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疆时空】张松 | 彼得大帝湾（海参崴地区）研究史概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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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维滕堡 著

张松 译

张松

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副研究员。对满语和满族文化遗存进行了多年调查，致力于俄国东西伯利亚及远东民族志学和地理学重要著作的译介工作。

译者按语

现在，海参崴地处中、俄、朝三国领土接壤地带，朝向日本海，背后是肥沃的兴凯湖平原，气候温润，是西北太平洋大陆沿岸少见的天然良港。这里是西伯利亚大铁路的终点，俄国太平洋舰队的基地，俄国的太平洋门户。所谓“彼得大帝湾”，就是海参崴一带凹陷进大陆的一片海域，为一地质横断岸。锡霍特山脉的余脉伸入海湾，形成了所谓穆拉维约夫-阿穆尔斯基半岛和叶甫根尼娅皇后群岛，海参崴位于半岛的顶端。占据海参崴，俄国就可封锁中国东北，在朝鲜半岛扩张势力，从侧后威胁日本，独霸东北亚洲；否则，在东北亚洲就难以立足。

十九世纪中叶，俄国无力抗拒美国在北美的扩张势头，被迫决定放弃北美领地（阿拉斯加），而其损失则要由中国来补偿。当时的中国正值太平天国内乱及英法联军攻占北京。1858—1860年，俄国因利乘便，一举占据了黑龙江以北、乌苏里江以东百余万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中国彻底丧失日本海和鄂霍次克海的海权，残存的东北成了几乎完全封闭且无法设防的内陆，北面（外兴安岭）和东面（库页岛、锡霍特山脉）的战略屏障尽失。从长远看，还丧失了通往北极地区的航路。俄国则得以在“新土地”上建立其统治远东的大型中心城市布拉戈维申斯克（中国旧名：海兰泡）、哈巴罗夫斯克（伯力）、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至此，俄国的势力方能真正深入东亚。而海参崴的地理位置则决定了后来中东铁路的修建，为日后我国广大东北地区的无数祸乱埋下伏笔；海参崴作为军港的某些不利因素则要由旅顺港（大连）来弥补，这又决定了南满支线的修筑。海参崴和大连在陆上由铁路连接，中心点是哈尔滨，这三座城市构成了列强宰制东北亚洲的战略支撑点，可称之为“陆上三角”；海参崴和大连的海路联系则要绕过朝鲜半岛，中心点是釜山（或佐世保），这三个支撑点则构成“海上三角”。海参崴和大连兼具海陆双重性质。而日本和韩国的存在，则构成了驻海参崴的俄国太平洋舰队自由进出太平洋甚至鄂霍次克海（鞑靼海峡不能通航）的最大障碍，使得俄国在太平洋始终无所作为。这，可以说是促成朝鲜战争爆发的深层次军事地理原因。因为当时苏联已重新控制旅顺军港，而半个世纪前俄国远东太平洋舰队的覆灭之处对马海峡，则被美、韩、日牢牢控制，海参崴与旅顺口之间的海上联系随时会被切断。如若在苏联的支持下，朝鲜获胜，统一南方，苏联便可控制整个朝鲜半岛，破解海上困局，进而与美国争霸太平洋。如果是这样，那么中国后来绝不可能收回大连地区，甚至整个东北都会重新陷入不可知的命运。因为大连固不必说，乌苏里江以东的滨海边疆区为一南北纵向的狭长地带，缺2乏战略纵深，限于地理因素，海参崴对外联系的铁路和公路又只能沿乌苏里江和锡霍特山脉之间极为狭窄的一线走廊修建，交通命脉完全暴露，极易被切断。为了保证这两个战略支撑点的安全，苏联必须牢牢控制东北。而北京，则不再适合作为首都了。

本文是维滕堡的地质学著作《穆拉维约夫-阿穆尔斯基半岛》的第一章，原标题为“彼得大帝湾研究史概要”（Очерк истории исследований залива Петра Великого），主要记述了十七世纪中叶至十九世纪中叶二百年间，俄国对乌苏里江流域特别是海参崴地区的调查情况。这是我们至今尚待了解的内容。

此文固然是百年前的旧文，不过译者以为，知识无所谓新旧，因为不知者即为新，更何况温故正可以知新。对于中国来说，在所有丧失掉的领土中，乌苏里江以东地区的丧失是最为致命的，其创痛至深至巨，我东北士人感受尤烈。中国东北边疆领土的丧失绝非突然和偶然，一切都是对手长期处心积虑进行调查研究的必然结果。

