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怡：为什么说德国哲学的魅力在于揭示真理，而非描述事实
「摘要：德国古典哲学历来被看做哲学研究的模板，然而，研究发现，造成这种看法有其历史的和时代的原因。中国传统哲学与德国古典哲学在精神风格上的契合以及历史的原因，使得中国哲学更容易把德国古典哲学接受为这样的模板。 西方哲学的近代发展以及当代哲学的演变又使得德国古典哲学逐渐变成西方哲学史上的一个特殊历史阶段或特殊哲学形态。重新审视德国古典哲学会帮助我们更好地认识西方哲学的近现代发展，由此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哲学的性质」。
笔者曾在《如何理解哲学与哲学史的关系》一文中指出了这种传统观点的困难。这个困难的关键就在于如何理解德国古典哲学。
为什么会是这样？我们为什么会把德国古典哲学抬到如此高的地位，以至于到今天国内的学者对德国古典哲学的研究仍然远远胜于对西方哲学史上其他哲学流派的研究？
中国的哲学就是综合的哲学，不是分析的哲学，它不要求概念清晰、逻辑严密，不要求思路和命题非常准确，要求的是能否提供思想，能否提供对事物整体的把握和理解。
黑格尔的哲学既然给我们揭示了真理的道路，我们为什么不按道路前行呢？为什么要另辟蹊径呢？为什么要反其道而行之呢？由此我们可以理解德国古典哲学在西方哲学中的一个特殊地位。
可是在黑格尔那里，他是绝对反对描述性概念的，黑格尔要确定理性的建构概念。这是需要通过人类对理性能力全面的反思给出人类精神或者意识阶段绝对精神的发展阶段。
胡塞尔现象学则是要解释意识现象的发生学。
比如，哈贝马斯对现代政治架构给予说明的时候，是有一套理论基础来解释我们的现实世界当中的政治活动、政治模式；而罗尔斯是通过考察大量的、我们所知道的政治的语境，政治的活动以及政治的现实情况，来提升自己的基本原则。 他所谓的“原初状态”概念的提出，是对我们现有经验的一个考察结果，这是一个从经验生活当中能够提炼出来的一个基本原则。
一个是文本的考据，当代德国哲学中有相当一部分哲学家都是通过文本研究而成为大家的。比如海德格尔、尼采等人，他们首先研究文本，然后通过对文本的研究形成他们对文本的理解，最后上升为自己的哲学概念。
另一个工作是教学活动，许多大学都开设了大量德国古典研究的课程。在德国的主要大学里，对德国古典哲学的课程开的非常细，比如讲黑格尔著作的时候，会专门讲黑格尔某一个时期的笔记，或其中的某一部分。大学教授本身就是这个领域的专家，很多哲学家都是以专家的身份出现。
从笛卡尔开始的哲学认识论转向，使得哲学家更加关注人类的理性能力而不是关注世界的本质，这就把古代的本体论研究转向了近代的认识论研究。
然而，从另一方面来看，德国古典哲学也是对近代哲学的继续和发展，因为康德的问题来自于休谟，而黑格尔哲学所要解决的问题也是整个近代哲学的核心问题，即意识存在的问题。
在这里，笔者想围绕三位近代哲学家与德国古典哲学的关系，说明德国古典哲学如何成为近代哲学的另一种转向。
首先是笛卡尔与德国哲学的关系，其次是莱布尼茨和沃尔夫如何塑造了德国哲学，最后是休谟哲学如何影响到康德。
通过分析，笔者认为，德国古典哲学应当被看做是西方近代哲学中的一个特殊历史形态，在一定意义上说，它也是近代哲学的另一种转向。
当我们说近代哲学是以认识论研究为主要内容的时候，我们通常是以笛卡尔为这种哲学的起点。
关于究竟是以笛卡尔还是以培根为近代哲学的起点，哲学史上似乎一直存有疑问。我们知道，培根哲学的主要工作是为科学发现、寻找一个坚实的基础和根据。
古代哲学延续亚里士多德的演绎逻辑方式，在培根看来，这无法为知识的增长提供理论保障，相反，新知识的发现和进步应当依靠实验和观察才能实现。
这样，培根就在知识进步的意义上提出了对认识能力的研究要求，并把这种研究作为哲学研究的首要任务。
可以看出，培根对认识能力的这种要求并非出自对哲学本身的要求，而是对人类知识的要求。
