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郦波:五百年后,我们跟王阳明学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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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百年来罕有之“完人”



解放周末:今年您出版了《五百年来王阳明》一书,受到了读者的欢迎。这在您意料之中吗?
  

郦波:意料之中吧。即使对我自己没信心,我也应该对阳明先生有信心(笑)。
  

近代有句流传甚广的话:“五百年来两大完人,前有王阳明,后有曾国藩。”平心而论,曾国藩还是逊于王阳明的。另有说法认为,儒家历史上曾经产生过两个半完人,一是万世师表的孔夫子,一是开创心学的王阳明。还有半个,即晚清实学代表人物曾国藩。你看,不同的完人“榜单”里都有王阳明。
  

解放周末:不仅在中国被奉为“完人”,王阳明在邻国日本的影响力也有过之而无不及。
  

郦波:日本文化深受中国儒家文化的影响。近代日本的崛起,在现象上看是脱亚入欧,在思想上看则可以说主要是以阳明心学为奠基的。从倒幕运动到明治维新,不论是前三杰中的高杉晋作,还是后三杰中的西乡隆盛、大久保利通、木户孝允,都是阳明心学的忠实信徒。
  

明治维新之初,日本派使团到西方,希望列强能够取消逼迫日本签订的不平等条约。这当然是谈不成的。但被拒之后,这个使团没有灰溜溜地回国,而是用了一年零十个月的时间,详细考察了美英德法等12个西方列强,这一年多的考察和学习,才真正奠定了明治维新的基础。
  

之所以会这么做,和使团成员大都为心学信徒有很大的关系,他们实践了王阳明的“知行合一”。日本学者高濑武次郎曾说:“我邦阳明学之特色,在其有活动的事业家,乃至维新诸豪杰震天动地之伟业,殆无一不由于王学所赐予。”章太炎也曾说:“日本维新,王学为其先导。”
  

解放周末:中国不仅是阳明心学的故乡,而且早在1861年就开始了洋务运动,为何没有产生明治维新这样以阳明心学为先导的运动?
  

郦波:王阳明卒于1529年,近五百年来,追随者众,到了近代中国,也不乏很多实践者。当年毛泽东进入长沙第一师范学堂,就是以一篇研读心学的文章《心之力》而受到老师杨昌济器重的。青年毛泽东还发过“名世于今五百年,诸公碌碌皆余子”的感慨,意思是说王阳明之后无来者。
  

但问题在于,如果从整个国民精神的角度看,不得不说,心学的精粹并没有在我们的国民教育中发扬光大。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心学一直被误读、被歪曲。


  



“心”乃生发意义的源泉


  

解放周末:对心学最大的误读,是否就是把它当作主观唯心主义学说进行批判?
  

郦波:这种误读,很大程度上源于对心学“心外无物,心即理”的错误理解。王阳明所说的“心外无物”,是不是如陆九渊当年说的“我心即宇宙,宇宙即我心”?是不是就是后来贝克莱说的“存在就是被感知”?王阳明在世时就曾有类似的质疑,由此引发了中国哲学史上有名的“岩中花树公案”。
  

有一次,王阳明和学生、朋友同游南镇。学生看到南镇山岩中有一棵花树,非常美,就问老师:先生说心外无物,难道我们不来南镇,这棵树就不开花、不美丽了吗?
  

对此,王阳明是这样回答的:“汝未来看此花时,此花与汝心同归于寂。汝来看此花时,此花颜色一时明白起来,便知此花不在汝心之外。”
  

解放周末:怎么理解这段话?
  