本书原文：P. v. Wittenburg ；П. Виттенбург《穆拉维约夫-阿穆尔斯基半岛；Полуостров Муравьева- Амурского ；Description géologique de la presqu’île de Mouraviev-Amourski et de l’archipel de l’Impératrice Eugénie》，作为《阿穆尔边区研究会学志》（Записки Общества изучения Амурского края）第十五卷，1916 年印于彼得格勒，全书三十二开，480 页，有24幅图版166幅图片，附大幅彩色地质图一张。

作者维滕堡，地质学家、极地勘察人员，阿穆尔边区研究会（俄国地理学会滨海分部）会员。帕维尔·弗拉基米罗维奇·维滕堡（Павел Владимирович Виттенбург），1884年2月9日生于海参崴。1905—1909 年在德国蒂宾根大学学习。1908 年夏为研究穆拉维约夫-阿穆尔斯基半岛返回海参崴。1912 年通过尤里耶夫斯基大学矿物学和地质学硕士论文。1919—1925 年任地理学院教授，1925—1930 年任列宁格勒国立大学教授。1931 年 2 月 11 日被判枪决，后改为在劳改营劳改十年。在监禁期间作为地质学家在瓦伊加奇岛（Вайгач）工作。1935年7月12日被释放，1957年12月13日恢复名誉。1936—1941年在泰梅尔（Таймыр）和沃尔库塔（Воркута）进行地质学调查。1941—1945年在卡累利阿-芬兰大学任教。1946—1950年领导列宁格勒高等北极海洋学校北极物理学-地理学教研室。为地质学-矿物学博士。1968年1月29日在列宁格勒去世。2003年，维滕堡的女儿在圣彼得堡涅斯托耳-历史（历史公正者）出版社出版回忆录《帕维尔·维滕堡：古拉格的地质学家、极地考察者、囚徒》（Виттенбург. Е. П. Павел Виттенбург： Геолог, полярник, узник ГУЛАГА. СПб： изд. “Нестор-история ”СПб. ИИ РАН, 2003），全书、432页。

本译稿以“一”“二”等，分译文为几个部分，并增加译者自拟的小标题；译者注释“译者按”标出；本文中出现的俄文原为旧俄文，因若干废弃的字母打不出，径改为现今通用俄文，个别字母和拼写法有所改变，这也是苏联文字改革后的通行做法，沿用至今，并不影响资料检索。

