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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疆时空】陈支平 | 关于“海丝”研究的若干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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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支平
历史学博士，现任厦门大学人文与艺术学部主任委员、国学研究院院长，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协同创新中心首席专家，国学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成员。兼任中国明史学会会长、中国经济史学会副会长转顾问、中国朱子学会副会长、中国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会副会长等学术职务。
摘要：近几年来，在各级政府的倡导推动下，“海丝”研究迅速成为包括学界在内的社会各界的热门话题，各种与“海丝”相关的学术活动及文化节等迅速兴起。然而，从学术的立场来观察，此次兴起的带有某种群众运动式的“海丝”研究热潮，文化起哄的意味大大超过深入细致而又严谨创新的学术研究。各级政府大力提倡“海丝文化”，这对于推动中国与世界的政治、文化、经济等各领域的交流与协作关系，扩大中华文化在世界的影响力，都有着十分积极的时代意义。但是学术研究不能“新瓶装旧酒”，必须努力开拓新的研究领域，必须具有国际性的视野，从而推出具有学术创新性的学术成果，才能避免“海丝”学术研究流向功利化和庸俗化，使之走上健康发展的道路。
关键词：“海丝”研究 中国海上丝绸之路 历史真相 文化宣扬 历史与文化歧义 学术立场
近几年来，“海丝”研究迅速成为包括学界在内的社会各界的热门话题。所谓“海丝”，即为“中国海上丝绸之路”。不知在近年的何时何地，被高明人士简化为“海丝”，并且迅速流布于全国各地，成为时髦的流行语。“海丝”研究的兴起并且迅速成为热门，显然与近年来的政治导向与社会经济需求大有关系。大家开口“海丝”，闭口“海丝”，尤其是在面朝大海的福建区域，在福建省委领导的倡导下，研究“海丝”的“专家学者”一下子冒出了成百上千之多，使得包括各级领导在内的社会各界深受鼓舞。然而，从学术的立场来观察，此番兴起的“海丝”研究，文化起哄的意味大大超过深入细致而又严谨创新的学术研究。各地纷纷热衷于“海丝”标志性建筑物的建造、大型“海丝”文化论坛、文化艺术节的举办，有关“海丝”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申报与保护，等等，不一而足。至于“海丝”究竟是怎样的文化定义，包含哪些内涵，如何开展切实可行的学术研究，就比较少人关心了。而这种群众运动式的文化起哄活动，虽然也搜集了不少所谓的“学术论文”，但是大家应景者多，老生常谈，抄来抄去，生产出不少学术垃圾。因此，以笔者个人的认知，对于近年来迅速掀起的“海丝文化”热潮，并不感到十分乐观。下面，笔者拟对目前“海丝”研究中的四个突出问题，提出自己的粗浅看法。
关于“海丝”的名称问题
首先是关于“海丝”的名称问题。虽然说“海丝”一词在社会上几乎成了一种“口头禅”，大部分人对于“海丝”一词因何而来并不关心，然而在传统学界之内（所谓传统学界，指的是原先就是从事学术研究的这一班人，以区别于突然冒出来的“新新人类”式的为数甚众的“学者”），有一部分学者对于“海丝”这一名称颇有异议。归纳起来，主要有三点。一是认为中国古代的海上交通贸易，较少有丝绸输出的份额，更多的是诸如瓷器、茶叶之类的货物，不像陆路通西域的交通贸易，汉唐时期以丝绸贸易为大宗。因此，冠以“海上丝绸之路”，名不副实，有悖历史真相。二是在中国的古代典籍以及近现代中国学界的研究成果中，从未出现“海上丝绸之路”的名称。“海上丝绸之路”的名称，据说最早是日本的非专业人士提出来的，本就不足为训。而如今成为我们冠冕堂皇的政治、文化与学术的专用名词，于情于理于史实，均不合适。三是从中国汉字的表述习惯上看，“中国海上丝绸之路”的关键词应该是“海上之路”，故应简化为“海路”，而不应简化为“海丝”。简化为“海丝”，还原过来，变成“海上丝绸”，既不达原意，也无历史依据，莫名其妙。
