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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疆时空】李庆新 | 略谈南海海洋文化遗产及其当下价值

李庆新边疆时空 2019-1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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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李庆新

1962年生，广东揭西人。中山大学历史学学士，南开大学历史学博士，复旦大学历史地理学博士后，二级研究员。现任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与孙中山研究所所长，广东海洋史研究中心主任，《海洋史研究》主编，韶关分院副院长。

摘要：20世纪以来，南海及其周边地区发掘了一批海洋文化遗迹、遗物和沉船，非物质文化遗产也受到关注。南海北岸珠江口湾区南越国及汉代番禺都会文化遗存、南海西南暹罗湾扶南国俄厄海港文化遗存、南海北部西沙群岛甘泉岛居住遗址都见证了南海早期海港城市、濒海国家发展和西沙群岛开发的历史。20世纪90年代以来南海及周边海域发现了黑石号沉船、印坦沉船、南海I号沉船、华光礁I号沉船、金瓯沉船等重要海洋考古遗址，出水大批极有价值的沉船遗物，对研究“海上丝绸之路”发展历史，了解涉海人群的社会生活具有重要意义。海南民众创造的兄弟公信仰是具有跨国色彩的海洋信仰，在中国乃至东南亚海洋信仰中占有一席地位，《更路簿》所蕴涵的航海知识也是近世东亚海洋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中华海洋文明结晶与文化遗存，对南海海洋文化遗产应善加保护与利用，为发展现代海洋生态文明，建设“一带一路”大局服务。

关键词：南海海洋考古番禺都会遗存俄厄海港遗址甘泉岛居住遗址兄弟公信仰《更路簿》

海洋文明是人类文明的重要形态，濒临江海交汇的平原三角洲河口湾区(港湾)、伸进海中的半岛、隔海相望的海峡、海上岛礁、岛链与群岛、海上主航线主要区间或其他海洋活动区域，是涉海民众生存发展的重要空间。人们在这些海洋空间从事渔猎、采捕、晒盐、经商、运输等生计，形成生产作业的场所、海陆交通的枢纽、商品集散的市场、人群聚集的聚落以及大小不等的港口城市。人类的海洋性活动赋予了各类海洋地理空间以人文的属性与文明的意义，这些海洋空间乃成为人类海洋文明的发祥地。没有人类的介入与参与，这些海洋区域仅仅具有自然属性和自然历史，与人类海洋历史发展无关，海洋文明当然也无从谈起。

海洋文化遗产是人类从事海洋活动、创造海洋文明所遗留下来的文物、遗址、遗物等实物形态遗存，或世代相传的观念表述、表演艺术、手工艺技能、社会风俗、礼仪节庆、宗教信仰等精神文化遗存。海洋文化遗产可分为物质性和非物质性两种遗产形态。20世纪以来，随着海洋考古学发展与先进科学技术的应用，南海海域及周边地区发掘了大批珍贵的海洋文化遗迹、遗物和沉船，非物质文化遗产也受到关注，得到相应的挖掘保护，大大地丰富并拓展了南海海域历史文化研究的空间和内涵。

一、海港城市、海岛聚落遗址考古：南海早期海洋文明、海岛开发历史的重要文化遗存

中国南部、中南半岛到东南亚海岛地区环抱的南海海域及其周边地区，数千年前就出现海上贸易往来、人口迁移和文化交流，逐步形成以海洋为纽带、以海洋贸易为主导的环南海贸易体系和环南海文化圈，南海地区发展与互动联系密切，学界认为可与西方海洋文明的发祥地地中海世界相比拟，因而称之为“东方地中海”或“亚洲地中海”，南海西北部的北部湾因中越交流频密，深远地影响着地区发展的历史，被称为“小地中海”。著名考古学家张光直先生指出：

在历史上，华南同菲律宾及通称为东南亚的地区，关系至为密切。……在文化史上，从各个史前时期和有史时期到汉代以后，华南的的确确是东南亚的一部分。

法国学者丹尼斯·龙巴尔(DenysLombard)谓：

中国华南地区和环南中国海地区，由于世代的贸易网络和文化交流而密不可分，构成一个可以和布罗代尔讨论的地中海一样的整体。

在南海悠久的历史上，该海域及周边地区的海港城市、濒海聚落、海岛生活遗存、海洋生产遗迹、遗址等海洋文化遗产十分丰富，海洋考古主要体现在物质性文化遗产的发掘与研究上，下面介绍几处有代表性的海洋考古遗存。

(一)南越国及汉代番禺都会文化遗存

番禺(今广州)位于南海北岸的珠江口湾区，处在亚太地区海洋交通之要冲。珠江将番禺地区与中国南方及西南地区、南海周边国家和地区沟通联结起来，形成海陆联通、面向南海的水(海)陆交通与贸易体系。法国年鉴派史学大师布罗代尔(FernandBraudel)认为：

