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四洋”航路的史前基础
以环中国海为中心的亚太海洋地带，是人类航海史上最重要的且充满活力的二、三个海洋文化圈之一[1]。在汉文史籍的记载中，中外间的海洋交通分域发展，在黄渤海之滨，东海与台海沿岸，南海北岸及东南亚地区，“四海” “四洋”航路与航海文化多元建构。新石器时代夷、越土著先民以海为田的原始海洋实践与逐岛漂航的初期海洋文化交流，奠定了环中国海航海文化圈及“四洋”分域航路的基础，成为东方海洋文明史的独特源头。
在中外关系史及海洋交通史的一般论述中，通常都把中外间的古代航路笼统地冠以“海上丝绸之路”。从严格意义上说，“海上丝绸之路”作为近代西方汉学术语，是从西方探险家“丝绸之路”语境下派生出来的关于中西海洋交通的象征表述，被指为汉唐以来陆地丝绸之路“衰落” “堵塞”后经由南海、印度洋的中西“海道” [2]，只是中国古代多时空航路丰富内涵的局域即“西（南）洋”航路环节，不足以涵盖中国古代航海与航路分域发展、源远流长的多元景观。在汉文史籍中，古代海洋交通、中外航路就是描述为从“四海”到“四洋”分域发展、实践的过程，构成环中国海古代海洋文化的主体格局。
上古时期，“四海”为古代“中国”遥远的周边，“四海之内”为早期文明之“中国—四方”（九州）陆域所在，“终于四海” “四海为壑”反映了大陆性与海洋性相对独立、陆海隔阂的文化地理秩序[3]。《尚书·商书·伊训》：“立爱惟亲，立敬惟长，始于家邦，终于四海。”《孟子·告子下》：“禹以四海为壑，今吾子以邻国为壑。”《论语·颜渊》：“四海之内皆兄弟也。”《淮南子·地形训》：“阖四海之内，东西二万八千里，南北二万六千里。”《礼记·王制》说“四海之内”为“西不尽流沙，南不尽衡山，东不尽东海，北不尽恒山”，与《禹贡》所记“九州”陆域边界相近。陆、海间的互动往来见于《诗经·商颂·长发》语“相土烈烈，海外有截”，《诗经·商颂·玄鸟》语“肇域彼四海，四海来假”，《尚书·虞书·益稷》语“海隅苍生，万邦黎献”，《淮南子·览冥训》语“拱揖指麾，而四海宾服”等，反映了上古华夏文明中心与“四海”边缘社会的互动和交流。
汉唐之际，华夏视野中边缘的“四海”方位与分域是明确的，反映了初期海洋文化的区系布局。《山海经·海内经》分别有“东海之内，北海之隅，有国名曰朝鲜、天毒” “西海之内，流沙之中，有国名曰壑市” “南海之内有衡山，有菌山，有桂山，有山名三天子都”；又《大荒东经》有“东海之渚中” “东海之中”，《大荒南经》还有“南海之中” “南海渚中”等语。东汉扬雄《交州箴》也称今岭南交、广海域为“南海之宇” [4]。《汉书·西域传》说“条支” “国临西海”，《后汉书·西南夷列传》语“海西即大秦也”，《水经注》卷一引《西域记》语“西海中有安息国” [5]。据此可推，东海、南海与今大同，北海即今黄、渤海，西海大致在今印度洋一带。
唐宋以来，船家的海洋活动向外洋海域纵深扩展，以“四洋”为代表的跨界海洋地理区系观逐步形成[6]。“四洋”主要是从当时的航海中心——中国东南沿海闽、粤船家视角下的海洋分域，与上古“四海”畛域略有差异。“北洋”泛指闽浙沿海以北的渤海、黄海及相邻的日本海等东北亚海域[7]；“南洋”指闽粤以南的南海西部海域及中南半岛、马来半岛、苏门答腊等沿海“诸番”各国，“西洋”主体为马六甲海峡以西至印度洋海域航路，因从华南始发的西洋航路要先行南洋，故在东南船家的针路簿上常并称“西南洋”或统称“西洋” [8]；闽浙以东的台澎、吕宋、苏拉威西、帝汶、马鲁古群岛、爪哇、加里曼丹等“岛夷”，也即东海南部及南海东部岛屿带，则为“东洋”世界[9]。伴随着“四洋”畛域的清晰认知，在千百年航海实践经验与技术积累的基础上，分域海道渐趋定型。“北洋”海域以《新唐书·地理志》所录“登州东北海行”为中心，“东洋”以《东西洋考》、《指南正法》等所记闽粤放洋台、澎、吕宋为中心的“东洋针路”为代表，“西、南洋”所在的南海、印度洋，相继以《汉书·地理志》所记“徐闻、合浦南海道”、《新唐书·地理志》所录“广州通海夷道”即东西方间“海上丝绸之路”为主线。“四洋”航路反映了十六世纪“欧风东渐”的海洋全球化之前，以中国东南船家为主角的中外海洋交通多区系而一体的传统格局（图一）[10]。