从历史学专业的角度来思考，这些人士的质疑不无道理。但是笔者在近几年被卷入所谓的“历史文化”研究的漩涡中，悟出了一个道理：历史真相与文化宣扬是无法等同起来的，历史与文化存在着一定的差异性。当历史学者遇到此类横跨历史与文化界限的大题目时，似乎也不宜坚守追究历史真相的原则，否则就无法参与到“海丝”的大讨论中去。这就像多年来纠缠不清的“封建社会”一词一样，它的最先出现是历史学的，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封建社会”一词逐渐超越历史学而成为社会文化名称的时候，再从历史学的立场去探讨它的科学性，就不免进退两难、左右不讨好了。从“历史与文化歧义”的立场出发，笔者认为关于“中国海上丝绸之路”的名称问题，只能采取约定俗成的办法。既然社会各界约定俗成使用了“海丝”一词，我们也就不妨喜闻乐见，一道使用“海丝”这一称呼，免得别开生面产生出“海瓷之路”、“海茶之路”之类的称呼，弄得大家更加糊涂，更加争论不休。
关于“海丝”研究的内容问题
“海丝”研究究竟应该包含什么样的内容？这无疑是能否推进“中国海上丝绸之路”学术研究的关键所在。从目前的情景看，“海丝”研究只不过是用一个新名词替换以往的旧名词而已，在研究内容上跟以往并没有十分明显的差别。从20世纪上半叶中国学界开展中外关系史研究以来，大家比较惯用的名词，主要有“中外交通史”、“中外交流史”、“海外交通史”等等。因此之故，到了改革开放之后，国家允准成立某些群众学术团体组织，于是便有了“中外交通史研究会”、“中外文化交流史研究会”一类的全国性学术组织。到了20世纪末，国家重视海洋权益，于是，诸如“海洋历史文化”、“中国海洋社会经济史”等等的名词出现了。但是不论是早期的“中外交通史”，还是20、21世纪之交的“海洋文化”，大家的学术研究意趣，基本上集中在汉唐以来中外文化交流史与中外社会经济史即海外贸易及移民这两大领域。近年来，由于国家及地方各级领导人的倡导，“海上丝绸之路”的风头很快就盖过了以往的种种称呼，成为最崇贵、最新颖的学术与文化名词。
名称虽然崇贵、新颖，但是在研究内容上看，却丝毫没有超越以往学界所从事的“中外交通史”、“中国海洋文化发展史”的范围，用通俗的谚语，就是“新瓶装旧酒”。笔者认为这是目前炒作“海丝”文化的最大缺陷之一。用一种新的名词替代旧有的名词，而在内容上没有更多的拓展与充实，这在学术上是没有意义的，至少是意义不大。
我们既然要用新的“海丝”名称替代旧有的“中外交通史”、“中国海洋文化发展史”等名称，从学术创新的角度来思考，研究内容的拓展与充实是无法回避的问题。学术的进步是必然的趋势，学术研究领域的开拓也是必然的趋势。随着人文社会科学理论与方法论的进步，人们对于学术研究的视野也应当更加广阔。我们应当在以往从事“中外交通史”、“中国海洋文化发展史”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寻找更多的相关问题的研究空间。而只有在以往学术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有所拓展，有所创新，“海上丝绸之路”的倡导以及替代旧有的学术名词，才是有意义的。
也许人们会说，中外交通史和中国海洋发展史的研究经历了近一个世纪的学术积累，成果丰硕，进一步拓展学术研究的空间已经不大。事实上，这里存在着一个学术研究视野的问题。我们如果借助于传统历史学、文学、艺术学等之外的学科知识，或许就会有新的研究空间的发现与开拓。这里，我试举上古南中国及台湾的民族变迁与海洋活动的历程来供大家参考。
