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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疆时空】张晓校 | 塞维鲁与罗马近卫军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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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晓校
哈尔滨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二级教授，历史学博士，博士研究生导师，省重点学科“世界史”学科带头人。黑龙江省优秀中青年专家，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享受省政府特殊津贴。
摘要：塞维鲁登基后，推进了军事改革。军事改革的重点内容则是对近卫军进行了重构式、脱胎换骨的改革。塞维鲁任用法学家为近卫军长官，开创一个前所未有的先例，并赋予近卫军长官更多的权力。塞维鲁遣散了那支犯上作乱的近卫军，打破了近卫军出身的限定，从军团官兵中选拔近卫军，规模空前扩大。塞维鲁的军事改革是其各项的重点，近卫军重构式改革则是重中之重。
关键词：罗马帝国 塞维鲁 近卫军
塞维鲁在2世纪末年罗马帝国内战中崛起，作为第一个“非洲裔”皇帝，塞维鲁巩固了边防，改组帝国统治机构，吉本以“新政”称赞塞维鲁所实施各项举措。笔者认为，吉本所论“新政”包括塞维鲁了各种改革，军事改革是重点内容，而军事改革的重中之重则是对近卫军进行重构式的改革——近卫军历史上最后一次改革。法学家出任近卫军长官、重建了近卫军、扩大规模是塞维鲁近卫军改革的核心内容。
一、法学家近卫军长官
从奥古斯都到塞维鲁登基二百余年，近卫军长官的权势多数时间呈上升之势，每每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塞维鲁统治时期，具有重要意义的是近卫军长官权力扩大，并呈现出3世纪达到顶点的军事权力和行政权力分离的趋势”。塞维鲁时代的近卫军长官权力触角几乎无所不及：行政、司法、财政等，权势、地位仅次于塞维鲁。弗尔维乌斯·普劳提亚努斯(C.Fulvius Plautianus)和帕皮尼安(Papinian，拉丁名字为Aemilius Papinianus)为塞维鲁治下的两个著名的近卫军长官：前者是帝国“二把手”，后者则是青史留名的法学家。近卫军长官是武将，法学家为文人，文人出任武官职位，这种“错位”式的任命，折射出诸多历史内涵。
罗马帝国历史上，权倾朝野，恣意妄为的近卫军长官不乏其人，决定了许多皇帝在位期间，近卫军长官变动“常数”的存在。弗尔维乌斯·普劳提亚努斯和帕皮尼安出任近卫军长官之前，近卫军长官为埃米里乌斯·萨图尔尼乌斯(Aemilius Saturninus)和普劳提亚努斯(Gaius Fulvius Plautianus)。大约在197年，骄横不羁的普劳提亚努斯蓄意谋杀了自己的同僚，剥夺了埃萨图尔尼乌斯近卫军中支持者们的官职，长期一人独霸近卫军长官职位，成为帝国一言九鼎式的人物。狄奥·卡西乌斯记载，普劳提亚努斯处死了许多声名显赫的同僚，既分享了塞维鲁的权力，还拥有近卫军长官的所有权力，对每个人都有巨大的威慑力。普劳提亚努斯不仅是唯一一个近卫军长官，而且还想终身任职近卫军长官。