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谷城擂鼓台墓群M2发掘简报
摘要：擂鼓台墓群位于湖北省谷城县庙滩镇古乐寺村，2016年为配合基本建设，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现为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等单位对墓群进行了抢救性发掘，共清理墓葬5座，本文主要报道M2发掘资料。M2出土器物共23件（套），其中5件带铭青铜器显示该墓主人应为春秋早期邓国贵族。该墓的发掘为研究春秋早期邓国的历史、丧葬习俗等提供了宝贵的资料。
关键词：擂鼓台墓群；邓国；春秋早期；青铜器；历史文化
擂鼓台墓群位于湖北省襄阳市谷城县庙滩镇古乐寺村，西北距谷城县城12.5公里，东南距庙滩镇4公里，东南距邓城遗址约40公里（图一）。墓群中心地理坐标为：北纬32°09′39″，东经111°42′45″，海拔105.6米。墓群位于汉江西岸的一条南北向岗地上。2000年，当地村民挖树沟过程中发现一座墓葬（编号M1），出土4件青铜器[1]。
2016年12月，为配合（武）汉十（堰）高铁建设，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该墓群进行了抢救性考古发掘。共发掘5座墓葬（分别编号M2～M6），其中4座为晚期墓葬，M2为春秋早期墓葬。现将M2简报如下。
一、墓葬形制
该墓开口于表土层下，打破褐色生土。墓坑的东北角有一椭圆形盗洞，长径0.88、短径0.68、深0.78～0.85米，一直打到墓底。墓坑内填黄褐色五花土，土质较紧密，包含有许多植物根茎。
长方形竖穴土坑墓。方向182°。墓口距地面深0.2～0.3米，南北长5.04～5.14、东西宽3.12～3.48、墓口至墓底深0.54～1.1米，墓底南北长4.9～4.96、东西宽3～3.36米。墓壁较陡直，壁面较光滑，墓底较平坦。
葬具为一椁一棺，棺椁均腐烂，仅余痕迹。椁室南北长3.65、宽1.06、残高0.6米。底板伸出椁挡板、墙板外0.14～0.2米。椁内南端有一根长0.74、残高0.6、厚0.07米的隔板，将椁室分为棺室与头箱两部分。棺室长2.79、宽0.92米；头箱长0.86、宽0.92米。棺置于棺室内东侧，棺底板紧贴椁室东墙板，棺内底部东侧发现朱砂遗迹，棺长2.12、宽0.45、残高0.46米。墓坑底部的两端与中部分别有一根东西向的横垫木槽，均已腐烂，长1.06、宽0.12、厚0.06米。
骨架腐烂无存，仅在棺内南端发现人牙，其葬式不清。
随葬器物23件，分置于头箱、棺内，包括铜鼎、簋各2件，罍、提梁卣、矛、戈各1件，镞8件；陶罐2件；玉玦、环、条饰、琀各1件；漆木弓1件（图二；图版一，1～5）。
二、随葬器物
共23件。按质地分为铜、陶、玉、漆木等。
（一）铜器
16件。按照功能分为容器、兵器。
1.容器
6件。器类有鼎、簋、罍、提梁卣（图版二）。
鼎 2件，M2∶5、6，器形、纹饰、大小、铸造工艺基本相同，内壁铸有相同铭文。M2∶5（图三，3；图版三），微敛口，折沿，方唇，长方形立耳，鼓腹，圜底，三蹄足。上腹部饰一周长边与桃形重环纹相间的组合重环纹纹饰，下腹部饰两周垂鳞纹，上下腹部的纹饰以凸弦纹分隔（拓片一，1），耳部饰两道凹弦纹。器物为整体浇铸而成，范由3块腹范、1块三角形底范以及芯范组成（图版三，3）。耳为实心，蹄足中空，横截面为“C”形，芯土尚未取出，呈暗红色（图版三，4）。器表与内壁见有多处芯撑痕迹（图版三，3）。内壁铸铭文4行17字：隹
簋 2件，M2∶3、4，器形、纹饰、大小、铸造工艺基本相同，盖内及器内底铸有相同铭文。M2∶3，敛口，方唇，垂鼓腹，半环形龙耳，耳下有垂珥，微圜底，浅宽圈足，三个浮雕兽足。承浅弧盘状盖，弧壁，圈足状捉手。上腹近口沿处和盖近口沿处分别饰一周四组共8个单目“S”形窃曲纹，其中2组窃曲纹之间饰有简化兽面纹（图版四，3），下腹饰瓦纹，圈足饰三组三角云纹，每组云纹间饰一个重环纹（图版四，4）；双耳上饰一小兽，张口獠牙，环形耳和珥上饰云纹；蹄足为小兽衔足。盖壁饰瓦纹。器体为分体浇铸而成，双耳为先铸。器身范由4块腹范、1块底范以及腹部芯范组成（图版四，3、4）。耳为中空，横截面为“C”形，芯土尚未取出，呈暗红色。器盖为整体浇铸而成，范由4块腹范、1块底范以及腹部芯范组成（图版四，3）。盖顶外壁及器身内壁见有多处芯撑痕迹。盖内及器内底部铸有相同铭文，共4行23字，重文1字：隹王正月，
