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疆时空】陈国灿 | 宋朝海商与中日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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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7月生，浙江省绍兴人，现为浙江师范大学环东海与边疆研究院常务副院长、中国历史研究所所长、江南文化研究中心首席专家、人文学院教授。
[摘要] 两宋时期，随着海外贸易的兴盛，海商群体获得很大发展，对宋时中日关系产生多方面的影响。宋朝与日本始终没有正式建立外交关系，海商不仅成为宋日之间官方联系的纽带和政治交往的中介，而且在推动两国经贸关系的正常化和文化交流的不断深入等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宋朝海商之所以在中日关系中扮演重要角色，固然与宋王朝统治思想的调整有关，但更深层次的原因在于此期中国社会的变革和海洋意识的成长。
[关键词] 宋朝 海商 中日关系
在中国古代对外关系史上，宋代是一个引人注目的转折期。一方面，随着全国经济和文化重心的南移，对外交往由陆路全面走向海洋，进而形成了以海洋为依托的开放格局; 另一方面，由于宋政府统治思想和有关政策的调整，民间取代官方，成为中外交流的主导力量。特别是日益壮大的海商群体，不仅是海外贸易的主力军，而且在中外政治关系和文化交流领域扮演了重要角色。有关宋朝对外关系的基本格局与特点，以及海外贸易的空前兴盛，学术界已有不少讨论。本文试在此基础上，就海商群体的发展壮大及其在宋日关系中所起的作用作一番具体考察与分析，以进一步认识此期中国社会向海洋发展所引发的中外关系变动。
宋朝海商群体的发展壮大
历史上，海商是伴随海上贸易的兴起而出现的。在中国古代前期，对外贸易的重心是西北内陆，主要通过“丝绸之路”展开，海上贸易受到政府的严格控制，属于小规模的零散现象。中唐以降，由于西北陆上贸易通道受阻，海上贸易日趋活跃，民间海商势力逐渐兴起。有学者统计，从唐武宗会昌二年(842) 到唐昭宗天复三年(903) ，唐朝海商赴日贸易的次数仅见于史载的就有36次。他们大多结队而行，具有一定规模。据日本文献记载，仁明天皇承和十四年( 唐宣宗大中元年，847) ，以张友信为首的唐商团队有47人 ; 清和天皇贞观四年( 唐懿宗咸通三年，862)、八年( 唐懿宗咸通七年，866)、十六年( 唐僖宗乾符元年，874)、十八年( 唐僖宗乾符三年，876) ，先后抵日的唐商团队有李延孝等43人，张言等41人，崔发等36人，杨清等31人 ; 阳成天皇元庆元年( 唐僖宗乾符四年，877) ，以崔铎为首的唐商团队有63人。
宋王朝建立后，认识到民间海外贸易可以带来可观的市舶收入，有助于缓解财政困难的局面，故采取大力支持和鼓励的政策。宋高宗曾公开对臣下说:“市舶之利最厚，若措置合宜，所得动以万计，岂不胜取之于民。”另一方面，东部沿海尤其是东南地区历来有着注重商贸的历史传统，随着区域社会经济在长期开发和持续发展的基础上走向繁荣，特别是商品生产和流通的活跃，经商逐利风气聿盛。时人感叹地说:“今世积居润屋者，所不足非财也，而方命其子若孙倚市门，坐贾区，頫取仰给，争锥刀之利，以滋贮储。”海外贸易利润丰厚，“每十贯之数可以易番货百贯之物，百贯之数可以易番货千贯之物”，由是吸引人们纷纷参与其中，出海逐利蔚然成风。这些因素的结合，加上造船和航海技术的进步，促成了海外贸易的空前兴盛。有学者估计，“北宋中期每年的进出口总额为1666.6万缗， 北宋后期每年进出口总额为2333.4万缗，南宋绍兴晚期每年的进出口总额为3777.8万缗”。