俄国学术界对于中俄东部边境地区一直非常重视。近年来，这方面的著作主要有：波斯尼科夫《十七—二十世纪初西伯利亚和远东地理学研究和制图学的历史与俄中边界形成的关系》，388页，莫斯科，2015（А. В. Постников. История географической изучения икартографирования Сибири и Дальнего Востока в ⅩⅦ—начале ⅩⅩвека в связи с формированием русско-китайской границы. М., 2015）；《太平洋俄罗斯的开发与东北亚洲毗邻地区（十七—二十世纪上半叶）：历史编纂学和史料学问题》，学术论文集，242 页，海参崴，2012（Освоение тихоокеанской России и смежных территорий Северо-Восточной Азии.ⅩⅦ — первая половинаⅩⅩвв. проблемы историографии и источниковедения.Владивосток, 2012）；《东北亚洲毗邻地区开发的民族文化和社会经济问题：俄罗斯远东，中国东北，北海道（十七—二十世纪上半叶）》，学术论文集，256 页，海参崴，2013（Этнокультурные и социально-экономические проблемы освоения смежных территорий Северо-Восточной Азии： российский Дальний Восток, Северо-Восточный Китай, о.Хоккайдо. ⅩⅦ—первая половина ⅩⅩвв. Владивосток, 2013）；《太平洋俄罗斯开发中的远东城市》，322 页，海参崴，2014（Дальневосточный город в контексте освоение тихоокеанской России. Владивосток, 2014）：卢奇舍娃《哈桑地区的历史》，196 页，海参崴，2007（Л. И. Лучшева. История Хасанского района. Владивосток, 2007）；舍普丘戈夫《纳霍德卡的城起源》，80 页，海参崴，2007（П. И. Шепчугов. У Истоков города Находка. Владивосток,2007）；布别宁《鲜血染红的达曼斯基岛（珍宝岛）之雪：1967—1969 年事件》，192 页，莫斯科，2015（В. Д. Бубенин. Кровавый снег Даманского. События 1967—1969гг. М., 2015）；《滨海边疆区：岸与人》，摄影集，244 页，海参崴，2015（Приморский край： Берега и люди. Владивосток, 2015）；罗斯利科娃《俄罗斯远东南部土壤图册（兴凯湖低地）》，247 页，海参崴，2010（В.И. Росликова. Атлас почв юга Дальнего Востока России. Прихакайская низменность. Владивосток, 2010）；赫里斯托福罗夫主编《日本海彼得大帝湾现今生态状况》，440 页，海参崴，2012（Н. К.Христофолов. Современное экологическое состояние залива Петра Великого Японского моря. Владивосток, 2012）。苏联解体后，阿穆尔边区研究会重新恢复了活动，《阿穆尔边区研究会学志》也得以复刊，至 2014 年，已刊行到第 42卷。关于海参崴的著作有：马特维耶夫《符拉迪沃斯托克市简史》，海参崴：第 1 版，1910；第 2 版，512 页，2012（Н. П. Матвеев. Краткий исторический очерк г. Владивостока.Влагивосток, 1-е изд. 1910, 2-е изд. 2012）；亚历山德罗夫斯卡娅《符拉迪沃斯托克：传记之始. 官方和非官方的观点》，334 页，海参崴，2010 （Л. В. Александровская. Владивосток：Начало биографии. Официальный и неофициальный взгляд. Владивосток, 2010）； 米兹《符拉迪沃斯托克：昔日漫步. 方志学概要》，384 页，海参崴：阿穆尔边区研究会，201（Н. Г. Мизь. Владивосток. Прокулку в прошлое. Краеведческие очерки. Владивосток：Общество изучения Амурского края, 2016）； 安恰，米兹《海参崴华人之流散：数页历史》，312 页，海参崴，2015（Д. А. Анча, Н. Г. Мизь. Китайская диаспора во Владивостоке страницы истории. Владивосток, 2015）；阿维洛夫，阿尤申《符拉迪沃斯托克要塞》，792页，卷 1：故意刁难傲慢的邻居，1860—1905 年；卷 2：旅顺口的教训，1906—1917 年。海参崴，2013（ Р. С. Авилов,Н.Б.Аюшин.Владивостокская крепость. Ч1.Назлонадменномусоседу,1860—1905гг.Ч2.УрокиПорт-Артура,1906—1917гг.Владивосток,2013）；希萨穆季诺夫《符拉迪沃斯托克名人传，1860—2010》，建城150周年纪念，400页，海参崴，2010（А.А.Хисамутдинов. Жизнь замечательных людей Владивостока.1860—2010.Владивосток，2010）；奥别尔塔斯，希萨穆季诺夫《石头外观：符拉迪沃斯托克的容颜》，配有插图的学术著作，112页，海参崴，2015（О.Г.Обертас,А.А.Хисамутдинов. Каменныелики：Маскороны Владивостока.Владивосток, 2015）； 亚历山德罗夫斯卡娅《卡尔•舒尔茨：十九世纪末符拉迪沃斯托克的摄影记事者》，带有出自滨海国立博物馆和阿穆尔边区研究会档案照片资料的历史纪实叙述，256页，海参崴，2013（Л.В.Александровская.Карл Шульц — фотолетописец Владивостока конца века. Документально-историческое повествование с фотоматериалами из архивов Приморского государсвенного музея и общества изучения Амурского края. Владивосток，2013）；《符拉迪沃斯托克：道路，事件》，393幅照片的摄影集，304页，海参崴，2014（Владивосток：Путь, События. Владивосток,2014）。

在定稿过程中，李勤璞先生赐予宝贵指教，特此誌。

一、彼得大帝湾一带的早期历史及俄人对满洲的初次侵袭

在彼得大帝湾沿岸发现的大量工具和家庭日用品的遗物证明，乌苏里边区的最初居民曾经广泛地利用海洋动物，将它们当作食物，用细密的粘土质页岩和花岗-正长岩为自己制造工具，这类工具散布于扬科夫斯基半岛沿岸，在诺维克湾、俄罗斯岛上也能遇到。

至于发现的遗物究竟是像马尔加里托夫认为的属于史前人类的制品，还是更晚时期的，由于缺乏地层学资料而难以确定。我认为，这些遗物最有可能位于淤积层和残积层的分界处，可能属于晚近的新石器，马尔加里托夫复制的图画可以证明此点，其图案是用来装饰箭、小斧子和各种骨制品的。在任何情况下，这无疑都是人类处于“原始”状态的证据和遗痕，标志着南乌苏里边区南部历史的黎明期。