可能世界上没有一个地点在近距离和远距离的形势比广州更优越，该城距海三十法里，城中水面密布，随潮涨落，海舶、帆船或欧洲三桅船以及舢舨船可以在此相会，舢舨船借运河之便能抵达中国内地绝大部分地区。

因而在2000多年前，番禺已成为岭南地区的水陆交通枢纽与南海北岸的国际贸易中心。

公元前2世纪，赵佗在南海北岸的秦岭南三郡建立起南越国，是中国南方一个兼具大陆性和海洋性的濒海政权，国都为南海郡郡治番禺。20世纪80年代以来，广州地区发掘了南越“文帝陵”、南越国宫殿遗址、南越国木构水闸遗址等墓葬与城市遗址，出土不少与海外交通、海上贸易相关的珍贵遗物。如在“文帝陵”东耳室出土的提筒器，腹中部有一组羽人船纹饰，共有船4条，船身修长呈弧形，两端高翘像鹢首鹢尾，是古代越人远航的海船。人物形象是越人在船上杀俘祭河神(或海神)。文帝陵主棺椁“足厢”的银盒，造型与纹饰风格与波斯帝国早期都城厄克巴坦(Ecbatana)出土的薛西斯王(XerxesI，前485～前465年)金钵刻铭、阿塔薛西斯王(ArtaXerxes，前465～前424年)银盘刻铭类似。陵墓还出土有金花泡饰、镂孔熏炉、乳香、非洲原支大象牙等。金珠泡饰焊接工艺在公元前四千年纪两河流域乌尔(Ur)第一王朝已经出现，后流行于埃及、克里特、波斯等地，亚历山大东征后传至印度、巴基斯坦。这些舶来品，证明2000多年前广州与海外已经有交往。

南越国宫殿遗址发现一座大型石构蓄水池和180米的曲流石渠，池中有一巨型叠石柱和多件门楣石板、八棱石栏杆、八棱石柱、大型石础等构件，石材为砂岩，打制精工，说明番禺在城市建筑上与西亚、印度文明存在某种联系。

2000年，考古工作者发掘了番禺城南向珠江的木构水闸遗址。水闸自北向南，距今地表深约4米，闸门宽5米，南北长35米，两端呈“八”字形敞开。水闸底部用方形或圆形枕木纵横放置形成矩形框架基座，以承托闸室。两侧插入木桩，用榫卯嵌入基座枕木的两端，后面横排挡土木板，闸门两侧中间各有一根木桩凿出凹槽，用来插板闸水。水闸的闸门位于闸室中部。水闸底部北高南低，水由北向南排入珠江，当珠江潮水升高时，闸板落下，可防海水倒灌。南越国木构水闸遗址是南越国时期番禺城南、珠江北岸的大型水闸遗址，起防洪、防潮及排水的作用，是世界上发现最早、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滨海型城市木构水关遗址。

结合文献与考古发掘，可以发现，番禺不仅是岭南地区的政治中心，也是南海北岸著名的商业都会和舶来品集散地，汉代以后长期发挥着中外交流、南海贸易核心区的作用，成为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发祥地。南越国时期及汉代番禺都会的考古发现，年代之久远，文化遗存之丰厚，遗址规模之宏大，蕴含历史信息之丰富，均为同一时期国内乃至东亚地区海港城市考古所仅见，是早期海上丝绸之路文化遗产考古发掘的独特案例，应该引起高度重视。

(二)扶南国俄厄海港遗址

中南半岛是指东南亚大陆地区，处在印度与中国两大文明古国之间，受印度古文明和中华文化影响。古代这一半岛地区与马来世界的联系几乎都依赖海洋。《汉书·地理志》记载，汉朝在北部湾沿岸的徐闻、合浦及日南郡，已经依靠海洋航线与东南亚海域乃至印度南部港口发生联系，可以肯定，中南半岛与马来世界之间的海上航线也已贯通起来，暹罗湾正处在这一海上航线的中段枢纽上。大约在公元1世纪，扶南国崛起，开始控制湄公河三角洲。从3世纪起，这个国家经济有了相当的发展，并且控制了马来半岛峡地的一些小国。我国学者苏继廎先生说：“扶南地位之重要，似全藉其对金邻大湾航运之控制。”金邻大湾即暹罗湾(今泰国湾)，扶南正是控扼了中国通往印度、波斯湾地区海上“黄金航线”的必经之路，地位越加重要。