考古发现与研究表明，以“四海” “四洋”为代表古代海洋文化与航海活动的区系格局，起源于夷、越等沿海先民数千年的以海为田、逐岛漂航的海洋实践。新石器至青铜时代的海洋先民活跃于黄海之滨到南海北岸绵延的陆缘海湾、河流入海口与下游河岸、海岛，留下了一系列包含海生贝类遗存、以沿海贝丘、沙丘遗址为特征的濒海聚落形态景观，其中渤海海峡两岸的胶东与辽东半岛及庙岛群岛、从东海之滨到台湾海峡两岸、珠江三角洲及南海北岸等形成若干“大分散、小聚集”的近海、海岸与海岛史前遗址密集分布带，反映了夷、越先民海洋适应与海洋开发的初期区系格局（图二）[11]。这些区域性海洋文化内涵，还充分展现了向外的近岸沿海与陆岛航渡、远海及远洋的逐岛梯航等，留下了许多跨海文化交流与原始航海的证据。其中东夷史前先民从胶东半岛经庙岛群岛梯航辽东半岛、朝鲜半岛、日本列岛，东越、闽越史前及原南岛先民从东南沿海跨越台湾海峡至台澎、跨越巴士海峡至菲律宾与东南亚群岛、并漂航太平洋三大群岛，南越、骆越史前先民环南海沿岸、陆岛间的航行实践，展现了原始海洋文化对外传播与交流的初期形势，奠定了环中国海古代分域航路体系的史前基础。
“北海” “北洋”是环中国海海洋文化的重要分域，“北洋”航路的基础为黄、渤海近岸及南北沿岸航运，主线为跨界往来朝鲜半岛、日本列岛的海上通道，是中外海洋交通的重要组成部分。考古发现证明，该航路起源于新石器时代黄、渤海沿岸及逐岛航渡渤海海峡的文化交流，是“东夷”土著先民初创的海洋遗产。
东夷史前先民的海洋文化实践，反映在考古发现的渤海两岸与陆岛间密集分布、持续发展的新石器、青铜时代聚落形态中。尤其是胶东半岛、庙岛群岛、辽东半岛间发现了密集的新石器时代至青铜时代（商代）遗址群，代表了我国北方沿海史前期海洋性聚落密集发育的态势（图三）。从时代看，先龙山时期的胶东半岛有近百处，庙岛群岛有8处，辽东地区有近40处；龙山时代胶东半岛有上百处，其中北岸滨海及庙岛群岛就有30多处，辽东半岛也有20多处；岳石时期胶东半岛有近百处，其中北部滨海地带有30处，庙岛群岛有7处，辽东半岛有20多处；商代前后胶东半岛仍有30多处，其中北部沿海及庙岛群岛20多处，辽东半岛南岸同期还有10多处聚落遗址[12]。其中，胶东半岛沿岸发现的史前贝丘，与当时海岸的距离都在3公里以内，分别出土大量牡蛎、泥蚶、蛤仔、毛蚶、蚬、文蛤、玉螺、脉红螺、滩栖螺等黄、渤海常见的贝类和多种鱼类遗存，也有陆生动物骨骼，以及多种果实植物的花粉，反映了史前人类以海洋捕捞、陆上狩猎采集为内容的经济生活[13]。
渤海海峡间距不到百公里，中间散布庙岛群岛的30多个岛礁，逐岛间距仅几海里，距离最宽的北隍城岛到辽东的老铁山水道也仅22.8海里，为历代船家逐岛梯航的便捷水道。胶东沿岸、庙岛群岛至辽东半岛沿海间密集分布、延续发展的数百处新石器时代至夏商时期的滨海与近海聚落遗存中，文化内涵关系密切、文化序列同步演进，包含了大量原始文化的跨海传播与交流的证据。具体讲，胶东半岛距今7000年的白石村一期文化与辽东半岛的小珠山下层文化；胶东距今5700~4400年的丘家山下层、紫荆山下层、北庄二期文化序列，先后与辽东的郭家村下层文化（图四）；胶东龙山期的砣叽大口一期文化与辽东的郭家村上层文化，都有极为密切的源流与交流关系（图五）[14]。距今4000~3500年的胶东岳石文化与辽东大嘴子二期文化，距今3500~3000年的胶东珍珠门文化与辽东大嘴子三期文化，同样存在密切的文化交流[15]。胶东半岛与辽东半岛间跨越渤海海峡的新石器时代海洋文化的持续交流与互动，再现了东夷史前先民在海洋文化实践的基础上，初创依托庙岛群岛的陆岛航渡的悠久历史与航海传统。
