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树林：金庸的面具、真容和灵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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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丨中国国家历史
摘要：读懂金庸的武侠小说，首先要了解金庸这个人。侠义只是他的面具，怜悯才是真容，而自由，则是金庸的灵魂。金庸的价值，恰恰就在于此。
金庸，只是他的一根肋骨
他已远离江湖，江湖还有他的传说。
据说，这是荣誉的最高境界。
三年前仙逝的金庸先生，即臻于此境。
金庸离世的那几天里，在海峡两岸暨香港、澳门，在全世界的华文阅读圈，引发了普遍的哀伤。
这位曾经两次制造“刷屏”事件——上个世纪九十年代的电视荧屏及他去世后一段时间的手机屏幕——的人，成为一个时代的神话。
金庸就是一个神话，一个创造神话的人。
▲金庸：一个创造神话的人
在那个精神荒芜的年代，他书写的武侠天地，构建了想象中的江湖世界，体现了中国人的生活、欲望和精神世界，成为几代人的“精神梦乡”。
然而，金庸的功夫，世人只识得一半。
这正像先生的名字。
金庸原名查良镛，金庸只是“镛”字最后一个字的拆分，像他随手拆下的一根肋骨。
正如上帝用亚当的肋骨创造了夏娃。
不同的是，亚当和夏娃，两人合二为一，创造了一个缤纷的世界。
查良镛与金庸，则是一人一体两面，分别创造了自己。
▲金庸只是查良镛的一根肋骨
金庸是以小说名世的，17年间完成的15部鸿篇巨制，其实只是先生裸露于武侠江湖上的冰山一角。
而查良镛30年来留下的两万多篇社评等文字，才是深藏不露于水下的巨大底座。
这个被严重忽略的部分，才是最为厚重、最为宝贵的精神和思想资源。
金庸与查良镛，乃浑然一体。
小说和社评，也无法分割。
二者合在一起，才构成了金庸话语世界的全部，才是那个江湖完整的传说。
所以，先生的两个名字，既像个隐喻，也是个谜底。
金庸只是查良镛的一根肋骨而已。
虽然这肋骨，是一根侠骨、铁骨。敲起来，铮铮鸣响，作金属之声。
怎一个“侠”字了得
逝者长已矣。
多日之后，媒体归于沉寂，舆论也回复理性。
此时的氛围，才可能心平气和地坐下来煮酒论英雄，围炉话金庸。
而那几天，因谢幕而“霸屏”的金庸先生，于纷纷扬扬的舆论场中登场，变得身影迷离，漫漶不清。
▲武侠世界是许多中国人的“精神梦乡”
先生活着时，留下的只是“赤丸杀公吏，白刃报私仇”的刀光与剑影。
先生离去时，留下的还是“十步杀一人，千里不留行”的侠者的背影。
“侠者”，甚至“侠之大者”，成为金庸唯一的标签。
的确，金庸与“侠”有不解之缘。
从1955年2月至1972年底，历时17年，他的椽笔一挥再挥，创作了15部长短不一的武侠小说，勾勒出一个个侠者的江湖，也创造了无数侠的形象。
▲金庸武侠小说人物谱
金庸将其中14部小说的首字，连缀成一副对联。联曰：“飞雪连天射白鹿，笑书神侠倚碧鸳”。
金庸说，这14个字，便是他的整个青春。
这14个字，也是几代人共同的青春记忆。
为此，金庸赢得了“侠”之“薄幸名”。
先生已去，江湖已远。盖棺论定，却又怎一个“侠”字了得。
▲金庸赢得了“侠”之“薄幸名”
不错，金庸是武侠小说作家中的“武林泰斗”“文坛圣侠”。
但同时，那个叫查良镛的人，还被称为香港“良知的灯塔”。
遗憾的是，金庸的大名，如雷贯耳，是“天下谁人不识君”。
而查良镛的名字，却鲜为人知，如“西出阳关无故人”。