1944年，法国考古学家刘易斯·马尔勒雷(L．Malleret，1901～1970)在今越南南部、湄公河支流巴萨克河与暹罗湾之间的平原上的俄厄(OcEo)发现了一座年代大约在公元2～3世纪、“印度化”时代的海港城市遗址，出土了大量文物，其中有种类繁多的器物，有金质的、锡制的、半宝石和陶瓷制作的成套或零散的首饰；还有中国汉代的铜镜、印度的珠宝、具有印度犍陀罗风格的佛教造像和数枚公元最初几个世纪的罗马和波斯钱币。

1979年以后，越南等国学者以俄厄海港遗址为中心，对湄公河三角洲进行密集的考古发掘与研究，数万件文物已经揭示出扶南这一东方古国的许多史实。法国考古学家莽甘(Pierre－YvesMANGUIN)把扶南国历史划分为三个阶段：(1)公元1世纪至3、4世纪城市出现，受到了印度河文明的影响。(2)公元5～7世纪“印度化时代”，佛教与婆罗门教并行；俄厄与印度、斯里兰卡和东南亚的交流大大发展，是印度洋商人与产品的集散地。中国商人也在这里与印度洋商人做买卖，扶南商人前往中国，贩运珍贵的丝绸。(3)公元7～12世纪“前吴哥时期”和“吴哥时期”，强大的高棉国即将形成，地区中心逐渐向未来的都城吴哥靠近，并远离海岸。

俄厄海港遗址是灿烂的扶南国印度化时代的代表，也是东南亚大陆－暹罗湾海洋文明遗存的典型。在泰国南方他差那遗址、克伦敦遗址等，考古学家发现公元前1世纪前后人面珠、人像石雕等外来遗物。在叻丕(Ratburi)发现唐代阿拉伯沉船，在暹罗湾海底考古发现遗址有25处之多。这些考古遗存都折射出南海周边地区悠久的海上交通与发达的国际贸易历史。可以认为，在公元后几个世纪里，暹罗湾是南海西南一个国际贸易频繁、海洋文明积淀深厚的区域，中心海港就在俄厄，它不仅是东亚、印度洋海上交通贸易的重要中转港，而且是中国与印度两大古国文明在东南亚地区海陆交汇的一个支点。目前，以俄厄文化为代表的扶南历史及暹罗湾海洋文明继续受到国际学界的关注和重视。

(三)西沙群岛甘泉岛居住遗址

20世纪70年代，广东、海南的考古工作者在西沙群岛海域进行水下考古调查，发现多处从秦汉到清代的历史遗物与居住遗址。在北礁海域采集到南朝广东产六耳罐、陶杯，应该是当时船运或沉船遗物，证明从广东到东南亚各国的商船已经不再沿着海岸、近海航行，而能够进行深海航行，经海南岛东面海域，直穿西沙群岛海面抵达南海诸国，再穿过马六甲海峡，驶向印度洋、红海、波斯湾地区。西沙群岛海域在南海交通史上有着极为重要的地位。清末《宣统政记》记载，西沙群岛“在崖州属榆林港附近，该岛共有十五处，其地居琼崖东南，适当欧洲来华之要冲，为南洋第一重门户。”

在西沙群岛各岛礁，还发现14座孤魂庙、公庙、神庙、土地庙等，这是中国渔民在西沙群岛从事海洋渔业活动所遗留下来的海洋信仰文化遗产。在甘泉岛西北部，考古工作者所发掘的唐宋时期居住遗址，堆积厚度35～90厘米，出土文物有陶瓷器、铁器(工具)、铜器饰件、吃剩的鸟骨、螺壳、碳粒灰烬等。从遗址所处位置看，该遗址处既非易受海风正面吹袭的外坡，也非潮湿低洼的岛内凹地，为长期生活而选择的居住地，不是船只遇难后的临时搭建场所，说明早在唐代，我国先民已经在此居住生活。

1998～1999年，海南省和国家博物馆的考古工作者联合开展西沙群岛水下文物遗存抢救发掘工作，发现五代至清代水下文物遗存13处，近代遗存1处，包括沉船遗址和其他遗物。可见唐宋以降，南海北岸的中国民众行舟致远，以海为田，或渔或商，是西沙群岛海域的常客，是开发南海的主力。清中叶刘世馨辑《粤屑》“崖岛”条记载：

