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学 —— 在科学与人文之间
（图片来自网络）
1.
人类学的宗旨是理解人的整体。整体一词意味丰富，其中之一就是人的社会性与生物性的结合。这一点让人类学很尴尬，人们总觉它不言自明，实际生活中又很难确切说明。教学中，我援引医学人类学的一个经典案例 -- 停经与社会的关系 -- 来解释。
上世纪五六十年年代, 停经开始被当成一种疾病。基于西方女性的样本，医生们认为更年期综合征由雌性激素水平的变化引起，主要症状为盗汗和潮热。如果不加治疗，会诱发骨质疏松和心脏病。50年代以来，医学上普遍采用荷尔蒙调节治疗法，但该疗法会诱发子宫内膜癌, 70年代以后配以孕激素治疗，又会引发胸腺癌。美国国家癌症研究所的资料显示, 自2002年许多妇女停止激素治疗后，胸腺癌的比率大幅度下降。《柳叶刀》的一项研究表明，从1991到2005年间，激素治疗在美国已造成1000多人死于卵巢癌。2003年的一个研究表明，接受激素治疗的女性患痴呆症的可能性加倍。同年，北美停经研究协会发表声明，承认我们对停经尚缺乏有效的知识，为减少盗汗和潮热症状的激素治疗应该少量，且最好短期使用。
这实际回到60年代激素调节治疗之前，即接受人类的自然衰老。
这里的关键是生物医学认为, 全人类所有女性停经期间都会盗汗和潮热症状。
从1985到2005年间, 医学人类学家Margaret Lock 跟踪调查了日本45-50岁之间女性的停经现象。她发现，相比美国60%的比例，日本女性只有19%左右出现明显盗汗和潮热，且大部分都有严重肩膀酸痛和头痛。而根据血液样本，她们的雌性激素变化水平与欧美女性相当。
更广泛地, 1988年全球调查显示，欧美之外只有少量更年期妇女有盗汗和潮热, 且不同地区症状不同。
很多西医怀疑这个结果，坚信日本女性肯定有盗汗和潮热，但因为她们在日本社会的生活压力, 她们无暇顾及这些身体反应。而且, 他们认为在80年代, 日本大部分更年期女性尚未接受现代医学知识，无法确切描述自己的身体反应。
2005年，另一位人类学家调查了日本接受过系统现代大学教育的新一代更年期女性。相比1985年的调查， 报告有盗汗和潮热症状的女性数量增加极少，且血液样本中显示有潮热症状的比例也只有22.1%，远低于西方。
这现象让医生和学者的态度分为两派。一派坚信潮热和盗汗是所有停经期女性身体的自然反应，世界各地的女性其实都经历了这些症状，但社会生活中她们有其它更重要的关切, 无暇顾及这些症状，或者母语中缺乏必要词汇来描绘这些症状。
另一派认为，尽管更年期女性的雌性激素水平变化在全世界都很相似，但不同地区女性的社会生活，心理变化和生态环境不同，她们的身体对激素水平变化的应变也不同。日本的饮食结构中，豆类所占比例较高，对停经期雌性激素水平的变化在身体内的效用也有所影响。WHO的人口数据库进一步显示了更年期后女性遭遇心脏病，骨质疏松，胸腺癌等后发慢性病的比例，实际随生活方式和社会文化而不同。
依照这种观点，人类的身体，一方面有相同的生物构造和机理，另一方面也跟人们的社会生活与生态环境息息相关，导致相同的生命过程体现出不同的身体表征。为更好理解人类的疾病和健康，除现代生物学建立的universal biology 之外， 还需考虑特定人群因独特生活方式，饮食和生态环境所形成的local biologies。
如果接纳local biologies 这一概念，我们看到现代生命科学对人的理解虽然真实确切的，但不全面。Local biologies的理论可以补足这一点。
这个案例试图说明, 传统西医只从纯粹生物的角度来看待人，身体等于物质，被自然控制。但人的身体是社会、生态相互影响的结果，不同时代的人的饮食结构、生活节奏、精神状态不同，疾病谱也不同。
2.
