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个马克思——弗罗姆《马克思关于人的概念》解读｜张一兵

另一个马克思：一种人本主义化的诠释

——弗罗姆《马克思关于人的概念》解读

张一兵｜来自2003《马克思主义研究》 授权推送

《马克思关于人的概念》系弗罗姆早期的最重要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文本。此书中，弗罗姆第一次明确提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质为人本主义的观点。在弗罗姆看来，马克思哲学的真相被严重地遮蔽了。在马克思去世之后，所有那些马克思的经典诠释者，不管是考茨基、普烈汉诺夫、列宁一类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还是像伯恩斯坦那样的改良主义者，无一例外地将马克思理解成经济决定论式的唯物主义。弗罗姆认为，这种哲学实际上“更接近于马克思所反对的19世纪资产阶级的机械论的唯物主义，而不接近于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因为，他们都没有“把马克思解释为是以他的人本主义的存在论 (existentialism)为中心的”哲学(弗罗姆：《马克思关于人的概念》，《西方学者论<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复旦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79页)。其实我们知道，伯恩斯坦与考茨基，普烈汉诺夫与列宁，在许多哲学理念和实践旨趣上是完全异质的。可弗罗姆是说，在否认马克思是一个人本主义者上却有着惊人的一致。这倒也对。弗罗姆这里是一个十分明确的理论定位：马克思哲学的真谛是人本主义。这是一个重要的理论宣言。

一、人本主义伟大传统的复兴

弗罗姆认为，马克思的哲学属于历史上一种最伟大的传统，即以人为中心、人作为历史存在唯一目的的人本主义哲学。这是一种历史性的逻辑定位和学统排队。弗罗姆在《在幻想锁链的彼岸》一书中说：“所谓人本主义，它的意思是指每一个均体现了全部的人性；因此，人所具有的，每个人都具有”(弗罗姆：《在幻想锁链的彼岸》，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6页)。从根本上说，“人本主义意指人是万物的尺度，人的全面发展上一切社会努力的目的与准则”(同上书，第148页)。这个学统的理论目的是明确的：

它是一种把人及人的发展、完善、尊严和自由放在中心位置上的一种思想和感情的体系，它强调人本身就是目的，而不是达到任何其他东西的手段；它强调人不仅作为个人而且作为创造历史的参与者的那种积极主动的能力；以及强调每个人在其本身之内都怀有全部人性(弗罗姆：《马克思关于人的概念》，《西方学者论<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 >》，复旦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90页)。

在弗罗姆看来，马克思的哲学正是“来源于西方人本主义的哲学传统，这个传统自斯宾诺莎开始，通过18世纪法国和德国的启蒙运动哲学家，一直延续到歌德和黑格尔，这个传统的本质就是对人的关怀，对人的潜在才能得到实现的关怀”。他甚至认为，“在以往的历史上，佛陀(Buddha)、希伯来的先知、耶酥基督、苏格拉底、文艺复兴的哲学家，以及从启蒙运动起到歌德和马克思为止的那些哲学家，都是伟大的人本主义者。人本主义传统源远流长，2500年从来未间断，现在还在继续发展着”(同上书，第90-91页 )。这真是一笔糊涂账。出世的直接否定人的世俗生活的佛主和基督都成了人本主义，那文艺复兴的思想家和启蒙运动如何以人来拒斥非人的神灵？歌德与马克思如果关心的是同一种人，也就没有了布尔乔亚与无产阶级的区别。如果是为了高扬人的旗帜，说明文化的历史是人的历史还能够理解，可是非历史地宣布一切西方近代思想都是人本主义，反倒会使这一命题变成伪命题。一般说，人本主义的思想家大多是推断和激愤多于理智，这种激愤通常会使他们的理论逻辑缺乏一种科学的严谨性。这也是弗罗姆理论讨论的致命弱点。