蔡士阳，钦州士人也。读书不成，弃而为贾。地濒海，买舟出洋，营鱼盐之利。一日，偕十九人同舟，至三娘湾，遇大风吹出大洋，巨浪滔天。任其瓢泊，一昼夜抵一岛，舟近崖，冲激将覆，众急登岸逃生，回望原舟，片版不存，众遂入岛周览，冀有居民，为栖息之所，乃四顾绝无人迹，惟一小庙，中立神像，神前有珓杯一对，亦不知其何神，其中器皿镬灶皆备，甚讶之，不解其故。众想与枕藉其中，拾干叶作蓆形，携有火镰引火各物，群拾干柴燃火，不令绝，但无由得食。见其地产小薯大如指，若天冬然，煨而食之。庙前有鸡成群，捕之不得，祷于神而掷珓若胜，捕得数只，以此度日。遥望大海，茫茫木日无片叶，仰天长叹，艰苦备尝，死者已十余人，自分为异域之鬼。居八十余日，忽一夜，闻岛边人声嘈杂，若有舟泊此者，蔡等不能行，拊膺大哭，冀其援拯。舟中人闻之，并见火光，亦大惊异，入岛探问，见存者六人，病莫能兴，泣诉情由，咸哀怜之。转扣舟何自来?乃知此地近崖州，名蓬岛。每年七月，舟人乘风来此，取鲍鱼、带子各海味，秋末则回，余月虚无人焉。其食具留于庙，以为来时之用，鸡亦彼放生者云。于是客人扶归舟中，先与糜粥调养，三日后渐与之饭，半月始能行，至九月载以俱还。由崖州渡海，一路乞食回里，家中以其死久矣，一旦忽归，喜从天降。其子在学署读书，士阳至署详言之，如听世外事，此《山海经》所不载者也。

这段海国奇谈式传奇笔记，翔实地记录了南海北岸民众航海贸迁时遇到海难的惊险境况，揭示了海南岛民众前往“蓬岛”进行季节性捕鱼与短暂居留的实况。海难发生在“蓬岛”海域，从岛屿地产小薯，有渔民居留、放养家禽、崖州渔民夏去秋还等情况看，蓬岛应该是在西沙群岛。岛上神庙供奉海南人崇拜的本地神灵。

甘泉岛位于西沙群岛永乐环礁上，因岛上有甘泉井水而著名，也称“圆峙”“圆岛”“罗伯特岛”(ＲobertIsland)。岛呈椭圆形，南北长700米，东西宽500米，面积约0.3平方公里。岛屿地势较高，为沙堤围绕，中间低平，周围珊瑚礁环绕。宣统元年(1909)清朝广东水师提督李准巡视西沙群岛时发现此岛有可供饮用的淡水井两口。次年《地学杂志》刊载《粤东查勘西沙岛小记》，谓罗弼岛(即甘泉岛)“高出海面三十尺，中有清水井一，矮林甚密，多礁石环绕。西北有毕杜劳岛，岛上有大椰树一株，可为指引路途之记号，下有济水井一。岛之南有沙滩可登岸。”《广东西沙群岛志》也记载：“罗拔岛(即甘泉岛)，全岛光平，如卵形，南至北长半英里，东至西阔四之一英里，上有耕种，有汲井，全岛亦石排围之，然东向可登岸。”说明甘泉岛拥有难得的良好的淡水资源，地理位置特殊，有独特的航海标记(椰树)与停靠海滩，是南海航线上适宜居停、淡水补给或打鱼作业的海岛。

循着甘泉岛居住遗址考古发现，结合其他海洋发掘、调查与文献资料，可以进一步深入思考中国渔民在西沙群岛海域从事海洋渔业的历史，例如渔民的航海能力、海上生活习惯及其对海洋的认知，利用季风、洋流往返大陆(海南)与西沙海域的情况，海洋渔业的季节性、商品性及其“产—运—销”体系，海洋渔业组织、经济结构与海岛/海域开发，海洋经济在传统社会经济中的地位与作用等等问题，对拓展南海诸岛开发、海上丝绸之路发展史有独特的学术意义和史料价值。

二、南海沉船考古：见证海上丝路与海洋社会生活的特殊海洋文化遗产

沉船考古是海洋考古活动中最常见的内容之一。以船体实物与船载遗物为主沉船考古发现，每一件遗物都蕴涵着历史时期不同国家的文明内涵，是特种珍贵的海洋文化遗产。上世纪80年代以来，东亚海洋考古进展迅速，中国“南海I号”“南澳I号”等沉船打捞与研究，是世界水下考古的里程碑，沉船考古日益走上科学化轨道，并进入国际前沿水平。中国和东南亚国家在南海海域进行多次沉船打捞与调查工作，发现7世纪以后中外沉船数十艘，对了解海上丝绸之路发展历史、从事海洋贸易人群的社会生活具有重要意义。下面介绍20世纪80年代以来南海及周边海域发现的重要沉船。

