不屑一顾。坦白地说，这样的评论让我想起那些没有完成阅读指定任务的本科生，他们自认为对此话题有些“特酷的想法”，而且全班同学还能听他们的演讲而收获良多。然而，我给出的成绩肯定是“不及格，请来跟我谈谈！”

有人说你错，你就感觉受到冒犯，那么，你根本就不配自称知识分子。但是，在真诚的理性论证与充满蔑视的嘲讽之间存在着很大区别。英国牧师威廉·帕利（William Paley，1743-1805）哀叹道，“谁能反驳嘲笑？”“毕竟，这样的攻击是在没有调查的情况下就实施的。”很多有关哲学的论证我们不愿意承认，那些不过是“皱眉头论证”（argumentum per supercilia）。伟大的经济学家约翰·梅纳德·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精彩地描述了分析哲学创始人之一摩尔（G.E.Moore，1873-1958））是如何实践这个技巧的：

摩尔是使用这种方法的大师——用怀疑的语气回应他人的言论——你真的会认为，面部表情变成嘴巴大开，猛烈摇头否认，好像所听到的让他陷入了弱智，愚笨和吃惊的状态。他会说 “哦！”, 睁大眼睛盯着你看，似乎在说不是你疯啦就是我疯啦；此时根本不可能做出任何回答的。

毫不奇怪，摩尔对待非西方哲学的态度只有蔑视。印度哲学家苏拉玛·达斯古普特（Surama Dasgupta）在伦敦亚里斯多德协会会议上宣读了一篇关于吠陀哲学（Vedanta）认识论的论文之后，摩尔做出的唯一评论是“我自己没有什么可说的，但我相信，达斯古普特说的话绝对是错的。”在场的英国哲学家对其反对吠陀哲学的具有破坏性的“论证”而哄堂大笑。这就是被用来贬低欧美哲学经典之外的哲学时通常采用的那种虚假论证水平。当人们断言非西方哲学并不是真正的哲学或者至少不是优秀哲学时，是因为他们从来没有仔细研究过且拥有明智而连贯的看法。我知道这一点是因为任何以开放的心态去学习这些哲学的人都承认它是哲学而且很重要。

本质的民族中心主义

反对多元文化哲学的第二个论证出现在保守派刊物《旗帜周刊》上，是对加菲尔德和我的文章的回应。凯尔·皮尔内（D. Kyle Peone）认为，因为“哲学” 是源自希腊的词汇，它只是指源自古希腊思想家的思想传统。类似的论证路线出现在尼古拉斯·坦皮奥发表在《永世》（Aeon）杂志上的文章，宣称“哲学源于柏拉图的《理想国》。”(对那些讲授前苏格拉底的哲学家如巴门尼德的人来说，这是坏消息!)换句话说，哲学的本质是某个具体西方知识谱系的一部分。这种反对非西方哲学存在的本质主义论证之所以失败有两大原因：一个是概念上的，一个是历史上的。

首先，是本质主义的概念问题：人们是否从事同一种探索---比如不管是哲学的还是科学的探索 - 不可能仅仅取决于历史偶然性。请考虑一个平行的案例。勾股定理说直角三角形的两条直角边的平方和等于斜边的平方。虽然这个定理一般都认定是毕达哥拉斯发现的，但是欧几里得在《几何原本》中首次给出了证明，这是流传至今的西方证据。后来发现，中国人也知道勾股定理。其最早的出现是在古代著作《周髀算经》。《周髀算经》给出的证明满足了最严格的数学标准，可以说比《几何原本》中的证明更简炼。我们能够说《周髀算经》因为不是源于毕达哥拉斯和欧几里得的数学传统而不是“数学”吗？这显得太荒谬了。如果西方人不知道勾股定理，《周髀算经》的证明可以被翻译成英语，并超越美国任何顶尖数学期刊的标准。

还有一些清晰的历史案例是有关学术思想传统接受外来思想从而得到扩展。当佛教在公元一世纪由印度僧人传入中国时，那里已经有充满活力的多样化的本土精神传统，包括儒家和道家（各自都有众多不同的阐释派别）。佛教是完全的外来思想体系，对古代中国思想家的很多根本性伦理学和形而上学假设是一种很大的挑战。但是，中国哲学家研究佛教经典，将其翻译成自己的语言，学习新的专业术语，进行佛教争论。结果，中国思想传统得到了永恒的深化。即使人们拒绝将“哲学”的标签贴在任何一种思想体系上，儒家和道家能够适应和容纳佛教思想的事实就已经排除了那种认为思想传统具有密封起来的不变本质的幻觉。