随着史前先民海洋活动与交流范围的不断扩大、延伸，东亚大陆的史前文化还持续传播到朝鲜半岛南部与日本列岛。严文明先生在研究史前时代东亚大陆稻作农业海上传播途径时指出，“山东半岛、辽东半岛和朝鲜半岛北部与南部相继发现了公元前两千多年到前一千多年的稻谷或稻米遗存后，一条从江淮流域经山东半岛、辽东半岛、朝鲜半岛而到达九州乃至全日本的稻米之路事实上已经确立起来。” “从山东半岛经辽东半岛、朝鲜半岛再到日本九州，以接力棒的方式传播过去的说法，简称‘北路接力棒说’” [16]。近年来，有关史前稻作农业跨越渤海海峡传播的考古证据，引起了更多学者的关注与研究[17]。
进入青铜与早期铁器时代，大陆与朝鲜半岛间的海上往来有更进一步的证据，反映了跨越渤海海峡的早期“北海”海路从史前至历史初期的传承与发展。有学者关注韩国全罗北道上林里一批江南“吴越系”青铜剑、全罗南道葛洞、忠清南道素素里等地所出的“燕系” “齐系”铁农具、全罗、庆尚及济州岛等地属于“燕齐文化”的瓮棺葬遗存，认为包括“庙岛列岛段”在内的“环黄海之路”之海路是陆岛文化交流的主要通道[18]。
在汉文史籍中，新石器、青铜及早期铁器时代以跨越渤海海峡为代表的“北海”早期航路，是东夷系统的史前、上古先民初期海洋文化实践的结果。“东夷”又称“九夷”，《论语·子罕》说“子欲居九夷”，《尔雅·释地》语“东方之夷种有九”，《后汉书·东夷传》说：“夷有九种，曰畎夷、于夷、方夷、黄夷、白夷、赤夷、玄夷、风夷、阴夷。”《尚书·禹贡》载：“（冀州）鸟夷皮服，夹右碣石入于河。” “海岱惟青州。嵎夷既略……厥贡盐絺，海物惟错。” “（海、岱及淮）淮夷蠙珠暨鱼。厥篚玄纤、缟。浮于淮、泗，达于河。” “海物” “盐絺” “蠙珠暨鱼”的滨海人文景观，与上述新石器、青铜时代贝丘遗址的内涵是吻合的。先秦时期莱、齐、己、纪等滨海诸侯国相继活跃于东夷故地，传承自史前奠基的海洋文化传统，齐国更是东夷海洋文化的集大成者，一度成为环渤、黄海区域滨海夷邦争相朝贡的海洋霸主。《国语·齐语》：“桓公遂北伐山戎，刜令支，斩孤竹而南归，海滨诸侯莫不敢不来报。”《管子·小匡》：“北伐山戎，制泠支，斩孤竹，而九夷始听。海滨诸侯莫不来朝。”当此之时，齐国的“涉海”交通能力是很强的，《战国策·赵策》载：“秦攻燕，则赵守常山，楚军武关，齐涉渤海，韩、魏出锐师以佐之。秦攻赵，则韩军宜阳，楚军武关，魏军河外，齐涉渤海，燕出锐师以佐之……齐涉渤海援燕。”
汉唐以来，环渤、黄海的沿海与跨海交通持续发展，尤其是跨越渤海海峡的“登州海行入高丽、渤海道”更成为北海、北洋海域中外交通的稳定的干线。《后汉书·东夷列传》载：“倭在韩东南大海中，依山岛为居，凡百余国。自武帝灭朝鲜，使译通于汉者三十许国。”《三国志·倭人传》：“倭人在带方（治所在朝鲜——引者，后同）东南大海之中……从郡至倭，循海岸水行，历韩国，乍南乍东，到其北岸狗邪韩国（朝鲜半岛东南庆尚南道）七千余里始度一海（釜山海峡），千余里至对马国。”《文献通考》卷三二四也说，六朝以前倭人“初通中国也，实自辽东而来。”《新唐书·地理志》引贾耽“四夷通中国”“最要者七”之一的“登州海行入高丽、渤海道”，“登州（今蓬莱——引者注，下同）东北海行，过大谢岛（长山岛），龟歆岛（驼矶岛），末岛（大、小钦岛），乌湖岛（南城隍岛），三百里。渡乌湖海（老铁山水道），至马石山（老铁山）东之都里镇（旅顺口），二百里。东傍海，过青泥浦（大连），石人汪（石城列岛以北海峡），橐驼湾（大洋河口）、乌骨城（丹东市）鸭绿江口，八百里。”之后，沿朝鲜半岛西岸“东南陆行”进入对马海峡、日本海，或沿鸭绿江水行北上 “得渤海之境（日本海沿岸）” [19]。《宋史·高丽传》载：北宋淳化四年（993年）陈靖出使高丽也是从东牟（即登州）扬帆东行，“登舟自芝冈岛（今芝罘）顺风泛大海，再宿抵瓮津口（朝鲜黄海南道）登陆。行百六十里抵高丽之境曰海州，又百里至阎州，又四十里至白州，又四十里至其国。”