另据狄奥·卡西乌斯记载，普劳提亚努斯野心勃勃，贪得无厌，到各个行省和城市搜刮民财；人们送给他的各种钱财比送给皇帝的还要多。未经他的允许，低级军官甚至可以拒不执行塞维鲁的命令，人们对他的敬畏超过了皇帝。和历史上各色利欲熏心的近卫军长官一样，日益增大的权势刺激了普劳提亚努斯的贪婪，最后竟然想谋害塞维鲁父子，取而代之。然而，近卫军长官毕竟是皇帝的鹰犬，生杀予夺多数时候把握在皇帝手中。普劳提亚努斯阴谋败露，被塞维鲁处死。帝国历史上，野心家式的近卫军长官层出不穷，但大多数难逃遭杀戮厄运。吉本分析说：“皇帝感到受到革命的威胁，即使仍然喜爱如前，迫于形势也不得不将他处死。”普劳提亚努斯的下场再次以事实说明，近卫军长官可以猖狂一时，绝无可能横行一世，毕竟奴仆与主子之间永远存在不可逾越的鸿沟。掌握实权的皇帝不会容忍近卫军长官权大盖主，在普劳提亚努斯身上又一次得到印证。
处死普劳提亚努斯后，塞维鲁重新任命两名近卫军长官，其中一人为罗马史上最著名的法学家之一，人称古典时代最后一位重量级法学家的帕皮尼安。法学家出任近卫军长官为帝国历史上第一次。文人出任武官职位，职业军人与职业法学家任同一官职，从另一个角度说明，近卫军长官不仅掌管皇帝的“近卫”，还肩负了更多“近卫”之外的职能。因帕皮尼安等著名法学家在塞维鲁王朝出任近卫军长官，“法学家近卫军长官”由此得名。至于塞维鲁缘何垂青法学家，一种观点认为，原因在于塞维鲁本人有较好的司法素养。塞维鲁自幼喜欢法律，成年后，曾在罗马著名法学家斯凯沃拉(Quintus Cervidius Scaevola)门下研习法律，“司法素养”绝非不经之谈。罗马帝国历史上，近卫军长官武将居多，文臣稀少，文武两道的性质决定了近卫军长官出身行伍、军事经验丰富为硬性条件。塞维鲁所以重用法学家，除了自身的因素外，一个重要原因是，塞维鲁汲取了以往的经验教训，为防止近卫军尾大不掉，采取了分而治之的策略，设置两名近卫军长官，一名负责近卫和治安，另一名“掌管金融和法律”。吉本也指出，塞维鲁治下的近卫军长官，“不仅统帅着全部军队，同时还管辖着国家财政、甚至法律”。不难看出，塞维鲁的这种设计体现的是“文武之道”，为法学家提供了一展身手的空间。和出身军伍的近卫军长官相比，法学家学养丰厚，统率近卫军，参与国政，某些思想对皇帝的治国政策产生了积极影响。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这些法学家对帝国政策的影响，并不逊于对法学的影响。就近卫军长官这一特殊职位而言，塞维鲁任用法学家，前无古人。
塞维鲁当政期间，任用法学家出任近卫军长官，进一步扩大了近卫军长官的权力范围，堪称近卫军长官权势最为显赫的历史时期。因近卫军长官司法方面权力的增长，在接下来的法学家时代里，帕皮尼安等多位影响深远的大法官、法学家先后出任近卫军长官，改变了近卫军长官人选的文化及素养结构。著名法学家乌尔比安(Domitius Ulpianus)先被塞维鲁任命为帕皮尼安的助手，后在塞维鲁·亚历山大当政时出任近卫军长官。多位受过专业训练的、著名法学家出任塞维鲁王朝近卫军长官，构成了这一时期近卫军长官的一大特色。从这时起，近卫军长官被赋予审判刑事案件的权力，皇帝不在罗马城时，帝国司法会议由近卫军长官主持。与以往不同的是，塞维鲁的近卫军长官拥有强大的权势地位是皇帝授予的，并不是通过玩弄权术攫取的。然而，塞维鲁王朝职业法学家出任近卫军长官，绝非意味着完全改变了近卫军长官的出身，改变了近卫军长官最基本的职能。据统计，这一时期有历史记载的22名近卫军长官中，真正意义上的、训练有素的“法学家近卫军长官”不过四五人，不足近卫军长官总数的1/5，所占比例有限。