不论是从中外交通史的角度，还是“海丝”的角度，由于文献资料的限制，人们对于中外交通史的研究上限，基本上是关注于汉唐之后。对于汉唐之前的中外交通历史，大多轻轻带过、语焉不详。但是如果我们借助于人类学、民族学、考古学等等学科的学术视野，就将把中外交通的历史，大大提前到公元之前的久远时代。从目前可知的民族学、考古发掘资料看，台湾史前文化最早阶段出现于更新世晚期，距今约3万5万年前，与整个东亚、东南亚比较，可说属于旧石器时代的晚期阶段，亦有学者称为先陶文化阶段。台湾史前文化的旧石器时代晚期阶段，出现两个文化相貌稍有不同的文化类型：一个是分布在东部及恒春半岛海岸的长滨文化，另一个是在西海岸中北部丘陵地带地区的网形文化，此外还有发现于台湾南部地区的化石人左镇人和出土于台湾海沟内的更新世晚期古生物化石。长滨文化出现的年代至少在3万年前，且可能早到距今5万年前左右，结束的年代在距今5500年前左右；网形文化年代测出结果最早在距今5万年左右，结束的年代在8000年左右，从文化遗物相貌而言，与广西新州地区旧石器时代晚期出土遗物相似。从遗物的型态而言，网形伯公垄遗址出土的尖器、刮器、砍砸器等和广西新州地区的石器群相似，几乎是同类型的石器；而长滨文化是以石片器为主的砾石工业传统，无疑也和广西百色、上宋遗址及贵州南部兴义县的猫猫洞文化有密切的关系。说明了这些文化可能来源的方向是中国南部地区。近年来福建的考古发现，可以作为台湾同一时期的比对与发展，福建的文化类型反映了从旧石器时代晚期到新石器时代早期的转变与发展。根据最近福建省博物馆研究人员所提供的史前文化证据，其遗址从旧、新石器过渡期一直延续到新石器早期，地层堆积连续、清楚，三期文化一脉相承，体现了较完整的文化序列。其中旧、新石器过渡期的石器打制技术与台湾长滨文化十分相似，说明二地之间在旧石器时代晚期的可能关系。
到了新石器时代早期阶段，台湾的史前文化以“大坌坑文化”类型为主。台湾的许多考古学者认为，台湾新石器时代的大坌坑文化与中国福建、广东二省沿海的早期新石器时代文化有密切的关连，尤其是发现在闽南沿海以金门复国墩、平潭南厝场和闽侯溪头下层为代表的复国墩文化，以及粤东沿海以潮安陈桥、海丰西沙坑为代表的西沙坑文化，与大坌坑文化相当近似，可能属于同一个文化的不同类型或是有密切关连相互影响的二种文化。大坌坑文化可能与壳丘头遗址下层、昙石山遗址下层和中层等几个不同年代的遗存先后有过接触，显示当时的史前人类可能存在着从福建沿海一带经金门、澎湖而到达台南地区的这一接触路线。也说明了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并非孤立于台湾地区，而可能透过物质交换体系与亚洲大陆东南沿海互动往来。从早期人类学、民族学、考古学的资料，我们至少可以知道由于商贾在中国南方区域的海洋活动，使得中国大陆对于早期台湾历史文化的影响是独一无二的，不论是从种族的迁移，还是生产、生活等文明形态的传播，都是任何其他一种文明所无法比拟的。甚至可以说，台湾的早期史前文化，基本上是中国大陆南部区域文明的派生亚种，海峡两岸的文明关系从来就没有间断过。这也从一个全新的资料角度，证实了“台湾自古以来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的历史命题。
中国早期的海洋活动，并不仅仅局限在东南沿海地带，而是扇形式地向南亚各地扩展。民族学的研究表明，上古时期从中国大陆南部逐渐南移的南岛语族，与稍后生存在中国南方沿海各地的古闽越族人一样，有着善于渡海迁徙的习性。在地理环境变迁等因素的诱动下，这种习性，促使他们继续向海上迁移，寻找适合生存的土地。在距今4200-3700年前，台湾的人群带着台湾特有的台湾玉所作的器具，顺着海岸向南走，以巴士海峡的巴丹岛和巴布烟岛为跳板，进入吕宋岛，乃至整个菲律宾。同一时期或稍晚，台湾和福建、广东也有密切的往来。近年来的研究表明：台北芝山岩遗址的文化形态，确定是闽江口一带黄瓜山文化的后裔。西南平原上的大坌坑文化晚期跟广东的珠江三角洲，也有密切的关系。台东的卑南文化晚期到三和文化的文化形态，与上述的文化形态来源有所不同，被确定为跟菲律宾的北部吕宋岛有密切的关系。我们梳理了一下早期台湾历史文化发展进程中的考古发现及民族学资料就不难发现，近五千年来，台湾以其独特的自然地理位置，在中国海洋文明发展史中，扮演着有别于中国传统朝贡贸易和海商贸易的、呈现出别具一格的海洋文明的角色。