这一以跨越渤海海峡的“登州海道”在前述东夷史前先民初创的海洋文化实践与跨海交流中已见雏形。东夷史前先民主导的、新石器时代至上古时期持续推进的“北海” “北洋”航路，具有数千年的实践历史，是环中国海海洋文化的重要分域与中外海洋交通的干线之一。
“东海” “东洋”是环中国海海洋文化起源最早、也是海上交通最繁忙的海域之一，以我国大陆东部、东南沿海至东海及南海东部岛屿带间的陆岛航渡为主体的“东洋”航路，起源于新石器时代以来东越、闽越先民及“原南岛（proto-Austronesian）”土著的逐岛漂航与跨海迁徙，成型于汉唐间的“夷洲” “流求”水路，繁荣发展于明清时期密集穿梭于陆岛间的“东洋针路”。
先越及“原南岛”土著的初期海洋适应，分别见证于新石器时代以来从东海之滨到台海两岸的海洋性聚落形态的密集发育。在东海之滨，杭州湾南岸及近岸海岛的上山—跨湖桥—河姆渡—良渚—马桥序列中，西部浦阳江流域史前聚落表现为山地向海岸发展的趋势，在浦阳江入海口附近发现了近10处距今8500～5000年的跨湖桥、楼家桥文化聚落，良渚时期增加到15处；东部的姚江谷地史前聚落则以海岸扩张为特征，若干7000～6000年河姆渡早期聚落发现于海侵盛期的近岸海岛，20多处距今6000～5000年的河姆渡晚期聚落散布于低海平面期的海岸平原及舟山等近岸海岛，30多处距今5000～4000年的良渚时期聚落遍布杭州湾南岸及近岸海岛，其中舟山群岛上有近10处（图六）[20]。台湾海峡两岸也发现了密集分布的新石器时代滨海聚落遗存。在海峡西岸的闽江下游及闽中沿海，已发现贝丘等新石器时代遗址百余处，其中闽江口的马祖亮岛岛尾I贝丘距今8320~8160年，是区内最早的海洋文化遗存[21]。距今6000～5000年的壳丘头—昙石山下层时期10多处贝丘遗址，距今5000～4000年的昙石山中层时期20多处，距今4000～3000年的昙石山上层—黄土仑时期40余处，都集中分布于闽江下游及沿海的马祖、平潭、金门、诏安、东山等近岸海岛[22]。海峡东岸的新石器文化也从台湾岛西岸登陆并逐步扩散到全岛，距今6000~5000年的大坌坑文化聚落集中在西海岸的台北大坌坑、庄厝、台南八甲村、高雄凤鼻头、福德爷庙、澎湖菓叶等，距今4000年前后的细绳纹陶文化（讯塘埔、牛骂头、牛稠子）主要见于西海岸及环岛沿海，距今3000年前后的芝山岩、植物园、营埔、卑南、麒麟、大湖等文化则散布于全岛（图七）[23]。
从东海之滨到闽台两岸及更遥远的东洋岛屿带间新石器文化的初步比较，再现了陆岛之间、岛屿带之间史前文化的梯次传播与交流，以及土著先民的逐岛漂航实践。浙东沿海舟山群岛的定海塘家墩、十字路、大支、潮面、岱山馒头山、大衢孙家山、蛤蟆山、嵊泗菜园镇等遗址，分别发现了与距今6000~4000年间的河姆渡、良渚文化遗存，应是原始先民陆岛航渡、海上交通的证据[24]。在闽中沿海，距今6000~4000年的平潭壳丘头、西营、金门富国墩、金龟山、浦边、东山大帽山等海岛贝丘的内涵，分别与闽江下游的昙石山中、下层的文化基本相同，也是新石器时代近海交通与陆岛文化传播的结果[25]。台湾西海岸持续发展起来的大坌坑→讯塘埔、牛骂头、牛稠子→圆山、植物园、营埔、大湖等各时空文化序列，与闽中海岸的富国墩—壳丘头、昙石山、黄土仑等文化序列，也分别有持续互动、密切交流的确凿证据[26]。