类似的转变出现在不久前的西方哲学中。当一家主要的欧洲大学开始讲授某个非经典思想家的观点，教师中的主流哲学家反对，他们认为新哲学不是“我们的传统”的一部分，那是误入歧途的时髦，可能导致课程质量下降。因为新哲学跟很多被广泛接受的观点格格不入，有些哲学家求助于软弱无力的相对主义，认为在这些问题上存在“两个真理”。这种途径只能令主流哲学家相信新哲学是胡说八道。但是，一位杰出的哲学家认为，发现真理的最好方法是通过与世界所有主要哲学进行多元主义对话。这个哲学天才就是托马斯·阿奎那（Thomas Aquinas）。在13世纪的巴黎大学，阿奎那和哲学家大阿尔伯特（Albertus Magnus，阿奎那的老师）以及其他受到鼓励的学生和同事们开始扩展经典的范围（他们之前只学习柏拉图化的基督教），不仅学习异教徒亚里斯多德的哲学（最近在西欧被重新发现），而且学习犹太人和穆斯林思想家的著作。结果西方哲学传统得到重整复兴和不断深化。（无耻的“拉丁阿威罗伊主义者”[Latin Averroist]伊斯兰哲学家阿威罗伊的学说---译注）”布拉邦的西格尔（Siger of Brabant）就是主张“两个真理”的人。有趣的是，西格尔到底是如何死的也存在两种说法（“两个真理”），我认为每一种说法各有各的真实性。阿奎那的案例和亚里斯多德的重新发现是说明西方哲学经典从来不是封闭系统的众多例子之一。哲学在变得越来越多样化和多元化的过程中只会变得更加丰富和更加接近真理。

哲学民族中心主义的历史

反对多元文化主义的本质主义论证之所以失败的第二个理由是，将哲学定义为自希腊开始的独立的传统是最近的观点，有历史偶然性和有争议性的观点。正如彼得·凯普·帕克（Peter K. J. Park）在《非洲、亚洲与哲学历史》一书中所指出的那样，“哲学起源于希腊的观点是18世纪极少数史学家的观点”。那个时代大多数学者可以认真接受的仅有观点是哲学始于印度，或哲学始于非洲，或印度和非洲都把哲学传给了希腊。

而且，当欧洲哲学家在17世纪第一次了解中国思想后，他们马上就认为这是哲学。《论语》这部记录了孔子（公元前551年―公元前479年）言行的儒学经典的第一个欧洲语言译本就是被受到西方哲学严格训练的耶稣会士翻译的。他们为译文起名为《中国贤哲孔子》（ Confucius Sinarum Philosophus，1687年）。饶有兴趣地阅读耶稣会士描述的中国哲学的西方大哲学家是戈特弗里德·威廉·莱布尼兹（1646-1716）。他对二进制算术和《易经》之间明显的对应关系（因此他发明了二进制算术，这成为计算机的数学基础）感到震惊。《易经》这本中国经典通过一系列间断和不间断的线条形象地展示宇宙的结构，其本质上就像二进制中0、1两个字符一样。[liv] 莱布尼兹还有一句名言，他说：虽然西方因接受了基督教的启示而占有优势，在自然科学方面优于中国，但“在实践哲学方面，即在将伦理学和政治学戒律应用在现有生活与尘世生活方面，我们实在相形见绌了（尽管不愿承认这一点）”。

1721年一位有影响力的哲学家克里斯蒂安·沃尔夫（Christian Wolff）在哈雷大学所作的演讲《论中国人的实践哲学》中，呼应了莱布尼茨的哲学理论。沃尔夫论证说，孔子显示，拥有一个不以敬神或自然宗教为基础的道德体系是可能的，因为它提出了伦理学可以与上帝信仰完全脱离关系。该演讲在保守的基督徒中引发了一场轩然大波，他们鼓动当局撤销了沃尔夫的职务并将他驱逐出境普鲁士。不过，他的演讲使其成为德国启蒙运动的英雄，并很快在其他地方获得了有威望的职位。1730年，他又发表了第二次公开演讲《论哲学家之王和统治哲学家》（De Rege Philosophante et Philosopho Regnante），他高度评价中国人就国家大事征询孔子及其后来的追随者孟子（公元前四世纪）等“哲学家”的观点。[lvi]