长期以来，我们对于中国海洋文明发展史的研究，基本上是集中在国家体制的朝贡贸易和中国本土海商的两大问题之上。但是我们应当深切地意识到，海洋史即“海丝”问题的研究，并不能仅关注到与中国大一统体制相关联的海洋活动之上。假如我们换一个角度，从世界史更为广阔的时空概念来思考早期台湾历史文化的发展，其结果就可能大有不同。这也就是说，我们如果要从中国及世界史的角度来看台湾在历史上的地位和角色，就必需从南岛语族的形成、迁徙与发展的历程来探索其海洋活动的起源，中国南方区域与台湾岛无疑是其中一个极为重要的连接点、中转站之一。这个连接点和中转站，促进了上古时期中华文明与南亚文明的密切联系。其次，从台湾发现的距今4000-1000年间的考古遗址中，我们可以十分清楚地看到中国东南沿海文化对于早期台湾历史文化的重大影响力，以及南亚、西亚文化等外来文化的痕迹。我们今天开展“海丝”的研究，切不可遗忘了早期中国人类与民族的变迁历程以及南中国及台湾在其发展历程中所发挥的历史作用。
以上的例子可以说明，如果我们从人类学、民族学、考古学等学科的视野来审视中国早期的海洋文明发展史，就可以弥补以往研究中所忽视的问题，从而大大丰富“海丝”的研究内涵。事实上，“海丝”研究可以开拓的领域应该还有不少。再如我们现在最为热衷谈论的中华文化对外传播问题，就存在着一定的片面性。人们较多关注的是那些上层文化或带有意识形态色彩的文化，如儒、释、道等文化的中外交流与传播，而民间基层文化的对外传播，则较少引起人们的应有关注。从中国文化对外传播史的角度来考察，17、18世纪以来，由于西方工业革命以及资本主义革命的成功，西方社会树立了根深蒂固的欧洲文化中心论，对于古老中国的文化传统，基本上已经失去了应有的敬畏之心。在这种情况之下，中国文化的对外传播，主要就以民间生活方式及风俗习尚的方式继续向外扩张，以民间生活方式及风俗习尚为主体的民间文化对外传播，成了17、18世纪以来中华文化对外传播的主体。民间文化的对外传播不应被长期漠视，而深入拓展民间文化对外传播的研究，同样可以成为今后“海丝”研究所可拓展的一片广阔的学术领域。
“海丝”研究的全局性问题
在当今各地开展“海丝”研究的热潮当中，出现了一个极为令人担忧的不良倾向，这就是“海丝”的学术研究未见成效，但是各地争夺“海丝”发源地、中心地、名胜古迹地、名人效应地、鬼神诞生显灵地等等的纠纷论战，则是时有发生。“海丝”的学术研究，很快就在某些地方被引入到这些年来所盛行的诸如争夺西门庆出生地、孙悟空出生地的庸俗文化漩涡之中，难于自拔。
近年来“海丝文化”研究在各地的普遍兴起，得益于国家领导人和政府的倡导和推动。下级各地政府往往把这种“海丝文化”研究与弘扬当作一种政治文化行为来执行。“海丝文化”研究一旦成为各地政府的执政内容，必然就与政府任内的政绩互为挂钩，“文化搭台、经济唱戏”的老本行自然而然地又在“海丝文化”研究中大显身手。而对当地的文化学者而言，“谁不说自己的家乡好”？本土文化的塑造与拔高必然成为本地文化学者思考问题的题中之义，义不容辞。这样一来，“海丝文化”研究的地域分裂、零碎化以及超越史实的无端拔高现象就在所难免了。
这种现象是以往中外交通史和中国海洋文化发展史研究中所不曾出现的情况。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一种学术的倒退现象，对于“海丝文化”学术研究的正常发展，无疑是一种严重的伤害。
我国的中外交通史和中国海洋文化发展史研究，经过近一个世纪数代学者们的不断努力，已经有了比较扎实而厚重的学术积累，“海丝文化”研究是建立在这些研究的基础之上发展起来的，因此它不应该是倒退的，而是应该有着更为鲜明时代特征的创新与发展。这种创新与发展，必须有着更为广阔而宏伟的全局观念，才能从中国数千年的“海丝文化”历程中，总结出有益于当今时代的文化精神，让我们的后代们来传承和弘扬。也许，这才是我们今天大张旗鼓开展“海丝文化”研究的真谛所在。
比如，笔者的家乡泉州市，在中国的“海丝文化”发展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这两年来，不知是什么机构或衙门，授予泉州市为“东亚文化之都”的光荣称号。虽然在笔者看来，这种轻率授牌的行为有些荒唐（如今中国各个城市被授予的美誉之牌多不胜数、人皆有份），作为家乡的一份子，笔者还是感到与有荣焉！但是从学术研究的角度，这种与“海丝文化”息息相关的所谓“东亚文化之都”，在历史的发展过程中，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家乡虽然有“东亚文化之都”的美誉，但也不能不看到泉州市在中国“海丝文化”发展过程中的变化。