只因为“泰斗”和“圣侠”巨大的阴影，遮蔽了“灯塔”的光芒。
其实，金庸与查良镛，小说与社评，“泰斗”“圣侠”与“灯塔”，虽然两种面貌，却是同一怀抱。
这怀抱里，还有柔肠，还有仁心，还有义胆……
对这个人，我们怎能只记得他的一根肋骨，而无视他的柔肠、仁心和义胆？
我们恰恰正是这样对待金庸，对待这位我们所谓的“最熟悉的人”。
活佛涅槃后的舍利子
一开始，金庸对写武侠小说，期待值并不高。
他写小说的初心，本为挽救报纸的销量。念兹在兹的，还是他的《明报》。
▲金庸念兹在兹的，还是他的《明报》。图为《明报》创刊号
他是以娱乐和功利的方式，进入武侠小说这个行当的。
“写这种小说，自己当作一种娱乐，自娱之余，复以娱人。”“我写小说时，没考虑载什么道。” ——金庸
”
在创作后期，金庸的武侠小说，开始夹带着思想的“私货”，努力介入现实社会，着力表达自己的政治取向。
“这部小说并非有意的影射文革，而是通过书中的一些人物，企图刻画中国三千多年来政治生活中的若干普遍现象。” ——《笑傲江湖•后记》
”
从“没考虑载什么道”，到客观地“影射了那个时代”，观念的世界，一旦植入小说中，不想载什么道，而道之存焉！
说到底，小说终究是一个观念的世界。
写着写着，金庸最后完成的15部小说，不期却成为武侠小说世界的一个标杆。
欲射一马，却得一獐。对金庸而言，这是个意外之喜。
可是，只因它们是“武侠小说”，贴着“侠义”的通俗标签，而远未得到公正评价，特别是其中思想的价值。
读懂金庸的武侠小说，首先要了解金庸这个人。
他是有独立的政治眼光、历史视野与文化立场的一个人。
时代的巨变，命运的沉浮，为他的小说提供了宏阔的背景。
此外，还要带上《明报》的视野，将两万多篇的社评，作为阅读它的参考资料。
这样，我们才能有惊人的发现。
原来，侠义只是他的面具。
怜悯才是真容，而自由，则是金庸的灵魂。
金庸的价值，恰恰就在于此。
像是活佛涅槃后的舍利子，闪耀着永恒的光芒。
▲自由，是金庸的灵魂
金庸是一位具有现实关怀的小说家。
在武侠套路中，他以文化历史、家国情怀、地域风情为底色，加入了人情事态、性格命运、善恶炎凉、社会沧桑，当然还有悲悯情怀。
金庸的心里，装满慈悲。
金庸的书中，常怜世人。
越到后期，越是这样。他怜悯那些底层弱者，那些乱世中毫无尊严，命贱如草、如猪狗的百姓。
他的内心，装满“绝对正确的人道主义”。悲悯之情，一再荡漾。
《倚天屠龙记》中，六大门派围攻光明顶时，明教面临灭顶之灾。
圣徒们视死生如无物，坦然平和地吟诵偈语：“生亦何欢，死亦何苦。……怜我世人，忧患实多。”
怜我世人，忧患实多……这是极致的悲悯。
而悲悯，是一种伟大的情怀。
文学一旦拥有悲悯的质地，便具备了第一流文学的品质。
金庸更是一位具有政治关怀的小说家。
他在岳麓书院坦言：“（创作后期）试图在武侠小说创作方面进行一些尝试，并表达自己的政治取向和对现实社会的一些看法。”
在金庸创作的诸多作品中，他最为看中是后期的尝试之作《笑傲江湖》，这是他的试验品。
《笑傲江湖》于1967年开始创作，1969年完成。
这部被誉为政治寓言的小说，嘲弄野心与权术，歌颂人性和真情，也有对自由的呼唤及致敬。
作品呈现出中国人独特的政治斗争场景，与他写作时中国内地的政治生态极为契合，其间蕴含的某种政治寓意，给人以无限的联想。
▲96年版《笑傲江湖》（吕颂贤饰演令狐冲）
这些夹带的“私货”，被金庸有意地嵌入武侠小说中，成为小说最坚硬的思想内核。
它奠定了金庸小说的底色，也决定了金庸小说的高度。
这样，他的武侠小说，就不再是“一种娱乐”了，而有了强烈的人文关怀和政治抱负。