（一)黑石号沉船

1998年，德国打捞公司在印尼勿里洞岛(Billiton)海域发现，又称勿里洞沉船。沉船发现一件长沙窑碗上刻有“宝历二年七月十六日”字样，即公元826年，说明该沉船年代为9世纪。黑石号沉船打捞出水文物6万余件。有金属制品，包括10件金器、24件银器、18块刻字银锭和30块铜镜，以及一系列其它制品——成套的铜、铁和铅器；还有玻璃瓶2件，漆盘1件，墨盒1个，墨和香料等；陶瓷器最多，有67000多件，中国陶瓷占98%，包括长沙窑、越窑、邢窑、巩县窑瓷器。长沙窑瓷器约56500件，器形以碗为主，其次为执壶，其他器形包括杯、盘、盂、盒、罐等；越窑青瓷有200件，河北邢窑白瓷、河南巩县窑白瓷产品有350件，广东地方窑口烧造的粗糙青瓷有700余件。

黑石号沉船是一艘阿拉伯三桅船，从扬州启航，经广州返回西亚，在勿里洞海域沉没。船上大量来自唐朝内陆地区生产的瓷器，是西亚客商订制的外销瓷，表明9世纪是中国外销瓷商业化的关键时期，市场经济的力量与海洋贸易网络，把中国沿海乃至内陆地区一些生产部门也卷进海外市场，通过发达的水陆运输网络联通国际海上交通，在生产、运输、销售等领域与遥远的阿拉伯世界建立起前所未有的经济联系，对研究中唐以后社会经济历史与东西方交流有重要价值。

(二)印坦沉船

1997年在印尼首都雅加达以北150公里印坦油田海域发现，为10世纪东南亚籍海船，相信是一艘从南汉国兴王府(即广州)贸易归航的商船，有学者认为可能是运送使节的官船。据介绍，沉船的运载物包括：少量的金饰、铜块、锡块、青铜器、铅块、玻璃，其他如香脂、香材、坚果、象牙等，少数动物和人类骨头。最值得注意的是如下三类：银锭(共97枚，每枚重约50两，总共接近5000两)、“乾亨通宝”铅钱、陶瓷(有中国定窑、繁昌窑、越窑以及广窑的，也有东南亚的)。

印坦沉船的考古发现为五代时期南汉国海外交通提供宝贵的实物资料，也证明了10世纪前后，中国东南沿海各国都重视对外关系和海外贸易，并与东南亚国家有密切的贸易往来。

(三)南海I号沉船

1987年在广东台山川山群岛海域调查发现，2007年完整出水，是迄今为止考古发现最大的宋代“福船”。根据出水铜钱、金页银铤铭文和瓷器特征判断，该沉船年代应属于南宋中晚期(13世纪中早期)。截止2016年1月5日，总共出土文物14000余件套，估计整船文物可能达到60000至80000件(参见表2)。

资料来源：李庆新．南宋海外贸易中的外销瓷、钱币、金属制品及其他问题———基于“南海一号”沉船出水遗物的初步考察［J］．学术月刊，2012，(9)；LiQingxin．“NanhaiI”(南号)WreckontheMaritimeSilkＲoad［M］∥TheMaritimeSilkＲoadandSeaportCites．Korea：Suninpublisher，2015．

沉船出水瓷器数量最多，以江西景德镇青白瓷，福建德化窑白瓷、青白瓷，磁灶窑酱釉、绿釉瓷，闽南青釉，以及浙江龙泉系青釉瓷为主。一些类似阿拉伯人常用的“手抓饭”饭碗的“喇叭口”大瓷碗，应为海外客户订制的外销瓷。沉船出水数量巨大的铁条、铁锭、铁锅等铁制品、半成品，不少与海中物质结成巨大的凝结物。一批金银、铜锡等制作的装饰品，以及漆木器，均极精美。一些金页、银铤上印有店铺名称、重量、地名等戳记，对研究南宋金属产品加工、制作工艺及其出口，均有重要价值。

南海I号沉船考古是中国海洋考古的里程碑，大大推动了中国水下考古事业与海上丝绸之路研究。2009年，一座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广东海上丝绸之路博物馆”在海陵岛落成。

(四)华光礁I号沉船

1998～1999年，海南省和国家博物馆的考古工作者联合开展西沙群岛水下文物遗存抢救发掘工作。华光礁I号沉船位于华光礁礁盘西北边沿，发现时遗址已有明显人为破坏迹象，散落的遗物主要为刻划青花、青白瓷，分布呈东南—西北走向，范围长38米，最宽处约21米。经过试掘，沉船出水陶瓷器、铜镜残片、船板等等遗物850余件。出水瓷器包括碗、碟、瓶、盘、壶、罐、瓮、粉盒等，大多来自南宋晚期福建德化窑、南安窑、晋江磁灶窑及江西景德镇窑等民间窑厂。在遗址中部，发掘出两件铁质凝结物，长约2米，高1米，凝结物中为长0.35～0.5米的“U”形铁条，用竹篾捆扎，这些船货码放有序，下面叠压着成摞的青瓷碗和其他瓷器。唐宋时期是海上丝绸之路的繁荣期，华光礁I号沉船与南海I号沉船一样，呈现了“东方大航海时代”南海交通与中外商品交流的盛况。

