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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商作册般青铜鼋的工艺及相关问题

苏荣誉 江汉考古 2022-04-09


摘要:国家博物馆收藏的作册般青铜鼋是一件造型特别、铭文多歧见的晚商青铜器,曾引起学界对其真伪及诸多问题的持久讨论。事实上,另有一件与之成对的青铜鼋散落台湾,通过对两器的比较分析,特别是借助X光成像,明确了该器的铸造工艺,具有若干商代南方风格青铜器的工艺因素,应该出自南方迁殷墟铸工传人之手。其工艺渊源清晰,确非伪作,为技术辩伪一实例。此外,文章还对两件青铜鼋的作器者、作器目的以及商代青铜俏生器略作引申讨论。

关键词:作册般青铜鼋;晚商;铸造工艺;俏生器


商周青铜盘常以鳖纹饰之,但鳖形器罕见。国家博物馆和台湾各收藏一件圆雕青铜鳖,学者称为青铜鼋。“鼋”即大鳖。《说文》:“鼋,大鳖也,从元,元者大也。”这两件器物造型和铭文相同,属于对器或成组器。前者相关资料公布后引发了多位学者的讨论,也存在某些疑点甚至对其真伪的怀疑,幸有台湾藏器及其X光成像可资佐证,并可澄清若干疑点。事实上,两件青铜鼋的铸造工艺有若干特别之处,也涉及到铸造俏生器等问题,特将它们纳入分析讨论,以求方家指正。

一、两件青铜鼋

1.国家博物馆藏鼋

器的造型为被射入四枝箭的爬行鼋,通长214、宽160、高100毫米,重1605.6克(图一)[1]。器形为鼋壳,有背甲无腹甲,腹透空。甲盖前边向上起突棱,边缘有一周明显裂缝。甲背上斜射入三枝箭,左侧两枝、右后部一枝,颈左侧斜射入一枝箭。箭作圆棍而中部均置四翼状,前端的镞和中部的似已没入鳖体,后端平,中间横贯一槽,当为搭箭弦之比,箭长54毫米。左侧箭酥裂严重,颈部箭残断,断面锈蚀分层,锈蚀主要产物为碱式碳酸铜(Cu2(OH)2CO3),坑点腐蚀中常测出氯离子,部分浅绿色锈蚀物为多晶形态的副氯铜矿(Cu2(OH)3Cl)[2]。杨小林和朱凤瀚都给出一枝完整箭的照片,后者还测绘了线图,但均未说明来源[3]。与四箭相应的腹内,均有相应的圆突(图二)。

鼋头伸出,尾露出盖缘,偏左,可能为雄性。四足粗壮,外露,趾明显,蹼厚,蹼爪底均有方形突出,长约15、高7毫米。

甲背中间纵布四行铭文,原因锈蚀覆盖,无法辨识,据X光成像(图三,1、2),采用1%浓度甲酸(CH3COOH)软化,以弱碱溶液中和其残留,再以机械除锈,并发现某些字口存有泥沙[4]。除锈后铭文显现,四行自右向左读(图四,1、2)。第一行七字,第六字洹的下半为一箭穿过,伤及右下一横,但字清晰可辨;第三行八字;第四行八字;第二行字数有九字和十字的不同看法;整篇铭文有三十二和三十三字的分别[5]。李学勤对鼋背铭文隶定如下[6]

丙申,王于洹,隻(获)。

王射,射三,亡法(废)矢。

王令(命)(寝)馗兄(贶)于乍(作)册

般,曰“奏于庸”。乍(作)毋宝。

对此铭的内涵和功用有诸多讨论[7],限于篇幅,在此不予展开。但诸家都认为字体属于晚商晚段类型,器铸于晚商。

2.台湾藏鼋

台湾一藏家也庋有一件作册般青铜鼋,和国家博物馆所藏堪为一对,或同属一组。虽满身裹锈蚀,且锈蚀相当严重,以致造成轻度残损,铭文和造型为锈蚀厚盖,但所观察到的一些信息,可补充国博所藏鼋所未公布者。

此鼋同样是俏生形象,作引颈爬行状,通高103、通长215、宽160毫米。头不长,上面和两侧有若干圈形纹,前端上侧有一对小眼,下侧的嘴前伸,长吻端头为鼻作嗅状,其一周有阴线勾勒以突出鼻,一对鼻孔清晰,头抬起略高于国博鼋(图五)。鼋盖不规则隆鼓,前端高、后端和两侧低,正中铸四行铭文,多不可辨。盖面同样中三枝箭,左肩同样中一支箭。箭的造型也相同,但顶端锈蚀严重,微残,其中左侧前面的一枝箭,比的左侧部分残缺,知端部纵贯槽(即比)深过国博鼋,达数毫米,右侧一箭情形相若(图六),肩部箭端则全部残缺,只有左侧后部的一支箭较完整,但锈蚀甚重,位置与国博鼋相同。盖沿下一周铸有阴线以突出盖,视若裂纹线。