弗罗姆发问道，既然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人本主义，那么为什么长久以来马克思哲学却不是以这种人本主义的形象被呈现?或者换句话说，马克思这种人本主义传统会在后来丧失?依他的分析，原因是多方面的。第一，是两个关键性文本缺失的事实，一是代表马克思哲学人本主义真面目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直到1932年才发表，人们起初根本不知道存在这样的文本；二是《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完整文本也是于1932年第一次正式出版。这些文本的历史性缺失，对第二国际以后的传统马克思主义“歪曲和片面解释马克思的思想是很有用处的”。这是证明，无法看到马克思的人学论著，是使马克思畸变为物化哲学的历史原因。第二，更为近切的原因还在于，“从马克思逝世到20世纪 20年代这段时间内，哲学思想为实证主义的机械论的思想所统治，这种思想影响了像列宁和布哈林这样的思想家”。似乎这是导致马克思哲学退化成机械决定论的理论原因。这又是一个极为笼统的判断。在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对列宁的思想史分界中，至少柯尔施还能精确地指认出撰写《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时“受机械论影响”的列宁，与后来《哲学笔记》时期的列宁的异质性。弗罗姆这里真是倒退。我只能说，弗罗姆的读书可谓不精不深入。第三，是一个现实中的问题，“这种精神的人本主义传统——马克思还是生活在这种传统中——几乎被成功的工业主义的机械唯物论的精神所淹没”。这是说，现实中强大的现代资本主义物化生活使拜物教成为日常生活中无法摆脱的意识形态。人成为物，人与人的关系成为物化关系，人的意识就是物化观念，这是青年卢卡奇给我们指出过的现象。

弗罗姆说，然而正是在今天这个过度异化的世界上，人本主义的伟大传统却开始重新复兴。以他的判断，早在20世纪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这种复兴就已经萌生。尽管这只是在个别思想家的一个很小的范畴内发生的事情。比如在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当代发展中，“卢卡奇是第一个恢复马克思的人本主义的人”。这显然是指青年卢卡奇的《历史与阶级意识》一书。还有，布洛赫“在他的光辉著作《希望的原理》中强调马克思的人本主义”(同上书，第79页)。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人本主义的复兴就在一个更大的范围内展开了。一方面是残酷的战争，特别是法西斯主义不分青红皂白血腥屠杀的暴行使人们近迫地感知人的生存危机；另一方面，资本主义现实中的物化重压和生存威胁使人产生了新的反抗。这是一种双重威胁。

首先是存在着来源于工业社会中的那种对人的精神存在的威胁，在这种社会里，人日益异化，变成了纯粹的消费人(homo consumens)，变成了物中的物(thing among thing)，人从属于国家的利益，从属于经济生产。其次，存在着由于日益增长的核军备竞赛而构成的对人的肉体存在的威胁。这种威胁已经唤起了很多男男女女、哲学家和神学家以及普通人，使他们深刻而强烈地希望通过把对人的关心作为他们的思想和行为的中心来为摆脱这种威胁而斗争(同上书，第91页)。

在弗罗姆看来，这种觉醒同时发生在西方和东方。他直接指认前东欧的一些国家中发生的理论思想倾向与这种人本主义的复兴相关，这包括南斯拉夫、东德、波兰、捷克和匈牙利。这种对话也发生在欧洲的其他地区、墨西哥和美国。“在美国，打开理解马克思的人本主义的通道的最重要的著作是马尔库塞的《理性与革命》，杜那耶夫斯卡娅的《马克思主义和自由》一书也对马克思主义的人本主义思想作了有意义的补充”(同上书，第81页)。这还包括一大批当代天主教的神学家，以及罗素、加缪和爱因斯坦一类科学家和文学家。总之，弗罗姆是想说明，人本主义正在全世界范围内重新振兴。

被马克思、克尔凯郭尔和尼采所提出的反对异化的抗议在被资本主义的工业主义的明显成功掩盖了一段时间之后，随着人在那种占统治地位的制度中的失败，又发出了新的呼喊，并导致依据整个马克思和他的人本主义哲学对马克思作重新解释(同上书，第80- 81页)。