郦波:我觉得要回到原始文本。
  

“汝未来看此花时,此花与汝心同归于寂”中,“寂”是关键词。“寂”从宝盖头,是房子的意思,下面的“叔”原意是手去捡豆器,也有说是捡法杖,不管是豆器还是法杖,都是祭祀用的礼器。“寂”常和“寞”在一起。甲骨文的“寞”是上下草丛中一个太阳,意即太阳下山了。祭祀完成,神灵退去,收拾起祭祀的器物,这种状态即是寂寞。古人认为,失去了心中的价值归属,人的精神没有了依托,才是寂寞。
  

“汝来看此花时,此花颜色一时明白起来。”什么叫“明白”?日月合为明。而白,非指颜色,在甲骨文里,白是一口多舌的意思,形容一个人在极尽表达、反复陈说。
  

从训诂的角度解释了这几个关键词,就明白了,针对花存在不存在这个问题,学生问的是一种物理存在,王阳明回答的是一种价值存在。王阳明的“心外无物”,说的是“心”乃生发意义的源泉。
  


解放周末:习近平总书记在一次讲话中,曾经引用了王阳明“身之主宰便是心”这句话。
  

郦波:这是对心学的正解。“本在人心,内心净化、志向高远便力量无穷。”“志不立,天下无可成之事”,这就是阳明先生的“唯心”。
  



“知行合一”解决习性问题



解放周末:从2009年至今,习近平总书记先后10多次提到王阳明和他的学问。其中,“知行合一”提到了7次之多。

  

郦波:龙场悟道让王阳明悟出了“心外无物”,正式创立了心学,之后他将“心即理”不断延伸,以纠当时知识分子空谈、虚谈之弊病,渐渐产生了知行合一的思想。
  

行和知,在中国古代哲学中是很重要的两大命题。从《尚书》开始,到孔子、庄子、孟子,到二程、朱熹,然后到明末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再到孙中山、陶行知,都思考、讨论过这个问题。
  

比如陶行知,原名陶文濬,读了心学之后改名陶知行,后来再次悟了,又改名陶行知。为什么一改再改?因为知和行哪个在前哪个在后、哪个容易哪个难,哲学上争辩得很厉害。王阳明却不割裂两者,而是提出知行合一。
  

也有人提出:人世间最常见的是“我都知道,但我就是做不到”。王阳明回答:做不到就不是真知道,真正的知道就是能做到,知、行是一个整体。古人总把知、行分开说,是希望人们有意识地对知和行分别加以研究,因为世上多的是冥行妄作和好说空话、不着实躬行的人。
  

解放周末:“知行合一”能够解决人的什么问题?
  

郦波:习性的问题。人的习性是很难克服的,你现在所有的一切,大部分都是你的习性造就的:成功是由好习性造就的,失败是由坏习性造就的。王阳明的忠实信徒曾国藩说过一句名言:“败人两字,非傲即惰”。“傲”就是冥行妄作,“惰”就是不着实躬行。
  

我认为,解决习性问题,没有比知行合一更有效的了。它能够帮你找到真正的自己,塑造自己,成就自己,是强大的生活之道,是生活中改变习性最关键的一种智慧。不仅如此,它也能成就你的家庭、你的团队、你的组织。


  



沉浸进去,才能融而为一


  

解放周末:由“知道”到“做到”,依然有个跨越问题,如何才能“合”呢?
  

郦波:我称之为沉浸式体验。心学是儒家的一支,万法归宗,我们来举个孔子的例子。
  

孔子年轻的时候曾向师襄子学音乐。师襄子教了他一首曲子,但没告诉他曲子的名字。孔子练了一段时间后,师襄子觉得不错,打算教他新曲。孔子说,我只会了技法、指法,还没掌握节奏、韵律。过了一段时间,师襄子发现他进展神速,又提出教新曲。孔子说,我还没能把握曲子的思想和情感,再练一阵子。又过了一段时间,师襄子发现孔子的水平都快超过自己了,可孔子还是不接受新曲,理由是“吾知其志,未知其人”,说自己把握住了曲子的思想情感,但没琢磨出是什么样的人作了这首曲子。再过了一段时间,师襄子又来听了,听完坦诚地对孔子说,你再练我就没法教你了。孔子摇头说:“吾知其人,未知其类。”意思是我大概明白作曲的人了,但还得琢磨下他身上体现的是哪一类人的思想和情感。
  

直到有一天,孔子把这首曲子弹得酣畅淋漓,师襄子听得失魂落魄、自愧不如。弹完,孔子长身而立,说自己看到作者了,“黯然而黑,颀然而长,眼如望羊,如王四国”,这气吞诸侯的磅礴之势,“非文王其谁能为此也”。师襄子大吃一惊,因为这首曲子正是《文王操》。
  

这就叫沉浸式体验,不光学习,做任何事都是这样。只有沉浸进去,你才能和你的对象融而为一。
  

解放周末:知到行,行到合,终极的目标是什么呢?
  