大量围墙和堡垒的废墟及土城遗迹属于比较可靠的历史遗址，这证明了居住在边区各部落的好战倾向，而他们并没有留下可以从中获知其过去历史的文献记载，幸亏有了这些遗物，费雅喀混合部落远古文化的许多证据才得以保存下来。雅金甫、戈尔斯基以及后来的修士大司祭巴拉第和布谢，他们研究中国史料后断定，这些遗迹的大部分很可能建于金代（1114—1234）早期，这是位于中华国家边疆的一个王朝；根据雅金甫的资料，某些遗物则属于建立于公元668年的渤海国。巴拉第认为，滨海地区居民点的地基遗迹属于渤海国时期，如绥芬河畔的富尔丹哨卡（现在的乌苏里-尼克利斯克城）。雅金甫写道：“为了组建本地的翰林院，这个国家派遣士子前往中国的京城，这些受学之士认真研习中国古代的和最新的典籍”。在开明的君主统治渤海王国时期，文学和艺术繁荣昌盛，由此，这个边地被同时代的人承认是一个文明中心。现今满洲历史上的黄金时代持续到十世纪初。后来，这个被契丹王朝统治国土向东直到大洋的国家刚刚复国，又被成吉思汗时代的蒙古大军所毁灭。在时代的变动中，中国和满洲的王朝交替对乌苏里边区的发展影响甚微，边区在十七世纪初成为诸多战争的战场，最终导致这一人烟稠密的地区彻底衰落。在此之前，即十七世纪上半叶之前，在阿穆尔河沿岸出现了波亚尔科夫指挥下的俄国自由逃民（1643年），他们对遥远的地方进行侦察，开辟了未来事业的道路，稍后，在叶罗费·哈巴罗夫的领导下，于 1649 年，使直到乌苏里江口的阿穆尔边区归属于俄国沙皇。自由哥萨克的所有侵袭仅限于阿穆尔河及其支流的沿岸地带；但是，勇敢的哥萨克斯捷潘诺夫沿着松花江深入到满洲腹地，到达了宁古塔城（1653—1656），在返回的路上一次小的战斗中光荣阵亡。在侵袭中，哥萨克渴望沿着内河水路到达海洋，他们成功完成了顺阿穆尔河的航行，但在十七世纪八十年代，对于俄国人来说，一切最终都是“命中注定的”。结果，1689年8月27日的涅尔琴斯克条约阻止了哥萨克的侵袭，与此同时，关于我们边区的消息也被放下的帷幕遮断，因为对于这一地区的调查与军事行动和情报相关。在后来一百四十年的岁月中，又不得不放弃获得的土地，然而俄国人对大海的渴望并没有被摧毁。

二、十八—十九世纪初东西方地图中的彼得大帝湾

 未经明确校订的条约条款确定了两个帝国之间的边界：“自石头山延伸至海”，若是这样，就切断了我们与东洋的联系，由此，我们的全部心思和调查只能转向西伯利亚极东北部，而关于乌苏里边区，在长达一个半世纪中我们几乎不能找到任何记述。然而，完整保存至今的作为书籍插页的地图中，有我们所关心的南乌苏里边区的知识，部分地图中绘有穆拉维约夫半岛及叶甫根尼娅皇后群岛，其中突出的代表是古代俄罗斯的制图学：“古代俄罗斯制图学最出色的文物”——《西伯利亚图册》，由托博尔斯克大贵族之子谢苗·叶梅利亚诺夫·列梅佐夫编于1701年。