在20世纪50年代，人本主义哲学的确出现过一次大的复兴。但弗罗姆肯定错了。从克尔凯郭尔开始、经过尼采发展起来的当代人本主义思潮并不是启蒙思想以来的传统的人本主义哲学，而是一种新人本主义。这种新人本主义完全拒斥传统人本主义的类意识和社会本位，而主张个人当下生存的首要性；反对抽象的类本质，而确证个人的直接生存可能性；否定非历史的理性概念，而崇尚具体的感性。这种新人本主义发端于克尔凯郭尔和施蒂纳对类意识和人神的批判，历经意志哲学和生命哲学，最后在弗洛伊德的个人无意识原欲和海德格尔的历史性此在中得到了真实的本体论基础。其实，西方马克思主义中的人本主义理论思潮也是基于这种个人本位的新人本主义。这里就应该指出的是，新人本主义所强调的个人生存与近一个世纪以前青年马克思所确认的劳动类本质正好是质异性的。并且，由青年卢卡奇发端的西方马克思主义人学理论倾向，与当代西方的布尔乔亚立场和神学意识形态也是根本对立的。这一点我们在下文中还会进行仔细的分析。可是，这些重要的理论分界，在弗罗姆那里都是一团乱麻。

当然，弗罗姆无论如何说对了一点，即人本主义哲学在当时的西方学术语境中的确有了一个很大的复兴。(关于这种复兴的历史背景，可参见张一兵、胡大平：《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逻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5章)而且，他对马克思动情的赞扬也并不为过：马克思决不是狂信之徒或机会主义者，他象征着西方人性的精华，他是一个不屈不挠地追求真理的人，他深入到现实的本质而从不满足于虚假的表面现象；他是大无畏的、刚正不阿的；他深切地关心着人和人的命运；他毫无自私自利之心，无虚荣感或权力欲；他始终是生气勃勃奋发向上的，并且把生命的活力带进每一个他所涉猎的领域。他代表了西方传统的精华；他坚信理性和人的进步。实际上他正体现了作为他的思想核心的人的概念(弗罗姆：《马克思关于人的概念》，《西方学者论<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复旦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89页)。

马克思的确如此，他的一生真的是为人的解放奋斗的一生。人的概念也是马克思哲学中的最重要的范畴之一，可是，关键在于马克思究竟是如何理解人的。这一点上，我们与弗罗姆有重大的争议。我以为，弗罗姆对马克思人的概念的说明更像浪漫主义的抒情诗，而不是严肃的学术研究。毕竟，浪漫与激愤是不能代替科学的。

二、真的存在“两个马克思的对立”吗?

弗罗姆宣告说，马克思哲学是一种人本主义哲学。显然这一点首先与当时(20世纪60年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传统理解形成了极大的反差。的确，在相当长一个历史时期内，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解释史中的马克思形象，似乎始终让我们看到一个并不直接讲人(特别是个人的生存)，而更多地关注社会历史发展客观规律的社会革命理论家。这是另一个理论意义上的深层历史误释。(关于这问题的辨析可参见拙著：《马克思历史辩证法的主体向度》，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2版，第二章，第三节)弗罗姆激动地告诉我们，是后人误读了马克思哲学的本质。如果说在青年卢卡奇、葛兰西和柯尔施那个时代，马克思哲学的这种人本主义批判精神还需要透过“总体性”、“实践哲学”和“主客体辩证法”来折射，那今天这种局面已经被彻底改变了，因为一大批马克思的早期文献的出版，彻底解蔽了对马克思哲学人本主义本质的历史性误认。这就是他上面已经提到的青年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和《德意志意识形态》在20世纪30年代初的公开发表。在弗罗姆等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看来，这是一件划时代的重大理论事件，尤其是前一个文本，它的问世完全重写了马克思哲学的诠释史。

我们知道，《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是青年马克思于1844年6月至8月在巴黎写下的一部未完成著作(《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中文第1版)。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文献第二版(Marx-Eengels-Gesamtausgabe简称MEGA2版)提供的最新文 献，这是青年马克思第一次研究经济学时写下的《巴黎笔记》中的一个相对独立的手稿。