郦波:就是那个“一”,“一”就是王阳明讲的“致良知”。王阳明说:“凡处得有善有未善,及有困顿失次之患者,皆是牵于毁誉得丧。”为什么你总觉得疲于奔命,觉得有些事做得还可以,有些事真难,那是因为你心中“牵于毁誉得丧”。毁誉得丧是一种利益判断,不是价值判断,你的出发点和终极追求都不是致良知。
  

“良知”典出孟子。孟子说:“不学而能为之良能,不虑而知为之良知。”就是说,知天理、知人间大道,是一个人内心本来就有的,但因为现实的缘故,各种欲望、情绪、不良习性,蒙蔽了良知。致良知,就是要面对“事”,找回良知、良能。

  



一只手放下,一只手拿起


  

解放周末:儒释道三家都非常讲究静坐修行,静坐也是心学入门的一个功夫,但对于忙碌的现代人来说,这样的修行几乎是一种奢侈。
  

郦波:忙不是今人才有的困惑,古人一样有这个问题。曾有一名官员听王阳明的课听得手舞足蹈,恨不得天天来听,但觉得自己每天要处理那么多公务,实在没有时间。
  

王阳明一听他的抱怨就说,你听了我那么多课,怎么还没开化,我什么时候让你放弃工作来修行?
  

王阳明的观点是“事上练”,也就是他的信徒、日本的稻盛和夫等人都喜欢讲的“工作即修行”。“知行合一”的重要方法就是“事上练”,在处理各种事情的过程中磨练自己。王阳明的一生并不长,有限的一生里,他还疾病缠身,但他立德、立言、立功三不误。不说立德、立言影响了五百年来多少代人,光是建功立业,他平乱、剿匪、料理政务,哪一件是轻松的呢?
  

解放周末:曾有学生向王阳明请教静坐的问题,说自己“静时亦觉意思好,才遇事便不同”。今天的我们也很容易遭遇这样的心境——事到临头,缺乏定力。
  

郦波:对此,王阳明的回答是:“是徒知静养而不用克己功夫也,如此临事,便要倾倒。人须在事上磨,方能立得住,方能静亦定、动亦定。”他曾经婉转而又犀利地批判那种坐枯禅的静坐方式,认为知识分子不应该像僧人那样坐枯禅。心学是一种实学,是要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是要功用的。心学不是解放一个人,而是要解放一代人、解放整个族群。静坐必须要和“事上练”结合起来。
  

解放周末:可见,王阳明的大彻大悟与禅宗的顿悟是大不相同的。
  

郦波:是的。佛教讲的是放下,心学讲的是拿起;佛教求的是解脱,心学要的是担当。有根本的区别。
  

在龙场,王阳明就参透了生死问题。如果是佛教的禅悟,那他就不用再做龙场驿丞了,不如放下一切、云游四海。但那不是王阳明,如果王阳明追寻的只是个人的出路,他也不会五百年来如此受人推崇了。相反,他龙场悟道后,先著书,后开书院,更重要的是,国家危难时刻,他挺身而出,毫不迟疑。
  

一句话,他不仅迎难而上,而且寻难而上,多少凶险,全然不顾。
  

解放周末:从另一个角度来说,他也可以说是放下的——至少他放下了自己。
  

郦波:我认为,他是一只手放下,一只手拿起。从放下什么、拿起什么中,可以看出王阳明的“良知”——“此心光明,亦复何言”。我这颗心是光明的,这就够了。这是一生坎坷而创下无数伟大功绩的王阳明留下的最后一句话。





治疗当今社会顽疾的一剂良药


  


解放週末:您是什麼時候開始研習陽明心學的?



