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丰都东汉至蜀汉墓葬出土陶塑戴冠头像初探
摘要：重庆丰都东汉晚期至蜀汉时期墓葬中出土有两件陶塑戴冠头像，刻画较为精细，其带胡髭等面相特点以及头冠形式，完全不见于同时期国内墓葬所出陶塑之上。经过对比，这两件戴冠头像的面相尤其是头冠的结构和细部皆与同时期或稍早的印度早期菩萨像一致。本文结合墓葬中出土的早期佛像及相关文物，推断其为早期菩萨头像，至少是带有浓厚的早期菩萨像因素的陶塑。印度佛像和菩萨像兴起之后，其文化因素迅速传入中国西南地区，这一方面是两地文化交流密切的反映，另一方面也是早期佛教文化的传播与传统神仙思想互动的表现。
关键词：重庆丰都；东汉至蜀汉时期；早期菩萨像；文化交流
西南地区东汉至蜀汉时期的崖墓和摇钱树上出现的早期佛像，已是学界众所周知的事实。虽然对其来源和意义尚有不同意见，但作为早期佛像已经得到一致的认可。笔者在翻检三峡地区东汉至蜀汉的墓葬资料时，发现这一地区不仅有早期佛像的出土，还有两例可能与早期菩萨头像有关的陶塑戴冠头像。如果可以确认为早期菩萨头像，则具有十分重大的学术意义。因为印度菩萨像的产生大致就在同时期或略早，说明东汉晚期至蜀汉时期佛教文化向中国西南地区的迅速传播，也是中国目前所见最早的有关菩萨的形象[1]。如果不是，那么此种从未见于之前或同时期墓葬的材料又应该为何种形象？也是一个需要回答的问题。鉴于这些重要材料尚未得到学界的注意和讨论，笔者拟提出一点粗浅的认识，希望引起学界的关注和批评。
一、墓葬的时代
两例可能与早期菩萨头像有关的陶塑戴冠头像均来自重庆丰都，分别出土于丰都槽房沟M10和丰都杜家坝M1，发掘者将前者的时代定为东汉晚期，后者定为蜀汉时期。由于该问题中材料的时代具有特别关键的意义，首先应该确认两个墓葬的时代。
丰都槽房沟墓地共清理12座汉晋时期的砖室墓，出土青瓷碗和系罐且陶俑不发达的墓葬，时代可能晚至西晋和东晋，多数墓葬应属于东汉晚期至蜀汉时期[2]。
其中，M10为带甬道的单室墓，整体呈刀形。出土遗物有五铢钱和陶庖厨俑、吐长舌戴面具镇墓俑（报告中称“方相俑”）、武士俑、吹箫俑、侍俑、房屋等。多数较为高大、精致，也出现部分小而粗糙的陶俑（图一）。未见青瓷器等较晚器物。发掘者将其时代确定为东汉晚期，笔者完全同意。可以对比的还有与之临近的M9。二者在墓葬形制、出土器物甚至墓砖的规格及纹饰上都高度一致。略有不同是，M9出土的镇墓俑为兽形蹲坐吐长舌，M10出土者为人形带面具吐长舌，但二者皆流行于东汉晚期至蜀汉时期的四川、重庆地区[3]。另外，M10中小型化、粗糙化的陶俑的比例要略高于M9，其时代有可能较M9略晚，但相差不大。M9出土的覆斗形陶插座（可能为摇钱树座）上刻有东汉安帝延光四年（125年）的题记，也证明M10的年代不会晚于东汉晚期。
丰都杜家坝M1形制与槽房沟M9、M10完全一致，为带甬道的单室墓，整体呈刀形，券顶。出土陶马、狗和各种陶俑、陶房屋，以及陶盘、灯等。俑分为两类，一类为灰陶，造型多样，较为高大、精致，一类为红陶，皆为侍俑，小而粗糙，以前者为多。尚有一件人形戴面具吐长舌的镇墓俑，与槽房沟M10基本一致（图二）。不见青瓷器等较晚器物[4]。四川、重庆地区的陶俑在东汉中晚期到蜀汉时期有一个总体上向小型化和粗糙化的变化过程[5]，发掘者根据这一认识，认为人形戴面具吐长舌镇墓俑属于晚期俑类，将该墓的时代定为蜀汉时期。笔者认为该墓从形制、器物来看，总体上属于东汉晚期至蜀汉时期。俑类中有部分具有突出的小型化和粗糙化倾向，具有晚期特征。尤其是陶俑可分为精、粗两类，及女俑头上饰尖瓣的花冠，与相邻的忠县涂井蜀汉时期崖墓[6]中出土陶俑一致，判断为蜀汉时期，有一定依据。然而，粗糙化的小型陶俑和人形戴面具吐长舌俑在东汉晚期都已经出现并流行，而且皆见于上述可以确定为东汉晚期的槽房沟M9、M10中，四川、重庆地区东汉晚期与蜀汉时期的墓葬目前难以通过陶俑截然分割，在没有典型的不早于蜀汉的器物如直百五铢等出现的情况下，还是将其定在东汉晚期至蜀汉时期更为稳妥。