以我的看法，这部手稿虽然不是马克思的一部思想成熟和结构完整的著作，但却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成史上的一本具有重大学术价值的书。因为它是一部马克思主义科学世界观创立(1845年春)之前的最重要的一部未成熟哲学著作。我曾经将这一文本指认为马克思哲学思想发展的第一个理论制高点(参见拙著：《回到马克思——经济学语境中的哲学话语》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导言)。在这本书中，交织着马克思哲学思想中的两条截然不同的理论逻辑：一是以人本主义异化(劳动本质丧失)史观为构架的线索；一是开始从现实的工业实践为起点的科学理论思路。但在总体上，前者还是占主导地位的(这一重要的观点，是由刚刚去世的我的老师南京大学哲学系的孙伯揆教授在20世纪6 0年代第一次提出的。参见他的重要论著：《探索者道路的探索》，南京大学出版社200 3年第2版)。所以，马克思生前没有打算出版这部著作，恩格斯也从未提及，这也使得2 0世纪30年代以前的马克思主义者们都未有机会了解到马克思这部著作的内容。

1927年，苏联在莫斯科出版《马克思恩格斯文库》第三卷，其中以《<神圣家族>的预备著作》为题刊出了《1844年手稿》的部分内容。《1844年手稿》的第一次全文发表是在1932年，这一次是用德文原文并由两个版本同时问世：一个载于莫斯科苏联马克思恩格斯研究院编的MEGA1第一部分第三卷；另一个载于在克勒纳出版的《国民经济学和哲学》袖珍丛书第十一卷，由德国社会民主党人朗兹胡特和迈耶尔担任主编的《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早期著作》第一卷。由于后一个版本略去了手稿中的第一部分，在编排和字迹辨认上也有不少混乱和谬误之处，所以得到广泛传播的主要是苏联学者编发的第一个版本。1956年，《1844年手稿》第一次在前苏联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早期著作选》中用俄文全文发表。

虽然《1844年手稿》的原本出版在莫斯科，但在相当长一个时期里，前苏联的马克思主义学术界并未对《1844年手稿》的内容予以必要的重视，直到20世纪50年代特别是斯大林去世以后，才陆续发表了若干有一定学术水平的专题论著。在60年代，由于苏联学术界开始关注对人道主义问题的研究，也同时出于批判西方学术界对《1844年手稿》曲解的需要，才出现了一大批有较高质量的学术专著。而在西方学术界，《1844年手稿》的遭遇就大不一样了。《1844年手稿》问世的当年，就有一大批研究者和注释者发表大量论文和专著，一时间，《1844年手稿》成为整个西方思想界和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界的研究热点。

在绝大多数资产阶级“马克思学”的学者那里，几乎都出于幸灾乐祸的心理，把《184 4年手稿》看成是一种来自马克思主义内部的“自我毁灭力量”。因为仿佛《1844年手稿》向人们披露了一个鲜为人知的马克思的形象，这就是所谓“人本主义的马克思”。朗兹胡特和迈耶尔在《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早期著作》一书的前言中，把《1844年手稿》称之为“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的启示录”。他们声称《1844年手稿》“在某种意义上是马克思最重要的著作”，是“马克思思想发展的关节点”。比利时的德曼在同年发表的《新发现的马克思》一文中也认为，《1844年手稿》“对于正确评价马克思学说的发展过程和思想内容具有决定性的意义”。还有的论者甚至提出，《1844年手稿》的发表是“马克思的第二次降世”(胡克)，而“马克思的所有著作，只有根据《1844年手稿》才能了解其全部意义”(埃•蒂尔)。在他们看来，人本主义的马克思是与马克思恩格斯去世后的传统的马克思主义截然对立的。德曼就写道：要么就是这个人本主义的马克思属于马克思主义，这样就必须彻底修正考茨基的马克思主义和布哈林的马克思主义；要么就是这个人本主义的马克思不属于马克思主义，这样就会有一个人本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人们可以用它来反对唯物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德曼：《新发现的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研究》，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348-349页)德曼的最后一句话，道出了资产阶级学者热衷于《1844年手稿》研究的真正用意。