（图2）

列梅佐夫收集了所有关于西伯利亚的资料，并将其绘制于地图中。虽然这幅地图是出于对古代俄罗斯制图学文物的最终总结，而这些文物所根据的经纬度测定得并不准确，并且按照阿拉伯地图定方向，北方向下。这幅地图带给我们的是，对我们所感兴趣的东西伯利亚部分的最初认识。在这幅地图中，尼堪（Никан）帝国被城墙围了起来（图2）。穆拉维约夫半岛在这里处于海岸的一个突出部，看来是在一条无名小河旁边或者两条中等河流之间，在那里，两个海湾深深地嵌入陆地。令人好奇的是现在的乌苏里边区一带，它的东岸濒临大海，西面有两条河，一条向南再东流入大海，另一条向北再东流入尼堪卡（Никанка）或库卡涅亚（Куканея）河的支流。这条河最初从 Хантанок（在米登多夫那里为 Ханганорт）湖或者 Белое озеро（白色的湖，Ханка ，兴凯湖）中流出。尼堪卡河与一系山脉平行，由西向南向西再向东向北向东流，这一系山脉可能是 Белые горы（白山）的支脉，根据中国史料，山系从 Большая Горбица （大山梁）起，向东绵延至海。从我们边区的地图和“至契丹帝国和尼堪帝国的全部西伯利亚”（Всей Сибири до китайского царства и до никанского）地图印本上的标记来看，列梅佐夫大概利用了古代史料，例如，墨卡托（Gerardus Mercator ,1512—1549）的地图及其他资料。在墨卡托地图上（见图3），左方清楚地绘出了穆拉维约夫半岛和一群岛屿，标出了 Quanzu 城（Хунчун ，珲春），但关于水文地理学，只有重复两次的相同的一河一湖（兴凯湖）。列梅佐夫称为尼堪帝国（Никанское царство）的地方位于阿穆尔河之外，毗邻朝鲜、中国和海；根据一部分资料，这个地方与日本王国相符，编者将这个王国安置在阿波尼亚（Апония 日本）岛上，而根据另一些资料，“尼堪国”指的是南部中国，它被满洲人征服比北部中国要晚，不过，在阿拉尔德（Allard, Аллард）的地图上36则标注的是“鞑靼里亚”（Tartaria , sive Magni Chami Imperium ex credendis Amplissimi Viri D-ni Nicolai Witsen, Cos: Amst: Aliorumque probandorum, et hodie vigentium Geographorum Archetypis congestum, auctum et in lucem editum a Carolo Allard, Amst: Bat: Cum Privilegio PotentissimorumD.D.OrdinumHollandiae et Westfrisiae）。文中指出，黑龙江（Гелунг， 阿穆尔河的中国名称）流经女真（Нюй-чжей）或尼堪（即满洲人和中国人）之地——解释得并不清楚，阿拉尔德在许多地方复制了威特森（Witsen, Витсен）的地图，二次转述他的地理名称、河流等，因此，尼堪国的边界标记得并不准确；此外，还对加莫夫指出的，吉利雅克人同果尔特人一起称自己为尼堪人这一说法进行了解释；这些异族人居住在绥芬河流域以及整个彼得大帝湾沿岸。

（图3）

下面援引的佚名作者的尼堪帝国记述很有趣；沃斯托科夫（А. Х. Востоков）确定它编写于1683年之后，我认为在涅尔琴斯克边界条约签订（1689年)之前。

“从契丹国（Китайское государство）左转向东朝向海洋，有一个大国，中国话称为尼堪国（Никанское государство），另一个称呼是大支那（Великая Хина），走旱路要穿过草原并翻越数座石头山，这样艰难的路途骑马带着辎重要走三星期，紧急事务要走十天。尼堪国的人口和财富都比契丹国多，有大量的金、银、宝石、绸缎，盛产香草和番红花；男人和女人比契丹国人干净；现在，尼堪国皇帝与契丹国皇帝发生了战争，契丹国皇帝不许俄国人带着货物经过自己的国家前往尼堪国贸易。”（据鲁缅采夫博物馆 Румянцевский Музей 藏手稿，№ CCⅩCⅣ，1—19 叶)。

引用的是十七世纪八十年代的档案资料，其意义在于，为我们说明了文化的时代和时期，按照他的意见，这种文化的衰落始于1615年，一直持续到1861年这个地区归并俄国的时候，补充了那个时候关于乌苏里边区的地理知识。

列梅佐夫在描述我们的边区时，使用了比较准确和充分的资料，但他没有提到编于1667年的戈杜诺夫（Годунов）的地图，在地图上，用波纹线标出了从阿穆尔河口至天朝边界的全部沿岸地带。某些更加准确的地理资料的缺失可以解释为，这不是出于俄国人，而是出于那时中国的制图学者，他们把不属于天朝的野蛮国家作为突出部标在中国国界之外。同样，在编于1687年的威特森的俄国地图上，我们感兴趣地区的海岸线也表现得模糊不清，在该地图上，朝鲜被认为是一个岛，这与托斯卡内利（Тосканелли）的地图（1474年）和兰绍滕（Ланшотен）的地图（1595年)很相似。

在十八世纪，远东地理学领域的卓越成就是德利尔（Del’lile, Делиль）地图的问世（1706年）：《鞑靼地图》（Carte de Tartarie. Dressée sur les Relations de plusieurs Voyageurs de differentes Nations et sur quelques Observations, qui ont été faites dans ce païs la par Guillaume Del’lile）。地图按比例尺标出了经纬网线；清晰地绘出了东亚海岸的典型弯曲，海岸从朝鲜半岛开始，由西北转向东北，形成一个海湾（彼得大帝湾），Hunchun（珲春）河和一整条河流入湾内，所附说明写道：on pêche des Perles dans toutes ces Rivières（这里产珍珠）。最后的说法与雅金甫的资料相符。Himgon（兴凯）湖与海隔开，数条河流被分水岭分开，只有一条叫做 Usur 或 Ousuri（乌苏里）的河流被绘成从湖中流出，从右侧注入阿穆尔河(图4）；在一幅亚洲地图（1752年）标出了 Sungashan（松阿察)河，它从 Hinka（兴凯）湖流出，从左侧注入 Usuri（乌苏里）江（图5）。

