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解波伏娃：“女萨特”，还是女哲学家？

“女萨特”，还是女哲学家？

——波伏娃哲学地位的重估

作者屈明珍（中南大学哲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博士后，副教授）来自《湖南社会科学》2009年第6期24-28｜授权刊登

西蒙娜·德·波伏娃(Simonede Beauvoir)作为“二十世纪最重要的女性之一”，以其作为第二波女性主义运动“圣经”的作品《第二性》奠定了她作为女性主义思想家的地位，她创作的多部优秀的小说与戏剧也使其在法国文学史上写下了辉煌的一笔。但是她生前作为存在主义哲学家的身份，在现代西方思想史上并没有得到普遍的承认。[1]

在哲学上，人们把她仅仅看成是萨特的“门徒或随从”，即使承认她在某些方面的成就，也只是称她为“伟大的女萨特”“萨特的明星学生”。[2]在中国，对波伏娃作品的翻译与对她的思想的研究本来就比她同时代的萨特要来得晚许多，她在哲学上的影响就更是被忽视了。自上世纪八十年代初以来，研究萨特的专著层出不穷，然而至今还尚未有一部研究波伏娃思想的中文专著。

笔者试图通过分析波伏娃受到这些不公正对待的原因，以及通过介绍波伏娃在哲学上的创新性成就，以期对她作为存在主义哲学家的地位做出公允、客观的评价。这也是对“女性不能成为哲学家”这一世俗偏见的纠正与反拨，在女性主义的理论与实践上都具有重要意义。

一、波伏娃哲学地位被低估的原因辨析

1.哲学文学化的影响

波伏娃热爱文学，也倾向于用文学形式来表现自己的哲学思想。她说自己比起写哲学著作来，更喜欢写文学作品，因为她认为哲学是一种“抽象的声音”，而文学则“可以传播我的经验”。[3]更重要的是她认为好的文学作品同样能启发人们深入思考哲学命题，她在《文学与形而上学》一文中说：“一部好小说能够激发想像的经验，这些想像的经验象实践经验一样完整，一样使人不安”。[4]波伏娃的文学作品的确比她的哲学论著要多许多，她出版了5部小说。一部4卷本的回忆录，而纯哲学论著只有3本。「人们普遍认同她的文学家身份，因为文学并不排斥女性」。但她生前并没有得到与男性作家如陀思妥耶夫斯基(Dostoevsky)与加缪(Camus)同等的待遇，被普遍认为是存在主义哲学家。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都是小说，而加缪的作品绝大部分也是小说或戏剧，但他们的存在主义哲学家的身份却得到广泛的承认，两人都被沃尔特·考夫曼(Walter.Kaufmann)教授收录到《存在主义———从陀思妥耶夫斯基到沙特》一书中。在考夫曼看来，存在主义的核心是反对传统哲学的肤浅、学院化和脱离生活。并且他认为，“哲学最主要的意义在于它是一种生活方式”。[5]

波伏娃在这两个方面都符合作为一个哲学家的标准，尤其是后者。波伏娃的确把存在主义作为了她的一种生活方式。她的一生都在追求存在主义哲学的最高价值——自由，并且不断地谋划自己的未来，用行动来证明自己存在的意义。她在回忆录最后一卷中说，“对我来说，生活是一种具有明确方向的事业”。“我对自己最初的方案——去体验、去写作——信守不渝。……我似乎将不可能结合的自在与自为连成了一体”。[6]但是颇具讽刺意义的是，符合考夫曼的存在主义哲学家标准的波伏娃并没有和陀思妥耶夫斯基、加缪还有萨特一样幸运，被收录到他介绍十九世纪末到二十世纪初存在主义思想家及其思想的这本书中。人们对波伏娃存在主义哲学的忽视程度从这一事例中可窥见一斑。

事实上，波伏娃的文学作品有着深刻的哲学形而上学意蕴。比如她的第一部小说《来宾》甚至于让女性主义学者凯特与爱德华•富布鲁克(Kateand Edward Fullbrook)认为是萨特《存在与虚无》的摹本。这种观点当然有些走得太远。但这本小说通过讲述一个男子与两个女子的三角关系，来讨论“自我与他者”的问题，的确具有很强的形而上学意味。著名存在主义哲学家梅洛•庞蒂在“形而上学和小说”一文中就对波伏娃的这部小说进行了现象学的分析，指出波伏娃把小说当作了形而上学的探讨，认为这部小说是“一种形而上学文学的发展，一种“道义”文学的终结”的典型范例[7]。