(五)潘达南岛沉船

1993年6月在菲律宾巴拉望主岛南端与潘达南岛之间海域发现，1995年2月发掘，同年5月底结束。从沉船上采集的瓷器样本显示，年代属于十四至十五世纪(中国元末明初)。最令人关注的是木船相对保存完好，以及装载的来自越南、泰国和中国的陶瓷等货物，还有一些金属制品，如铁锅、铜锣、磅秤和一些中国钱币，一些硬陶瓮里面发现了数千粒玻璃珠，这种装运方式为了解古船装载玻璃珠这种特殊物品提供了绝佳的实物证据。还发现21件研磨石或磨刀石。被列入清单的考古标本有4722项，包括陶器、金属及玻璃的碎片和手工制品、生态证据的片段。

这艘沉船最初被认定是一艘中国帆船，但进一步的研究显示，潘达南沉船是一艘在菲律宾进行贸易的东南亚货船，船的结构及技术本身与东南亚的特征相称。可能从越南中部港口启航，经过中南半岛南部，装载来自泰国的货物，接着航经马六甲、婆罗洲、菲律宾，进入巴拉望海域，在潘达南岛东北触礁沉没。该沉船成为了解近世东南亚船只与南海贸易的一个绝佳的沉船标本。

(六)金瓯沉船

20世纪90年代，越南与国际水下考古工作者合作，在中南部海域进行多次沉船勘探与发掘，发现5艘年代从15世纪到18世纪的沉船及大批珍贵遗物，包括广南省岘港附近的占婆岛(ChamIsland)沉船(15世纪)、巴地——头顿省HonCau岛沉船(1690)、金瓯(CaMau)省海域沉船(1723～1735)、建江(KienGiang)省海域沉船(15世纪)和平顺省藩切(PhanThiet)沉船(17世纪)。

金瓯沉船所在海域处在东亚海上交通要冲，越南东南部“昆仑洋”“烂泥尾”一带海域境况相当复杂，是海难频发区域，宋代以后海客视为险恶畏途。金欧沉船发现于1998年夏，是一艘从中国广州开出的商船，可能是中国船或欧洲船。根据船只和货品的火烧痕迹，以及船中木箱、铜锁有损坏迹象分析，船只可能是因遭到海盗攻击而沉没。一些瓷器底部印有“雍正年制”或“大清雍正年制”字样，可以确定这艘商船在雍正年间(1723～1735)沉没的。沉船发现各种遗物130000件，其中中国陶瓷最多，来自江西景德镇、福建德化和广东广州。有些瓷器底部有“裴溪若深珍藏”“若深珍藏”“祖唐居”“梁齐号”等字样。还有386块锌条，每块重15～18公斤，既是外运商货，也可用于压舱。另外还有“康熙通宝”钱币、衣物、船骨、金属制品(如发夹、铜锁、铜盘、铜盒)、石质印章、辟邪、砚等。

清代中国帆船在广州、厦门等沿海港口与东南亚各国贸易中占有重要地位，在东亚海洋贸易中的作用不能低估。金瓯沉船打捞出4枚石质印章，其中一方文字为“潘廷采印”，另有两方为“□潘”，还有一方为“孙畴”，可能是直接经营贸易的广州船主或商人，也可能是受雇于广州行商或西方商人经营运输的船主，对探讨康熙开海以后至乾隆“一口通商”之前广州商人、中国与东南亚贸易提供宝贵的实物资料。

三、兄弟公信仰、《更路簿》：海南人创造的非物质性海洋文化遗产

海南岛是南海第一大岛，汉族、黎族、苗族等民族杂居，生活着各色各样倚海为生的涉海人群，创造了风格多样、内涵丰富的海洋文化遗产。海南各民族拥有各自的宗教信仰与风俗习惯，宗教文化、民间信俗也具有多元色彩。涉海民众面对变化莫测、非人力所能控制的海洋世界，萌发出一种朴素的超自然的宗教观念，崇拜海洋神明，构成大大小小的民间海神(水神)系谱和信仰体系。史书记载，本岛各种神灵名目繁多，数不胜数，海洋神灵占有很重要地位，包括土地公、海龙王、海神娘娘、天后(妈祖)、水尾圣娘(又称南天夫人)、冼太夫人、木头公、兄弟公(又称一百零八兄弟公、昭应公)、峻灵王等等，有些为本岛产生，有些为外地传入，兄弟公则是土生土长的本岛海洋神灵。