（图4、5）

施特拉伦贝格著作所附的地图不同于那些没有标明绘制日期的地图和示意图；海岸线的典型弯曲清楚地显示在他的地图上。在瑟特尔（Сеутер）的地图（1739年）上，采用了新的方向，而且清晰地绘出几个深入陆地的海湾和若干半岛，在地图上还给出了从俄国到鞑靼和从亚洲到欧洲的行程：Imperii Russici et Tatariae Universae tam majoris et Asiaticae quam minoris et Europaeae Tabula ex recentissimis et probatissimis monumentis et relationibus concinnata et ad legitimas projectiomon Geographie regulas plane exacta opera Joh. Mathiae Hasii.在后一幅地图（1739 年，图6）

（图6）

上，第一次清楚地绘出了仅为一条狭窄水道的海湾（彼得大帝湾），Suifond（绥芬）河流入其中；沿岸坐落着 Sihata（锡霍特阿林）山的支脉，标出了 Fourdan（富尔丹、傅尔丹、甫尔单）城，Hinka（兴凯）湖盆地以及从湖中流出，注入阿穆尔河的 Ousouri（乌苏里）江。最后，在丹维尔（D’Anville, Д’Анвиль）的北亚地图（1753年）上，清楚地绘出了（图7)

（图7）

半岛（穆拉维约夫半岛）和部分群岛（叶甫根尼娅皇后群岛）还标出了Suifond（绥芬）河，它注入一条狭窄的海湾（阿穆尔湾），海湾被一个半岛（德-弗里兹半岛 Де-Фриз п-ов）分为两部分。接着，绘出了与绥芬河并行的 Fulghiaha（富尔佳、富尔家哈，Цему-хэ 济木河）河，该河向东南注入一个三角形的敞开的海湾（乌苏里湾），在这两条河之间，绘着深入海湾（彼得大帝湾）的半岛（穆拉维约夫半岛），由半岛向西南方向，有 Yohanga-tun（约杭同、岳杭阿）岛和 Mama-saha （玛玛萨哈）岛。这个地区的水文地理学还在 Suifoud（绥芬）河和Lefu(勒富）河之间标出了 Hinka（兴凯）湖，对于当时来说，这具有惊人的准确性。并且Usuri（乌苏里）江并没有被绘成最初从兴凯湖中流出，而是 Sungashan（松阿察）河汇流而成乌苏里江，这与 1752 年的亚洲地图是一样的。我不能更加详细地叙述我们所关心的这一地区的水文地理学，我只想指出更早的 1737 年同一作者的地图（图8）：《中国、中国鞑靼、西藏地图册》（D’Anville, 

（图8）

Nouvel Atlas de la Chine, de la Tartarie Chinoise, et du Thibet: contenant les Cartes générales et particulières de ces Pays, ainsi que la Carte du Royaume de Corée）。该地图由耶稣会使团奉康熙皇帝之命在中国编绘而成，于1737年出版。地图上同样清楚地突出了带有分水岭和岛群的半岛（穆拉维约夫半岛）。在大概也是由耶稣会士编绘（1702和1710年）的带有经纬度网格的中国印本地图上，海岸线的轮廓被示意性绘出，然而根据海岸线的形状便可轻易知道是这个地方。半岛清楚地突出出来，尽管在更老版本的地图（图9）

（图9）

上并没有画出伴随半岛的群岛，但群岛在某幅地图（图10)上没有相当准确地绘出。大概，这些地图是所有后面地图的祖本，后者从前者中借用了名称。

（图10）

在后两幅地图中反映出了边区制图学的多项成就，但这些新的地理资料却很少被地理局局长根济乌斯（Гензиус）编印于 1745 年的地图所吸收。该地图名为：《俄国地图册，由十九幅附有边境地方的全俄罗斯专门地图组成》（Атлас Российский ，состоящий из девятьнадцати специальных карт ， представляющих всероссийскую империю с пограничными землями）。在第 19 幅地图中标注：“阿穆尔河口带有堪察加南部和位于东洋的各个岛屿，在它们之间可以看见日本的一部分”——海湾（彼得大帝湾）的西北部只到达法林（Фалин）河和绥芬（Суйфун）河中游；后一条河在这里标为 Суфан，而兴凯（Ханка）湖则标为 Синкай（新开），（松阿察）河从湖中流出，与Хуе（呼也）河汇合，形成 Усули乌苏里）江；从这份简短的条目中可以看出，在这些地图上随意改变地理名称的拼法，这使得方位的确定更加复杂了。