随着海外贸易的迅猛发展，海商群体不断壮大。“贩海之商……江、淮、闽、浙处处有之。” 据朝鲜文献《高丽史》记载，从高丽显宗三年(宋真宗大中祥符五年，1012) 到高丽忠烈王四年(宋帝赵葃祥兴元年，1278)，先后赴高丽的宋商舰队有130批次，其中确知人数的87批次，合计达4955人。为数众多的海商，就社会构成而言，涉及诸多阶层。有的是豪商富室。南宋时，都城临安的富室有不少系“外郡寄寓之人”，其中“多为江商海贾，穹桅巨舶，安行于烟涛渺莽之中，四方百货，不趾而集”。时人洪迈《夷坚志》中提到，温州巨商张愿，“世为海贾，往来数十年，未尝失时”; 建康巨商杨二郎，“本以牙侩起家，数贩南海，往来十有余年，累赀千万” ; 临安人王彦太，“家甚富，有华室，颐指如意。忽议航南海，营舶货”。有的是官僚贵族。虽然宋政府明令禁止在任官员经营贸易，规定官吏不得“苟徇货财，潜通交易，阑出徼外”，也不准“遣亲信于化外贩鬻”。但在商品经济大潮的冲击下，官员经商风气愈禁愈盛。从达官显贵到一般胥吏，不“以营利为耻”，“专为商旅之业”，“懋迁往来，日取富足”。海外贸易的收益远超一般商业活动，自然吸引不少官僚贵族置禁令于不顾，积极参与其中。如北宋时，名臣苏轼曾“贩数船苏木入川”。南宋时，雷州知州郑公明“三次搬运铜钱，下海博易蕃货” ; 大将张俊遣手下老卒出海贸易，“逾岁而归，珠犀香药之外且得骏马，获利几十倍”; 理宗朝宰相郑清之的儿子“盗用朝廷钱帛以易货外国”。皇室宗亲也不例外。宋高宗绍兴(1131—1162) 末年，鉴于当时泉州南外宗正司的不少宗族人员参与海外贸易，凭借特权横行不法，宋廷不得不下令禁止:“两宗司今后兴贩蕃舶，并有断罪论。”有的是沿海农户和渔民。福建路人多地少的矛盾突出，沿海居民转而从事海上贸易的现象颇为常见。“漳、泉、福、兴化滨海之民……乃自备财力，兴贩牟利。” 广西沿海诸郡的居民，“或舍农而为工匠，或泛海而逐商贩”; 浙东台州仙居人郑四客原是佃户，“后稍有储羡，或出入贩贸纱帛、海货”。也有部分僧道人员加入海商的行列。如杭州僧人净源，“旧居海滨，与舶客交通牟利” ;《夷坚志》三志己卷六提到，泉州人王元懋“少时祗投僧寺”，后从事舶货贸易，“其富不赀”。从经营规模和方式来看，有的海商资本厚实，经营规模庞大。如泉州杨客“为海贾十余年，致赀二万万”; 另一海商王仲圭拥有众多海舶，一次出海贸易就能“差拨海船百艘”。有的海商资本有限，无力独自出海，只能采取合伙经营的方式，“转相结托，以买番货而归”; 或者依附大海商出海贸易，租赁海船仓位，“分占贮货，人得数尺许，下以贮物，夜卧其上”。
在不断壮大的宋朝海商群体中，有相当部分主要经营对日贸易。据有关学者考证，北宋时期，先后赴日本的宋朝海商船队可以判明的就有70多次，实际次数显然较此要多得多。到南宋时期，由于日本放松对海外贸易的限制，宋商赴日更为活跃。为数众多的海商不仅频繁往来于宋日之间，不少人还长期寓居日本，有的甚至加入日本籍。日本博多的“宋人百堂”，便是11世纪末以降在宋商汇聚的基础上逐渐形成的华侨居留区。南宋时，长期从事宋朝与日本、高丽贸易活动的临安人谢国明，在定居博多后，成为当地商界的领袖人物。因此，海商群体在推动宋日经济交往的同时，对于打破两国间的外交僵局，促进彼此的文化交流，也起了积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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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本文经作者授权，文章刊登于《江西社会科学》2013年第1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