波伏娃的第二部小说《他人的血》经常被误认为是反映法国被占领时期抵抗运动的小说。但是，其实她仍然在用文学的方式探讨“自我与他者”的冲突中如何获得“自由”的问题。她的另一部小说《人都是要死的》试图探索死亡与生命的关系，阐明生活的意义问题。这个问题也是存在主义的中心论题。波伏娃的其它文学作品也不同程度地涉及哲学问题，例如她的四卷本自传。在这部自传中，波伏娃用优美的散文语言记叙了一个追求独立、崇尚自由的女性的成长经历。其中谈论了许多哲学问题，如死亡、爱情、友谊等等，还用哲学的语言分析了她的一些心路历程。

托利尔•穆娃对波伏娃的自传富含哲理性的评价也很高，她认为波伏娃的自传是哲学生活化与生活哲学化的典型，它“打破了哲学与生活之间的区分，以便赋予生活哲学真理和必然性，赋予哲学生活刺激和热情”。[9]

2.萨特的影响

波伏娃与萨特是在1929年巴黎高等师范学院大中学哲学教师资格考试时相识的，因为他们是现存制度的反叛者，所以没有选择婚姻的形式，但保持了五十年的情侣关系。由于这种特殊的关系，再加上她在自己与萨特的思想关系上的谦逊，[10]所以，人们普遍认为在哲学上波伏娃是萨特的信徒，不认同她作为一个女哲学家的独立身份。

我们认为这是男权社会的偏见，正如波伏娃自己所分析的：“我们的社会就是这样热衷于维护一种旧观念，即与我同性别的人只是二等公民，只是男人的影子和玩偶，或者只是有权势的男性的附属品”。[11]她解释道：“我的独立性并没有受到威胁。我从不盲目地赞同任何一种观点、任何一个决定，我总是首先对它进行分析，然后依靠自己的判断来接受它”。人们却对波伏娃的自我辩护视而不见。这毫不奇怪，因为当时“在法国，如果你是一位作家，那么，是个女人这一点就足以让人用作痛击你的棍子”。[12]

实际上，后来人们发现波伏娃与萨特之间的思想是互相影响的，不止是波伏娃受萨特的启发，萨特也受波伏娃的影响。就连萨特研究的专家也不得不承认：一旦萨特与波伏娃开始了他们学术上的合作共事，他们各自观点上的差异就很难察觉了。“没有理由去怀疑萨特确实从波伏娃那里借用过观点。……萨特是一个高明的借用者”。[13]

波伏娃与萨特一样受过严格的哲学训练，有着十分深厚的哲学功底。1929年，他们同在巴黎高等师范学校通过哲学教师资格考试，共享伯仲之誉。当时的主考官们对这两人的排名进行了长时间的讨论，有主考官对波伏娃的哲学功底与天赋做了很高的评价，“如果萨特展示了伟大的智慧和坚实的———如果有时是不精确的———文化基础的话，那么每个人都同意，在这两个人中，她是真正的哲学家”。[14]萨特是第二次参加此种考试，而波伏娃是一次通过，并且是当时通过该考试的最年轻的学生。在那时能通过哲学教师资格考试的女子是屈指可数的，因为当时法国的中学是男女分校，女子中学在师资与教学内容等方面都比不上男生所上的学校。波伏娃能以优异的成绩拿到哲学教师资格证书，得益于她自己的勤奋与哲学天赋。

后来她在中学教过12年哲学。除了哲理小说以外，波伏娃还写过一些很有分量哲学论文，比如在《现代》杂志上就发表过《文学与形而上学》、《道德理想主义与政治现实主义》、《眼对眼》等当时很有影响的哲学论辩文章。波伏娃的哲学论著有3部，它们是《庇吕斯和西奈阿斯》、《一种模棱两可的伦理学》与《第二性》。所有这些不仅能充分说明她是一个存在主义哲学家，而且通过深入研究她的这些论著，我们也可以发现其哲学思想的原创性，而非仅仅是对萨特思想的诠释，有时在他们研究的同样一个哲学问题上，甚至她比萨特更有影响力，这一点连萨特研究的专家都看得很清楚：“在40年代，萨特与波伏娃都研究`他者'问题，但他们着重点各异。最终的结果是，波伏娃关于由社会所建构、生成的`他者'概念恰恰被证明为更具影响力”。[15]

