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日记看徐旭生先生与昆明城

去年写《昆明城里的考古学家》时在结尾处说到：“在这仅仅几年中，这些考古学家都在昆明城里留下了属于自己的身影，他们在这里做出的学术成就，对其日后的工作产生了重要影响，甚至是一生学术事业的基石……本文限于作者学力有限，还有许多学者的故事未能写入其中，有待将来更多资料的出现，以便做出更为详细的描述。”话音刚落，半年后，《徐旭生日记》（收入《徐旭生文集》，下文简称“《日记》”）与《苏秉琦往来书信集》相继出版，为研究学术史增加了不少新材料，两部书里也或多或少有一些关于徐旭生、苏秉琦两位先生在昆明时的资料。因此，现讨论一下《日记》中所见徐旭生与昆明的故事（关于苏秉琦与昆明的故事，可见《从信件看苏秉琦先生与昆明城》）。需要说明的是，因不是论文，且本文所引用资料皆来自于《徐旭生文集》（下文简称“《文集》”），所以文中不再单独标注及说明，同时，为使文章简洁，文中提到的所有学者皆不加“先生”等尊称。

由于《日记》刚刚出版不久，学界尚不熟悉。所以这里有必要先介绍有关《日记》的情况。《文集》于2012年10月由中华书局出版，共12册，其中《日记》有5册（为第八册到第十二册），分量十足。徐旭生的日记始于1910年7月16日，终于1966年8月25日，横跨了半个多世纪，共2217页。日记每日记载内容十分丰富，遗憾的是中间有诸多缺漏，短则缺数日，长则缺数年。好在，有关昆明时期的部分基本完整，只有最后一段缺失了。从954页一直到1471页，共517页都是描述在昆明时期的工作和生活状况，占了日记总量的23.32%，可以说是非常丰富的。徐旭生刚到昆明时正好50岁，离开时已经58岁，可谓学术上的黄金时段。所以，对于讨论他在昆明这一时期的情况，《日记》毋庸置疑提供了很好的线索。

徐旭生是1938年11月27日到达昆明的，当时，他是北平研究院的人员，所以晚上快八点时，刚到城里，他就前往院里报道，住在登华街院里的宿舍里，同时还收到几份来信。那时的昆明城，已经有了众多学术机构，云集了诸多学者，所以徐旭生刚到，就见到了诸多友人，比如第二天就遇到了顾颉刚和陈寅恪等人，过了几天，又与李济谈了许久。

徐旭生刚到昆明的那段时间，总体来说，还是挺清闲的，除了时常与老友见面、给外地的友人写信（在接下来的几年里，他随时写信、收信，与朋友们的通信频繁）以及处理工作上的杂事外，也结交了许多新朋友，尤其是云南当地的学者。比如1939年元旦，认识了纳西族历史学家方国瑜，两人十分投缘。没多久，1月22日的中午，方国瑜来找徐旭生聊天，下午两人一块到云南大学，参加云南民族学研究会的成立会。之后两人也曾多次见面。有意思的是，22日那天开完会后，徐旭生和董作宾一块出来，到中研院办公处，见到了吴金鼎、傅斯年等人，也见到了吴金鼎在大理附近所搜集的一些石器、陶器。

事实上，就像史语所的那几位考古学家一样，徐旭生初到昆明，也对这里的一切感到好奇。刚到没多久，就到图书馆里找来云南的地方文献阅读，如《元代云南史地丛考》《滇系》和《滇海虞衡志》等书籍，之后的几年时间里，他时常阅读这类书籍。当时，城里有一些书店，徐旭生也时不时会去逛逛，尤其喜欢到商务印书馆购书，在这里，甚至能买到钱穆的《先秦诸子系年》——第二天，徐旭生和顾颉刚等人商量完工作上的事情后，就迫不及待的开始阅读这部著作。