即使在法学家得到重用的时代，大多数近卫军长官出身军旅，根本属性没有改变。皇帝需要法学家出身的近卫军长官，但更需要维护自身安全的、擅长军伍的近卫军长官。因此，法学家得到重用，并不意味着近卫军长官基本职能的变更。同日后埃德温图斯、马克里努斯等近卫军长官陪同卡拉卡拉前往帕提亚战争前线一样，身为法学家的帕皮尼安，也曾伴随塞维鲁前往不列颠前线。2世纪晚期以降，近卫军长官司法职能的强化似乎已成趋势，近卫军长官除了军事职责外，承担的司法职责越来越多。法学家出任近卫军长官，可视为这一趋势的具体表现。
在法学家近卫军长官中，帕皮尼安堪称改写了罗马帝国近卫军长官的历史。作为近卫军长官，帕皮尼安先后服侍塞维鲁和卡拉卡拉；作为著名的法学家，帕皮尼安对罗马法和罗马法学家的影响远远大于任职近卫军长官的影响。帕皮尼安既是塞维鲁宫廷中地位显赫的法学家，也是权势、地位仅次于皇帝，无人能与之比肩的帝国官吏。“在塞维鲁统治的最后七年，由帕皮尼安负责处理国家的主要事务，发挥影响力使皇帝迈向公理正义之路”。帕皮尼安曾陪同塞维鲁巡幸不列颠，并为死于此次巡幸的塞维鲁送终。临终前，塞维鲁叮嘱帕皮尼安：“尽力维护皇室的昌隆和团结。”塞维鲁与帕皮尼安的关系，由此可窥一斑。著名法学家出任近卫军长官，标志着近卫军长官进入一个新的权势重大的历史时期，反映出塞维鲁对司法和法律的重视。
法学家出任近卫军长官，近卫军长官的角色变化也是决定性因素之一。“此时的近卫军长官已成为皇帝顾问会的副主席，并被授予了征收实物税的职能，军队必须仰赖他们提供供给，于是近卫军长官比原来的权力大了许多，成为十分重要的财政长官”。塞维鲁统治时代，近卫军长官更多地扮演着宰相、首席大臣等角色，常常代表皇帝处理公共事务。由于几位著名法学家先后担任近卫军长官，近卫军长官的纯军事性质有一定的改变，处理国内事务的职能逐步增多。塞维鲁在位近20年，统治平稳，牢牢掌控规模空前的军队是决定性因素，法学家近卫军长官的辅佐作用应是积极作用的。
近卫军长官无论出身如何，无论被授予多少权限、职能，最重要的职能一定是军事上的，可谓万变不离其宗。塞维鲁依恃军队夺取王权，知晓军队的重要性。重新组建近卫军的同时，塞维鲁还新建了3个军团，其中两个驻扎美索不达米亚，另一个军团则驻扎在意大利，归属近卫军长官管辖。塞维鲁授予近卫军长官指挥军团，为帝国历史上破天荒之举。近卫军长官的军事权力与生俱来，但该官职设置之初，并不涵盖其他军事权力。当然，此前近卫军长官充任前线指挥官者不乏其人，也有学者论证近卫军长官拥有意大利境内和前线的军事指挥权，这些军事指挥权大多为临时性，战争结束，军事指挥权随之交出，没有像塞维鲁这样明确地将军团交予近卫军长官指挥。塞维鲁把军团指挥权授予近卫军长官，说明近卫军长官在增加司法、行政等权力的同时，还扩大了军权。
二、重组近卫军
法学家出任近卫军长官已经改写了近卫军的历史，而对近卫军进行重构式改革，则可视为塞维鲁改写近卫军历史的第二个重大举措。
自近卫军创建以来，构成成分不断变化，当初那种出身意大利的硬性标准，伴随历史流变，早已发生根本动摇。奥古斯都时代的近卫军构成成分及其要求，注定会成为历史陈迹。塞维鲁入主罗马后，解散了原有的近卫军，组建了一支全新的近卫军取。鉴于近卫军横行罗马，反复无常，气焰嚣张，以及公然在近卫军军营“拍卖帝位”等恶劣行为，塞维鲁遣散了这支近卫军。塞维鲁“严厉惩治了杀死皮尔提纳克斯，将王座‘卖给’朱里亚努斯的近卫军士兵”。塞维鲁登基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解除了近卫军的武装，命令他们放下武器离开罗马城，“如果在距罗马城160千米以内出现，格杀勿论”。