晚年的金庸，在打扫人生战场，归拢一生的战利品时，也“发现”了自己，发现了自己小说的价值。
他不无得意地说，如果有一天他去世了，他的墓碑上会这样写道：
“这里躺着一个人，在20世纪、21世纪，他写过几十部武侠小说，这些小说为几亿人喜欢。”
他怎能不得意，甚至有点得瑟呢？
自由，是思想的“木马”
金庸的15部武侠小说，两万多篇政论文章，从某种意义说，就是他精神的容器。
人道主义旗帜，自由主义立场，这些夹带的“私货”，是他植入精神容器的“木马”。
这些思想的“木马”，在那个时代的海峡两岸，都是“剧毒”的。
台湾围堵它，大陆也封杀它。
当金庸的小说风靡香港时，两岸虽也有“手抄本”偷偷传播，但依然是“毒草”“禁书”。
直至上个世纪的八十年代，才分别陆续解禁，并以盗版的方式流行。
如果说在小说中，金庸把他夹带的“私货”，小心翼翼地进行贩卖。
那么在政论中，查良镛是将那些思想的“木马”，公开地加以兜售。
金庸写小说，只是“一种副业”。
“我写小说实际上是当时的一种副业，我主要是要办报纸。报纸要吸引读者，那么我写点小说就增加点读者。”
查良镛写政论，则是“毕生的事业”。
“《明报》是我毕生的事业和荣誉，是我对社会，对朋友，对同事的责任。”
一是无心插柳，有心赚钱。一是有意栽花，以命相搏。
孰轻孰重？非常分明。
就这样，他左手政论，褒贬现实政治。
就这样，他右手小说，揄扬千古侠风。
左右开弓，两面逢源。
以一人之力，金庸撑起武侠小说的江湖，查良镛打下了《明报》舆论的江山。
▲1989年金庸在《明报》大厦办公室
金庸一个人，竟然活出了好几条人命。
有才华的那条命，他赋予了艺术。有野心的那条命，他给予了商业。有抱负的那条命，他投身于政治。
还有一条命，献给了自由。
自由，是金庸思想的“木马”，也是金庸的灵魂。
为了自由，他可以“以命相搏”，以致差点儿丢了性命。
儒雅的金庸，时常露出孩子般笑容。可是，在办报刊、写政论、发时评时，是怒目金刚的查良镛。
一旦“真血性融入真问题”（钱穆语），他立马就变脸了。
二十世纪中后期的香港，政治风谲云诡，充斥着谎言。诸多事件敏感，报刊噤若寒蝉。
金庸忍不住了，他说“我必须发声”。
他可以明哲保身，不干这出力不讨好的“蠢事”。但他挺身而出，还将写小说赚来的钱，全都补贴了《明报》。
“我办《明报》的时候，就是希望能够主持公正，把事实真相告诉给读者。”
每天一篇社论，评判各类事件，为正义发声，替自由呐喊。
而为正义发声的人，容易遭遇明枪狙击、冷箭暗算。
“逃亡潮”是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初的一场人道主义灾难。对它据实报道，让《明报》成为了良心报。
在“核裤之争”中，查良镛《要裤子，不要核子》《我们关于核裤问题的十点立场》的社评，有人说是书生之见。
但从人道的视角看，却是希望让人民能够穿上裤子的真诚，是大大的悲悯。
当神州大地的“红色风暴”波及香港时，查良镛在《明报》开辟“北望神州”版，每天关注着政局的变化。
他坚决反对极左路线，因而遭到左翼报纸的猛烈围攻。
▲波及香港的“红色风暴”
在香港暴民企图发动“六七暴动”，起来造反时，他发表社评《香港无宝，自由即宝》。被香港左派分子骂为“汉奸”“走狗”“豺狼镛”，列为第二号暗杀目标。
面对死亡恐吓，查良镛真的是“以命相搏”了。
“我决不屈服于无理的压力之下，以至被我书中的英雄瞧不起。”
“生命诚可贵，自由价更高。”自由，是先生的灵魂。
为了捍卫它，查良镛有道，也有术。
金耀基先生曾称赞他，说他“知识丰富，见解卓越，同时有战略，有战术，时常有先见之明，玄机甚高，表现出锐利的新闻眼”。