酈波:我深感遺憾的一點就是,自己沒有早一點接觸陽明心學,而是到了28歲那年、面臨一些人生困惑時才開始接觸的,但從此就專研下去,沒有中斷。



王陽明真正打動我的,不是他經受殘酷折磨而幾近死亡的關頭,也不是他為躲避追殺而詐死的逃亡經歷,而是他忍辱負重、在遭到各種迫害的間隙追尋自我的努力,是他歷盡劫波、功成名就後排除干擾,聽從良知的召喚,決定魂歸故里的悲壯之旅。



王陽明的一生,是追求真理、不斷自我完善的一生,他不僅找到了內心的光明,更將這種發現盡力散播,幫助更多的人發現自己內心的光明。他的理論建樹不是來自書本,而是來自自我的修煉和實踐的鍛煉,他的發現是自悟,他的功德是救人。正因如此,自陽明心學誕生以來,歷史上許多傑出人物都將其奉為圭臬,身體力行,並創造出了輝煌的事業。



解放週末:早在萬歷年間,明代史學家王世貞就說:“今天下之好守仁者,十之七八。”之後五百年裏,心學餘緒不絕,如今又起“陽明熱”,您覺得陽明心學持久、蓬勃的生命力源自哪里?



酈波:自秦以來中國2000年的文明史,一直存在著儒法之爭。初始的儒家,包含很多民主思想,關注人性,但在董仲舒“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之後的儒家,實則是披著儒家外衣的法家。



之後,程朱理學之所以受到統治者的青睞,在於它是儒家向法家的妥協,統治者用理學禁錮人們的思想,用法術控制人們的行為。此時,陽明心學從一片黑暗中殺出一絲光亮來,其啟蒙價值無異於歐洲的文藝復興。



陽明心學是一種人性的回歸,但又是一種向前的推動。在個人的層面上,它可以讓每個人找到內心的光明,打破生命的桎梏,奠定人生的格局,獲得行動的智慧;在族群的層面上,它可以讓我們反思歷史,追慕先賢,獲得中華民族超越時空不斷進取的巨大力量。


  


解放週末:今天的我們,行進在民族復興的偉大征程中,重溫陽明心學的現實意義和當代價值又在哪兒?


酈波:克羅齊說:一切歷史都是當代史。柯林伍德說:一切歷史都是思想史。這樣的表述指明了我們回顧歷史的價值和意義所在,尤其是回顧本民族歷史的價值和意義所在。


人類歷史上,每當出現重大的精神危機或文明發展的困局時,總需要從某些偉人的思想中汲取智慧,才能繼續前行,重新走回正道。陽明心學知行合一”“致良知的智慧,正是解決當今社會人心浮躁、道德鬆弛、信仰缺失等問題的精神藥方。可以說,今天的中國人比歷史上任何時候都更應該讀王陽明。


當今世界各民族也可以從陽明心學中汲取智慧和力量。正如杜維明先生所言,21世紀將是王陽明的世紀。


許嘉璐先生也曾表示,陽明心學的意義在於它是治療當今社會頑疾的一劑良藥。當物質生產發展到一定階段,資本的邏輯已經處處碰壁,世界各國陷入精神困頓的時候,王陽明的心學智慧就成為照亮人類文明未來的一盞明燈。


附:郦波解读王阳明《泛海》


欢迎和我一起走这段关于诗词的美的历程,一起来聊一聊那些一生不可错过的唯美诗词。

今天我们要聊的这首诗是我个人特别喜欢的一首诗。我经常在空下来的时候、闲下来的时候,只要手中握着一支笔,就会反复地在纸上,不由自主地、甚至是下意识地去写这首诗。因为这首诗的作者是伟大的王阳明,而我是阳明心学的信徒。而这首诗则是阳明先生一生中最精彩的创作。诗题曰“泛海”,诗云:“险夷原不滞胸中,何异浮云过太空?夜静海涛三万里,月明飞锡下天风。”