徐旭生当然不是一个书呆子，他也对这里的景色感到好奇，时常在昆明城里或周边闲逛，如西山、大观楼、圆通公园等昆明风景名胜，他最喜欢的还是翠湖——除了离得近以外，这座位于市中心的公园大概能给这位饱经沧桑的学者带来心灵上的灵境。在《日记》中可以看到，徐旭生可以连续四五天去翠湖，甚至一天可以去两三次，待次年年初苏秉琦来昆明后，就拉上他一块去逛。

那段时间，徐旭生也有一件极为烦恼的事。似乎是昆明市政府曾答应在城北的黑龙潭给北平研究院一些房屋用于办公与居住，所以，刚到第二天，徐旭生就同友人一块去建设厅，请求接洽房屋的事，估计因为时局的原因，办事并不顺利，一个星期后，他又前往市政府，面见市长商讨相关事宜，再之后，又是三番五次跑到黑龙潭，几番周折，一直到次年3月7日，终于搬到黑龙潭，有了稳定的居所。

黑龙潭位于昆明城北，当时市区经常有空袭，许多学术机构都往城北的乡下搬。这里自然没有城里热闹，进城也不方便，翠湖自然无法再像之前那样随时去了，不过好在，这附近的风光也是不错的，可以游览周边的名胜古迹，甚至在之后的每年，徐旭生都会走出昆明，前往附近景点游玩多日（如宜良、石林等地）。在这里，还有一个极为重要的地方，那就是史语所的所在地龙头村也在附近，徐旭生时常过去与李济、梁思永、董作宾和石璋如等考古学者们交谈、聚餐，而这些学者们有时也会前往黑龙潭。徐旭生碰到没有的书，还会从史语所借阅出来，带回黑龙潭。只可惜，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史语所之后搬去李庄了，想必徐旭生寂寞不少，身边能聊考古的，大概也只有苏秉琦了。当时，苏秉琦也是北平研究院的工作人员，正在整理斗鸡台的材料，他俩时常在一块讨论。

至于徐旭生自己的本职工作，则是完成他一直以来的梦想：整理先秦的有关史料，对中国上古史进行综合性研究。正如《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序言开头所说，黑龙潭风景优美，远离喧嚣，为读书时候的理想环境。因此，徐旭生在这里完成了他的这部代表作，在此后，很多重要的学术问题都将围绕着这本书展开，其意义至今没有消失。

在黑龙潭稳定下来后，徐旭生除了读《续资治通鉴》《明史纪事本末》和《汉书》等古籍外（当时在昆明条件有限，熟读古籍成了日常工作的唯一途径），也开始有意识的抄录《左传》《山海经》和《逸周书》等相关书籍里关于上古时代的资料，大约在年底，徐旭生就开始进行写作。从《日记》中可以看出，他的写作方式大致是一个章节一个章节地写，写完一章再写下一章。有关这过程，有非常细致的信息，本文不多说明，因为完全可以写成单独的一篇《<古史的传说时代>成书考》。

到了1941年6月23日，全书应该大致写成，因为那天下午，他就开始写本书的序言，按徐旭生自己的记载，当时的书名叫《我国古史的传说时代》（之前没出现过）。与此同时，苏秉琦的《瓦鬲的研究》也写成了，两天后徐旭生也帮忙写了序言。可以说，此时北平研究院的两位考古学家，终于可以喘口气了，完成了他们一生学术事业的基石工作。月底，他去了一趟重庆（之后又去过几次），7月7日，他在城里作“大禹治水之史迹真相”的演讲，这应该是刚刚完成的这部巨作的初次亮相。待8月底返回昆明后，徐旭生继续翻阅相关书籍，10月6日和9日，将《传说时代》的书序写完，17日又写了《编辑大意及例言》，之后反复查看全书的书稿，进行校对。

直到1944年4月15日，徐旭生才收到印刷出来的《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共28本。此刻，他的内心，当然是喜出望外，多年的努力，终于得到了回报。但可惜的是，徐旭生之后的努力，没得到这样明显的回报——就学术研究而言，徐旭生在黑龙潭的时光，似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为1939年初到1941年底，这三年的主要功夫是用来写作《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之后，徐旭生的注意力明显由所转变。