罍 1件（M2∶7），直口，平沿，方唇，直颈，斜肩，弧腹，肩、腹处折起棱，兽形双耳，平底，圈足外撇后折向下起台。承折盘状盖，顶隆，盖顶有一鸟形捉手，小鸟垂头，头顶有冠，双目凸起，短吻，身体肥圆，双翅，翘尾（图版六，2）。颈、肩交界处饰一周弦纹，肩部饰一周窃曲纹（图版六，4），肩、腹交界的折棱处饰一周重环纹，腹部饰六组卷云纹组合的三角兽面纹；双耳小兽如攀附在器壁一般，双目凸起，半圆形双耳，口微张，身上饰云纹。盖顶饰环带纹，间饰桃形重环纹与窃曲纹（图版六，3）；鸟形捉手身饰羽毛纹（图版六，2）。器身由2块腹范、1块底范及1块芯范组成；双耳为后铸，耳中空，中间暗红色芯土尚未取出。器盖为分铸而成，可能鸟形捉手先铸，部分位置可见捉手内暗红色芯土（图版六，3）；鸟形捉手范由2块范组成，盖身范由2块外范与1块芯范组成。腹部可见多处补铸痕迹。通高31、口径10.8、腹径20.7、底径16、壁厚0.4厘米（图三，５；图版六）。
提梁卣 1件（M2∶8），直口，平沿，方唇，直颈，环形双耳，垂腹，平底，圈足外撇后折向下起台，耳上连半圆形提梁。承椭圆折盘状盖，盖顶微隆，中心有一鸟形捉手，小鸟垂头，头顶有冠，双目凸起，短吻，身体肥圆，双翅，翘尾（图版七，2）。颈部饰两周弦纹，其间饰1周“W”形折线纹（图版七，4），腹部饰4组三角形“W”形折线纹（图版七，4）。盖顶饰环带纹，间饰桃形重环纹与窃曲纹（图版七，3）。器身与提梁分铸，器身范由2块腹范、1块底范及1块芯范组成。器盖为分铸而成，可能先铸鸟形捉手，部分位置可见捉手内暗红色芯土（图版七，3）；鸟形捉手范由2块范组成，盖身范由2块外范与1块芯范组成。通高27.6、口径8.8～11.8、腹径17.9、底径13.5～17、壁厚0.25厘米（图三，6；图版七）。
2.兵器
10件。器类有矛、戈、镞。
矛 1件（M2∶9），稍残。尖锋，利刃，宽叶，中脊起棱，骹较长，中空，圆筒形。通长22.5、残宽2、骹径1.8、厚0.2厘米（图四，2）。
戈 1件（M2∶15），有锈蚀。长援较宽，尖锋较短，援背较直，弧刃，胡底部为直角，内较长。阑侧有4个长方形穿，内上有1个长方形穿。胡上有5字铭文：
镞 8件（M2∶14-1～8），均残。镞锋残，截面呈菱形，双翼亦残，长铤，铤截面呈圆形。残长3.2～6.8厘米不等（图三，1）。
（二）陶器
共2件（M2∶12、13），从刚出土的状况推测为陶罐，质地极酥脆，保存极差，无法修复和绘图。
（三）玉器
共4件。器类有玦、环、条饰、琀。
玦 1件（M2∶10），色微黄。“C”形，缺口小。素面。外径2.2、内径0.7、肉宽0.7、厚0.3～0.4厘米（图四，6）。
环 1件（M2∶2），残缺近半。暗红色，有白、黑色沁。环形，外缘有2个牙，两端残断处各有1个残破的穿孔。外径9.3、内径6.1、肉宽1.6、厚0.5～0.7厘米（图四，4）。
条饰 1件（M2∶1），白玉质，有白、灰黑色沁。长方形扁体，一端有1个圆形穿孔。长10.2、宽2.2、厚0.1～0.2、孔径0.15厘米（图四，5）。
琀 1件（M2∶11），残。色黄中带红，有白色沁。玉器砸碎而成，弧形，外缘有1个牙。可能是残断的玉环。残长2.4、宽2.2、厚0.4～0.6厘米（图四，7）。
（四）漆木器
仅1件漆木弓（M2∶16），腐烂仅存痕迹，无法提取、修复和绘图。
三、结语
（一）墓葬年代
擂鼓台M2出土的2件铜鼎立耳、半球形腹、蹄足、腹部饰重环纹与垂鳞纹的组合，与上村岭虢国墓地M2006立耳列鼎[2]、随州安居桃花坡M1两件垂鳞纹鼎[3]一致。戈、矛分别与三门峡虢国墓地M2001∶477、M2011∶29[4]形制相近。
关于上述三门峡虢国墓地所列墓葬以及随州桃花坡M1的年代，学界尚存在争议，本文从朱凤翰先生观点[5]，即均为春秋早期偏早阶段。也就是说擂鼓台M2出土的铜鼎、戈、矛的年代为春秋早期偏早阶段。