与此不同，笛卡尔的哲学起点是为知识寻求一个最终的确定性，试图通过这种确定性而为存在本身建立一个清晰明白的基础。这是从哲学本身的要求提出的问题，是为一切知识寻找一个确定的根据。
从哲学自身的发展角度看，显然，笛卡尔的工作是具有认识论转向的价值。所以，越来越多的哲学家认同把他的工作看做近代认识论研究的起点。
然而，如果我们满足于对笛卡尔哲学的这种理解，即仅仅是把他的哲学看做近代认识论的起点，那么，我们就会错过最为重要的问题。
这个问题就是，哲学家追问的是我们获得关于世界理解的真理，而这个真理究竟存在于事实本身还是存在于我们对事实的理解之中？
这二者显然有明显的不同。通常认为，这样的真理应当存在于事实本身，所以真理是表明我们人类的认识活动与事实的一种符合，这是传统的符合论的观点。
我们之所以获得这个真理，是因为人类有能力使得我们的认识符合这个对象，我们会把这种符合关系理解为事实原本存在的一种关系，而不是取决于我们人自身的认识活动，也就是把认识的过程看做是一个客观的过程，或者把获得真理的过程理解为一个客观的过程。
但从另外一个角度看，真理并不是如此客观的，而是存在于我们人类认识自身中的，是取决于我们以什么样的方式去把握真理。
应当说，笛卡尔正是开启了这后一种思想路线。而且，正是由于他的工作，哲学家们才真正认识到了，古代哲学的错误就是试图以客观的标准还原我们对事物的认识结果。
应当说，笛卡尔哲学对近代哲学的主要贡献，并不只是为一切人类知识寻找一个确定无疑的基础，更为重要的是清楚地阐明了世界的存在与人类的认识之间的距离。
以往的哲学家们大多坚信，认识活动不过是对外部世界存在的真实反应而已，即使这样的反应会出现错误，也并不意味着世界的存在出现错误，而真正的错误只能是人类认识本身。因此，“拯救现象”的思维方式始终是古代哲学的重要法宝。
然而，笛卡尔则以怀疑一切的态度和寻找清楚明白观念的方法彻底打破了古代哲学的思维方式，提出“我思故我在”的思想路线，这就是要以“我思”为一切认识的起点，也是我们所获得的关于世界存在的认识根据。
在这种意义上，对世界存在的解释就完全依赖于我们对思想本身的考察。
由此，笛卡尔就扭转了古代哲学的思考方向，从对世界存在的理解转向对我们的思想本身的理解。也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我们把他的哲学称做近代哲学的起点。
虽然笛卡尔的思想并没有直接造就德国哲学，但近代德国哲学的思维方式却是从笛卡尔的哲学中得到启发，并引发了德国哲学家们对理性能力的不断探索。
笛卡尔哲学的核心是要为人类一切知识寻求确定无疑的基础，而这个基础首先不可能来自经验观察，也不可能来自纯粹的逻辑推理。
按照笛卡尔的思路，这个基础只能是来自思想本身，是对思想规则的要求。这首先是一种哲学方法论上的要求，要求我们的思想必须按照某种先在的逻辑规则（即理性规则）形成判断和推理，并按照这种推理形式去考察我们需要论证的一切思想。
这也是一种认识论上的要求，要求我们只能根据思想的规则去考察我们认识活动的机制和规范，并通过这种考察从而确立一切认识活动的基础。
无论是从认识论上看还是从方法论上看，笛卡尔的哲学都是试图为一切人类知识奠定坚实可靠的基础，或者说，试图找到一切确定真理的阿基米德点。这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理性主义原则。
按照这种原则，一切人类知识都可以根据确定无疑的最初起点得到真理性的保证，同时，一切推理活动也得到了有效性的保证。
而这也正是德国哲学的基本精神，即只使用得到精确定义的表达；只使用得到充分证明的原则；只承认那些根据可靠的程序而得到证明的原则中推导出来的定理；排列证明的诸要素时，使那个能使随后的要素得到理解和证明的要素位于最前面。这些正是沃尔夫为德国哲学研究确立的基本原则。
虽然笛卡尔哲学并没有真正塑造德国哲学的基本原则，但他提出的理性原则的确为包括德国哲学在内的整个理性主义哲学传统锻造了一种基本模式。