从世界文明发展史的角度来思考，中国的海上丝绸之路，应该分为“区域史”和“世界史”的前后两个阶段。从传统史学的眼光来审视中国古代历史，基本上是以中国本土为中心的。从严格意义上讲，这样的中国史研究，并没有超越“区域史”研究的范畴。这种“区域史”的史观思考模式，在中国古代社会，在欧洲的中世纪时代，其实也是十分正常的。因为从那个时代的社会生产力以至区域与区域之间的联系水平来审视世界，不可能凭空想象出超越区域或地域界限而具有世界性的历史史观。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的历史，都经历了从“区域史”到“世界史”的演变过程。这种演变过程是由各个国家的社会生产力水平所决定的。从真正意义上说，“世界史”的形成，无疑是以欧洲中世纪晚期的资本主义原始积累开始，以“工业革命”的成功为标志的。从这个时候起，先进的欧洲国家，逐渐地把经济、文化、政治的触角延伸到世界东方及美洲的许多地区，区域与区域之间的联系随之沟通强化，地处东方的中国自然也不能例外，东西方之间的碰撞与交流势在必行。中国传统的“区域史”界限也将随之开始突破，从而与“世界史”产生了千丝万缕的联系。人们往往又把这一时期即16、17世纪称之为“大航海时期”。
经历了“大航海时期”之后，欧洲的资本主义社会得到了迅速的发展，与之相关联的欧洲之外的广袤地域，逐渐被纳入到新的“世界史”中的“殖民地范畴”之中。于是，人们对于“世界史”的认识，又往往偏向与另外一个强势的极端，即局限于“欧洲中心论”的格局之中。随着20世纪下半叶世界多元化进程的加快，近年来，国内外的许多学者，都进一步认识到中华文明发展对于世界文明发展史的重要贡献。有一部分学者进而提出了“大中华文化圈”的概念。这些研究和思考，对于继承和弘扬中华文化，无疑起到了十分积极的作用。
当我们简要地回顾了世界文明格局中的“区域史”和“世界史”的前后两个阶段的历史事实之后，不禁恍然大悟，在中国明代中期之前即16世纪以前，中国丝绸之路的活动地域以及对于世界文明发展史的贡献，基本上是属于世界“区域史”范畴的。而从明代后期即16、17世纪之后，随着西方殖民者的东扩以及中国东南沿海商民的积极应对，中国固有的丝绸之路，也随着“世界史”的形成，走向了世界文明发展史的整体格局之中。虽然说这一走向并不是平坦和一帆风顺的，但是其历史的走向，却是不可逆转的。
就福建的情形而言，在这一世界文明发展史的最关键时期，厦门港起到了中国其他对外港口所无法取代的重要作用。宋元明时期，泉州是举世瞩目的东方贸易大港，但是从明代后期起，起而代之的是厦门港。虽然在明代后期的短暂的时期里，政府出于对“海盗”的担忧和围堵，商人们和政府都选择了比较偏僻的漳州月港。但是历史的事实证明，月港只能是昙花一现。在整个清代以至于民国时期，厦门港始终是福建乃至中国海上丝绸之路的不可替代的首要对外港口。16、17世纪以来中国与世界各国特别是欧美的资本主义国家间的经济文化交流，基本上是从厦门开始发端的。正因为如此，我们今天讨论厦门的“海丝”地位，如果依然局限在传统的丝绸之路的论述中，依然沾沾自喜认为自己的家乡到了明清时期还是“东亚文化之都”，这显然是不够的，也是十分短视的。我们必须从世界文明发展史的重要转折时期的整体格局中，来把握和重新审视泉州港、厦门港、广州港、宁波港等各个重要“海丝”港口的国际性地位，才能从更为宏观的视野深入探讨这些港口及其区域在海上丝绸之路发展史上的重要意义，而不应该进行人为的自我割裂、自我陶醉，从而损害了“海丝文化”研究的全局性与宏伟的世界性格局。
“海丝”研究中的中外比较
由于各级政府提倡弘扬“海丝文化”，在不知不觉中，“海丝”一词成了优秀文化或正面文化的代名词。人们在近年来的“海丝文化”研究中，基本上是用一种欣赏、赞扬甚至崇拜的心态和思维来从事这项学术工作的。
这样的“海丝文化”研究心态和思维，多少有些一厢情愿、剃头担子一头热。“海丝文化”既然牵涉到中国与其他各国的关系，那么这种文化学术思考应该是双向的，是可以相互参照的。但是现在的情况并非完全如此。