中国哲学在法国也很受重视。法国路易十五朝庭的主要改革家之一弗朗索瓦·魁奈（François Quesnay，1694-1774）在《中国专制制度》（Despotisme de la China，1767年）中特别赞扬了中国的管理制度和哲学，因而被尊为“欧洲的孔夫子”。[lvii] 魁奈是自由放任经济政策的创始人之一，他在圣王舜的“无为而治（不干涉自然过程）”中明白了该政策模式。[lviii] 自由放任经济学与无为在意识形态上的关系一直持续至今。罗纳德·里根在1988年的“国情咨文”中引用了《道德经》中对“无为”的描述，将其解释为反对政府干预商业活动的警告（当然，我并没有说中国哲学的每个思想都是好的）。

所以在18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哲学始于希腊的观点在欧洲并不认为是理所当然的，反而中国哲学就是哲学反而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那么后来为什么西方哲学的态度改变如此之大？正如帕克（Peter Park）令人信服地指出，把非洲和亚洲排除在哲学经典之外，是由于两个相互关联的因素的集中影响。一方面，伊曼努尔·康德哲学的捍卫者有意重写了哲学史，从而将他的批判唯心主义描绘成所有早期哲学发展的顶峰，在早期哲学探索发展的过程中，有的哲学的理论获得了一定的成功，有的却没有。另一方面，欧洲知识分子逐渐接受了白人优越论并将其系统化，其隐含的意思就是非白人群体产生不了哲学。正如爱德华·萨义德（Edward Said）所说，种族主义的这种东方主义因素与欧洲帝国主义的兴起相关，其中包括东印度公司在南亚的冒险和拿破仑入侵埃及。）因此，将非欧洲哲学从经典中排除是一种决定，而非人们一直相信的东西。然而，这个决定不是基于合理的论证，而是基于欧洲哲学中亲康德派的派别争夺方面的考虑，是一种非科学和在道德上可憎的种族观点。

伊曼努尔·康德（1724-1804）本人是有名的种族主义者。他在其人类学讲座中将种族视为科学类别（其实不是），并将种族做了等级划分，将白人列为最高级：

1.“白人拥有所有天赋和动机。”

2.“印度教徒……非常冷静，看起来都像哲学家一样。尽管如此，他们更喜欢生气和爱。虽然他们受过最高程度的教育，但只有艺术而没有科学，所以他们根本掌握不了抽象概念。”

3.“黑人种族……充满活力和激情，他们非常活泼，喜欢说话但白费口舌。这个种族可以接受教育，但只进行仆人教育，即可接受训练。”（在另一个场合，康德驳斥了一个评论，理由是“这个歹徒从头到脚都完全是黑色的，这就是他言论愚蠢的明证。）

4.“美洲土著人是不可教的：因为他们缺乏情感和激情。他们也不懂情爱，因此繁殖力不强。他们很少说话，……什么都不在乎，而且非常懒惰。”

康德将中国人和东印度人并列，声称他们喜欢 “静态…… 因为他们的历史书籍表明，他们现在知道的东西并不比过去早已知道的多多少。”所以，康德这位西方传统中最具影响力的哲学家之一断定中国人、印度人、非洲人和美洲人天生没有搞哲学的能力。当代哲学家也理所当然地认为中国人、印度人、非洲人和美洲人根本没有哲学。如果这只是巧合，那也是惊人的巧合。

由于康德的种族主义，很难相信他在自然地理学讲座中对儒家思想的判断是基于证据的合理评估而得出：“整个东方都没有发现哲学……他们的老师孔子在著作中只是为君王讲授道德教义，再无其他内容……列举了先皇的例子……但是，美德和道德概念从未进入中国人的头脑。”康德还直言不讳地说：“在中国，人人都有勒死或溺死孩子的自由，只要觉得负担太重养不起的话。”然而，正如历史学家孟德卫（David E. Mungello）指出的那样，“欧洲人对中国杀婴做法深感恐惧是出于沙文主义的虚伪，他们对欧洲大陆出现的大量婴儿遗弃事件则视而不见。”许多经典的欧洲神话都反映了这一现实：在罗马神话中，罗慕路斯（Romulus）与雷穆斯（Remus）是罗马市的奠基人。他们在婴儿时期就被遗弃，而后被野兽抚养长大。《格林童话》中“韩塞尔与葛雷特”（Hansel and Gretel）也是被遗弃在树林里的孩子饿死的故事。在英国，遗弃婴儿十分普遍，以至于1872年议会要通过“婴幼儿保护法”对所有婴儿进行登记。在中国，杀婴事件不会被当作随意性的事件：一旦出现这种事情，佛教徒和儒家都会强烈谴责这种做法，并且会为被遗弃的孩子集资创建育婴堂。我并不否认这种杀戮的确很可怕。我也不否认中国人更偏向于弃杀女婴（当代选择性堕女胎的趋势）也的确特别令人憎恶。我所反对的是西方用杀婴的例子来说明西方在道德上优于中国。