我们认为，波伏娃与萨特是同时代的哲学家，受到的是基本相似的哲学教育，他们的思想同样深深根植于当时的法国现实与西方哲学传统的土壤之中，只是两者的理论侧重点不一样。萨特热衷于哲学本体论的研究，而波伏娃的兴趣却在哲学伦理学之上。波伏娃在战后就开始对道德问题发生兴趣，在《现代》杂志上发表的四篇理论文章中，其中有三篇对现实生活中道德问题做出了卓有成效的探讨。1947年，波伏娃出版的《一种模棱两可的伦理学》是当时法国唯一一部存在主义伦理学专著。在《第二性》中，波伏娃开宗明义地交代自己是从存在主义伦理学的视角来谈女人问题，可见她的关注点还是在伦理学上。可以说她的哲学的原创性与其在哲学史上的贡献也正是在此。

二、波伏娃在哲学上的成就

波伏娃的哲学家身份除了可以通过她的哲理小说以及她良好的哲学素养等方面得到辩护以外，还可以从她独立于萨特而提出的哲学伦理学上的创新性观点与思想得到证明。

1945年，波伏娃试图为萨特的存在主义被指责为“虚无主义哲学”做出辩护时，说：“依我看，要是一个人把毫无希望的欲求变成存在的一种假设的话，他可以以《存在与虚无》为基础建立一种伦理观”。[16]于是她写作了《一种模棱两可的伦理学》一书。诚然，如她所言，这种模棱两可的伦理学是以萨特的《存在与虚无》为哲学基础的，但是，我们认为，波伏娃在以下几个方面突破了萨特的局限，体现了她在哲学上的创新能力，成为了她在哲学上的卓越贡献。

第一，波伏娃通过提出“道德自由(moral freedom”这一与“本体论的自由(ontological freedom)”相对的概念，从而发展了萨特的自由理论。波伏娃与萨特一样，认为在本体论上人的存在注定是自由的。但是，她认为我们原初是自由自主的，并不一定我们注定就是道德的，只有我们意愿自己是自由的，才能证明我们是道德的，才能完成人的自然存在向道德存在的转化，获得道德自由。“道德自由”实质上是指，在现实境况中，对于自身本体论上的自由，人应该采取一种积极的态度，承受自由引出的焦虑与承担自由带来的责任，并通过具体的行动与谋划来证明自身存在的价值与意义，即在具体的境况中，人通过具体的谋划不断地实现自身作为人的存在的价值与意义的能力。波伏娃注重分析人的行动对于各种不同的具体境况超越的可能性，而不仅仅强调一种抽象的意志自由。

比如，在这本书中，同样是举出监狱里囚徒的例子，波伏娃不赞同萨特的观点。萨特认为只要囚徒做出越狱的决定就是在选择自己的未来，就没有丧失自由的可能性，无论成功与否，都是在表明他存在的自由；波伏娃认为仅停留于此，自由还只是抽象的，人还要有真正逃脱这种困境的手段，才能真正实现自身的自由。波伏娃认为有些境况把人通向未来的可能性都堵死了，人除了自杀没有别的反抗手段，就不可能真正实现自由。[17]

她从早期的哲学著作到《第二性》，一直在探讨不同的境况中的自由及其限度问题，这也是她对萨特自由理论的一个很大的发展，正如索尼娅•库克斯(Sonia Kruks)所指出的：“波伏娃是第一个深化并充实了萨特的境况概念的人，她把这一概念发展成了一个分析社会与个人存在的工具，分析自由的社会方面与本体论方面的工具”。[18]我们认为，萨特的自由观带有浓厚的理想主义色彩，这种自由有时候在残酷的现实境况中，最后只能成为一种抽象的意志自由、思想自由。波伏娃所关注的是在现实境况中的相对自由，是一种相对于境况的自由，她关心现实生活中人们对待自身自由的主观上的态度，以及在客观上自由所能获得真正实现的具体手段与实际能实现的程度。她对这种境况中的自由的考察，既考虑到了人们的主观意愿，又把自由放在了客观的社会境况中具体分析，比萨特的自由观更全面更有说服力，正如莎莉·J·肖尔茨(SallyJ·Scholz)教授所言：对境况中自由的分析“是波伏娃对存在主义伦理学和本体论的富有挑战性的贡献”。[19]