他操刀的《自来皇帝不喜太子》《不知往哪儿躲》《明年二月，越南大打》等社论，断言“文革不可能持久”，林彪、“四人帮”必然倒台，邓小平一定复出，预测美越发生战争及中国与越南开战……都一再应验。
先生论政，胜过香港的黄大仙。预测之精准，成就了一段段“金口预（玉）言”的传奇。
他锐利的“新闻眼”，有洞穿世事的能力。
他心系民生、骨气凛冽，直笔敢言，几乎每一件大事，查良镛都是观察者、参与者、思考者，更是一位大声疾呼者。
在某种程度上，他介入了现实政治与思想文化的进程。
因此，《明报》闻名遗迩，成为“言论的重镇”。
查良镛也成为了“查大侠”，并且赢得了香港“良知的灯塔”（池田大作语）之美名。
野夫怒见不平处，磨损胸中万古刀。
写政论的查良镛，就是这样的一位“野夫”。他的胸中，就有这样一把“万古刀”。
这才是更高意义的侠者。
侠之大者，当如是也！
“狂少年”志在折冲樽俎间
从海宁到香港，从少年到白发……
金庸的人生，比他的武侠小说更好看。在他人生的一个个细节里，隐藏着最真实的自己。
三岁看大，五岁看老。12岁的少年金庸，即以“独裁者”自视。
像他后来塑造的任我行，那是大政治家才有的“霸气”。
50年后，誉满天下的金庸，致信给恩师陈未冬先生说：“我年少顽皮，自封为‘独裁者’，老师颇加优容，此时思之，仍感汗颜”。
一句轻描淡写的“年少顽皮”，似是儿戏，但又绝非少不更事的儿戏。
少有高才大志的金庸，志不在小，绝不可小觑。
《一事能狂便少年》是金庸“一炮打响”文坛的处女作。文章出手老道，文风剽悍凌厉。
▲《东南日报》中《一事能狂便少年》 浙江省档案馆 供图
当时，他只有18岁，正读高二，只是一个很“能狂”的轻狂少年。
如此卓异的文学秉赋，足以铺就一条通向文坛的金光大道。
文章千古事。事实上，后来的金庸，也因文章成就了“不朽之盛事”。
然而，金庸并没有在这条道路上继续狂奔。
一阵短暂的“轻狂”之后，金庸便戛然而止。
直至26岁之前，他不写小说、不作诗词，不编剧本……
年少的他，志不在此。
金庸心底的“政治情结”，召唤并指引他，奔向另一条道路。
之后，他孜孜以求，在为踏上仕途作准备。
仕途，才是千年传统中国的大道正途。
在先后考取了中央大学、西南联大、四川大学、中央政治学校后，金庸最终选择中央政治学校外交系，作了“天子门生”。（蒋中正挂名校长，陈果夫主持校务）。
▲原国民党中央政治学校礼堂操场旧址（重庆巴南区） 龙俊才 摄
免除学费倒在其次，重要的是，他一心想做外交官，志在折冲樽俎间。
一枕政治黄粱梦
1949年，风雨苍黄，这是历史与时代的分水岭。
1949年，天地翻覆，也是国家和个人命运的转折点。
是进，还是退？它横亘在每一个人的面前。
是南渡，还是北归？必须都得正面回答。
具有“政治情结”的金庸，更不例外。
民心的潮水，裹挟着人们，一路向前，向前……
年轻的金庸，政治上也开始左转。1948年考入《大公报》当记者开始，金庸就是报社“马克思主义学习小组”的组长。
1949年，国民党撤退台湾。在香港的一批飞机，引发归属争议。金庸挺身而出，站在了新政权的一边。他援引国际法，为其争得了飞机的所有权。
不知这张“投名状”，是金庸人生的刻意安排，还是他命运的一次偶然？
凭着这张“投名状”，新政权的外交部顾问梅汝璈先生，向他发出了“邀请函”。
1950年的年初，江山鼎定。27岁的金庸一路北上，走进新都北京，欣然应诏征而出山。
▲1950年“五一”国际劳动节的天安门
……很快，金庸便梦断古城，没能如愿以偿的成为外交官。
家庭出身和所受的教育，是他致命的硬伤，也是他与新政权的壁垒。
不得不抽身南下香港的金庸，在《大公报》旗下的《新晚报》编辑副刊。