2件铜簋敛口、垂腹、双半环耳圈足下设三小足，饰窃曲纹与瓦纹的组合，与襄樊市文物管理处拣选的2件邓公牧簋[6]的器形、纹饰甚至尺寸几乎完全一样。
关于邓公牧簋的年代，简报认为属春秋时期，《集成》定为春秋早期[7]。本文从徐少华先生观点[8]，即属西周晚期后段。也就是说擂鼓台M2出土的铜簋的年代早于鼎、戈、矛，为西周晚期后段。
综上，擂鼓台M2的年代应以同一座墓葬出土的年代略晚的铜鼎、戈、矛来确定，即为春秋早期偏早阶段。
（二）墓主身份
墓主身份的确认主要依靠对5件带铭文的铜器分析来判断，铭文可分为以下3组。
（1）隹邓九月初吉庚午，邓子
（2）隹王正月，
（3）邓子伯随戈。
（1）（3）两组铭文与（2）组铭文有明显的差异，如：（1）（3）两组铭文行列较为疏朗且排列较为整齐，字型以方正为主，单字笔画较细，字口边缘锐利，字迹较清晰；（2）组铭文行列较为密集且排列上错落有致，单字笔画较粗，字型以长方形为主，字口边缘圆钝，器底的字迹漫漶不清。两组铭文相同的字，如“隹”“月” “作”“子”等字的字形上也各有差异。因此，鼎、戈可能为同一批铸造，而与簋断然不会是同一批铸造。上文通过器形、纹饰的分析，已明确簋的年代早于鼎、戈，那么墓主身份则需要通过鼎与戈来确定。
《礼记·王制》记载古代有公、侯、伯、子、男五等爵称，而邓国国君自西周早中期至春秋早期，一律称“邓公” [9]，而邓国国君之子一般称“邓公子”，且M2的规格、形制及随葬品数量来看，也不是国君之子。因此，鼎、戈上铭文中“邓子”的“子”字，应为当时贵族男子的一种泛称。
“邓子伯”应为“邓子
因此，我们认为擂鼓台M2的墓主人为邓国的贵族，其名为“
（三）墓地性质
M2所出“邓子伯”戈与M1“邓子孙伯用”鼎年代同属春秋早期，器主均为“伯”，应该为同一人。M2出铜兵器，且规模较大，M1未见兵器，结合二者位于同一岗地、相距仅20多米的情况分析，这二者很可能为夫妻异穴合葬墓，其中M2为男主人，M1为女主人。从铜容器组合看，“伯”应为邓国某位国君的后代或者说是与王族同姓的元士一级的贵族。
此次发掘，再次发现邓国贵族的墓葬，表明擂鼓台墓群应为与邓国国族同姓、但可能是旁支贵族的家族墓地。并进一步表明，春秋早期的邓国中心应位于襄阳附近，且其西境已越过汉水。
（四）邓国铜器风格
器物组合以鼎、簋为核心，器物形制、铭文特征都显示出与姬周文化一致的特征。
墓葬出土的提梁卣，颈部与腹部的“W”形折线纹，与同墓其他铜器甚至同时期流行的窃曲纹、重环纹、垂鳞纹、环带纹、瓦纹等组合纹饰有较大的差异。而相似的几何形纹饰在山东地区则较为多见。如曲阜鲁国故城乙组M48∶16侯母壶、乙组M30∶32壶[10]，日照崮河崖M1∶1、2壶[11]，烟台上夼村曲折纹壶[12]等，表明早到西周晚期，山东地区就有了几何形“三角纹”的文化因素，一直延续到春秋时期。但擂鼓台M2∶8提梁卣的纹饰特征又与山东的所谓“三角纹”有所区别，说明在受山东地区影响的同时，又兼具自身的特色。
罍、提梁卣最早见于二里冈上层文化，流行于殷墟时期至西周早期，春秋时期少见。擂鼓台M2同时随葬了罍、提梁卣两种酒器，与同时期他国青铜器群有明显不同，显示出邓国青铜器具有一定的自身区域特色。
（五）邓国正朔系统
至迟在西周晚期以降，邓国即有与“周正”有别的自身正朔系统[13]。而本次发掘出土的铭文“隹王正月”与“隹邓九月”共存，说明至少在春秋早期邓国可能依然存在“周正”与“邓正”共存的现象。
附记：本次发掘领队方勤，执行领队宋贵华，宋贵华、胡长春、魏保国、曾令斌、李凯琪等参与发掘，曾令斌、鲜千、田书其绘图，宋贵华摄影，胡长春制卡，方国荣、方晨对铜器进行了修复、拓片，江旭东、方晨、李齐、张梓芊等对铜器进行了科学检测分析。襄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和谷城县博物馆给予了大力支持。王先福研究员为本文提出了宝贵的修改意见，特表谢忱。
（执笔：宋贵华、胡长春、林戈。另此处省略注释，完整版请查《江汉考古》2022年第3期）
责编：段姝杉
审核：方 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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