侧腹向内弧收,侧壁各伸出两爪。四爪形状相似,上面厚实而下面中空,成为腹部中空的一部分。上腹足内近乎方折,肩内侧尚存部分泥芯,鼋头中也有泥芯,下腹双足向后,和尾形相近,若耳,但蹼内折,尾两侧也回折,除左后足内存些许泥芯外,其余泥芯皆被掏出,表面覆较厚锈(图七)。四足外侧底边均有长条状突出,是浇道残余(见图七)。足外表现出写实俏生,趾明显,以蹼联(图八)。

和国博鼋相同,腹内与四支箭相应位置具有圆突(图九),并按照箭的方向有所差异。肩部箭的圆突稍斜立,右边箭较垂直,圆突亦圆正,左后箭斜故圆突微斜,圆突均锈蚀严重。

此鼋X光成像效果较国博鼋略胜,不仅铭文清楚,四行铭文分别为七字、九字、八字和八字,共三十二字;也可确知鼋头中有泥芯,但芯撑位置不明,四足中空,除右后足根有一大气孔外,其他缺陷相较为少(图一〇)。

对比两件鼋,虽然造型高度一致,差别还是可明显辨识的,符合商周青铜器各自单独制作铸型铸造成器的格局。对比两鼋铭文,三、四行的“乍”以及“奏于庸”三字等,均有差别,也符合商周青铜器铭文单作的成例。

二、材料与铸造工艺

杨小林采用DX-95能谱仪,“根据不同锈蚀中的各种元素的特征电子结合能进行定性、半定量分析”,虽未详细介绍分析方法和步骤,但给出器物成分如下:83.77%铜,11.49%铅,4.37%锡和0.37%铁[8],不明确究竟是鼋体抑或是某枝箭的成分,但其基本材质是高铅低锡青铜,在晚商青铜器中常见[9]。袁俊杰以为,“因为它是用来陈设的纪念物,器物本身并不需要多大的硬度,因此比青铜礼器的含铅量高、手感很沉,也是符合当时青铜成分的配比原则和铜质特点的。”此说颇含糊,当时的“配比原则”和“铜质特点”依然不明,以此说明非赝品缺乏力量。

晁福林认为甲上四只箭是完整的“弋”,镞射入,杆短,端部有比,长仅54毫米,过短。推测是“制作者为了铸造方便而将箭杆缩短,取其会意而已。此箭镞进入鼋体的部分作圆杆形,而没有锐利的镞锋,是因为这样便于插入鼋体之放(按:疑”故“字误植)而不致轻易滑落。” [10]颇迂曲。

确如朱凤瀚为代表的多家所言,鼋是俏生青铜器,铸造成形。虽然业已发表的资料没能着意表现其铸造工艺信息,但X光片还是反映了若干重要信息。首先是鼋的头中空,其中泥芯尚存,X光片上头中部的黑色不规则孔应该是头内泥芯的泥芯撑,可能因锈的遮盖无法看见;但鼋头较粗,X光片旨在显现铭文,便未能穿透鼋头,故而其中泥芯的结构不明。四足中空,底视图已清楚表现,其中泥芯已被去除干净,X光片表现出足根的四条纵向灰色阴影(见图三,1),说明足根部较薄,具体待考。

除头、足中空外,还值得注意的是鼋的内腔。在四足、头、尾这些外伸结构的内侧,均有规则形状的下凹,因位置关系,X光片中两足和尾部尤为明显,而且它们的泥芯和鼋腹芯一体,说明铸工非常强调铸件壁厚的一致性。这一技术思想非常符合金属凝固原理,是铸造工艺设计的基本原则,其工艺发明至少可以上溯到商早期的盘龙城出土青铜器,并于中商阶段在南方铸铜作坊形成规范,广为流行,也对殷墟青铜器产生了影响并发生了技术选择的对峙[11]。所以,这件鼋的设计,可以窥见南方铸工工艺特色的印记。当然,形成鼋的空壳需要泥芯,而其形状颇为复杂,但其壁厚均匀,说明此芯与范定位准确。如此复杂的芯,需要芯盒翻制,而芯盒必然来自原模,这是南方壁厚均匀器铸造工艺的高难度所在。