总的看来，槽房沟M10和杜家坝M1形制一致，出土器物及其组合大体相同，皆为三峡地区东汉晚期至蜀汉时期较为典型的墓葬。根据纪年材料及俑类的变化，其中槽房沟M10时代稍早，杜家坝M1稍晚，但是否能晚至蜀汉时期，目前的材料尚不足以准确判定。
二、陶塑戴冠头像的形象与性质
槽房沟M10出土一件陶塑，报告中称为“俑头”，编号M10∶5，残高8.3厘米，残存颈部以上部位，呈片状，似乎为一贴塑。陶塑人物面部较为清晰，但其面相与头冠从未见于之前或同时期的国内墓葬所出陶塑之上，显得十分奇特；脸型椭圆，耳朵肥大，双目长而深邃，与同墓所出陶俑浅圆或眯缝的眼睛形成鲜明对比；嘴唇上表现出两撇胡髭，这是在西南地区陶俑中所不见的；头饰也非常奇特，戴冠，冠总体上呈扇形，额上呈三个条带状，其上为一椭圆形圈，周围呈叶脉或花瓣状向外辐射（图三，1）。发掘者已经注意到该形象的特殊，推测“好像年轻的武士，似为天王或菩萨形象”。这一猜想值得注意，然而并未进行比较论证，也未引起相关研究者的重视。
杜家坝M1中出土一件几乎与之完全一致的陶塑，发掘者也称为“俑头”，编号FDM1∶4，残高10.8厘米，残存胸颈以上部位，亦呈片状。除线图外，报告中发表了照片，更便于观察。陶塑人物脸型椭圆，耳朵肥大，深目高鼻，嘴唇上有胡髭。头上似为裹发，戴一头冠，冠总体呈扇形，额上也呈三个条带状，应该是缠裹头冠的发带；其上也呈圆圈形，圈中有椭圆形凸起；圈周围为长花瓣状向外辐射。颈下绕有两重较宽的条带，对比其他陶俑来看，显然不仅仅是衣领的表现（图三，2；图四）。
上述两例陶塑在东汉至三国时期的墓葬中确实显得十分独特，而其刻画又比较细致，应该是一种特殊形象的表现。这种形象既不见于本地传统，也不见于其他地区的汉晋墓葬，结合槽房沟M9、M10中出土的早期佛像及与之相关的其他遗物来看（后详），应该考虑域外和早期佛教因素的可能性。而印度早期菩萨像与上述俑头有许多突出的一致特征，尤其是冠饰，结构和细节都几近相同，以下试作比较。
作为偶像的佛像是随着大乘佛教的兴起而出现的，在公元1世纪以后的北印度犍陀罗地区（今巴基斯坦东北部白沙瓦一带）和中印度秣菟罗地区（今印度北部马图拉一带）开始流行。典型的菩萨像也大约与佛像同时出现，2至3世纪时已经比较流行[7]。一般认为头戴宝冠、身穿璎珞的菩萨形象来源于古代印度贵族的形象。
受到希腊化艺术的影响，犍陀罗地区的佛像和菩萨像具有较多的欧洲因素。一般脸型椭圆，深目高鼻，头发呈波状，嘴唇上有突出的胡髭。其中，有一类菩萨像头戴所谓的覆巾冠饰，即用布包裹头发，系上装饰发带，头顶前面有扇形或圆形冠饰，周围有花瓣或叶脉状纹饰向外辐射[8]。如犍陀罗地区桑哥（Sanghao）出土的一件思维菩萨像，现藏于拉合尔博物馆，残存胸以上部分，带有复杂装饰的头光，项戴项圈和璎珞，脸型椭圆，额上有白毫，嘴唇上有突出的胡髭。头戴覆巾冠饰，额前装饰发带上尚有两条发带或发髻，形成三个条带状，其上戴有扇形冠饰，中心有一圆圈，圈中有椭圆形凸起，凸起上有许多小圆髻，可见这一椭圆形凸起应为发髻，其外呈花瓣或叶脉状纹饰[9]（图五）。此种覆巾冠饰在犍陀罗菩萨像中比较多见，有些圆圈中间还有一些更为复杂的装饰，个别出现佛像[10]（图六）。