以发展过程中的几何形纹彩陶、印纹陶为特征，以圜底器和圈足器为主、极少平底器、缺乏三足器和袋类器的基本组合，以侈口束颈圜底釜、罐、甗形器配以支座的炊器和高领圜底或圈足的壶、罐、圈足豆为盛器构成稳定的陶器群，在闽台两岸的新石器至早期金属时代文化中持续传承，在近现代台湾原住民文化还见余绪（图八、九）[27]。近年，在台南南关里（东）等遗址发现的距今5000年前后的水稻、小米等栽培植物遗存，很可能是江浙沿海农耕文化经由闽中跨海传播的结果，距今4000多年的花莲丰村、重光等玉矿区以及牛骂头文化片切割等玉器制作技术也可能受到良渚文化的直接影响[28]。
类似的文化传播还有扩展到远海、远洋岛屿带的明确线索，其中吕宋岛莱泽—布拉坎（Rizal-Bulakan）文化以及苏禄、苏拉威西、东帝汶等岛屿上全新世初期的燧石小石器遗存，与闽粤沿海的莲花池山上层文化非常接近；菲律宾群岛上常见的有段石锛、凹弧刃石锛与凹弧刃铜斧，也与闽、台各地同类器一致；巴拉望岛塔邦（Tabon）洞穴、吕宋岛的诺瓦列加（Novaliches）等地的史前陶器，也与闽、台史前文化中的圜底、圈足陶器群组合相通。此外，菲律宾史前文化中代表性的有肩石器、突纽异形玦（Ling-Ling-O）、树皮布石拍等内涵，还与华南沿海、台湾岛及越南沿海的同类内涵一致（图一一）[29]。波利尼西亚群岛上的有段石锛、大平洋群岛上的拉皮塔（lapita）文化等，也有源于中国大陆东南新石器时代文化传播的线索，多数学者都据此勾画出“原南岛语族”自中国东南沿海出发，通过台湾海峡、台湾岛、菲律宾群岛、印尼群岛，最后抵达太平洋群岛的迁徙路线[30]。
新石器时代以来东海、东洋海域的这些原始海洋聚落形态与陆岛文化交流，与汉文史籍零星记载的于越、东瓯、闽越（东越）等百越土著先民独特的海洋天性与活跃的海上活动历史相吻合。《尚书·禹贡》语“（扬州）三江既入，震泽底定。” “岛夷卉服。厥篚织贝，厥包桔柚，锡贡。沿于江、海，达于淮、泗。”描绘了长江入海口与东海沿岸江海相连的海洋地理景观，以及 “卉服（草叶树皮制品）” “织贝”等滨海物产人文[31]。《山海经·海内南经》语“瓯居海中，闽在海中，其西北有山，一曰闽中山在海中”，形象概括了浙、闽等沿海土著先民的海洋聚落形态。类似的记载还见于《越绝书·越绝外传记地传》语“大越海滨之民”，《逸周书·王会解》语“东越海蛤，欧人蝉蛇”，《博物志》卷一“五方人民”载：“东南之人食水产”“龟、蛤、螺、蚌以为珍味，不觉其腥臊也”，《越绝书·越绝外传记地传》语“夫越性脆而愚，水行而山处，以船为车，以楫为马，往若飘风，去则难从”等。
虽然汉文史籍没有具体描述浙、闽等土著先民陆岛漂航的具体航迹，汉唐之间自闽、浙沿海“浮海求夷洲” “水行至流求”的航海实践，既是此一时期我国大陆东南沿海与东海岛屿带间航路发展的实录，也可视为史前、上古土著先民原始漂航实践的跨文化历史积淀。《汉书·地理志》语“会稽海外有东鳀人，分为二十余国，以岁时来献见”，表明直到汉代东海岛屿带土著与大陆东南沿海的海上往来是延续的、畅通的。《三国志·孙权传》载“遣将军卫温、诸葛直将甲士万人浮海求夷洲及亶洲”，亶洲虽绝远未至，“但得夷洲数千人还。”沈莹《临海水土志》载“夷洲在临海东南，去郡二千里，土地无雪霜，草木不死，四面是山溪，众山夷所居。” [32]又《隋书·流求传》也载“流求国，居海岛之中，当建安郡东，水行五日而至”，所记“夷洲” “流求”风土与晚近台湾原住民吻合，反映了陆（浙闽）岛（台）间的早期海交。宋元之际，东洋岛屿带的海交记载延伸到了更遥远的麻逸（今民都乐岛）、三屿（吕宋）等岛夷地带，东洋航路渐趋成熟。《诸番志》载“泉有海岛曰澎湖，隶晋江县，与其国密迩，烟火相望。” “麻逸国在勃泥之北，团聚千余家，夹溪而居。” “三屿、白蒲延（吕宋及巴布延群岛）、蒲里噜（吕宋东的波利略群岛）、里银（吕宋中部仁牙因）、东流新（吕宋中部）、里汉（吕宋西南卢邦岛）等皆其属也。”《岛夷志略》也有“（澎湖）有草无木，土瘠不宜禾稻，泉人结茅为屋居之。” “（三屿）男子常附舶至泉州经纪，罄其资囊以文其身，既归其国，则国人以尊长之礼待之，延之上座，虽父老亦不得与争焉。习俗以其至唐，故贵之也。”从这些描述看，其时与东洋岛屿带的海上交通主要是从闽中沿海始发，经由澎湖而往。