希罗狄安以生动的笔法记载了塞维鲁惩治近卫军的全部过程。塞维鲁先是以私人的名义，给近卫军中的百人队长及其他军官写信，要求他们说服近卫军士兵，服从他的命令。然后，塞维鲁又给近卫军写了一封公开信，要求他们放下武器，和平时陪伴皇帝一样，身着普通市民的衣服，离开近卫军营地。他还命令近卫军对他宣誓效忠。近卫军听从了塞维鲁的指令，放下武器，身着便装，手持月桂树枝，到达指定地点，周围则是塞维鲁军队的官兵，更像一群战俘。愤怒的塞维鲁对近卫军大声训斥，严厉地命令近卫军脱下军服，放下所有装备，尽可能远地离开罗马。听完塞维鲁的训斥，近卫军乖乖地交出了随身携带的短剑，解下腰带，摘下金银饰物，以及其他所有近卫军标识。奥古斯都创建的、经常横行不羁的近卫军就此退出了历史舞台。“这是古老的帝国军队精英部队的终结。几乎全部由意大利人或行省意大利血统出身构成的近卫军，对帝国发展进程的重要影响超过200年”。塞维鲁汲取了历史经验，改变了近卫军的构成，颠覆了长久以来的传统。
塞维鲁严厉惩治近卫军带有为皮尔提纳克斯复仇的心态，但更主要原因还在于不能忍受近卫军无法无天，为所欲为。近卫军两个多世纪的骄横跋扈，在塞维鲁高压之下荡然无存。遣散原有的近卫军，并不意味着塞维鲁不需要近卫军，恰恰反映出对原有恶名昭彰的近卫军的厌恶与敌视。惩处祸患帝国的近卫军与王权需要之间没有矛盾，塞维鲁所进行只是改革和改组，绝非彻底裁汰近卫军：“禁(近)卫军谋害皇帝出卖帝国。以叛国罪名得到惩处，这种军勤制度虽然危险但却必要。”近卫军与帝制相伴而生，历代君主对近卫军的把控力度决定了近卫军的生存状态，以及对帝国的不同影响。“塞维鲁知晓他的政权是建立在士兵支持的基础之上，因此，解散了原有的近卫军，组建了一支新的、规模更大的忠于他的王朝的近卫军”。与以往任何一个历史时期相比，塞维鲁的近卫军构成变化堪称天翻地覆：来自帝国偏远地区的蛮族士兵取代近卫军中的罗马士兵，官兵主要来自支持塞维鲁的巴尔干军团。这些军团是塞维鲁的嫡系部队，以嫡系作为近卫军增加了“安全系数”，塞维鲁对近卫军的依赖性昭然若揭。塞维鲁重构近卫军表现出的特点是彻底性、颠覆性，此后，近卫军官兵主要在多瑙地区那些有多年服役经历的军团士兵中征召。一直以来，近卫军以意大利人为主，象征特权或身份。塞维鲁打破旧制，新组建的近卫军全无身份限制，军团中任何官兵都可以填补近卫军的空缺，将在近卫军服役作为奖赏，借以鼓励他的军团官兵到近卫军中服役。据统计，塞维鲁的近卫军中，60.3%来自帝国西部，39.7%来自帝国东部。传统的出身、籍贯规定被彻底否定。塞维鲁对近卫军实施的种种改革举措，是继维特利乌斯之后，又一次对近卫军进行比较彻底的重构，取消近卫军服役的各种限制，蛮族士兵享有了近卫军服役的权利。但塞维鲁并未削减近卫军的种种特权，只是把享有特权的范围扩大到蛮族。塞维鲁在行省征召近卫军之后，曾经是意大利青年人在被娇纵的部队中服役的独享特权随之消失。近卫军的历史进入了新的时期。
塞维鲁的近卫军是一支全新的、主要由蛮族构成的近卫军，以精选军团老兵为核心。塞维鲁希望近卫军保持忠诚，拥有非常强的战斗力，从根本上保证近卫军是精锐之师。因此，塞维鲁的近卫军是与奥古斯都所创建的近卫军截然不同军事(军队)精英。塞维鲁对蛮族官兵的信任超出了对其他军团士兵。塞维鲁不仅通过允诺给予蛮族部队土地、金钱，表达他对蛮族部队的偏爱。此外，“他还让罗马妇女嫁给蛮族军官”。近卫军以蛮族为主体，是为罗马帝国历史上第一次。由于原有的出身意大利的近卫军士兵已被来自帝国边远地区的士兵所取代，且驻扎罗马城，罗马城内平添了许多蛮族和“外乡人”。