从20世纪上半叶开始的中外交通史至下半叶的中国海洋文化发展史，以至近年来的“海丝文化”研究，都有一个共同的学术缺陷，这就是所依据的文献资料，大多是以中国本土的文献资料为主，对于国外的文献资料，征用较少。这种文献资料采集上的缺陷，难免使得中国的“海丝文化”研究，出现一厢情愿的充满着友好气氛的历史叙述。中国的“海丝文化”发展史，从整体趋势来说，由于中华文化的包容性以及“四夷来朝”文化心态的驱使，当然是以友好往来的历史为主线。但是在漫长的历史演变过程中，各种不同的文化因素以及不同的交往目的，都使得这种交往，既有友好往来的一面，也有相互碰撞甚至对抗的一面。我们不能一提到“海丝文化”，就只记取友好往来的一面，大吹大擂，而忘却了相互碰撞甚至对抗的一面。无论是友好往来，还是相互碰撞甚至对抗，都是中国“海丝文化”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而要厘清中国“海丝文化”的整体概貌，就必须在发掘中国固有文献资料的同时，发掘海外的文献资料，相互对照，比较研究。
譬如，明清时期，中国典籍中对于周边朝贡国安南、朝鲜的记述，基本上是比较正面的。但是如果我们去阅读朝鲜贡使以及安南贡使的一些记载，情况就复杂得多。这些贡使所记述的关于明朝、清朝与他们国家的关系，存在着诸多的不确定因素。即使是贡使本身，也并非全部是以促进双方的友好关系为使命，往往是怀有众多心机，见机行事，上朝摆一套，私下另一套。
再如明清鼎革之际，东南沿海的郑芝龙、郑成功集团，与荷兰、西班牙、葡萄牙等西方殖民主义者有着密切的交往，清初政府为了镇压郑氏集团在东南沿海的势力，也曾经与荷兰殖民者们有过政治、军事与经济上的交往。我们从中国文献资料中，更多的是看到郑成功集团驱逐西方殖民者、收复台湾的记载。但是如果我们同时参阅西方的相关记载，就会发现当时的情况是极其复杂的。郑氏集团、清朝政府、西方殖民者之间，既有相互利用，又有相互抵制争夺，同时又三方结盟不一、争斗无常，时在变化之中。也许正是这种错综复杂的多方关系，才是明末清初时期中外关系的真实情景。
清代后期，西方殖民主义者贩运鸦片进入中国，毒害中国人民。林则徐奉命到广州虎门销烟。从清朝的档案资料以及其他文献中，我们都可以感受到林则徐的坚定立场与忧国忧民的家国情怀。但是由于语言文字等方面的障碍，当时最初与英国等西方商人的交涉中，往往经过广东十三行等买办商人的居间转述。这些买办商人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有时会故意曲解两广总督府的原意，私下加入调和性的言语甚至条款。这样就致使我们今天在阅读英国等有关鸦片战争时期的档案文件时，往往会发现一些与清朝两广总督府立场不相吻合的记载。而这二者的参照比较，能够使我们更加认清到当时鸦片战争演变过程的较为真实的历程。
类似的例子还可以举出很多。注重搜集阅读海外有关中国“海丝”的文献资料，不仅可以从更广阔的视野、更多元的立场，以及更为客观地来体现中国“海丝文化”发展史的宏伟面貌，同时也可以大大拓展“海丝文化”的研究领域，充实“海丝文化”的研究内容，从而避免现在这种老调重弹、“新瓶装旧酒”的研究方式。
结语
各级政府大力提倡“海丝文化”，这对于推动中国与世界的政治、文化、经济等各领域的交流与协作关系，扩大中华文化在世界的影响力，都有着十分积极的时代意义。但是对于深入开展“海丝文化”的学术研究来说，这种提倡是一把双刃剑。它既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促进“海丝文化”学术研究的繁荣进步，但是也容易使“海丝文化”学术研究走向功利化和庸俗化。如何坚持“海丝文化”学术研究的严肃性和创新性，避免“海丝文化”学术研究流向功利化和庸俗化，不能不是我们学界所应警觉思考的一个迫切问题。
【注】文章刊登于《文史哲》2016年06期。
责编：李骁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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