这也就是说，20世纪50年代以前，资产阶级“马克思学”的学者研究《1844年手稿》的最重要的理论结果就是制造出“两个马克思”的神话：即青年马克思和老年马克思的根本对立。用他们自己的话来说，这是为了反对“传统马克思主义”。朗兹胡特说，《1844年手稿》从哲学观念出发，直接经过人的自我异化(资本和劳动)达到了人的自我实现，达到“无产阶级社会”。“《共产党宣言》的第一句话略加改动可以这样表达：至今为止的一切历史都是人的自我异化的历史。”(朗兹胡特：《<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 >研究》，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90页)手稿的“中心思想”，正是否认了老年马克思在后期著作中所确认的把通过剥夺者被剥夺所实现的生产资料社会占有看作是历史的真正目的的东西。德曼声称，马克思成熟的顶点是1843年到1848年之间，切不可高估马克思的晚期著作，相反，这些著作慢慢暴露出他创作能力的某种丧退和削弱。显而易见，他们是想用人道主义的马克思(青年马克思)来否定和贬低所谓的“唯物主义的经济学的马克思”(老年马克思)，认为撰写《资本论》的马克思已丧失了人道主义的活力，因而必须“回到青年马克思去”。这也是一种“回到马克思”！

西方马克思主义对待《1844年手稿》的态度，当然区别于上述那些布尔乔亚式的西方 马克思学的学者。西方马克思主义倒是从心底欢呼《1844年手稿》的问世，因为他们正需要一种能表达自己整个哲学倾向，特别是来自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理论根据。如上所述，假若说早期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们仅仅还是在总体性、实践哲学和阶级意识等一些既抽象又不明确的哲学思辨中，隐隐约约闪现着对人类主体能动作用和人的历史地位的关注，而在此刻，他们就从《1844年手稿》上站立起来，公开亮出了人本主义马克思主义的旗号。这是一次转折，一次西方马克思主义人本主义思潮达到的思想高点。可是，西方马克思主义从一开始就反对把马克思前后期思想截然对立起来的做法。他们既不同意某些西方学者抬高青年马克思贬低成熟时期马克思的思想，也不同意苏联学者把马克思《1844年手稿》简单地说成是“不成熟著作”加以否定的态度，在大多数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家看来，“青年马克思”和“老年马克思”的思想在实质上是完全统一的，马克思只有一个，这就是人本主义的马克思。这也就是说，成熟时期的马克思思想统一于早期的青年马克思思想，特别是统一于《1844年手稿》的思想主题。他们认为，要把马克思统一起来，首先就要驱散笼罩在马克思主义上的种种迷雾。正是由于代表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精髓的《1844年手稿》未能公开问世，所以导致了人们对马克思主义悲剧性的曲解。一些人认为，似乎早期马克思的这些光辉思想在后期的经济学和社会主义理论中被克服了，“被一劳永逸地‘解决’了”。而实际上情形恰恰相反，马克思的这种人本主义哲学正是他后来思想发展“所有阶段”的基础，也只有“对《1844年手稿》做出完善的解释之后，问题才可能变得清楚起来”(马尔库塞：《<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研究》，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99-300页)。我们不难发现，虽然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不赞同“两个马克思”的观点，但在一个根本性的立场上与“马克思学”是完全一致的，即只有青年马克思《1844年手稿》中体现出来的人本主义思想，才是代表着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质。

我们这里面对的弗罗姆，就是这种理论确证中最重要的人物；他的《马克思关于人的概念》一书，又是其中最关键的理论文本。

三、只有一个人本主义的马克思

在反对“两个马克思”这一点上，弗罗姆有专门的论辩。他不仅不同意西方“马克思学”的观点，还进一步批评了前苏东在这一问题上的“青年马克思不成熟论”，并将对这一问题的认识上升到政治的层面。在他看来，之所以在前苏东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中青年马克思的形象被贬斥，这是因为他们的思想以及他们的社会制度跟马克思的人本主义在一切方面都矛盾的。在他们的制度中，人是国家和生产的奴仆，而不是一切社会安排的最高目的。马克思的目的是使人的人格的个体性得到发展。而这一目的在苏联的制度中遭到否定的程度甚至比当代的资本主义中更为严重(弗罗姆：《马克思关于人的概念》，《西方学者论<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复旦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78-7 9页)。