康德

格奥尔格·威廉·弗里德里希·黑格尔（1770-1831）是一位富有洞察力的康德批评家，但是他与康德一样对中国思想不屑一顾，他指出：

我们看到孔子与其弟子的谈话即《论语》一书，其中除了一些善良的、有道理的常识性道德教训之外，并无任何特别的东西。那些观点可以在世界上的任何地方和任何人身上都能找到，而且表达得更好些。相比孔子的所有作品，西塞罗关于道德教育的书《论职责》讲得比孔子的所有著作加起来更全面、更完善。孔子只是一个有些实际的世俗智慧的人，在他身上看不到一丁点儿的思辨哲学。我们从他的原著中可能得出结论，倘若他的书从来不曾有过翻译，对他的著作的名声来说反倒是更好的事。

黑格尔在其他地方也说过：“在孔子的主要作品中……可以发现正确的道德箴言；但是，其思想中存在累赘、迂回的想法和习惯性思维，这使其思想无法摆脱平庸而难以上升到哲学层次。”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许多人摒弃黑格尔的哲学著作恰恰是因为它们存在同样的缺陷“累赘”和“迂回”。

请注意，黑格尔像斯卡利亚一样给予西塞罗远高于孔子的特权待遇。作为真正读过这两个人的作品的人，我发现孔子比西塞罗更有趣。西塞罗让我想起在感恩节上强留你长谈的叔叔，没完没了地教你飞钓。许多人会认同我的观点：古典学者及诺贝尔奖得主西奥多·马姆森（Theodor Mommsen）的权威观点是：“西塞罗的演说中可怕的荒谬思想会使每个读者都感到反感。”同样，菲利普斯安多夫学院一位受人爱戴的希腊罗马文学老师阿尔斯通·赫德·切斯（Alston Hurd Chase）承认，“西塞罗自吹自负的演说”导致几代学生放弃研究拉丁语。相比之下，最初接受过分析哲学训练的主流哲学家赫伯特·芬格莱特（Herbert Fingarette）却说道，当他认真阅读孔子的著作时，他发现“孔子是个有深刻洞察力的思想家，其深刻的富有想象力的思想前所未见”。

反对多元文化主义的本质主义论争一直持续到20世纪。马丁·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声称，“经常听到的说法‘西欧哲学’实际上是一种同义反复（套套逻辑）。为什么这样说？因为哲学在本质上是希腊的；……哲学的本质就是这样一种首先适应希腊世界的，而且只此一家才能展开。”同样，雅各·德里达（Jacques Derrida）于2001年访华时，说了这样一句震惊主持人（在中国哲学系任教）的话，他说“中国没有哲学，只有思想”。观众大惊失色，德里达回应说 “哲学与特定的历史、语言和古希腊的某些发明有关……这是欧洲形式的东西。” 德里达和海德格尔的言论可能是为避免与西方形而上学的纠缠而表现出恭维非西方哲学的样子。但事实上，他们的评论就像说完全不受西方腐败影响束缚的“高贵的野蛮人”一样带着居高临下的恩赐态度，但也因为同样的原因无法参与西方的高级文化。将德里达的《论文字学》（Of Grammatology）翻译成英文的后殖民女权主义者斯皮瓦克（Gayatri Spivak）承认“几乎依靠相反的种族中心主义，德里达坚持认为，逻各斯中心主义是西方的财产……尽管第一部分讨论了西方对中国的偏见，但在德里达的文本中，东方根本没有被认真研究或解构过。回顾黑格尔和尼采关于地图学的的幽默 （他们假定地理上的区别如哲学的区别一样大），为什么东方只是一个超越我们知识面的一个名称？

有时，当代哲学家的狭隘思想可笑而令人困惑。我对早年求职助理教授接受面试时的很多经历仍然记忆犹新。在申请材料中，我曾提交过一篇讨论道家批评儒家伦理学的论文。道家的部分论证是，那些自觉提倡美德者（像儒家）在事情不顺心顺意时，会首先“卷起袖子诉诸武力”（《道德经》38章说“上礼为之而莫之应，则攘臂而扔之。”）有意识地努力成为有德之人往往适得其反，这种观点不是没有任何道理的，因为人们很容易不知不觉地变得虚伪，自以为是。儒家的典型回答是，强调尊重和谦卑的美德就能让自以为不太可能产生。我曾期待与其他哲学家讨论道教与儒家之间的辩论。然而，在一次面试中，一位有名的分析派认识论学者问了我一个问题：“你提到卷起袖子之事。在我见过的中国哲学家的画像中，他们都穿着长袍。那些人有袖子吗？”他似乎对自己的这一发现兴奋不已。