秣菟罗地区也出土有此类早期菩萨像，例如现藏于新德里国立博物馆的一件，时代在公元2世纪。菩萨唇厚脸圆，具有印度人特征，唇上似无胡髭。头戴覆巾冠饰，雕刻得更大而清晰。四条装饰发带束于额前，上戴扇形冠饰，冠中心的圆圈内有细密的辐条纹，中间的凸起物为发髻，圆圈外有花瓣或火焰状纹饰[11]（图七）。
早期菩萨像的此种覆巾冠饰，来源于古代印度贵族的冠饰。在犍陀罗浮雕中表现有释迦出家落发之后，诸神供养佛发的场景。其中的诸天神皆戴此类冠饰，而中心供养的佛发也是由一个巨大的覆巾冠饰来表现[12]。其下部有三条装饰发带，上部为圆形冠饰，冠中心圆圈内有瓶形凸起，应为发髻，圆圈周围为叶脉或花瓣状纹饰（图八）。犍陀罗浮雕中的某些梵天和帝释天的形象也戴此种覆巾冠饰（帝释天多戴圆筒状的宝冠，装饰更为华丽），有学者认为犍陀罗雕刻中一佛二胁侍菩萨构图中的二菩萨（可能是弥勒和观音）就是以梵天和帝释天配对的观念为背景的[13]。
也就是说此种覆巾冠饰并非早期菩萨像所独有，也被用于各种天神。但菩萨作为大乘佛教最为重要的信仰内容之一，菩萨像兴起之后，其造型传统更为强大，影响更为深远，出现许多大型的单尊造像，远非作为浮雕场景中次要角色的各种天神可比拟，也更具有作为传播和模仿的母题的可能性。
丰都东汉晚期至蜀汉时期墓葬中出土的陶塑戴冠头像，其深目高鼻带胡髭的形象比较突出，显然具有外来因素。额上呈三个条带状，显然是包绕头部并束于额前的发带。其上有扇形冠饰，中心圆圈内有椭圆形凸起，应为发髻，周围作花瓣或叶脉状纹饰。冠饰结构及其细节与上述印度早期菩萨像所戴的覆巾冠饰可以说完全一致。项下的两重条带显然不是衣领，或为项圈，仔细观察杜家坝M1戴冠头像的照片，右肩以下胸前尚刻画有条带状纹饰，或许也为挂饰，但其下残损，无法确认。陶塑头像冠饰与覆巾冠饰的复杂程度和相似程度完全可以排除巧合的可能性，再加上这批墓葬中还出现了早期佛像及相关遗物（后详），并非孤立事物，笔者认为可以将这两例陶塑比定为早期菩萨头像，至少是带有浓厚的早期菩萨像因素的陶塑。其缺少的因素只有白毫和头光。然而不论是东汉晚期西南地区崖墓和摇钱树上的早期佛像，还是吴晋时期长江中下游青瓷器上的早期佛像，都极少表现白毫，反而是一些不具有神祇因素的青瓷俑（如庖厨、劳作）多具白毫相[14]。早期佛像倒是往往表现有头光，但四川、重庆不少摇钱树佛像就没有头光，最著名者如彭山崖墓出土的摇钱树座上的佛像[15]（图九），还有与丰都紧邻的忠县出土的摇钱树枝干上的佛像[16]（图一○），与之关系最密切的槽房沟M9出土摇钱树枝干佛像也都没有头光（图一一，1）。可见，头光并不是四川、重庆地区早期佛像的必备元素，没有头光也不能作为否定上述戴冠头像与早期菩萨像有关的依据。
在此之后，中国较早的菩萨形象见于新疆拜城克孜尔石窟的早期壁画中，也有头戴此种覆巾冠饰的，如大约绘制于公元4世纪的第38窟壁画[17]。不过其冠饰多作同心圆状，内有四叶状纹饰，并逐渐发展为后来所谓三面宝冠的形式（即正面及两侧各有一个圆形冠饰）[18]。菩萨面相浑圆，唇上的胡髭也不突出。敦煌莫高窟北凉时期石窟中的交脚弥勒菩萨往往头戴三面宝冠，有的正面圆形冠饰中有化佛，无胡髭或胡髭不突出，如第275窟[19]。其后的菩萨冠饰更加复杂多样，与早期的覆巾冠饰有了很大差别，也往往没有胡髭或胡髭不突出。不论从冠饰还是面相来看，丰都出土的两例陶塑头像是目前所见造型、风格与印度早期菩萨像最为接近的材料，也是目前所见中国最早的与菩萨像相关的文物。
三、来源及相关问题讨论