以弗罗姆的看法，正是因为在斯大林式的社会主义体制中，人的解放并不是社会进步的目标，在那里，体制本身成为一切，而个人存在为了体制的稳定和运行却是可以牺牲和压抑的。这种历史现实，必然使前苏东的理论思想中丧失人的基本地位，这种缺失甚至超过马克思所反对的西方资本主义世界。我以为，弗罗姆的这一分析是有一定道理的。体制的僵化和落后，是其理论畸化的前提。但是，这不能混淆一个不同性质的问题，即理论思想并不完全同构于现实，即使是在那个错误的时代里。

在弗罗姆看来，前苏东学界的“青年马克思不成熟论”与西方“马克思学”的“两个马克思”的观点相对照：一个是仅仅肯定晚期马克思，贬斥早期人本主义的青年马克思；另一个是肯定早期马克思而简单地否定晚年马克思。这正好是一枚伪币的两面。而真实的情况是，“在《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所表达的关于人的基本思想，和在《资本论》中所表达的老年马克思的思想之间并没有发生根本的转变”(同上书，第78页) 。这是说，马克思既没有像前苏东学者所断言的那样抛弃了他的早期人本主义观点，也不是如“马克思学”所说晚期马克思“创作能力的某种丧退”，马克思的思想始终是一以贯之的，他从来没有放弃人本主义的思想。在马克思哲学发展的历史进程中，只有一个马克思，这就是作为人本主义哲学家的马克思。请注意，这是弗罗姆理论论说中最重要的逻辑支撑之一。

弗罗姆认为，产生上述误识的重要原因之一还在于人们对马克思经典文本之间内在关联认识不足。在《1844年手稿》发表之后，前苏东学者为了说明青年马克思与1845年创立历史唯物主义的马克思在思想上的异质性，曾经专门指认过前者与后者在文本上的不同。其中最关键的文本诠释质点，就是1845年以后马克思不再直接使用“人的类本质”和“异化”一类的概念。弗罗姆对此大加光火。他硬要证明，1845年之后马克思的思想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人、人的本质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异化，仍然是马克思关注的对象。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不再使用在《1844年手稿》中曾被使用过的“类”和“人的本质”这样的术语。并且，马克思后来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1859年)中说，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他和恩格斯“决定共同钻研我们的见解与德国哲学思想体系之间的见解的对立，实际上是把我们从前的哲学信仰清算一下”。有人认为，这里所说的“清算”他们以前的哲学信仰就是意味着马克思和恩格斯已经抛弃了在《1844年手稿》中所表达的基本思想(同上书)。

弗罗姆说，这是一种误读。他辩解说，虽然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中的哲学表述不再使用“人的本质”等术语，“但它仍然是《1844年手稿》的主要的思想倾向，尤其是其中关于异化的概念的继续”。因为在这里，异化被解释为劳动分工的结果。特别是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专门指认道，这种结果仍然表现为“我们本身的产物聚合为一种统治我们、不受我们控制、使我们的愿望不能实现并使我们的打算落空的物质力量，这是过去历史发展的主要因素之一”(马克思恩格斯：《费尔巴哈》，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29页)。在这种状态下，人本身的社会活动对人来说“成为一种异己的、同他对立的力量，这种力量压迫人，而不是人驾驭这种力量”。弗罗姆认为，他所引述的马克思的这一表述就是原来《1844年手稿》中的异化理论。