在香江岸边，与新政权分道扬镳的金庸，无奈地唱道：“南来白手少年行，立业香江乐太平。”
但来自家乡的枪声，击碎了他心中的太平。
1951年4月26日，金庸的父亲查枢卿以“搞粮、窝藏土匪、图谋杀害干部”罪，在家乡海宁被枪决。
他再也平静不下来。那遥远的枪声，触痛他最强烈的痛感神经，也彻底地斩断了他的政治情结。
金庸不得不另辟蹊径。
他脱离香港“左翼”的文化圈子，抛却幻想，作影评、编剧本、写小说……重新捡起丢弃了将近十年的文学之梦。
李贽说《水浒传》是“发愤之所作”，金圣叹说《水浒传》作者“发愤作书”。金庸庶几近之。
虽然他多次说，写武侠小说有补贴《明报》的动机，但“发愤”或许才是最原始的动力。
这一“发愤”，便开启了金庸不一样的人生。
香江岸边他吟唱那首诗的尾句是“旦夕毁誉何足道，百年成败事非轻。”
是的，南下的选择，关系百年成败，乃至身家性命，当然此事“非轻”。
全身而退的金庸，吟唱这首诗的心情，无奈的背后是庆幸。
据说，权力是腐蚀人性的。所幸的是，金庸远离了它。
假设当初，金庸的一枕政治黄粱梦，一不小心实现了，在随即而至的屡次运动中，不知会是怎样的情形？
▲批斗“四类分子”大会
这位因为顶撞师长、违反纪律、冒犯权威、仗义执言而在中学时被开除，大学时被退学的屡教不改的“不合格”学生，带上狂狷的性格，不安的灵魂，阶级的胎记，一头闯进更复杂的官场，下场几乎可以轻而易举地判定。
▲金庸的招牌式笑容 宋书林 制图
即使一路顺遂，官运亨通，他的脸上，还会不会常常挂着那招牌式的笑容？
黄粱梦又重新煮了一回
苏轼的《蝶恋花》中，有这样的金句：“一句叮咛君记取，神仙须是闲人做。”
金庸记住了这句叮咛，他想做个闲人，做个神仙。
在盛年“大闹一场”之后，他急流勇退，退出了武侠小说的江湖。
事了拂衣去，深藏功与名。仿佛他在武侠小说中，创造的情节。
从此无事萦怀，无物锁身？
然而，他终究不是神仙。
一枕政治黄粱梦，拂也拂不去，藏也藏不住。萦绕心头，挥之不去，郁结为一生的执念。
▲黄粱梦：中国知识分子的千年大梦
其实，这是千百年来文人骨子里东西，是中国知识分子的千年大梦。
何况是大文人，大知识分子的金庸呢？
他内心的执念，从来就没有湮灭过，即便是从北京铩羽而归。
凭借激扬的文字，金庸获得一次次快意地释放和弘扬。于武侠小说中抒发，于《明报》政论中喷薄。
这只不过是另一种方式的反弹。
金庸的醉翁之意，在乎武侠的情感烈酒，在乎政论的理性山水，更在乎他一生都放不下的一枕黄粱梦。
醉翁的酒壶里，装的是家国天下。
多年的积累与造势，他赢得了足够的政治资本。
这个过程像是待价而沽，但归根结蒂，是执念或使命使然。
为两岸和平，为香港回归，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的金庸，以老迈之躯，游走于海峡两岸暨香港，积极参与和介入政治，服务于国家的稳定和统一的大目标。
台北参加“建国会”，他是蒋经国的座上客。
北京的人民大会堂、中南海，他分别受到邓小平、胡耀邦等人的接见。
▲邓小平与金庸交谈
发表于《明报》的《自由客观，绝不改变》，是金镛一贯的政治立场。
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参加基本法起草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金镛作了《一国两制与自由人权》的发言。
作为香港基本法起草委员会“政治体制”小组港方负责人，他起草并修改的方案在香港引起轩然大波，回港后遭遇抗议。
