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体论转向的梦想

1.

人类学视野下的文化有科学的普适性,还只是科学研究的材料和对象？哲学家Latour 提出,整个西方人文社会科学在面对非西方社会时,都不自觉地延续着双重分裂。首先，认为西方文化的思维方式，如理性至上、科学求真,是全人类的，代表人类的最高智力水平，而其他文化传统则是社会的、地区的。其次，以科学为标尺来研究或衡量其他一切非科学的社会文化。

在《自我的根源》中，哲学家查尔斯·泰勒的追溯了双重分裂的历史渊源：文艺复兴前, 西方人很少说“myself”，更多用“soul”, 强调人与自然的连接和不可言说；今天，理性主义席卷全人类，sou 被self 压制，精密的理性计算盖过一切。理性像一把刀, 切入事物, 让我们深刻理解切面, 但缺乏整体感。看不到整体，生活了无趣味，以致当今时代最没有诗意，被市场和科技控制。

然而，不可言说的生命意味无法被完全压抑。今天, 西方民间盛行各种灵异学说, 艺术家也总能引发狂热的宗教情感。

于是, 很多科学家和世界古老文化传统的代言人慢慢意识到, 科学并不是人类唯一可以依赖的知识和认知方式。人类学家在世界各地发现了多样的人类思维方式, 与逻辑和理性思维截然不同。 

例如, 英国人类学家埃文斯-普理查德笔下的非洲阿赞德人承认世界自身的变化机制，但更看重个体如何在社会生活中与这机制结合, 产生独特的生活经历。科学探讨影响所有个体的自然机制，阿赞德人更多关心在此机制下，为什么某些事情在特定时间地点发生在我这个独特的个体身上。该问题与现代科学的规律追求并行，是人类心智追求的另一种可能。

法国哲学家列维-布留尔依据世界各地的民族志材料，提出非西方世界的人在思考问题时更多依据参与原则，即生命个体与世界机制的共同作用，而科学世界则更多关注超越个体的自然机制。

人类学家列维-斯特劳斯更精确地把这种思维方式称为“具体的科学”，它不遵守西方古希腊以来的逻辑定律。

上世纪七十年代以来，哲学家和人类学家展开了长达二十多年的争论, 希望确定到底理性和逻辑是人类普遍的思考方式，还只是特定文化背景下产生的一种思维模式。

这场争论远未产生普遍结果, 但顺着这个思路, 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一个新兴的研究领域STS （科学，技术与社会）逐渐成型, 综合了人文社科（如哲学、社会学、历史学、人类学和文学等）和自然科学（物理学、化学、生物学和数学等）。 人们探讨新兴生物技术，如生育技术、器官移植、基因技术等，如何重组人的认知和文化生活，也分析现代交流手段, 如网络、微信、微博、qq和智能手机等如何建立虚拟社区, 对人际关系和文化变迁产生结构性影响。

与此同时，从1987年开始，美国马萨诸塞理工大学成立“心智与生命研究所”，汇集世界著名物理学家、心理学家、神经科学家、生物学家和精神治疗师与世界古老文化传统的代言人, 如萨满治疗师、佛教冥想师、瑜伽大师等, 开展古老文化和科学之间的对话, 共同探讨最前沿科学问题，如神经的可塑性、意识、生命能量等。截至2013年，“心智与生命研究所”出版了十多本相关对话录。

这些对话让人们意识到，古老文化传统中蕴含着科学尚未理解的真理，而物理学和神经科学的最新发现也已逐渐暗示这些真理。人们开始意识到科学并不是人类学唯一可依赖的知识，古老的文化传统（中医、佛教、道教等）探讨了现代科学领域之外的知识，建立了不同的认识方式。理性和科学只是人类心智的一种形式。

2.

人类学家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就意识到，我们所由来的文化体系既成就我们，也限制我们。理性和科学对人，也如此。

我相信，哲学和人类学的结合，科学与世界文化体系的对话，可能迎来二十一世纪人类知识的一场革命，整合来自量子力学、相对论、基因表观学和神经科学的洞见与古老文化传统中意识修证、天人交感的生命实践。

我期待这场革命，也期待人类学在这个过程中，扮演其人类之学的作用，整合科学与人文、感性与理性、可言说与不可言说，回归其学科创立之初的宗旨：搭建科学与人文的桥梁，理解人的整体，探讨人之为人的意味和机制。

我的信心来源于人类学方法论在上世纪九十年代的完善。人类学从早期关注当地世界的内部视角，到五十年代结构主义追寻一个超验的外部视角，到七十年代政治经济学派跳脱社区限制的全球视角，再到八十年代内外视角的交织，最后，九十年代以来，本体论转向把内外视角交织重新表述为投入与抽离 —— 在人文理解中投入到自己和他人的世界中，并抽离地看到自己和他人的知识和体验既受时代和政治经济的影响，也影响政治经济。

投入与抽离的原则更让人类学家看到，人既受制于生态-自然的进化规则，也创造社会文化来适应甚至微调进化机制。人在其中既投入, 又抽离，参与投入以理解社会文化，理性抽离以理解进化规则。核心是同时地投入与抽离。

人类学不是抽离的社会学、政治经济学、或生物学、心理学, 也不是投入的文学和艺术。学人类学, 既不能陷在文化和意义里面, 也不能只考虑进化和生态，既要读点文学艺术, 也要看看Nature和Science，培养跨界的感觉和思维。

本体论转向让我们看到，人不只是社会人, 还有不可化约为社会的存在, 和不可剥离的生命质感。早期，人类学家在田野中遭遇鲜活个体, 观察仪式、听口述史、访谈、参与当地生活，写作时却把个体和情境的因素抹掉，得到一个社会文化的整体认识。进入新世纪 我们想在社会体系中看到个体的鲜活，情境的转瞬即逝，当下的完满，和让个体成为个体的过程，人成为人的过程。

人文式的理解与科学式的解释开始接触, 人类学不只科学，也不只人文，她连接二者。

我们今天的问题是，有强大而精致的内部视角和投入体验，但缺乏有效的外部视角和抽离观察。也许，混沌理论、复杂性科学和大数据科学可以给我们启发。更积极地，新一代的人类学家需要扎实的科学基础。今天的人类学，太人文，太社科。

期待自己能为这伟大而可爱的探索做点贡献！至少，我学物理，热爱混沌理论和复杂性科学；学神经科学，在中医找到共鸣。新世纪开初， 我终于来到了人类学。

对MIT的对话感兴趣的读者, 可参阅:

Varela, Francisco & Evans Thompson, Eleanor Rosch 1991. The embodied Mind: cognitive science and human experience. The MIT Press.

Hayward, Jeremy W. & Francisco J. Varela 1993 Gentle Bridges. Sambhala

Varela, F. J., E. Thompson, and E. Rosch. 1997 Sleeping, Dreaming, and Dying. Boston: Wisdom Publications.

Houshman, Zara & Robert B. Livingston 1999 Consciousness at the crossroads. Snow Lion Publications

Arthur Zajonc 2004. The New Physics and Cosmology: Dialogue with the Dalai Lama. Oxford University Pres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