我在人类学导论课和医学人类学课上都讲到这个案例，学生的反应很丰富多彩。华南理工大学的同学在教学反馈中说, 一本正经地在课堂上讨论如此劲爆的话题, 既刺激也恍惚, 仿佛在背叛传统的课堂, 又像在发现真实的自己。
我安慰学生和自己, 德国著名计算模拟专家德尔纳曾说, “做游戏要一本正经吗? 以为做游戏就是做游戏, 一本正经就是一本正经, 说明他对两者都不开窍。”
我很高兴人类学在理工科学生中引起共鸣，却没想到在同盟内部失守。一直以来，我都认为人类学和哲学殊途同归，一个穷尽万物以求归一，一个秉持内心以化万物。但哲学系的同事和学生在听说这案例后，一副嫌弃样，“你们人类学家口味好重!”
我从来都不喜欢德里达, 觉得他的解构主义太扯淡, 现在却开始有点明白他。 文本没有绝对的权威观点, 中心与边缘因读者而异, 作者的设定不是绝对的。从作者眼中某些微不足道的材料出发, 可得出整个文章的不同论证和论点。 我眼中社会性和生物性的结合,可变成哲学家眼中的重口味。
3.
这里, 引出的是科学和人类学的关系问题, 到底人类学视野下的文化有科学的普适性, 还只是科学研究的材料和对象。哲学家Latour 提出, 整个西方人文社会科学在面对非西方社会时, 都不自觉地延续着双重分裂。首先，认为西方文化的思维方式，如理性至上、科学求真, 是全人类的，代表人类的最高智力水平，而其他文化传统则是社会的、地区的。其次，以科学为标尺来研究或衡量其他一切非科学的社会文化。
在《自我的根源》中，哲学家查尔斯·泰勒的追溯了双重分裂的历史渊源：文艺复兴前, 西方人很少说“myself”，更多用“soul”, 强调人与自然的连接和不可言说；今天，理性主义席卷全人类，sou 被self 压制，精密的理性计算盖过一切。理性像一把刀, 切入事物, 让我们深刻理解切面, 但缺乏整体感。看不到整体，生活了无趣味，以致当今时代最没有诗意，被市场和科技控制。
然而，不可言说的生命意味无法被完全压抑。今天, 西方民间盛行各种灵异学说, 艺术家也总能引发狂热的宗教情感。
于是, 很多科学家和世界古老文化传统的代言人慢慢意识到, 科学并不是人类唯一可以依赖的知识和认知方式。人类学家在世界各地发现了多样的人类思维方式, 与逻辑和理性思维截然不同。
例如, 英国人类学家埃文斯-普理查德笔下的非洲阿赞德人承认世界自身的变化机制，但更看重个体如何在社会生活中与这机制结合, 产生独特的生活经历。科学探讨影响所有个体的自然机制，阿赞德人更多关心在此机制下，为什么某些事情在特定时间地点发生在我这个独特个体的身上。该问题与现代科学的规律追求并行，是人类心智追求的另一种可能。
法国哲学家列维-布留尔依据世界各地的民族志材料，提出非西方世界的人在思考问题时更多依据参与原则，即生命个体与世界机制的共同作用，而科学世界则更多关注超越个体的自然机制。
人类学家列维-斯特劳斯更精确地把这种思维方式称为“具体的科学”，它不遵守西方古希腊以来的逻辑定律。
上世纪七十年代以来，哲学家和人类学家展开了长达二十多年的争论, 希望确定到底理性和逻辑是人类普遍的思考方式，还只是特定文化背景下产生的一种思维模式。
这场争论远未产生普遍结果, 但顺着这个思路, 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一个新兴的研究领域STS （科学，技术与社会）逐渐成型, 综合了人文社科（如哲学、社会学、历史学、人类学和文学等）和自然科学（物理学、化学、生物学和数学等）。 人们探讨新兴生物技术，如生育技术、器官移植、基因技术等，如何重组人的认知和文化生活，也分析现代交流手段, 如网络、微信、微博、qq和智能手机等如何建立虚拟社区, 对人际关系和文化变迁产生结构性影响。
与此同时，从1987年开始，美国马萨诸塞理工大学成立“心智与生命研究所”，汇集世界著名物理学家、心理学家、神经科学家、生物学家和精神治疗师与世界古老文化传统的代言人, 如萨满治疗师、佛教冥想师、瑜伽大师等, 开展古老文化和科学之间的对话, 共同探讨最前沿科学问题，如神经的可塑性、意识、生命能量等。截至2013年，“心智与生命研究所”出版了十多本相关对话录。
这些对话让人们意识到，古老文化传统中蕴含着科学尚未理解的真理，而物理学和神经科学的最新发现也已逐渐暗示这些真理。人们开始意识到科学并不是人类学唯一可依赖的知识，古老的文化传统（中医、佛教、道教等）探讨了现代科学领域之外的知识，建立了不同的认识方式。理性和科学只是人类心智的一种形式。
4.