与塞维鲁同时代的历史学家狄奥·卡西乌斯抱怨说：“(罗马)城内挤满了成群的五光十色的军人，相貌野蛮，说一些令人讨厌的意思颠倒的话语，举止行为粗鲁。”“首都出现大批奇装异俗的蛮族使人惊骇不已。”塞维鲁对近卫军“非罗马化”“非意大利化”的改造，令近卫军“面目全非”，传统意义上的近卫军成为历史。尽管近卫军的构成成分发生了根本性改变，但近卫军的职能却没有发生丝毫变化，近卫军仍是拱卫皇帝和宫廷的精锐之师。所不同的是，在这支精锐部队中，多瑙河军队官兵是绝对主力，等于多瑙河军团官兵为主体的近卫军“替代”了原来的近卫军。塞维鲁“让他们进入他们所向往的禁(近)卫军的行列，也以此作为给他们的报酬和荣誉……靠着这支在装备和人员配备方面都大大优于可能用来和它对抗的任何兵力为5万人的部队，便永远可以粉碎任何叛乱可能取得胜利的希望，并保证使帝国永远处在他和他的后代的掌握之中”。至于塞维鲁缘何以蛮族官兵充实近卫军，一个不容忽视的客观原因是，罗马军队本身已经“蛮族化”了。塞维鲁当政时代，罗马军队兵员紧缺，为了维持空前规模的军队，不得不逐步向“非罗马化”“非意大利化”过渡。历史学家评论说，塞维鲁对包括近卫军在内的各项军事改革，消除了近卫军与军团兵员出身方面的差别，士兵来源更加宽泛。塞维鲁改组近卫军过程中，原有的皇家骑兵卫队，因没有参与近卫军对皮尔提纳克斯的谋杀，被塞维鲁继续留用，与近卫军的下场形成了鲜明对照。改组近卫军的同时，塞维鲁将皇家骑兵卫队的人数增加至2000人，并专门为这支部队建造了军营。
塞维鲁之所以遣散原有的近卫军，主要原因不外乎两个：一是原来的近卫军桀骜不驯，甚至公然“拍卖帝位”；二是这些近卫军已经失去了应有的忠诚。塞维鲁新组建的近卫军“信任”是第一标准。但这支彻底改组后的近卫军是否能够对皇室保持塞维鲁所期待的忠诚呢?答案是否定的。近卫军依然是罗马城内各种乱象的根源。只是在塞维鲁统治时代，通过改革和整治，近卫军保持了安定，没有像从前那样胡作非为。塞维鲁死后，近卫军不仅杀死过自己的长官，而且把多个皇帝送上黄泉路。这说明，塞维鲁可以改变兵员结构，却无法改变近卫军的本性。
和图拉真一样，塞维鲁把在潘诺尼亚任总督时的骑兵卫队加入到皇家骑兵卫队中，使皇家骑兵卫队的人数增加了一倍。因人数增多，塞维鲁在罗马城为皇家骑兵卫队建造了一座新营地——坐落在当年图拉真所建造的旧营地旁边。塞维鲁通过重新组建近卫军等手段，使罗马城的军队大幅度增加：8000近卫军、2000皇家骑兵卫队、6000城市警卫部队，另加相当于4个军团兵力的部队。如此众多的军队驻扎罗马城，一方面反映出塞维鲁及其统治对军队的依赖性；另一方面，则是出于军事行动只需要，“与图拉真相同，塞维鲁也把这些军队用于东方战役”。塞维鲁治下的近卫军，也与帝国其他常备军一样，战时开赴前线。此外，依然履行固有的职能，塞维鲁前往高卢时，便由新组建的近卫军陪同；197年初秋，塞维鲁到达安条克，除近卫军外，近卫军长官普劳提亚努斯亦为陪同的高级官吏之一。还是在197年，皇家骑兵卫队在里昂为塞维鲁作战。皇家骑兵卫队的另一次作战行动是202年的东方。新组建的近卫军对外参与抗击外敌，对内还扮演了维护社会安宁的警察角色。一个典型事例是，近卫军活捉了横行意大利长达两年的匪首布拉(Bulla)，结束了匪患。综上可知，塞维鲁的近卫军改革取得了成功，成效显著。