第二，波伏娃通过论证自我与他人关系的“相互性”，突破了萨特在自我与他人的关系上必然存在的“冲突性”。萨特认为人是否定性的虚无存在，这种作为虚无的存在，必然要虚无化一切存在，其中就包括他人的存在，所以自我与他人必然只能是“冲突性”的关系。但是，波伏娃认为自我与他人的关系可以超越“冲突性”，具有建构一种“相互性”关系的可能性。她从三个方面论证了这种可能性。首先，波伏娃认为，人是自由的在世存在，不得不用行动证成自身，在人的自由谋划行动中，人解蔽了自身及其世界的存在。每个人与其他人一起共存于世，并且是面向同一个世界而存在。所以，存在得以显现不仅仅依赖于某个人对存在的解蔽，更依赖于所有人的意识对于存在的解蔽，“一个人能对世界解蔽是依赖于其他人对世界解蔽作为基础”。[20]这样，波伏娃就从本体论层面，论证了人在世存在的“相互性”。

其次，波伏娃从人的存在的时间维度进一步论证自我与他人是互相依存的关系。她说：“未来是一种特定超越的确定方向，也是与当下如此紧密相连以致是由单个暂时的形式组成的”。[21]人的行为不是一种漫无目的的行动，他通过自己的自由选择确定目标，也就是通过自己的行为创造自身的未来，超越暂时性的偶然性的存在，那么“未来是所有行为的实质与意义”。[22]也正因为如此，他人在自我的建构中才会具有重要的意义，因为“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我的自由为了完成自身必须显露于开放的未来，而正是他人为我开放了未来，正是他们建立起明天的世界，规定我的未来”。[23]波伏娃认为虽然人的未来是自己造就的，但是在人的自我谋划中，他人的谋划并不必然与自我的谋划冲突，相反他人的谋划构成世界的“一致合奏的多样性”，为自我的谋划提供更进一步的可能性。[24]再者，他人的存在使得人在终极意义上克服存在的暂时性即死亡，“它(自我)仅仅是通过他人的自由来延伸自身，试图超越自身的死亡，实现自身作为一个不确定的整体”。[25]

总而言之，波伏娃既认同萨特所主张的人从本体论上是自为的存在，即从逻辑上说自我是先于他人的存在，但她认为这并不妨碍自我与他人可以有一种“相互性”，即自我与他人可以在各自谋划自身超越的同时，又可能以共同客体化与手段化为前提，在互为的条件下求得各自目的的实现。她有一句话很好地总结了她的这一观点：

“并且，每个人确实都是与所有的人相联系的；但是这也是他的存在条件的模棱两可性：在他超越他者的过程中，每个人都是绝对的作为自为的存在；但是作为一个从事着自身谋划的分离的个体，每个人又对所有人的自由感兴趣”。[26]

这样，我们就看到，波伏娃在萨特的存在论的根基中开辟了一条走出萨特，即走出独在、走出自我与他者的冲突，面向他人、走向共在的道路。肖尔茨教授对此做出了很高的评价：“互惠互利的概念是波伏娃对存在主义最重要的贡献”[27]。

因此，我们认为，波伏娃在萨特的存在主义哲学的框架中，建构了自己的存在主义伦理学的理论，但是她绝不是简单的套用萨特的哲学，她做了自己的创造性的转化与发展。这种转化与发展不仅表现在《一种模棱两可的伦理学》一书中，更表现在她的力作《第二性》中。在《第二性》中，波伏娃在借用萨特的哲学概念时做了自己很大的创造性转换。也正因为她对萨特存在主义哲学概念的这种转换，使得她为存在主义哲学做出了卓越的贡献，正如当代美国哲学教授加里·古廷(Gary Gutting)所正确评价的：

“波伏娃是为存在哲学做出重要贡献的人，这些贡献是在她的小说、回忆录和关于社会问题的论文中。虽然基本上出自萨特存在主义的框架结构，可她提供了关于自由与个人之间关系的与众不同的观点；而且最重要的是，在《第二性》中，她以一种非常有力的和有独创性的男女平等主义的表述展开和改写了存在主义的范畴”。[28]