明清以来，船行东洋岛屿带的密集的海上“针路”见载于各种船家“水路簿（针路簿）” [33]。如《东西洋考》卷九所录“东洋针路”9条，既有“漳州太武山经澎湖屿至吕宋密雁港”的长途航路，更有澎湖、鸡笼、淡水（以上台湾）、吕宋、猫里务国、以宁、海山、汉泽山、苏禄（以上菲律宾群岛）、绍武淡水（印尼桑吉）、文莱渤泥等东洋岛屿带各港口间的往来航程。又如《顺风相送》记录了闽中湄洲东墙、莱屿至彭湖，湄洲前沙至彭湖，泉州至吕宋彭家施兰，泉州至苏禄杉木，泉州至渤泥，漳州太武至吕宋，漳州浯屿至吕宋麻里吕，太武至琉球及日本兵库，粤东南澳至澎湖，以及吕宋、文莱渤泥、日本平户松浦港等东洋针路。《指南正法》“东洋山水形势”介绍了漳州大担岛放洋、经澎、台到吕宋岛南部麻老央港的航路沿线地文特征，所录东洋针路多于《顺风相送》，构成了一个复杂的航路网[34]。上述这些从我国大陆东南沿海经台湾、菲律宾到印尼群岛东部的“针路”，都是闽粤船家海上穿梭的稳定航线，是数千年来航海文化传承、积淀的航路成果。而这一组稳定的“东洋针路”与前述史前考古所见先越、原南岛土著逐岛漂航与迁徙的新石器时代老路，如出一辙，史前奠基、一脉相承的航路轨迹隐约可鉴[35]。
从南海之滨到印度洋沿岸的“南洋” “西洋”航路，作为沟通东西方的古代“海上丝绸之路”主线，以承前启后的秦汉时期沿岸航行的“徐闻、合浦南海道”、唐宋时期离岸航行的“广州通海夷道”为代表，是环中国海古代航路与中外海洋交通的核心环节。西、南洋航路南海段的起源，也可在南海北岸至北部湾沿岸间土著先民初创的原始海洋文化交流中见到端倪。
以珠江三角洲中心的南海北岸已发现史前贝丘、沙丘遗址100多处，是我国新石器时代海洋性聚落的又一密集而特殊区系（图一〇）。贝丘遗址常见于三角洲及河口，沙丘遗址多发现于珠江口两侧的海岸及海岛，地层中都发现了丰富的海生、水生贝类等遗骸，其中海湾型贝丘多见牡蛎、文蛤和海月贝等，河口型贝丘以河蚬、文蛤、牡蛎等为多[36]。珠海、澳门、香港等地史前岩画上还描绘了舟楫渔归、濒海祭祀等海洋活动图画[37]。从初步编年看，初期的滨海聚落见于香港沙头角新村下层、东湾下层、深圳咸头岭下层与大黄沙的下层，距今7000~6000年。中期见于深圳咸头岭中层、珠海后沙湾等20多处沙丘，以及增城金兰寺下层等10多处河岸贝丘，距今6000~5000年。新石器时代晚、末期遗址更大量、密集发现于三角洲上的低岗、土墩和海岸沙岗，距今5000~3000年[38]。同时，这一聚落形态体系还向珠江三角洲海岸两侧的海岸与海南岛扩展，在西侧的北部湾沿岸发现了广东遂溪县江洪镇东边角村鲤鱼墩、广西防城港亚菩山、马兰咀山、杯较山、社山、蟹岭、番桃坪、营盘村、蠔潭角、大墩岛、钦州芭蕉墩、北海高高墩等贝丘，以及北海西沙坡、牛屎环塘、钦州上洋角、妮义嘴等20多处贝丘、沙丘遗址，距今6000到4000年持续发展、变迁[39]。海南岛发现的距今5000~2500年新石器时代沙丘、贝丘遗址10多处，沿海岸密集分布，凸显原始海洋渔捞文化形态[40]。