更为重要的是该器腹内的四个圆突,是同时铸接四只箭、为强化与箭结合的措施,四只箭无疑分别先铸。铸工考虑到鼋壁较薄(2~3毫米),恐在器成形过程中与箭铸接得不够牢靠,因此在设计上让内壁隆鼓如泡,使局部加厚,以确保牢固地铸接箭。这一工艺设计十分特别,在商代青铜器中颇为少见,但却不绝于缕。最早的案例是岐山贺家村墓出土的凤柱斝,不仅鋬采用具有南方工艺特色的铸铆式铸接,年代可上推到中商早期或早中期之交[12]。更值得重视的是,与腹部的三组扉棱相应的内壁均有一组突棱,与本鼋圆突一样,突棱是为牢固铸接扉棱的特殊工艺设计[13]

华盛顿弗利尔艺术馆(The Freer Gallery of Art, Smithonian)收藏有一件商早期带盖壶(编号49.5),盖和颈部均有四道勾牙式透孔扉棱,扉棱先铸,因壁薄一扉棱穿出盖面,几乎酿成废品[14],突棱式铸接即是吸收此类教训的改进。传出石门的一件卣,盖面的四道勾牙式扉棱、腹前后面中间的四道扉棱也是如此铸造,与淳化黑豆嘴墓出土的一件壶腹部扉棱饰一致[15],而且石门卣盖钮的铸接和本文鼋四箭的手法完全一致,另外的实例是湘潭船形山出土的豕尊的盖钮[16]。可见,青铜鼋的铸造中包含了许多商代南方风格因素。上述几例可见南方作坊铸铜流播之广。其实,玉门火烧沟四坝文化墓葬出土的所谓四羊头权杖,羊头先铸,是以突棱式铸接形式成形的,年代可能早于殷墟,也是南方铸工某支的产品[17]

青铜鼋因其铭文而更加珍贵,但也是分歧聚焦之所。裘锡圭以为铭文中“一” “三”两字都特别小,“是制铭文之模时后添的字。”并指出是将中四箭后之鼋送进庸徒工作之所铸造的。晁福林指出此说于甲骨文无据。李凯细审国博鼋的X光片,认为“一”属损毁而非铭文。袁俊杰对比各种图像后,发现“率”字前一字笔画为四横的“四” [18]。这些歧义都是原器锈蚀太重,除锈匆忙所致。台湾藏鼋的X光片较清楚,王字右下无“一”,“率”前一字文之很正,三横,当为“三”字。虽形略小,推测为制模时后添也无证据,否则前“射”与后“率”之间距超大,不合惯例。X光片上的铭文,笔画匀称、流畅,结构紧凑,所见笔画颜色深浅差别在于甲背不平。如此优美的铭文,阴文,正书,应该不像阮元(1764~1849)所猜想的在泥范或芯上以泥堆写再铸造的[19]。而是如安阳殷墟和洛阳北窑铸铜遗址出土的铭文模那样,或者先书铭文,阴刻成铭文模,再用模翻制出铭文范块,并将之嵌在相应的泥芯部位铸造出来的[20];或者更复杂一步,先刻祖模,次翻制模,再翻制铭文范块,将之嵌入芯或范。前者铭文模上有契刻痕迹,后者则没有。如此多工序,在中间或最后环节添字改字,均非想当然之易。

X光片说明国博鼋较台湾藏鼋的盖面有略多的气孔,尤其是前者的第一行铭文上,以“于”字左上气孔较大,其余均较小,这是铸造青铜常见的缺陷。

对于四足蹼下的突出,王冠英意为是支撑足[21],但未说明何以如此。其实,这是铸造时浇道的残留,犹如岳阳鲂鱼山出土的青铜罍,圈足底沿有若干突出,但形状不够规则,确是浇道残迹;宝鸡茹家庄国墓地出土的两只三足鸟尊(BRM1乙∶24、27),它们的足下也是如此[22]

三、商代俏生器

偃师二里头文化开启的中原青铜时代,起初即以铸造青铜容器和工具、兵器为主导,未见俏生器。商早期的二里岗阶段,无论是郑州商城还是黄陂盘龙城,虽然器类大为增多,仍未见俏生器。据现有资料和研究,俏生器主要出现在商中期的南方,代表性的器物是醴陵狮形岭出土的象尊和湘潭船形山出土的豕尊。这些器物应当是南方铸铜作坊工匠的设计和产品,具有其自身工艺特色。然在武丁时期将工匠迁至殷墟,造就了殷墟早期青铜器的迅速繁荣[23]。虽然殷墟时期动物造型和动物装饰青铜器有一定的数量,但俏生器仍非常有限,此两件鼋十分难能可贵。

殷墟卜辞记载商王田猎频繁、征伐多有。斩杀敌人、获猎禽兽是其日常生活内容,但迄今未见俏生的或表现那些场面的青铜器甚或其他遗物。有鉴于此,这两件鼋均非寻常之品。如前所述,鼋生活在淮河之南,这两器形体不大,是否为鼋尚成问题。若果为鼋,当为南方贡品。捉而射之,王四射皆中,或具有节观效应。将之铸为庸器,且铸造多件,作为“汝宝”,岂不珍贵?若为鳖,相当普遍,何劳四箭?