在另一次面试中，一位哲学家问我一个漫无边际且令人困惑的问题，当时我几乎无法理解，现在其中大部分内容我都记不清了。不过，我一直记得他的结论：“所以，我想我要说的是，中国哲学家玩的思想游戏有如小联盟棒球，而西方哲学家正在打职业大联盟棒球。你同意吗？”我不同意，也没有得到那份工作。

专业哲学家的民族中心主义有时候攻击性过强，而无法让人发笑。前哲学博士生尤金·帕克（Eugene Park）动人地谈到他鼓励哲学的多样化途径却遭遇失败：

我发现自己一次次地被无知、有时是露骨的种族主义搞得不知所措。在不同的学院，我建议有可能的话聘请某个专门研究中国哲学或女性主义哲学或种族哲学的专家。我抱怨本科生和研究生课程的欧洲中心主义本质。当然，我的评论和建议毫无例外地得对以下问题进行同样的理性解释：为什么哲学就是这个样子，为什么它要保持不变。解释我系里一位老师的话就是，“这是我们身处的知识传统。要么接受它，要么走人。”

必须接受并遵从狭隘的哲学概念的压力普遍存在。当我试图将非西方和其他非经典哲学引入我的论文时，我系里的教授建议我转到宗教研究系或“种族研究”比较受欢迎的其他院系去。

帕克最终放弃了继续攻读博士。还有多少其他学生——特别是那些可能给哲学带来多样性的学生——要么从一开始就遭拒绝，要么中途退学，因为哲学似乎只不过是显示白人男性成就的一座庙宇。

可悲的现实是，像康德、黑格尔、海德格尔、德里达、斯卡利亚、匹格里奇和帕克所遇到的教授们的评论都是爱德华·赛义德所说的“东方主义”的一些表现：从埃及到日本的一切在本质上都是一样的，是西方的对立面：因为“东方人是不理性的，堕落（颓废）的，稚气的，‘与众不同’的；欧洲则是理性的，积极的，成熟的，‘正常的’”。受东方主义影响的人不需要真的阅读中文（或其他非欧洲）文本或认真对待他们的论证，因为他们已有先前的解释：‘东方人’为了所有实际的目的，都有柏拉图式的本质，任何东方学者（orientalist）（或东方的统治者）都可能会考察、理解和显露出来。”[lxxviii]这个本质也确定了中国、印度、中东或其他非欧洲思想家所说的话用最好的词来描述可以说是离奇，用最坏的则是愚昧。

不可否认，种族主义是一个问题，但同样真实的是大多数美国哲学家对中国哲学根本就是一窍不通。正如哲学家埃里克·施维茨格贝尔遗憾地说道：“无知显然就这样为无知辩护：因为我们不了解他们的作品，所以这些作品对我们的哲学几乎没有影响; 而正因为它们对我们的哲学影响不大，所以我们更有理由不了解他们的作品。”如果说美国哲学家对中国思想真的有所了解（可能是通过读本科时修的非哲学类亚洲文学通识课程而有点儿认识），那可能就是有关孔子的《论语》《道德经》或《易经》。在我看来，在所有古代经典中，这三本著作对当代哲学家来说是最不容易理解的。正如乔尔·J·考普曼（Joel Kupperman）所说，

如果受过教育的中国人、韩国人和日本人（以及少数西方学者）认为他们理解《论语》，那是因为他们已经阅读了整本书，而且可能不止一次。若放在更广的背景中，这种幽默的言语就有了含义。对于非专家西方读者而言，《论语》最初看起来似乎就是罗尔沙赫氏测验（Rorschach test是通过对墨渍图案反应而分析其性格的实验---译注）中使用的不规则线条。