从十八世纪末至十九世纪初，我们所感兴趣的海湾沿岸地带在各种地图上都具有不同的准确度，其中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著名航海家克鲁森施滕（1803年）和日本天文学家高桥景保（Takahasi Sakusajemon ，1820年）的地图，虽然细节并不是特别出色；尤其令人感兴趣的是后一幅地图，它的原版为铜板雕刻并带有名称：Nippon je-sin rjô-tsu（日本輿地全圖），即日本及其邻近地方——用缩小的比例尺。该地图上绘出的河、湖没有标注相应的名称；在复制本上还是能够清楚地显现出兴凯湖、麦河(Май-хе，民河）和带有典型分岔的绥芬河，至于穆拉维约夫半岛的轮廓，则扩展得过宽了。这幅地图的大量细节被西博尔德复制：《大日本沿海舆地全图》(Japan en deszelfs toegevoegde en cvnsbare landen volgeus eene oorspronkelyke Japansche kaart Nip-pon je sin Rjoo tsu)。这幅地图的绘制是根据最上德内（Mogami Toknaja）在 1785 年和间宫林藏（Mamya Rinzo）在 1808 年的旅行记录。

有一幅佚名作者有趣的 1805 年西伯利亚邮政地图，在地图上，东西伯利亚的海岸地带非常破碎和弯曲。

在以上所述一般说来包括穆拉维约夫-阿穆尔斯基半岛在内的西伯利亚东南部制图学的发展进程概况中，我们仔细研究了开始于彼得大帝的边区调查的逐步进展，而彼得大帝预见到了东西伯利亚的遥远未来。从彼得大帝时代到现在的对海岸线轮廓的考察，清楚地显现在科学院院士贝尔（К. М. Бэр）的地图上，地图表明，东西伯利亚海岸线轮廓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凹陷”（впадины），这很可引起我们的注意。

三、十九世纪中叶以后的乌苏里边区考察与俄国占领阿穆尔

十九世纪中叶远东生活新时代的有些地方是与穆拉维约夫的活动相联系的。我们看到，从古老的历史时代到现在，这个边区的制图学和地理学在个别方面是如何发展的。

如前所述，涅尔琴斯克条约（1689年）之后，东方海岸的所有调查只能集中在北部和东北部；关于东南部，我们只有一些不完全的说明和不充分的制图学资料，只是由于著名的北方地区考察者米登多夫（1842年），才弄清阿穆尔河下游以南直到东洋沿岸的居民并不像以前认为的那样归中国统治，中国的国界标志竖立在斯塔诺夫山脉（Становый хребт 外兴安岭）南面。这一发现对于一般说来包括乌苏里在内的阿穆尔问题的进一步解决产生了巨大影响，虽然著名的西伯利亚历史学家菲舍尔在1774年就曾指出过，“吉利雅克人是自主的民族，他们不向中国人交纳贡赋。”

现在，我们直接转向我们所感兴趣的边区的调查概述。在1858年3月16日穆拉维约夫签订瑷珲条约后，阿穆尔的土地归俄国所有；普提雅廷（Путятин）伯爵签订了补充该条约的天津条约（1858年4月1日）。伊格纳季耶夫（Игнатьев）伯爵签订的北京条约（1860年11月2日），最终划定了俄中两国保持至今的国界，即从乌苏里江口起，直到朝鲜。

在俄国和中国进行国界划分谈判时，边区的研究在继续，海岸的记录也在进行中，而且在东方战争期间，南乌苏里边区东南海岸首次被窥探这一边区的法国和英国水手记录下来。海岸线的轮廓从朝鲜起向北—北—东，在这里，东亚的海岸向东—南—东急转，这片海域在中国人那里被称为小海（Малое море）,1851年法国的卡普里（Capricieuse）号战舰和 1854年英国人乘温彻斯特（Winchester）号完成航行后对这一地区作了地理描述；1855年，著名的巴拉考塔（Barracouta）号战舰的航行补充了地理资料；特龙松详细地记述了这次航行，指出了沿岸地带的地质结构，绘出了海岸线与众不同的侧面轮廓，其中特别突出了阿穆尔湾斯托洛瓦亚群山的状貌。彼得大帝湾被称为 Victoyia Bay ，它有两个深入内陆的海湾：阿穆尔湾——Guerin，以海军联合舰队上将的名字命名；乌苏里湾——Napoleon gulf （拿破仑湾），以法国皇帝的名字命名；穆拉维约夫半岛——Albert pninsula ；而位于半岛西南的群岛——Eugénie Archipelago ，则以法国皇后的名字命名。符拉迪沃斯托克港被称为 Port May ，东博斯普鲁斯海峡——Hamelin Strait，托卡列夫斯基角——Spit Pt，诺维克湾——P. Deans Dundas ，沃耶沃达湾——P. Stevart，博亚林那湾——Wilder Bay，等等。