时间进入到1942年。从年初就能看出来，徐旭生的阅读书目明显有所转变，开始阅读《旧石器时代》《欧洲考古学》《近东古代史》《德国史纲》《欧洲中古史》和《剑桥古代史》等有关西方历史、文化的书籍。但是，也没放弃对古籍的阅读，如《战国策》《史记》和《隋书》等之前阅读过或没阅读过的书籍，都在随时翻阅。继续读日记，徐旭生告诉了我们答案：他正在写一篇“比较中西文化文”。这几个字再之后反复提到，又过了许久，变成了更为明确的“《中西文化的试探》”。

徐旭生青年时代，曾留学法国，自那时起，他便一直深入思考和研究中西文化的比较问题。《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完成后，他自然有时间来完成之前的另一个伟大梦想。这可以说是徐旭生作为考古学家、历史学家而被忽视的一面。除了阅读上面提到的书目外，他还仔细阅读了梁漱溟的代表作《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并写了详细的评价。从日记上看得出来，徐旭生在接下来的这几年里，对中西文化比较的研究努力程度不亚于写《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不过，却很少有人知道徐旭生有这样一篇《中西文化的试探》。

翻开《文集》最后面的《徐旭生传略》，我们知道了缘由。原来，1945年时，他写完这篇文章后，由于时局动乱未能发表。60年代时，他将旧稿加以修订，完成了十万字的长文，并交予《历史研究》准备刊登，不料某件众所周知的事情发生后，不但发表成为泡影，就连文稿也不知所踪。现在只能从他1948年时的一篇演讲稿《“快”的文化与“慢”的文化》中，略窥一点皮毛。不得不说，实在是太可惜了，如果此文还在，必成为与《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交相辉映的巨作，堪称徐旭生的研究双壁。

1945年7月5日，抗战胜利前夕，徐旭生又一次到重庆，在这里，终于听到了让每一位国人都为之兴奋的消息。回昆明后，徐旭生如同往日一样，继续读书、做研究，唯一不同的就是要到中法大学给学生们上课，进昆明城也更加频繁——当然，没有战争后，他的心情自然也更加愉悦。就这样，又过了几个月，可惜的是，到1946年3月14日，日记戛然而止（注释说明：原稿此后孔数页），再到9月有记载时，徐旭生已返回北京。至此，徐旭生在昆明的八年时光，终于结束，他又将开启人生中的新篇章。

通过徐旭生在昆明的经历，我们可以看到，一位学者的命运，毋庸置疑与国家的命运是紧紧相连的。如果不是因为战争，徐旭生绝不会前往西南一隅的昆明，但正因为这里的宁静，让他得于安心搞研究。不过，徐旭生绝不会是两耳不闻窗外事的人，在日记里，他留下了丰富的当时的二战局势的记载（尤其是欧洲大陆），这是他通过读报纸等渠道得知的，他十分关心战况，随时加以记录。刚到昆明一个月不到的时间，他就写了一篇《我们对国内寡小民族所应取的态度》，可惜《文集》里未见本文，可能是找不到了。不过从题目可以推测，这大概是一篇讨论时事的文章，如同他以前经常所写的“时评”（见《文集》第二册）一样，这说明徐旭生绝不是一位只读古书的迂腐学者，反而极其关心国家和整个民族的命运——他写《我国古史的传说时代》和《中西文化的试探》自然也是如此。

在以往的资料中，徐旭生在昆明的生活都是被一笔带过（在此之前、之后相关经历的记载大都很丰富），与其说没有人述及，不如说没有更多的史料支撑。幸而，《日记》的出版，为我们带来曙光。尤其是这一时间段内的日记基本完整，为我们带来了详细的记载，更加丰富了这位伟大学者的生活经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