《道德经》和《易经》也一样：在理解其背景和影响力方面，如果不努力, 如果得不到帮助，很容易丢掉这些书，认定中国哲学只不过是浅薄的陈词滥调或简单的语汇沙拉。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从《论语》《道德经》或《易经》开始学习中国哲学就有点像从前苏格拉底哲学家开始学习西方哲学一样。赫拉克利特和巴门尼德残篇, 正如《论语》和《道德经》中记载的异质性言语一样，是理解后来哲学发展的重要背景，它们的确为有能力者提供了有趣的哲学和文本议题。然而，要理解它们在哲学上的重要意义，初学者需要大量的帮助，如果你对它们各自思想传统的全部认识都来自这些作品的话，你会误入歧途。

然而，如施维茨格贝尔所说，“即使按最严格的标准”，古代的结果论者墨子和儒家德性伦理学家荀子“都是真正的哲学家”。施维茨格贝尔是一位备受敬重的分析哲学家，主要研究心智，他还注意到，道德现实主义者孟子和他的反现实主义对手庄子的风格与尼采和维特根斯坦类似，因为他们都提供强有力的初步论据，虽然他们没用当代哲学家常用的格式来写论文。我还想在古代思想家名单中添加法家韩非子和慎到，他们都是真正的哲学家。在后期中国传统中还有很多有趣和伟大的哲学家，特别是在佛教、宋明理学和新儒家传统中。

《孟子》

避免思想帝国主义

到目前为止，我已经回复了那些不愿意将“哲学”标签贴在非西方思想家身上的人，其理由是他们没有从事任何得到认可的哲学研究（只要阅读一下有争议的思想家的著作就能轻易证明该断言为假）。我也对本质的民族中心主义提出了挑战， 他们认为哲学是建立在特定历史传统的基础上（在概念上令人迷惑，历史上令人怀疑的观点）。然而，有人认为，将非西方思想作为“哲学” 本身就是一种思想帝国主义，因为这将西方范畴当作理所当然。我当然同意，在理解如何将教义和论证置于特定文化背景中时，我们必须特别小心谨慎。这些教义和论证通常不会与我们自己的完全重叠。然而，同样重要的是，不要认为西方哲学像独块巨石一样巨大而单调。贾斯汀·史密斯（Justin E. H. Smith）在其最近的著作中优雅地指出，“自2500年前左右第一次使用‘哲学’这个术语以来，它一直就是很多东西的集合体。”而且“哲学在历史上从一个自我概念到另一个自我概念的转变一直都是步履蹒跚，艰难而行。一般来说，我认为在思想史上我们应该同意停止使用定冠词“the”这个词。“西方哲学概念”、“中国圣人观念”、“印度解放观念”（英语中这三个短语都需要使用定冠词“the”）：这些用法和类似的确定性描述都是非指代性的，因为定冠词“the”隐含的意思是独特性。柏拉图、康德和罗素对哲学是什么的理解并不相同。佛家、道家和儒家对于究竟是什么因素让人成为圣人也有不同看法，甚至对谁是圣人也没有一致意见。印度哲学家对于你需要解放什么，或者你如何赢得解放, 或者解放出来后进入什么状态等拥有不同看法。因此，危险不在于我们可能会错误地将西方哲学家的独特概念强加于（例如）中国对圣人的独特概念上。相反，需要避免的诱惑是假设西方哲学家所做的是所有哲学的权威，而且也必须是其他文化的哲学家正在做的事（如果他们从事哲学研究的话）。例如，如果我们将古代儒家孟子（公元前四世纪）与现代西方哲学创始人勒内·笛卡尔（René Descartes 1596-1650）进行比较，他们似乎在从事完全不相关的活动。然而，孟子正在探索的根本问题似乎与古代斯多葛学派的爱比克泰德（Epictetus）（公元前200年）的相同，即最好的生活方式是什么，虽然他们得出了不同的答案，各自都很有趣而且信息量很大。更合适与笛卡尔进行对话的亚洲哲学家会是佛教思想家法称（Dharmakīrti），他提供了困扰笛卡尔的认识论和形而上学问题的替代性结论和论证。在第五章中，我更深入地讨论诸如什么是哲学、为什么应该有更广泛的哲学定义以及为什么某些非西方思想显然是哲学等问题。不过，我希望前文的思考将鼓励那些担心思想帝国主义危险的人接着读下去。

我们从此走向何处？

正如儒家哲学家朱熹所说，从时间上说，先有道德知识，但恰当的行动才是最重要的（知、行常相须… 论先后，知为先；论轻重，行为重。---《朱子语类》。朱子曰：“为学之实固在践履，苟徒知而不行，诚与不学无异。”《朱子大全·答曹元可》，“诵说虽精，而不践其实，君子盖深耻之。”《王阳明全集之一》知行录之三，传习录下6答林充之---译注）因此，我对学界同行提出以下具体建议：下次你有权聘用一个新的哲学家时，如果你聘用一个只擅长主流欧美哲学的人， 请考虑一下这是否有益于哲学系的长远发展，是否有益于学生的教育，甚至是否有益于哲学这门学科的生存。