要读懂这首诗,必须先要了解它的创作环境,所以我们先不解释这首诗,我们看一看阳明先生是在什么的情况下创作了这样一首千古绝句。

大明王朝弘治十二年,也就是公元1499年,那一年的会试考试,迎来了两个后来分别在中国文化史和中国思想史上光彩夺目的70后考生:一个叫唐寅唐伯虎,一个叫王守仁王阳明。唐伯虎出生于1470年,王阳明比他小两岁不到,生于1472年,所以按我们现在的说法,其实他们都属于标准的70后,我也是70后。当然,他们是十五世纪的70后,而我是二十世纪的70后,这两位著名的70后的人生,其实非常值得我们反思。

唐伯虎在这次会试考试中,因为卷入了徐经的科考案,徐经就是著名的地理学家徐霞客的高祖。因为卷入徐经科考案被终身禁考,最后虽然免于牢狱之灾,但是人生“学而优则仕”的前途,则被彻底断送。在中国古代,知识分子“达则兼济天下”,自古华山只有一条道,那就是“学而优则仕“,只有通过科举考试,才能实现自己的功业理想。所以作为唐寅唐伯虎,被断送了前程,使得他分外激愤,在此之后,他把所有的热情和天赋都倾注在艺术的领域,“不炼金丹不坐禅,不为商贾不耕田。闲来写就青山卖,不使人间造孽钱。”这种狂狷(形容人具有不拘一格,积极进取而又洁身自好的品性,也指具有如此品性的人)孤愤,直接为中国艺术史诞生了一位光彩夺目的天才人物。

而王阳明对待科举的态度,就和唐寅唐伯虎不一样。事实上,他此前已经两次落榜,但是从小的时候,王阳明就表现出远异于常人的思维和眼光。事实上,他刚生下来的时候,五岁前都不说话,以至于家里人还以为他是残疾儿童。事实上,在人类文明史上,有两个小朋友,五岁前都不说话,后来证明他们都是人类文明史上不得了的人物:一个叫王阳明,还有一个叫爱因斯坦。真是“不鸣则已,一鸣惊人”啊。小的时候,王阳明上学,当然,阳明是他后来的号,他的原名叫王守仁,字伯安,号阳明。小守仁小时候上学,才十一二岁,那时候他就问老师:天下第一等事是什么事?老师笑笑:当然是科举考试了。而且王阳明的父亲王华就曾是弘治朝的状元(王华当不是弘治朝的状元。王华是明宪宗成化十七年(1481)辛丑科进士,殿试王华被点为第一,状元及第。而弘治是明宪宗儿子明孝宗朱佑樘的年号,使用年代为公元1488年至1505年)。但是小守仁摇摇头说,人生最重要的事根本不是为了科举、为了考试。老师就问他,那你觉得人生最重要的事是什么?小守仁一脸严肃地回答,人生第一等事是做圣人。后来理学大师娄谅(娄谅 (1422~1491) 明代著名理学家。字克贞,别号一斋,江西广信上饶人。少年时就有志于成圣的学问,曾经求教于四方。最后不屑一顾地说:“大家所说的举子学,并非是身心的学问。”听说吴与弼(康斋)在临川讲学,于是就到他那里学习。其学以收放心为居敬之门,以何思何虑、勿忘勿助为居敬要旨。然其时胡居仁颇讥其近陆九渊,后罗钦顺亦谓其似禅学云。王阳明曾向他求教,并得到“圣人可学而致之”的启迪。吴康斋的门人弟子中,最被人称道的就是陈献章(实斋)、胡居仁(敬斋)与娄谅三人。)告诉他,“圣人必可学而致”,这更坚定了王阳明的“求圣”之心。所以当科举考试落榜的时候,别人来安慰他,他却笑着说,别人都以落榜为耻,我却以落榜之后心动为耻,由此可见他的抱负和追求(“世以不得第为耻,吾以不得第动心为耻。”)