所以，“在哲学里，大家都认为凡是哲学上的命题都是成问题的，因而只有很少的人才乐于追求真理；更糟糕的是，很多人为了猎取才子的名声，竟不揣冒昧地对最明显的真理进行狂妄的攻击。”
正因如此，笛卡尔发誓要对一切现有的知识提出挑战，努力要从考察观念出发清除一切虚妄和错误，致力于把我们的一切思想都建立在清楚明白的观念之上。这些才是笛卡尔哲学的旨趣所在。
从这个意义上看，笛卡尔的工作更具有方法论作用，而与我们通常所说的理性主义哲学有所不同。
因此，我们很难把笛卡尔的哲学看做与德国哲学中的理性主义传统同属一脉。
我们知道，莱布尼茨在哲学上的重要贡献就是通过调和英国的经验主义和法国的理性主义明确区分了永恒真理与事实真理、必然真理与偶然真理、理性知识与经验知识等，而不是他的单子论和预定和谐的思想。
因为正是这些区分使得后来的哲学家们（慧田哲学注：无论是理性主义的还是经验主义的）都坚信，在人类认识活动中必须区分短暂的、经验的、特殊的认识或知识与永恒的、理智的、普遍的真理，这是人类认识活动的基本内容。
而这种思想也构成了德国近代哲学的基本主线，即把对事实的理解和对真理本身的理解区分开来。
虽然在斯宾诺莎那里就已经提出了这种区分，但对此给出明确说明的却是莱布尼兹区分开的，就是关于事实的真理和关于理性的真理。
这种区分我们称之为理性主义传统，整个理性主义传统按照这种方式把关于理性的真理确定为一切哲学追求的最终目标，而事实的真理仅仅当做感觉材料加以处理。
康德哲学所反对的主要对象就是这个哲学体系。
沃尔夫把人类认识能力区分为高级认识能力和低级认识能力，并把它们进一步区分为表象能力和统觉能力，认为高级的表现能力属于本体论和形而上学，即理性神学和理性心理学以及理性宇宙学的灵魂学，而高级的统觉能力则属于普通实践哲学和自然法则，它们都属于先验科学的范围，即所谓的理性科学或哲学。
而低级的表象能力则包括我们所有的经验理论，其中主要是目的论的经验心理学、物理学和自然科学，同样，低级的统觉能力则包括了技术理论或实验性实践活动，这些都属于后验的科学，即一切经验科学。
由此，沃尔夫就明确地把一切知识区分为先验的和后验的，并由此说明一切哲学形而上学就是提供先验知识。
“莱布尼茨－沃尔夫体系”的建立为德国哲学的完善确立了基础，也使得德国哲学具有了自己的明显特征，即从先验哲学出发为人类一切知识确立最为普遍的原则，并根据这些原则规划出关于人类自身发展的思想大厦。
这个大厦的基本特征是体系化和统一化，即希望通过某些最为基本的先验观念作为解释一切认识活动的出发点，并由此构建关于自然、社会以及人类自身的一切知识，当然是先验性知识而不是科学的后验的知识。
这种特征与英国的经验主义哲学传统和法国的理性主义传统都有很大的区别。
英国的经验主义传统明显是基于我们的感觉经验，希望通过对经验的说明和推理构造人类知识的大厦，但这个大厦并非以某些或某个先天观念作为基础，相反，一切知识都必须来源于感觉经验并由感觉经验所构成。
所以我们看到，英国的经验主义哲学家大多都是从事具体实践领域的行家里手，都在各自的领域有着丰富的实践经验。例如，洛克是一位税务官，休谟是外交官，贝克莱是一位大主教。
他们的具体实践经验对他们形成自己的哲学起到了重要作用。法国哲学家的个人生活阅历也直接影响或形成了他们的哲学观念。
的确，德国的哲学家们则主要是从事神学研究和传播工作，他们主要是在大学里或神学院里构筑自己的理论体系。
这就使得德国哲学表现出与英法哲学不同的思辨特征。“莱布尼茨－沃尔夫体系”正是这种哲学的典型代表。
虽然休谟坚持在事实真理和理性真理之间的区分，但他并不把事实真理完全归结为理性真理，相反，他在怀疑理性真理能否完全解释关于事实的真理。这个反向过程必然导致他的怀疑论。
我们知道，经验主义的最后结果一定会导致怀疑论，原因就在于，经验主义不能给人类的一切知识寻找到最后的确定性。所以，经验一定要和逻辑相结合，因为逻辑是可以确定的。
但休谟的怀疑论正是要质疑我们通常使用的逻辑是否具有能够推出必然普遍知识的有效性。例如，我们无法从以往的经验中逻辑地推出关于未来事实的必然知识。