尽管英国和法国的航海图具有地理名称的优先权，而后来调查太平洋沿岸的俄国水手使用的名称现在却被法国和英国的航海家所接受。

在外国人调查之前若干年，海军上将普提雅廷乘巴拉达（Паллада）号三桅战舰穿越了我们的海域。这次航行的结果是记录了朝鲜半岛的东岸，记录中附有一幅绘着海岸线的地图，它是根据新的测量绘制的，不同于克鲁森施滕的那幅地图。

1859年，穆拉维约夫乘美洲（Америка）号轮船又开始巡行占领的土地和波沃罗特内角与图们江（Тюмень ула）口之间的水域，他将这片构成满洲和朝鲜之间边界的海域称为彼得大帝湾（Залив Петра Великого），而被半岛分开的两个深深地嵌入陆地的海湾则称为乌苏里湾（Уссурийский залив）和阿穆尔湾（Амурский залив）；1860 年在半岛南端修建的军港是为了统治东方（владеть востоком）——符拉迪沃斯托克（Владивосток）。

伴随着新领土的工作是，关于新领土，存在着一些模糊认识和不一致的意见，皇家科学院和俄国皇家地理学会为了科学研究，派遣自己的成员前往那里。于是，在法律解决乌苏里边区归属问题之前，施伦克（1853—1856）对这一地区进行了调查，在他的工作报告和地图上引用了海湾地理学方面的新资料，关于这些，上面已经谈过。1859—1862年，地质学和矿物学硕士施密特调查了阿穆尔河和萨哈林岛（库页岛）；在1861年考察我们的边区时，他绘制了第一幅彼得大帝湾地质图。最后，在乌苏里边区归并时期许多杰出的考察队中，必须提到的是马克领导的考察队，考察队弄清了流入阿穆尔湾的绥芬河流域和流入乌苏里湾的麦河流域的地理坐标点。我们的目录只是补充韦纽科夫著作所提到的，他是在马克考察队之前第一批记录彼得大帝湾沿岸的欧洲人之一。十九世纪下半叶之初，所有调查者都使用布多戈斯基（Будогоский）上校的制图学资料，他按照穆拉维约夫的命令，主持了重新获得土地划界委员会的测绘工作，并用西伯利亚考察队天文学家施瓦茨和萨莫赫瓦洛夫（Самохвалов）的天文学定位作了重要补充。这样，就编成了第一部准确的边区地图：“从阿穆尔河口到朝鲜的海岸部分地图”（Карта части морского берега от устья р. Амура до Кореи），而同样的“彼得大帝湾地图”（Карта залива Петра Великого）为10俄里比例尺，则是“为了阅读关于我们的战舰在俄国占有的这一区域航行的报告和文章时，作为指南”。在这些地图上，与俄文并列标注了英文和法文的地理名称。

拙作不能提供整体来说完整的南乌苏里边区调查史的概述和包括彼得大帝湾在内的不断发展的制图学的述评，因此，我们仅限于提到关于穆拉维约夫半岛地理学进展的几个阶段。巴布金编于1862年的墨卡托投影法彼得大帝湾地图占有显著位置，该地图附于克雷科夫的《彼得大帝湾沿岸概述》一文之后；在个别的描述中，特别突出的是斯塔里茨基和迈德尔男爵的著作，以及后来的日丹科。

1867年，普尔热瓦尔斯基接受委托，考察了乌苏里边区的移民容量；为了完成委托，他探访了穆拉维约夫半岛，并首次纵贯半岛。据我所知，沿着半岛的中央部分，他做了山志学考察。

1872—1873年，皇太子殿下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Алексей 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大公乘“斯韦特兰娜”（Светлана）号三桅巡洋舰访问了太平洋；群山以这位高贵的旅行者的名字命名，在群山的脚下，符拉迪沃斯托克城铺展开来。

1886—1889年，马卡罗夫在彼得大帝湾水域进行了水文地理学考察，他指出海湾底部的地形特点，同时还提及随后的乌苏里湾调查。现在，海湾深度的阶梯式变化可起到在大雾时船只确定位置的作用。

1891年，皇帝陛下在还是皇太子的时候访问了符拉迪沃斯托克城，并铺下了将远东与宗主国连接起来的铁路的第一根铁轨。

【注】文章刊登于于《中国边疆学》第六辑， 2016 年 10 月

责编：齐云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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