在上述这些密集分布的滨海聚落遗存中，也包含了明确的史前先民近海航渡、跨海与沿海文化交流的证据。珠江三角洲沿海的珠海淇澳岛、三灶岛、横琴岛、东澳岛、高栏列岛、荷包岛、深圳大铲岛、内伶仃岛、香港大屿岛、赤邋角岛、澳门九澳岛等新石器、青铜时代岛屿文化遗存，分别与珠江三角洲腹地距今7000～4000年不同阶段的文化面貌一致[41]，海南环岛距今6000～2500年的先秦时代文化遗存中，各阶段内涵总体上与岭南沿海的咸头岭、宝镜湾等遗存有相当共性，应是岭南大陆沿海史前文化跨海传播、岛内融合发展的结果[42]。同一时期，以红河下游三角洲为中心的北部湾西侧的越南北部海岸，新石器、青铜时代文化中发现了大量与岭南、海南岛沿海同期文化相同或相似的因素，其中距今6500~4500年丐萍（CaiBeo）、琼文（Quynh Van）文化，与广西北部湾的东兴、防城、钦州等地的10多处以打制蚝蛎啄、粗砂陶为特征的贝丘遗址内涵高度一致，与珠江口咸头岭、后沙湾等20多处沙丘、贝丘遗址的内涵也有密切的联系。越南海岸距今4500～3500年的下龙（Ha Long）、保卓（BauTro）文化中以树皮布石拍、双肩大石铲、带四突纽玉玦、牙璋等为代表的因素，更与与桂、粤、琼及闽南沿海发现的龙山时代至夏代前后同类器一致，反映了持续的文化互动与交流（图一一）[43]。进入青铜时代以后，在越南沿海铜荳（Dong Dau）、扪丘（Go Mun）、东山（Dong Son）文化序列中，更发现大量华南闽越、南越、骆越等文化的代表性内涵，显示出百越系统的文化在华南与越南沿海之间的交流、传播与一体化整合[44]。学者们先后对新石器、青铜时代有段石锛、有肩石器等两种代表性石器形态、编年与分布的研究中发现，起源于长江下游的有段石锛主要沿东部南下，经福建而入台湾、菲律宾及太平洋群岛，与前述东洋航路上的“原南岛语族”传播路线一致，而起源于珠江三角洲的有肩石器主要沿西路南下，梯次传播中南半岛与东南亚群岛[45]。近年来，有关稻作农人向东南亚传播、迁徙也有了新的考古发现，一条从长江下游梯次经闽粤沿海（昙石山，5000～4300BP）到越南北部沿海（Man Bac，4000BP）、越南南部沿海（An Son，3500～3000BP）及泰国湾沿岸的班巴功河口（Khok Phanom Di，3500～3000BP）的海岸迁徙路线，得以精确的勾画[46]。
新石器时代至先秦时期南海北岸、北部湾沿岸间海洋性聚落密集发育及近岸沿海间密切的文化传播、交流，再现了周汉史籍所记南越、骆越、儋耳等土著及其史前先民 “海中洲居”并以特产“珠玑、玳瑁”朝贡中原王朝等活跃的海洋文化实践活动。《逸周书·王会解》“伊尹朝献商书”语，“正南瓯邓、桂国、损子、产里、百濮、九菌，请以珠玑、玳瑁、象齿、文犀、翠羽、菌鹤、短狗为献。”《汉书·地理志》载：“粤地，牵牛、婺女之分野也。今之苍梧、郁林、合浦、交趾、九真、南海、日南，皆粤分也。”“自合浦徐闻南入海，得大洲，东西南北方千里，武帝元封元年略以为儋耳、珠厓郡。”又《贾捐之传》：“初，武帝征南越，元封元年立儋耳、珠厓郡，皆在南方海中洲居。”
南越、骆越等土著先民在南海北岸、北部湾间的海洋文化实践与往来，是形成以沿海近岸航行为特点的南海早期航路的重要基础。秦汉时期著名的“徐闻、合浦南海道”，就是一条从广州始发经北部湾和越南东海岸航行的沿海近岸航线，反映了西、南洋航路南海段的早期特点。《汉书·地理志》载：“处近海，多犀、象、毒冒、珠玑、银、铜、果、布之凑，中国往商贾者多取富焉。番禺，其一都会也。” “自日南障塞、徐闻、合浦船行可五月，有都元国；又船行可四月，有邑卢没国；又船行可二十余日，有谌离国；步行可十余日，有夫甘都卢国。自夫甘都卢国船行可二月余，有黄支国……自黄支船行可八月，到皮宗；船行可二月到日南、象林界云。黄支之南，有已程不国。”文中的都元国、邑卢没国、谌离国、夫甘都卢国、皮宗等具体地望尚有争议，但多数认可黄支国在印度东海岸的康契普腊姆、已程不国即师子国（斯里兰卡）[47]。结合《后汉书·郑弘传》语“旧交趾七郡贡献转运，皆从东冶泛海而至”，该航路还可经由东冶（福州）中转我国东部沿海及北洋海域。