在比定其与早期菩萨像有关之后，便需要考虑其来源问题。由于其时代比目前所知的中国任何地区的菩萨像都早，已经与印度早期菩萨像的兴起时间相同或接近，显然应该直接从源头来寻找其来源。如前所述，最早作为偶像的佛像和菩萨像出现于北印度的犍陀罗和中印度的秣菟罗地区，大约在公元1世纪以后。我们知道，在汉晋时期早期佛像的研究中，也有犍陀罗和秣菟罗两种来源的讨论[20]。仅就丰都出土的这两例与早期菩萨头像有关的陶塑而言，目前所见犍陀罗地区的头戴覆巾冠饰的菩萨像更为丰富，而且面相具有一些欧洲人特征，脸型椭圆，深目高鼻，嘴唇上有突出的胡髭。秣菟罗地区的菩萨像较少，面相具有印度人特征，圆脸厚唇，唇上无胡髭或胡髭不突出。两例头像皆有突出的胡髭，脸型也更显椭圆，其造型来源于犍陀罗地区佛教艺术的可能性更大。
中国早期佛像的研究中还重点关注其传播路线问题，概括起来主要有自西北丝绸之路传入（中间还有一些分支）、自南方海路传入，以及由西南滇缅道（所谓西南丝绸之路）传入等多种观点[21]。丰都处于三峡孔道之中，南来北往的文化因素皆可通过这一孔道沿长江传播，无法推测其具体传播路线。如前所述，两例陶塑头像的造型更可能源自犍陀罗地区，而犍陀罗处于古印度的最北端，临近中亚，总体上通过丝绸之路确实更为近便。然而我们只找到一头一尾两个点，中间具体路线的可能性恐怕有很多，不宜求之过实。
值得注意的是，丰都地区东汉晚期至蜀汉时期墓葬中与早期菩萨头像有关的陶塑的出现并非孤立现象。如前所述，在与出土陶塑头像的槽房沟M10时代相近、关系密切的槽房沟M9中还出土了一件摇钱树枝干，已残断，现存部分上有一正面人像，头上似有髻，右手施无畏印。虽然其下部残损，头顶也有比较怪异的发丝状线条，但对比西南地区常见的摇钱树枝干上的早期佛像，毫无疑问应为右手施无畏印，左手提衣角，结跏趺坐的早期佛像[22]（图一一，1）。类似的形象在与丰都相邻的忠县涂井崖墓[23]中也有发现（图一○）。槽房沟M9中还出土一件跪坐胡人吹箫俑（图一一，2），胡人头戴尖帽，帽沿下有一圈类似联珠纹的装饰或发式，显得比较特殊而突出。槽房沟M10中也出土了胡人吹箫俑（图一一，3），已残，制作较为粗糙。此种胡人俑通常也被认为与中西文化交流有关[24]，与早期佛像的传入具有共同背景，在吴晋时期长江中下游的青瓷堆塑罐（魂瓶）上还往往与早期佛像共同出现。槽房沟M10中除出土有早期菩萨头像和胡人吹箫俑外，还出土有两件十分怪异的陶塑（图一一，4、5）。造型介乎人兽之间，头后有似背光，嘴上有八字状的长须。发掘者称为“背光俑”，描述为“火焰状背光”“结跏坐”，认为“很可能与佛教有关”。其与陶塑头像同出，或许确实为严重变形或误解的佛教形象。但是，如果同为佛教形象，为何陶塑头像制作细致、精确，两个陶塑却如此怪诞、粗糙？目前也无法理解。
应该指出的是，即便是制作精致的两例陶塑头像，其残高也不过10厘米左右，形制扁平，可能也是一种贴塑，并非用于礼拜供奉的造像。目前所见汉晋时期的早期佛像也都是一些形制较小的石刻画像，摇钱树、铜镜上的装饰和青瓷器物上的贴塑，整体具有一定的神仙属性，多数意见认为还不是佛教信仰中的偶像[25]。陶塑头像应当与之具有相同的属性和背景，皆是本土神仙思想对西方神祇的一种新奇的移植。然而也要看到，此时印度的早期佛像和菩萨像也才随着大乘佛教的兴起而出现，这些文化因素就已经迅速传入中国西南地区，一方面说明这一时期两地之间文化交流的密切，另一方面恐怕也是大乘佛教兴起之后，受到普度众生的教义的驱动而积极传教的一种结果。
（执笔：王煜，四川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另此处省略注释，完整版请查《江汉考古》2022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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