那么经过数次落榜之后,1499年这一此他终于高中进士,走入仕途。走入仕途之后不久,王阳明即面临了生与死的选择。毛润之先生批点《明史》,说《明史》越读越可气,明史最可气处就是宦官乱政。这个时候刘瑾“八虎”(弘治十八年(1505),明孝宗因病去世,太子顺利即位,这就是明武宗。太监刘瑾、张永、谷大用、马永成、丘聚、罗祥、魏彬、高凤八名太监得到了新皇帝的宠爱,被称为“八虎”。)乱政,刘瑾甚至号称“立皇帝”,就是皇上是坐在那儿的,他是站在那儿的。在宦官乱政的政治情势下,文官集团奋起反抗,而王阳明这时候只是一个小小的六品兵部主事。因为在与宦官集团的斗争中,发出了最后一声呐喊,被太监头子刘瑾廷杖四十之后,扔进了锦衣卫的“诏狱”(诏狱,主要是指九卿、郡守一级的二千石高官有罪,需皇帝下诏书始能系狱的案子。就是由皇帝直接掌管的监狱,意为此监狱的罪犯都是由皇帝亲自下诏书定罪。如明代的锦衣卫就是诏狱的一种,称之为:“明之自创,不衷古制”。“诏狱”作为古代中国特有的“刑政”称谓,在考察皇帝诏旨与国家狱政的关系方面,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公元1506年的那个腊月,那一年的大年夜里,当北京城家家户户都在吃着团圆饭、过着团圆年的时候,身陷囹圄的王阳明第一次感受到了死亡的威胁。首先他被打了四十廷杖,明代的廷杖不仅是对知识分子严重的侮辱,甚至很多时候可以直接把人打死的。然后又被下进了锦衣卫的诏狱,晚明民族英雄瞿式耜(瞿式耜(1590年—1650年)字起田,号稼轩、耘野,又号伯略,汉族,江苏常熟人,明末诗人、官员、民族英雄。)曾经这样描述锦衣卫诏狱的可怕,说:“一属缇骑,即下镇抚,魂飞汤火,惨毒难言。苟得一送法司,则不啻天堂之乐矣。”说被关进锦衣卫的诏狱呀,魂飞汤火,惨毒难言,如果能够被从锦衣卫的诏狱送到三法司,送到法院系统,那么简直就象从地狱回到了天堂一样。

王阳明在黑暗的狱中面临死亡的威胁,几乎奄奄一息,可他最后却奇迹般地挺了过来。然后在锦衣卫恐怖的诏狱之中,研习《易经》,想起“文王拘而演《周易》”,给他无穷的力量。他自己曾经在这时作诗说:“囚居亦何事?省愆惧安饱。瞑坐玩羲易(xī yì,《周易》的别称。因 伏羲 始作八卦,故名。宋 苏轼 《贺邻帅及监司冬至启》:“既醉太平,实具 周 诗之福;大有元吉,允符 羲 《易》之占。”),洗心见微奥。”越是在困顿困窘之中,才能窥见宇宙人生的大道理。所以我们在前此讲苏东坡的时候提到过,牢狱之灾固然是人生穷途末路的表现,但有时候巨大的苦难、巨大的坎坷其实反倒蕴藏着巨大的机遇,所谓“危机危机”,有危反而有机遇。当然要能在危难之中找到人生的机遇,那需要准备、积淀,以及大智慧。苏东坡因为“乌台诗案”身陷囹圄,之后被贬黄州获得了从苏轼到东坡居士的人生蜕变,而王阳明也是在锦衣卫恐怖的诏狱之中,从地狱中窥见了光明的力量。

后来刘瑾拉拢王阳明的父亲王华不成,假意把王阳明贬谪释放,然后又派锦衣卫随后追杀。王阳明在赶回浙江余姚老家的路上,发现了锦衣卫追杀的踪迹,他在钱塘江边急中生智,写下两首绝命诗,然后以投江自尽的方式,终于骗过了锦衣卫的杀手。王阳明躲在一艘商船之中,随波漂流,从浙江一直漂流到福建。商船曾经有一段在大海上迷了路,遇到巨大的风浪,险些倾覆。那一个狂风怒啸、海浪滔天的夜晚,其实对于王阳明来讲,亦是一种生与死的选择。后来,王阳明流浪在武夷山中,遇到了二十年前曾经遇过的一个道人,一番畅怀明志的交流之后,劫后余生的王阳明,终于确立了自己永志不改的人生志向。于是他结合泛海的经历,写下了这首著名的七言绝句。