南朝、隋唐以后，在离岸（天文与罗经）导航术逐步发展及东晋法显“望日月星宿而进” [48]为代表的跨海航行实践基础上，南海离岸航路逐步从形成走向成熟。《新唐书·地理志》引贾耽“广州通海夷道”就是从广州经南海、印度洋到东非海岸的第一条明确的离岸远洋航线，其中南海段从广州经海南岛东北部横渡至越南中部海岸，“广州东南海行二百里至屯门山（今香港），乃帆风西行二日至九州石，又南二日至象石（海南东南角）。又西南三日行至占不劳山（越南占婆岛），山在环王国东二百里海中，又南二日行至陵山，又一日行至门毒国，又一日行至古笪国，又半日行至奔陀浪洲（以上越南东南），又两日行到军突弄山（越南昆仑岛）。又五日行至海蛱（马六甲），番人谓之质，南北百里，北岸则罗越国（马来南端），南岸则佛逝国（苏门答腊），佛逝国东水行四五日至诃陵国（爪哇）。” [49] “广州通海夷道”代表了中国与南洋、印度洋沿岸国家繁忙的海上交通的稳定干线，明代郑和七次下西洋南海段除第五次经停泉州外，也都是从长乐发船、在海南岛东南方独猪山、石塘屿间穿过南海直抵越南中部占城新洲港[50]。但从南海航路发展整体的历史进程看，以“徐闻、合浦南海道”为代表的早期阶段离不开南越、骆越、儋耳等史前及上古土著先民在南海北岸的初期海洋实践积累的文化基础。
在航海史的一般论述中，中外间的古代航路通常被笼统地冠以“海上丝绸之路”而享誉世界。西方学者基于陆、海丝绸之路整体史和陆地中心的立场，将“丝绸之路”作为中西交通的总体“象征”，将海上丝绸之路作为“丝绸之路”语境下派生出来的关于中西海上通道的概括。1903年，沙畹（Edouard Chavannes）在《西突厥史料》中提到“中国丝绢贸易，昔为亚洲之重要商业，其商道有二，其一最古，为出康居（Sogdiane）之一道，其一为通印度诸港之海道”，认为“海道”丝路晚于陆道[51]。此后西方学者进一步论述了丝绸之路从陆路到海路的“延伸”或“转移” [52]，我国学者也多把“海丝”的出现说成是唐宋以来陆地丝路“衰落” “堵塞”后，中国古代经济技术重心“南移”的结果[53]。
从严格意义上说，经由南海、印度洋的“海上丝绸之路”只是环中国海古代分域航路体系的一个环节，即以“徐闻、合浦南海道” “广州通海夷道”为代表的 “西（南）洋”航路。同时，环中国海多区系的“四海” “四洋”航路体系，奠基于夷、越先民自新石器时代以来数千年的海洋探索与原始航海实践，并不晚于陆上丝路的起源与发展，更不是陆地丝路堵塞后的延伸环节、地理变迁与空间转移。我们不否定历史上陆、海二路交通实践的互动与关联，不排除唐宋以来陆上丝路衰落后，穿越南海、印度洋的“西（南）洋”航路承载更多的东西方间经济文化交流的功能与角色，但从整体上说，古代中国对外的陆、海交通是两个并列发展的经济文化体系[54]。
在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历史进程上，以中国东南沿海为中心、面向海洋的夷越先民文化，自新石器时代以来就明显有别于以中原北方为中心的华夏系统的大陆性（内陆）性的文化体系。林惠祥先生提出的“亚洲东南海洋地带”，就注意到了华南百越先民与东南亚、太平洋诸岛南岛（马来）土著文化统一性；凌纯声先生的“亚洲地中海文化圈”，也强调亚、澳间的夷越海洋文化与华夏大陆性文化的区别；苏秉琦先生也认为“我国历史地理，在某些意义上，大体可以分为两大部分——面向海洋的东南部地区和面向亚洲大陆腹地的西北部地区。” [55]中国古代陆、海交通相对独立的发展格局，与史前时代奠基的东亚文化大陆性与海洋性二元并立的客观历史是相符的。
（作者：吴春明，厦门大学南海研究院、一带一路研究院 。另此处省略注释，完整版请查《江汉考古》2023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