因此，休谟的怀疑主义的出现并不是一个偶然的现象，它恰恰是整个经验主义成长当中发展的一个自然的结果。
的确，哲学的这样一种演变过程包含了哲学家们对人类知识确定性追求的要求。德国古典哲学家们不太注重知识的确定性问题，他们更加重视的是真理，这里的真理指的是理性的真理。
事实上，知识的确定性恰恰是试图保障理性真理的获得。我们称之为理性的真理，就是因为它有确定性的存在，所以确定性是整个近代认识论发展的一个驱动力，也就是试图通过一切经验的或理性的活动最后获得这样一种确定性。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近代哲学也是一种形而上学，因为形而上学的主要工作就是追求确定性。但是，需要注意的是，当德国古典哲学家们把确定性的概念建立在绝对理性能力概念之上的时候，他们把问题发生了转向：
他不是通过我们观察外部经验事件的活动或者通过我们对经验事件的理解去获得确定性，而是要先天地给出一个如何保障确定性的原则。
我们称康德的哲学为先验唯心主义，它不是一般的唯心主义，是先验唯心主义，它是一种先验哲学。
“先验”的意思是，我的一切先天概念不是来自于经验，而是先于经验的，但它又必须对我们一切的经验活动具有指导意义。而且，对于这种先验的理性能力或者说对人们先验获得的这样一种概念系统，他给出一套解释。
他通过人们知性能力的说明，然后再通过一种所谓的先验理性的运动，来说明人们如何能够获得这样的先验知识。
康德哲学与休谟哲学之间的最大区别在于，康德试图用一套先验原则去说明我们的理性活动是如何进行的，而休谟恰好反对存在这样一套原则。
我们通常在阅读休谟的时候，往往会觉得很难抓住休谟哲学的要点，因为他的论述并没有系统性，基本上是围绕他认为的重要问题展开讨论。
比如在《人性论》中，他讨论了知性、情感、道德等问题，并认为自己的讨论完全按照自然的顺序，并无人为刻意的安排；在《人类理智研究》中，他讨论了观念、理智活动、或然性与必然性、自由与必然、动物的理性、神迹、特殊天命与来世以及怀疑哲学等。
在《道德原则研究》中，他讨论了仁爱、正义、政治社会、效用、品质等问题，这些问题之间并没有直接的推理关系。
从休谟所讨论的这些问题中可以看出，他关心的都是与人们的现实实践活动密切相关的问题，或者说是每个普通人都会关心的问题。这种特征不仅体现在英国经验主义哲学家的思想中，而且表现在德国古典哲学之前的早期西方近代哲学家的思想中。
无论是荷兰的斯宾诺莎还是法国的狄德罗或卢梭，他们都把哲学研究的目光投向了人们的日常生活，投向了每个人都需要面对的实际问题。
相反，从康德开始，德国古典哲学家们关注的问题转向了概念本身，转向了被认为是更具有思想内容的判断和推理。
例如，在《纯粹理性批判》中，康德所确立的纯粹理性批判分为两大部分，一个是先验要素论，另一个是先验方法论。
先验要素论又分为先验感性论和先验辨证论。在先验感性论中，康德用时间和空间概念说明一切知识都是通过我们先天具有的时空概念构成的。
康德给出的这种先天认知结构或者先天理性能力的说明，是按照他所理解的人类知性形式来说明一切经验活动。
问题是，他所理解的知性能力是否一定是能够很好地解释我们的经验活动，这本身就存在问题。
而且，他所理解的先天知性能力是否真实地存在于我们的认知活动之中，这也是一个存疑的问题。
如果按照康德的理解，哲学的思想活动就是要不断地质疑前人提供的各种理论观点，那么，我们能否质疑康德哲学给出的对知性能力的理解，我们能否确定或者说我们能否把这样的方式当做哲学思考的惟一方式或惟一正确方式呢？
显然，对这些问题我们应当给出否定的回答。
从以上的分析中可以看出，无论是在思维方式上还是在讨论方式上或者是在关注的问题上，康德开始的德国古典哲学都无法被看做之前的近代西方哲学的历史延续和思想继承。
相反，更多地是表现为对近代哲学传统的反叛或背离。
或许我们可以说，正是由于这样的反叛或背离，才使得德国古典哲学演变成了一种与以往的西方哲学传统截然不同的哲学形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