有时我会听到反对课程多样化的糟糕论证：“你让我们砍掉什么课程？我们连保留西方哲学现状都非常吃力了！”你说得对。你不可能涵盖欧美哲学的全部领域。但那又如何？你根本就没有接近涵盖西方哲学所有课程，而且永远也做不到！西方哲学中有十几个独特的“课题”科目（包括美学、应用伦理学、认识论、逻辑学、元伦理学、形而上学、规范伦理学、语言哲学、数理哲学、心智哲学、科学哲学、政治学等），西方哲学还有至少八个独特的历史科目（古代西方哲学、希腊哲学、中世纪西方哲学、早期现代西方哲学、19世纪大陆哲学、20世纪大陆哲学、分析哲学史、实用主义史）。所以，如果你想拥有涵盖西方哲学所有内容的哲学系，那么你至少需要20位哲学教授。实际上，即使是美国的大哲学系也不去试图能覆盖所有领域，但有些哲学教授的专业领域会有所重叠。一个顶尖的哲学系拥有19名教师，其中七位都将心智哲学列为专长。（该系有一名中国哲学教授和一名非洲哲学教授，这一点值得称赞。）所以，是的，如果你要在课程中增加非西方哲学或其他较不普遍讲授的哲学，一些领域的涵盖面会窄一些。其实你已经而且总是在涵盖面问题上在做妥协。而且，教授较不普遍讲授的哲学的学者几乎总能在某些“主流”哲学领域从事教学和研究工作。中国哲学与伦理学非常匹配；印度哲学很容易与分析形而上学、认识论和语言哲学结合起来；其他较不普遍讲授的哲学有很多与政治哲学直接相关。

我曾经询问过一位哲学界的领袖人物，希望她就如何增加美国哲学系课程的多样性提出建议。我非常钦佩她以及她的工作，钦佩她作为一名进步公共知识分子，其工作包括广泛社会活动，因此我对她的支持抱有很高的希望。她是这样回答的，鉴于精通古代汉语或梵文且能够指导博士生的学者很少，而且拥有这些语言背景的研究生申请者很少，我们在做出改变的时候不可能不“走捷径”。我承认哲学系的变化速度就像冰川变化一样缓慢的部分理由是渠道问题。很少有学校讲授欧洲哲学主流之外的哲学，因此很少有这些领域新毕业博士受大学聘用，讲授这些哲学的学校也就无法大量增加。这形成一种恶性循环。

虽然渠道问题真实存在，但它并不是造成课程多样化失败的借口。首先，亚洲与比较哲学协会拥有六百多名会员，这个可能是专门研究非西方哲学的最大专业组织。所以，如果愿意的话，讲授亚洲哲学的顶尖哲学系的数量能够翻一番，目前从事这些领域研究的学者多得很。第二，哲学中许多未被研究的领域并不需要美国外事学院（the US Foreign Service Institute）认定的 “第三类”语言（对操英语者来说是最难学习的）的专业水平。小马丁·路德·金博士和圣雄甘地都能用英文写作；杰出的女权主义存在主义哲学家西蒙娜·波伏瓦（Simone de Beauvoir）用法语写作；拉丁美洲解放思想的创始人恩里克·杜塞尔（Enrique Dussel）用西班牙文写作。第三，哲学家既有“专业领域”（他们发表论文和指导研究生论文的领域）和“能力领域”（能讲授本科生基础课程的领域）。即使你找不到有资格从事较不普遍讲授的哲学的研究者，至少可以聘请一位可讲授本科生课程的人。

你绝对不应该做的是，让哲学系中某个讲授欧美哲学又碰巧是非欧洲裔的老师说：“我们有压力得开亚洲/非洲/伊斯兰哲学课，你为什么不设计开一门呢？”是的，这事的确发生过。这是赤裸裸的种族主义论调。（这就像对我说，我是波兰血统，所以肯定喜欢波兰熏肠（Kielbasa）和饺子形馅饼（Pierogis用肉、鱼、鸡、蛋和蔬菜等做馅的饼子---译注）一样糟糕。这是哪门子的道理？这些美食我的确喜欢，但这是另外一个问题。）而且，还未获得终身教职的教师由于害怕不服从学院的安排而丢掉工作，他们不得不忍辱负重而接受你的要求。