萨特把存在分为“自在存在”与“自为存在”，他把人看成是“自为存在”，具有“超越性”；而“自在存在”是惰性的，只能通过作为“自为存在”的意向性活动才能显现出来。但是，萨特并没有把“内在性”作为“自在存在”的特性。[29]在《第二性》中，波伏娃则把“内在性”作为了与“超越性”相对的一个范畴，用它们来指称人的意识的两种截然相反的状态。波伏娃的“超越性”概念与萨特所描述的人的意识的特性基本相似，指人的意识的创造性、开放性。而“内在性”则刚好相反，是指人(意识)把自己当成了物的存在、自在存在的非本真的状态。“超越性”在萨特那里是一个描述性的概念，但是在波伏娃这里，它与“内在性”一起构成了一对规范性的概念。波伏娃认为只有实现自身的“超越性”，人才能为自己的生活做出道德上的辩护。在父权制社会中，女性被当成了“内在性”的化身，而男性成为了“超越性”的化身，这样就使得女性没有超越的可能，造成了她们的“第二性”的从属地位。

波伏娃认为这样的社会制度是不合理的，对于女性来说是不公正的。男性为了自身的“超越”而把女性限制在“内在性”的活动中，是对女性的压迫；与此同时，女性若自己自愿成为男性的同谋，甘愿成为男性的附属物，成为只具有“内在性”的存在，则自身应当承担道德责任。这样，我们看到，波伏娃通过对萨特哲学概念的转换，对性别之间不平等现象做出了深刻的道德批判。

综上所述，波伏娃在哲学上突破了萨特的局限，有自己的创新性成果，并不如人们所想像的，在哲学上她是萨特的“影子”，特别是她在存在主义伦理学、女性主义伦理学上的贡献足以使她成为与萨特齐名的存在主义哲学家。

波伏娃到底是“女萨特”，还是“女哲学家”？我们认为，这不仅是一个问题，而且也是一个意义重大的问题。因为替波伏娃作为哲学家的身份做出辩护，通过她的个案证明女性在哲学方面具有与男性同样的能力，是对女性在哲学上受到的偏见与得到的不公正待遇的一种反思，具有一种女性主义的批判意义。再者，这将有利于波伏娃的女性主义理论得到更深入的理解，可以使她的女性主义理论得到更为广泛的传播，使其在女性主义运动的实践上起到更好的指导作用。

在《第二性》中，波伏娃为女性作家没有取得与男性作家同样高的成就做出辩护时说：“艺术、文学和哲学，是试图在人的解放的基础上去重建这个世界：创造者个人的解放。一个人要有这种抱负，就必须从一开始就无可辩驳地接受他是一个自由的人的这种地位。教育和习俗强加给女人种种束缚，正限制着她对世界的把握”。[30]

诚哉斯言！试想，若波伏娃与萨特接受了同样的教育，并且受到习俗同样的对待，那么不仅她的哲学成就可能更大，而且我们也毋庸在此为她做出特别的辩护。我们希望将来类似这样的辩护的的确确成为多余，这将不仅仅是女性哲学家的幸运，也是每一个女性的福祉。

注释略。

推荐阅读：

作为“二十世纪最重要的女性之一”——西蒙娜·德·波伏瓦，不仅是当代法国最著名的存在主义哲学家、文学家之一，而且是女性主义的先驱和社会活动家。她的著作颇丰，其中《第二性》最具影响力，被奉为女性主义的经典。但正如女性主义者玛丽· G·迪兹(Mary G. Dietz) 所言：“正像‘圣经”一样，《第二性》好像已经倍受推崇，常常被引用，却很少被读懂”。

有人没有真正读懂过《第二性》，或者根本就没有读过这本书，就妄下结论，认为波伏瓦只不过是应用了萨特在《存在与虚无》中的思想，是一种男性逻各斯中心主义，是反母职、反婚姻的。《第二性》究竟是本怎样的书？它的主要内容与中心思想是什么？它对当代女性主义有什么影响？ 读懂它对女性走上自由独立之路有着怎样的帮助？

安妮老师，本名屈名珍

对于波伏瓦本人，人们也不陌生，她与萨特五十年的自由情侣关系常常被人津津乐道，让一些既追求爱情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的女性羡慕不已甚至争相效仿，但波伏瓦有着何种特质以至于萨特能对之依恋终身？在情感关系中，她有着怎样的心路历程？她与萨特没有婚姻约束的情侣关系究竟是一种怎样的关系？这种关系靠什么来维系终身？其中经历了何种挑战与风险？

这些问题的提出，正是本次我们慧田众课堂的缘起，让我们跟着安妮老师一起走进波伏瓦的思想与情感世界，认真读一读她与她的《第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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