我不得不说，弗罗姆这种辨识是典型的假象关联。我们且不说，马克思在1845年之后已经明确拒斥他在1843年所完成的第一次重大理论立场转变中作为自己逻辑前提的一般哲学唯物主义，创立了与之根本对立的实践的历史唯物主义(不是历史观中的唯物主义) (参见拙著：《马克思历史辩证法的主体向度》，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二章，第一节)。因为这是弗罗姆意识不到的学术逻辑深层问题。更重要的是，他自觉地反对了也是自己在《1844年手稿》中作为一种理论逻辑的异化史观，他浊简单地反对异化概念，而是颠倒了那种从主观价值悬设(劳动类本质)出发的隐性唯心史观。创立了历史唯物主义的马克思，不是要回避他曾经面对的资本主义经济关系中人与经济力量相颠倒的现象，而要科学地说明这种历史现象发生的原因。我在自己的研究中，将其称之为物役性批判(同上书，第三章，第三节)。马克思在1845年时，的确打算在实证科学的研究层面上，不用哲学语言来指认现实。由此，他才直接用经济学意义上的不合理的分工批判取代了哲学式的异化伦理批判(参见拙著：《回到马克思——经济学语境中的哲学话语》，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六章，第三节)。这种批判，相对于马克思后来50年代的经济学研究和历史现象学仍然是不够科学的。他面对资本主义社会(包括全部“史前社会)，直面人所创造的物质力量反过来奴役人的现象，仍然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否定这种制度性的社会病症。这一点是绝对可以肯定的。

接下去弗罗姆还辨识道，十四年之后马克思与斯密在经济学的理论平台上论战的时候，他同样使用了那些在《1844年手稿》中的重要论证。如马克思直接谈到人的“自我实现”，“人的进化的目的就是人的发展，就是创造那种已经克服了人自身和自然之间的矛盾并获得真正自由的‘富有的’人这种观念，也表现在成熟的和老年的马克思所写的《资本论》的许多章节中”(弗罗姆：《马克思关于人的概念》，《西方学者论<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复旦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83页)。精确地说，1848年的十四年后，是1858年。这应该是马克思撰写《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的时期，而非《资本论》。

弗罗姆这里倒忽略了对他的观点十分有力的一个证据，即马克思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和后来的《资本论》中再一次重新使用异化概念的重要史实。这也是我在《马克思历史辩证法的主体向度》一书没有说清楚，而在《回到马克思——经济学语境中的哲学话语》一书才真正解决的问题。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在经济学研究中再一次认真地提出了异化问题。这里，异化批判重新成为马克思历史现象学科学批判中最核心的观点。当然，这里的异化规定中所指的异己性不是《1844年手稿》中那种人本主义价值悬设的“应该”，而是一种现实社会关系中发生的客观的自反性。(关于这一问题的具体分析，可参见拙著：《回到马克思——经济学语境中的哲学话语》，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660-663页)这二者当然还是存在着重要异质性的。这一立论也是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讨论异化现象的基本尺度。可是弗罗姆则拒绝承认这种非同一性。

当然，弗罗姆说，他并不是硬讲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一直没有变化，而是强调他们的哲学思想本质没有发生质的根本改变。

的确，马克思(像恩格斯一样)在一生的历程中改变了他的某些思想和概念。他越来越 不喜欢使用那些过分接近于黑格尔的唯心主义术语；他的语言变得不那么热情奔放了；可能他的晚年生活比起1844年来也变得更加沮丧了。但是尽管在概念、心境和语言上的某些变化，由青年马克思发展起来的哲学的核心决没有改变，并且除非以他早期著作中发展的关于人的概念为基础，就不可能理解他后来所发展的关于社会主义的概念，以及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弗罗姆：《马克思关于人的概念》，《西方学者论<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复旦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86页)。

这也就是说，如果不以《1844年手稿》中青年马克思的人本主义的哲学逻辑来理解马 克思的《德意志意识形态》、《共产党宣言》和《资本论》，我们就不能真正理解马克思主义。其实，这就是上一世纪中叶以弗罗姆为代表之一的西方马克思主义人本学派的真实意图，即在试图将马克思主义哲学重新人本主义化！我必须说，这种理论倾向也同样发生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这也是我和我的老师孙伯揆教授在这些年的理论研究努力中尽全力所反对的东西。

【参考文献】  

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

2　马克思恩格斯：《费尔巴哈》，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3　孙伯揆：《探索者道路的探索》，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2版

4　《西方学者论<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复旦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

5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研究》，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6　张一兵、胡大平：《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逻辑》，南京大学2003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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