西沙群岛海域七洲洋一带是南海交通必经之地，海况复杂，经常发生海难。所谓“上有七州，下有昆仑，针迷舵失。”该海域成为古代东亚海洋信仰的重要祭祀空间。明清时期，航海人群在七洲洋“鬼哭滩”一带，通过祭祀孤魂、海厉等形式，祭祀神灵，表达对海洋的敬畏。后来，祭祀内容与形式因混杂入佛教、道教普渡“无祀鬼神”的盂兰之会而发生变化，复受《水浒传》《三国演义》等侠义英雄故事影响，摄入清末在越南遇难琼商显灵神化的传说，原先祭“山水二类五牲孤魂”与“一百零八兄弟公”崇拜合流演化成二合一的复合型海神信仰，为他处所未见。此种信仰在海南本岛流行，在南海诸岛亦有流布，建立起众多的兄弟庙、孤魂庙，至今仍香火鼎盛，备受涉海人群崇奉。随着海南人远走海外他乡，兄弟公信仰传播到东南亚，成为具有跨国色彩的海洋信仰，在中国东南沿海与东南亚华侨信仰占有一席地位。

海南本岛兄弟公信仰崇尚人群主体上是渔民，部分为涉海商众，在信仰功能上以渔为重，兼顾商民，具有航海保护功能、闯荡海洋神性，也带有草莽英雄的江湖本色，是地道的地方海神。海外琼侨社群聚居异域，商贸农工，崇拜家乡神灵，更多是从维护乡谊、逐利谋生、求发展、保平安等方面体现族群诉求，扮演地方保护神的角色，因而褪去了航海保护神的主体功能和侠义英雄色彩，更多情况下属于兼具海洋性的陆地神灵。另外，在崇拜形式上主神舍去了“山水二类五牲孤魂”，只保留昭应公即“一百零八兄弟公”，与海南本岛信仰有较大差别。较之关帝、观音、天后、水尾圣娘等拥有人多势众优势的华族大神信仰，东南亚国家的兄弟公崇拜毕竟属于海南人的小众信仰。在琼侨社群信仰中，多数情况下也只能忝列上述大神之后座，担当配角。论其影响及传播空间，自然亦略为逊色。

明清时期东南沿海船民编制一些简单而实用的海道针经，记录海上航行的方向、远近、风候、海流、潮汐、航海水道、沙线、沉礁、泥底、海底、海水深浅等等内容，成为沿海社会特有的珍贵民间文献。如原藏于英国牛津大学鲍德林图书(BodleianLibrary)的《顺风相送》《指南正法》，记录16至18世纪东南沿海地区与东西洋海上航路情况，还有《鍼谱》《罗经针簿》等，亦属此类。

南海为海南渔民的海上家园，舟师船户也使用类似的航海指南，被称为《水路簿》或《更路簿》。乾隆癸未年(1763)六月厦门人倪邦良，调任定阳，在海口港待渡徐闻海安，偶然看到了一张舟师所用《流水簿》，加以整理绘图，这种《流水簿》即是海南人航海针路之一种。1974～1975年，广东省博物馆、海南行政区文化局在文昌、琼海等县，收集到多种清中后期民间流传的《更路簿》，收藏在广东省博物馆。作为一种世代相传的实用性民间文献，《更路簿》记录了海上岛域资源、航程方向与距离、四季天气、风向、雨水、潮汐、海流、深浅，海上各处岛域、沙洲、浅滩、水道均起了名字。学者统计，目前海南发现存世的《更路簿》有32种。

《更路簿》凝结了涉海人群航海知识、航海技术与航海智慧之结晶，对研究海南本岛和南海历史有很高价值，近年来学界给予高度关注，取得不少有份量的成果，并提出建构“更路簿学”之设想。周伟民、唐玲玲著《南海天书——海南渔民＜更路簿＞文化诠释》(昆仑出版社，2015年)收录了清代、民国时期海南“更路簿”28种，陈佳荣、朱鉴秋执行主编《海路针经》(上、下册，广东科技出版社，2016年)收录了20种左右，并加以点校，是目前国内最新的《更路簿》整理成果。

由于《更路簿》所关涉的历史空间并不局限在海南本岛和南海海域，《更路簿》本身所蕴涵的航海知识与历史信息乃成为近世东亚航海知识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研究南海丝绸之路、东亚海域交流历史不可多得的历史资料，所以应该放长眼光，扩大视野，加强学术交流与对外合作，扩大“更路簿学”的国际影响力。

地理大发现后欧洲人向海洋扩张，使用西方的航海指南。金国平教授从西方文献中梳理出十五、十六世纪葡萄牙人在东亚海域的航海指南《中、澳、日针路》，包括《从昆仑岛(IIhaDeCondor)至澳门及中国航路》《从广东岛前往浯屿、澳门，广东诸岛和日本(Iapao)航路》《从广东岛至澳门》《日本(Iapam)至中国航程》《澳门往暹罗(Siao)航路》等，详细记录航线所经山形水势、海湾港口、海上及海岸地标、经纬度、海岛、礁石、沙洲、海底状况、航程、水深等，蕴藏丰富的海洋史地信息与航海知识，可与中国传统的航海针路、《更路簿》相比较。