在89年的政治风波中，他辞去基本法委员职务。
这一年，他66岁，六六大顺。这一年，金庸却并不顺遂。
“在政治上我是不妥协的。如果我和政治妥协的话，我现在肯定不单单是一个作家了，可能是一个相当有权势的政治人物，相当有权威的一个大企业家。……后来我选择退出香港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对历史事件我是不妥协的。……在大是大非上我是有自己的主见的。”
无论挺身而出，还是抽身而去，都是一种关怀，是一种素养，是千百年来儒家的入世、事功、家国情怀等传统观念的现代表达。
他去世后，备享哀荣。他无数的“金粉”，为他刷屏，用最现代的方式，表达哀思。
在他轰轰烈烈的一生中，金庸曾经“大闹”了一场又一场，却以最低调的形式收场。在送别先生的仪式上，最高领导人也送了花圈，堪称一个知识分子最高规格的葬礼。
▲一个知识分子最高规格的葬礼
金庸晚年的一枕黄粱再现，达到了他所能达到的高度。
这成全了他一生的梦想，也成为他一生中最大的荣耀。
求仁得仁。尽管这一枕黄粱梦，又重新煮了一回，还有那么一点儿夹生。
高处不胜寒。而金庸抵达的高度，风景这边独好。
此处，最圆满。
他已接近于永恒了
金庸天分极高，是天才人物。
黄永玉的眼中，二十几岁时的金庸，是这个样子：“脑子真是好。”“他那种神奇的能力，你很难想象！”
金庸还有另外的一面。
他说，我姓查，叫查良镛，笔名金庸。要把握住这个“查”字，多“查”书本，用功读书，化去这个“庸”字。
天分，加上勤奋，自然就不平庸。这是通往“天才人物”的不二法门。
他的一生，是通过“立言”而获得“成功”。
他的一生，是通过“立功”而获得“永生”。
从“成功”到“永生”，中间隔着“不朽”的距离。
《许倬云谈话录》中，作者李怀宇曾对许倬云说：“今天的金庸最常想的一个问题可能是：不朽。”
许先生的回答甚为明快：“金庸的小说是划时代了，可以不朽。”
“不朽”的金庸，名满天下，谤亦随之。
其人其言其行，可訾议处也不少。比如吝啬、寡情、世故种种。
▲金庸和他三任的妻子 宋书林 制图
对父亲的悲剧，金庸在接受池田大作的访问时表示：“我当然很悲伤，但并没有怀恨在心，因为我已充分理解，这是大时代翻天覆地大动荡中极难避免的普遍悲剧。”
金庸的“理解”，让许多人大惑不解。
不共戴天之仇，竟然在相逢一笑中，达成了某种和解。座上宾的金庸，屁股底下，坐着父亲怨死的灵魂。
保罗•约翰逊曾坦言：“我们任何人的生活，几乎都经不起切近的考察。”
金庸大概也是如此。
究其一生，他小德或有出有入，大节绝无愧无怍。
“立德、立言、立功”，古称“三不朽”。“立德”，金庸或有不足，但“两不朽”，也足以不朽了。
▲“两不朽”，也足以不朽了
金庸先生本来就是“天上有份”的人物，他生前即“大名垂宇宙”。
驾鹤西游的他，重回天界，化作了星辰，因而身后“宇宙有大名”。
抬头仰望，太空中有一颗以他的名字命名的10930号小行星，这颗叫“金庸”的星体，从此有了灵魂。
那是一颗真正自由的灵魂。
如此，他已接近于永恒了。
参考文献：
1.《金庸年谱》
2.《探求一个灿烂的世纪（金庸/池田大作对话录）》
3.《金庸和他的〈明报〉》
4.《金庸的“两岸统一梦”》
5.《明报》社论《以批判爱国 展现知识分子担当》
6.李怀宇《许倬云谈话录》
7.傅国涌《金庸传》
8.张建智《儒侠金庸传》
9.冷夏《文坛侠圣金庸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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