“险夷原不滞胸中,何异浮云过太空?”开篇意态潇洒,表现出淡然世间荣辱的洒然心态。他的阳明心学后来解放了无数人的心灵,打破了数百年来理学家对人性的钳制,但是要解放世人,首先必须解放自己。人世间的一切艰难挫折,原本就不放在心中。万物的变化也只不过如同浮云一般掠过天空,甚至在天空的心里,留不下什么痕迹。这种心境的超越,其实是完成与自我的和解、与世界的和解的前提。就像东坡居士被章惇(章惇(1035年—1105年),字子厚,号大涤翁,汉族,浦城(今属福建省南平市浦城县)人。北宋中期政治家、改革家,银青光禄大夫章俞之子。)陷害贬往当时人烟稀少、条件极端艰苦的岭南惠州。后来章惇读到东坡先生在惠州所作的“日淡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还有“报道先生春睡美,道人轻打五更钟”(出自苏轼《纵笔》,“白头萧散满霜风,小阁藤床寄病容。报道先生春睡美,道人轻打五更钟。”)的诗句,不禁恼羞成怒,故而再把东坡居士远逐到海南儋州。原来超越的东坡居士在南方贫困的贬谪之地自在开心地生活,根本不关心、不在乎小人们的手段和叫嚣:我的生活里根本没有你,而你的生活里却费心劳神地算计着我。我想这就是东坡先生的境界,也是章惇这些小人恼羞成怒的原因所在。

“险夷原不滞胸中,何异浮云过太空?”只要我心不为所动,你的阴谋诡计,你的巨浪滔天,又算得了什么呢?所以两句诗一出,那种坚毅无畏的品质,那种阳明心学里“戒慎不睹,戒惧不闻,养得此心纯是天理”的境界一览无余。有了如此境界,三四句进一步写了诗人此时心中的感受,“夜静海涛三万里,月明飞锡下天风。”这里用了一个典故,唐代有位著名的禅师叫隐峰禅师,他是马祖道一的弟子,他得道之后,每年冬居衡岳,夏至清凉(清凉,五台山),一年中总要南来北往。

唐元和年间,隐峰禅师拟登五台山,路出淮西,途中正好遇到官军与叛军互相残杀,白骨盈野,禅师顿生怜悯,叹道:“吾当解其患耳。”说完把手中的锡杖掷向空中,然后飞身而上,瞬间而过,两军将士仰头观看,为眼前这一幕所震惊,于是再无争斗之心,由此罢战。所以飞锡而过,是大智慧、大手段、大境界。“夜静海涛三万里,月明飞锡下天风。”自己在这静谧而辽阔的大海之上,心中自有法器,心中自有智慧。于这坎坷的人世间,面对种种艰难险阻,如驾天风、如凭锡杖,在月光之下,飞越大海,飞越苍茫,飞越沧桑。后来,王阳明确实找到了人生的法器,确实凭此飞越人世的沧桑,这就是他的阳明心学。

在写完这首《泛海》之后,王阳明毅然决然踏向了贬谪龙场之路。在贵州龙场驿的蛮荒穷苦之地,终于“龙场悟道”,悟出“心外无物”,奠定阳明心学的基础。正如阳明先生后来所说:“天没有我的灵明,谁去仰他高?地没有我的灵明,谁去俯他深?鬼神没有我的灵明,谁去辨他吉凶灾祥?天地、鬼神、万物,离却我的灵明,便没有天地鬼神和万物。”是啊,“心外无物”,人生必得先找到自己,找到自己的那颗赤子之心,找到那个无所畏惧的自己,才能找到属于自己的人生价值。所以一切终将黯淡,只有你才是光芒。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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