大航海时代的东亚海域，东南沿海其他地区、东南亚其他国家的涉海民众、乃至东来的葡萄牙人、西班牙人、荷兰人等采取各自的航海知识，使用各自的航海工具与技术进行航海贸易活动，东亚传统的航海知识与西方近代的航海知识在海域交流中并存不悖。随着海洋人群的接触与技术交流，航海知识出现交汇与互动，南海地区为东西方交流的重要场域，这种趋势随着历史推移变得越来越明显。所以，无论从理论上和方法上，东西之间的比较研究与国际之间的合作研究都不可或缺。《更路簿》所承载的海南本土的传统航海知识体系在近世海域交流中，或多或少也吸收了来自异地他乡的航海知识，应该将之置于东亚海域航海活动与知识交流大背景下进行比较研究，这样可以更清晰透视本土的传统航海知识体系的完整内容、内在结构及其内在价值、比较优势和劣势，观察其在近代化历程与对外交流中的发展轨迹与演变趋势，使“更路簿学”走向更深广的国际学术空间。

四、南海海洋文化遗产的当下价值

南海海洋文化遗产可以分为物质性与非物质性海洋文化遗产两类。濒临南海的华南沿海各省区以其各自的地理、区位、历史和传统因素，长期处在南海经贸往来与文化交流的前沿，是经略南海、管理南海、开发南海的主力，创造了南海海洋文明诸多奇迹，遗存下大量珍贵的海洋文化遗产。

当前国家和沿海省区皆重视海洋生态文明建设，注重海洋文化的传承与创新，大力发掘海洋文化遗产与文化精神，用世界眼光、现代理念、时代精神进行重塑与创新，使之成为提高全民海洋意识，构筑新时期海洋文化发展的重要资源，提升海洋区域文化软实力，推动海洋区域在生态保护、资源合理利用、经济开发、社会文化建设等方面整体协调发展。海洋文化遗产具有多样化重要价值，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在“一带一路”倡议框架下，海上丝绸之路文化遗产保护与申遗、海上丝绸之路文化建设也是国际合作、共同担当、共享共赢的共建活动。海上丝绸之路是传统中国与海外交往的贸易之路，也是中外文化交流与友好交往之路，海丝文化遗产也是沿线国家共享的文化遗产。应该高度重视南海海丝文化遗产保护与利用，以全局眼光、战略眼光，有针对性、前瞻性地开展相关问题研究与保育工作，加强海丝沿线国家与地区的海丝文化遗产的合作研究，弘扬海丝精神，增进文化交流、文化互信与价值认同，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新文化与“一带一路”建设大局服务。

第二，在海洋发展战略和发展模式上，建设现代海洋生态文明是制高点。需要从培养国民海洋意识、维护国家海洋权益、实施海洋强国战略、发展海洋经济等等重大领域互相结合又互相适应的高度，树立海洋“自然—人—经济”协同开发、传承海洋文明、和谐发展新观念，把南海海洋人文资源保护纳入区域海洋发展战略之中，像珍视我们的生存环境那样去珍视海洋生态环境，像珍惜海洋自然资源那样去厚待海洋人文资源，为沿海区域社会治理与文化建设提供有益的内生资源与生生不息的内源力量，在现代化进程中不断推进海洋生态文明建设。

第三，海洋文化遗产是可以转化为社会建设与经济发展的特种人文资源。在南海整体发展战略中，海洋文化资源为开发海洋旅游、发展海洋文化产业增添可资开发的文化资本。将“海洋文化、创意科技、人文关怀”融为一体，促进文化遗产的深层次开发，开发面向国际市场、体现南海自然与人文特色的海洋文化产业，大力发展国际海洋旅游产业，必将大大提升沿海地区综合实力和文化软实力，成为南海沿岸地区海洋经济发展与海域开发的增长点。

第四，我国在未来发展中能否实现海洋战略，成为无可置疑的海洋强国，国民能否成为具备海洋意识的大国公民，以及国际间建构起体现公平原则的海洋秩序，建设先进的海洋自然与人文社会科学体系与理论体系是不可缺少的。南海海洋文化遗产类型多样，得天独厚，在国内海域堪称首屈一指，为海洋历史学、海洋考古学、海洋社会学、海洋经济学等海洋人文学科建设提供有价值的科研实验场与学术资源，对推进我国海洋人文社会科学新学科、新理论、新体系建设具有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

【注】文章原载于《南海学刊》2017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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