塞维鲁打败敌手，赢得内战胜利，全赖军队支持。因此，夺得王位后，一如前朝皇帝，慷慨解囊，犒赏军队。塞维鲁“清楚他的统治仰仗士兵支持，因此，提高士兵的军饷，给予士兵更多的特权”，成为塞维鲁登基后主要内容。塞维鲁通过苏拉式的剥夺聚敛了大量财产，用这些财产嘉奖、犒赏为他立下汗马功劳的军队和士兵，增加了士兵的军饷。但军饷提高幅度最大的是近卫军。狄奥·卡西乌斯记述了塞维鲁即位之后，对近卫军慷慨解囊的事实。近卫军军饷的涨幅一直呈上升趋势，既反映出近卫军的特殊地位，也折射出历代皇帝对近卫军的无奈。奥古斯都时代近卫军的年军饷为250狄纳里，塞维鲁入主罗马后，则将提高至1250迪纳里，为奥古斯都时代的5倍。幅度之大，前所未有。据狄奥·卡西乌斯记载，在塞维鲁登基10周年庆典活动中，塞维鲁给普通民众的赠礼是谷物，给予近卫军士兵的赠礼却是数量不菲的黄金。近卫军军饷、赏赐的大幅度增加，只是塞维鲁对长久以来形成的传统的顺应，说明塞维鲁知晓重金贿赂与近卫军忠诚之间的关系，反映出皇帝与近卫军之间“交易成本”的增加。军队在塞维鲁治下的地位，以及塞维鲁对军队的态度，由塞维鲁临终前留给儿子的遗言可窥一斑。
三、余论
就近卫军而言，除了法学家出任近卫军、兵源改革外，塞维鲁治下的近卫军规模、人数也发生了变化。罗马帝国不同时期，近卫军规模、人数有所变动。从创建伊始，到塞维鲁登基，近卫军每个大队的人数大体维持在1000人。塞维鲁重新组建近卫军之后，每大队人数增加到1500人，近卫军人数为历史之最。除近卫军的人数大幅度增加外，存在已久的皇家骑兵卫队的人数，以及哈德良时代创建的“秘密警察”部队人数也有所增加。由于近卫军人数增多，塞维鲁不得不对原有的近卫军军营进行扩建，扩建后的近卫军兵营面积是从前的4倍。是为帝国历史上最后一次对近卫军军营扩建和改造。
塞维鲁和奥古斯都一样注重自己身家性命的安全，注重首都的安全。对近卫军进行重组改建之后，塞维鲁加强了罗马城另外两支部队——城市步兵大队和夜间巡查部队(警察部队)的力量，并使夜间巡查部队人数增加到7000人之多。为确保首都和皇室万无一失，塞维鲁把新建的帕提卡第二军团(ⅡParthica)驻扎在罗马城附近的阿尔巴努姆。这是塞维鲁又一个破天荒举措，因为“军团不在意大利和那些平静的行省驻扎……”。军团驻扎罗马城附近，加强了对都城的守卫与防范，与近卫军遥相呼应，等于抵消了罗马城内近卫军独一无二军事力量的优势，尤其不能排除塞维鲁汲取了历史教训，对屡生事端的近卫军怀有戒备之心。
帝国历史上，能够比较好地处理好同军队关系的皇帝并不多见，塞维鲁当为其中之一。塞维鲁同军队的关系既有恩威并重成分，也有其他措施相配套。塞维鲁对军队和帝国之间的关系，以及对帝国政局等多方面影的认识，比大多数皇帝都深刻。关于这一点，塞维鲁临终前留给儿子的“至理名言”：“让士兵装满腰包，其他人一概不管”很能说明这位皇帝对军队本质的认识。塞维鲁的“名言”揭示了军队在政治生活中的地位，揭示了皇帝与军队之间一直存在的通过金钱达成的交易。“军队在罗马帝国第一次被视为主人，而不是奴仆”。当帝国最高统治者对军队无可奈何时，军队对帝国的各种影响毋庸赘言。
塞维鲁开创的新王朝得益于军队支持，“在塞维鲁王朝大部分时间内，军队一直是政治关注的中心。保持军队的强大——尤其是边境驻军——和忠诚是掌握政权的关键”。与前朝帝王和继任者相比，塞维鲁通过各种手段暂时保持了近卫军的稳定，维系了军团的忠诚。然而，不能忽视的是，塞维鲁的许多举措治标未治本，那句“名言”实际上预言了军队必定是帝国的祸根。尤其经过重构的近卫军，实力增强，继续在皇帝取舍过程中扮演重要角色。塞维鲁死后一长串皇帝名单中，许多人的皇帝生涯被近卫军的短剑斩断。塞维鲁对近卫军重构式改革不过是“旧瓶装新酒”。
【注】文章原载于《北方论丛》2018年第5期。
责编：李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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