人类学家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就意识到，我们所由来的文化体系既成就我们，也限制我们。理性和科学对人，也如此。
我相信，哲学和人类学的结合，科学与世界文化体系的对话，可能迎来二十一世纪人类知识的一场革命，整合来自量子力学、相对论、基因表观学和神经科学的洞见与古老文化传统中意识修证、天人交感的生命实践。
我期待这场革命，也期待人类学在这个过程中，扮演其人类之学的作用，整合科学与人文、感性与理性、可言说与不可言说，回归其学科创立之初的宗旨：搭建科学与人文的桥梁，理解人的整体，探讨人之为人的意味和机制。
我的信心来源于人类学方法论在上世纪九十年代的完善。人类学从早期关注当地世界的内部视角，到五十年代结构主义追寻一个超验的外部视角，到七十年代政治经济学派跳脱社区限制的全球视角，再到八十年代内外视角的交织，最后，九十年代以来，本体论转向把内外视角交织重新表述为投入与抽离 —— 在人文理解中投入到自己和他人的世界中，并抽离地看到自己和他人的知识和体验既受时代和政治经济的影响，也影响政治经济。
投入与抽离的原则更让人类学家看到，人既受制于生态-自然的进化规则，也创造社会文化来适应甚至微调进化机制。人在其中既投入, 又抽离，参与投入以理解社会文化，理性抽离以理解进化规则。核心是同时地投入与抽离。
所以人类学不是抽离的社会学、政治经济学、或生物学、心理学, 也不是投入的文学和艺术。学人类学, 既不能陷在文化和意义里面, 也不能只考虑进化和生态，既要读点文学艺术, 也要看看Nature和Science，培养跨界的感觉和思维。
本体论转向让我们看到，人不只是社会人, 还有不可化约为社会的存在, 和不可剥离的生命质感。早期，人类学家在田野中遭遇鲜活个体, 观察仪式、听口述史、访谈、参与当地生活，写作时却把个体和情境的因素抹掉，得到一个社会文化的整体认识。进入新世纪 我们想在社会体系中看到个体的鲜活，情境的转瞬即逝，当下的完满，和让个体成为个体的过程， 人成为人的过程。
人文式的理解与科学式的解释开始接触, 人类学不只科学，也不只人文，她连接二者。
我们今天的问题是，有强大而精致的内部视角和投入体验，但缺乏有效的外部视角和抽离观察。也许，混沌理论、复杂性科学和大数据科学可以给我们启发。更积极地，新一代的人类学家需要扎实的科学基础。今天的人类学，太人文，太社科。
期待自己能为这伟大而可爱的探索做点贡献！至少，我学物理，热爱混沌理论和复杂性科学；学神经科学，在中医找到共鸣。 新世纪开初， 我终于来到了人类学。
对停经案例感兴趣的读者, 可进一步阅读:
Margaret Lock and Patricia Kaufert 2001 Menopause, Local Biologies, and Cultures of Aging. American Journal of Human Biology 13 : 494-504.
对MIT的对话感兴趣的读者, 可参阅:
Varela, Francisco & Evans Thompson, Eleanor Rosch 1991. The embodied Mind: cognitive science and human experience. The MIT Press.
Hayward, Jeremy W. & Francisco J. Varela 1993 Gentle Bridges. Sambhala
Varela, F. J., E. Thompson, and E. Rosch. 1997 Sleeping, Dreaming, and Dying. Boston: Wisdom Publications.
Houshman, Zara & Robert B. Livingston 1999 Consciousness at the crossroads. Snow Lion Publications
Arthur Zajonc 2004. The New Physics and Cosmolog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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