董珊先以为制作庸器有“取象”和“取材”两种形式,后增加了一种“取器”,并指出“取象记功的方式也许相对少见”,另外两种实例较多[24]。“取象”之“取”意为选取,而“取材”和“取器”之“取”,意为“捕取”(《说文》),实际是索取材料,并非直接以“材” “器”记功,二者不同。庸器的内涵如何,也是需要廓清的问题。

如何表现俏生,则是一个颇为复杂的问题。前述醴陵狮形岭象尊和湘潭船形山的豕尊,均作为容器,有流有盖,满身装饰和附饰,虎、鸟、夔和鳞自然都非俏生之处。此二鼋不具实际功用,头、背甲和足颇为俏生,但头无唇褶,盖面还不够大且无裙,背部亦无网纹和凹纹,腹侧内收不够亦无皱褶,尾过于粗壮,足上也无皱褶,均和实际有出入。至于是否属伸出盖沿的雄性,难以确定;而其鼻孔分列,或许说明不属于太湖流域的斑鼋种[25]。此外还需认识到,鼋没有腹甲,足和尾下边透空,腹的两侧直,足和尾的透空边缘方折,都与实际鼋差别较大。说明俏生也只是部分而已,此组铸工俏生的焦点在头、外轮廓和四箭。

裘锡圭考释铭文,认为“可能将捕获的身中四矢的鼋送进铸铜作坊,以仿铸铜鼋;……可能性比较大。因为铜鼋有铭文,需要史官撰写。”似乎王贶作册般鼋是要他起草铭文并送到作坊,要铸工据以铸器。这虽然是具有非凡想象力的见解,合乎情理,但却不出自铭文本身,也不见诸甲骨文和其他文献。李凯和袁俊杰将此器作为“记录”,据以详细讨论了商代田猎的程式和弋射方向,同属巧思[26]

据四枝箭的先铸铸接,知鼋是泥范块范法铸造成形的,是中原青铜器生产的独占性工艺,因此不能如失蜡法铸造,可以就原形翻制模型,而是必须据以雕塑模型。迄今虽然在安阳发现若干处铸铜遗址,但却未发现完整的器模,故完整的模型究竟面相如何尚不确知,既往的说法均属猜测。虽然如此,参照现代铸造工业流程,铸造一件器物需先塑模,再翻制范、芯,才可组合成铸型,干透后方能进行浇注。其工艺流程首先涉及到设计稿(实物、理念、画稿)向实际模型的转译,这一转译靠具体铸工(或雕塑师,或模型工)完成,每个人对具体构造都有其理解、取舍、强调,何况还要涉及与铸造工艺相衔接的问题,因此,铸工能在多大程度上忠实原型和原意,是饶有趣味但却是不易获知的问题,期待更多的令人信服的个案研究。在这一层意义上看作册鼋,四只箭是否在原位,箭的方向、长短和结构与实际的出入等等,应该有较大的裕度。

在讨论作册鼋的铸造工艺时,特别指出箭的突棱式铸接具有南方铸铜的工艺传统,武丁征伐南方将南方铸工迁往殷墟,南方铸工将南方青铜风格及其铸造工艺一并带到殷墟,是殷墟早期铸铜突然繁荣的关键。经对殷墟早期妇好墓出土青铜器的研究,外来的南方铸工和本土铸工存在矛盾,虽然鸟兽装饰和铸铆式铸接依然沿用,但外突内凹的壁厚均匀型设计则被排斥,只用于铸造部分动物形器或面具等,鼋四肢、头和尾的中空和壁厚一致的内凹,应该是其孑遗,但腹部圆突铸接箭,确是南方典型工艺的体现。据此,可以认为两件鼋(或者更多)是南方工匠的传人铸作的。他们的师傅或师祖见过鼋甚至吃过鼋,了解鼋的形态和结构,且稔熟南方铸铜工艺,于是有斯鼋之作。

按照董珊的解释,“奏于庸,作母宝”,是寝馗传达商王命令:“制庸器,作模型”,顺序倒为“作模型、制庸器”更顺畅。虽然若董珊讨论庸器所言,与纪念伐国之功相较,狩猎有得的“纪念意义实在小之又小” [27]。但从两件鼋本身看,确是认真之作,或许与俏生器有关。想见铸工制作出模型后,生动形象,众多珍爱,于是,本于此模型铸造了两个或多个器物,其中两个为今所见。


(作者:苏荣誉,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另此处省略注释,完整版请查《江汉考古》2022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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