最后，给学生提一些建议：无论是作为个人还是集体，你都有相当大的权力鼓励高校教师和管理者讲授欧美哲学主流之外的哲学。首先，成立“少数派哲学”(MAP)本地分部，并与其他学校的分部建立联系。少数派哲学是致力于全方位扩大哲学领域的多样性的学生组织：所谓全方位，即在本科生层次和研究生层次，在教师中，以及开设的课程中都有。本地少数派哲学分部有时会组织读书小组或邀请演讲嘉宾到学校一起讨论很少被研究的哲学家。实施改变的另一个简单方法就是填写新开课申请表。一旦学校开设了中国哲学、印度哲学或其他较不普遍讲授的哲学课程时，就选修这些课程。如果没有提供这些领域的课程，您可以要求自主学习。如果得不到积极的回应，那就到了要求改变的时候，向你的教授、系主任、院长和大学校长陈情。如果请求不起作用，那就递交请愿书。如果请愿书还不起作用，那就到组织抗议活动的时候了。

如果让哲学系改变课程在一开始遭遇太多的阻力，那就请遵循加菲尔德的建议，争取次等好的结果：要求哲学系将名称改为“欧美哲学系”以便名副其实。他们实在没有合理的理由拒绝承认他们所教的课程。这或许显得我们放弃了斗争。但我相信，如果真的实行了这样的改变，最多再过十年，哲学系就会变成多元文化院系。当前，哲学院系还可以藏身于“哲学”（一个代表有国际意义的话题）这个名称背后来掩盖其站不住脚的的狭隘的做法。如果将其羞耻暴露给同事和学生，变革压力之大将变得难以抗拒。

有人警告我将呼吁学习非西方哲学与多样性问题以及身份政治等议题联系起来将可能导致不同方式的政治化，而这些结果未必是我想要的。我同意。作为教授，我小心翼翼地保护我从事自己研究的权利，并以我自己的想法教我的课。这并不是傲慢或固执。我花了多年时间不断在自己的专业领域扩展知识，寻找最好的方法向学生传授我所学的知识，传递我对哲学的热爱。我总是很乐于收到反馈意见，不管是积极还是消极的，我在考虑进行长期的调整。然而，从根本上来说，在30年的教学和研究之后，我可以说没有一个只接受了四年本科教育的学生会比我更明白这些课程设置的意义。因此，在理想的情况下，哲学系应该自己决定自己的课程设置。

可悲的是，我们生活在不理想的世界中。几十年来，我和其他许多人一直在据理力争，试图让非西方哲学得到更多的支持从而纳入到课程体系中。我呼吁哲学系的同行以自己的方式做出适度的改变以应对不断变化的世界。然而，我越发觉得，实现哲学变革的唯一方法是动员学生起来要求改改革。如果哲学系被迫进行课程改革，那将不是温和的，这个改革也不是由对以下两个问题的深刻理解所指导的， 即哲学到底是什么？其思想标准又是什么？。这就是为什么加菲尔德和我在专栏文章最后提出如下警告：

对那些还不欢迎课程多样化的哲学系，我们还有最后一个建议。由于人口学上的、政治的、和历史的原因，美国向更加多元文化的哲学概念的转型似乎不可避免。请别忘了斯多葛派箴言：“心甘情愿者，被命运之神带着走；推三阻四者，将被命运之神拖着走。”

一方面我们建议更大的多元主义可以让哲学更加丰富，更加接近真相。另一方面是要展示这一多元主义。因此，在第二章“对话中的传统”中，我将提供若干案例来解释西方哲学和亚洲哲学如何进行建设性对话。人们拥有各种信仰，并不都是出于可意识到的理由或理性的理由，所以在第三章“特朗普的哲学家”中，我将论证我们看到的强烈反对哲学中多元文化主义的动机，在很大程度上与煽动民族主义、种族主义和其他种族中心主义的沙文主义本能并无二致。有些人认为任何种类的哲学都没有任何价值。在第四章“电焊工与哲学家”中，我解释了哲学教育的职业好处、哲学对西方文明做出的贡献以及哲学在培养公民致力于理性的公民对话的价值。最后，在第五章“孔子与苏格拉底之道”中，我将论证当代哲学家应该对自己在社会中被边缘化的情况承担部分责任，并讨论了如何改变这一情况, 哲学家们应保持崇高的志向，激励伟大哲学探索，无论其文明源头在何处。

《文苑图》

编辑：刘旭

校对：刘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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