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疆时空】张昊琦 | 中心和边缘：理解“大欧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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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昊琦

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研究员，研究方向为俄罗斯政治、俄国政治思想史和中俄关系史。

内容提要：在现代世界体系的框架中，俄罗斯一直是一个以欧洲“中心”为坐标， 不断试图进入“中心”的“边缘”国家。苏联时期俄罗斯摆脱了世界体系，但是苏联解体后重新沦落到边缘位置，进入世界体系中心仍然是它的核心目标。“大欧洲”战略的失败推动了“大欧亚”战略的提出，深层次里反映了俄罗斯从“融入”到“重建”的转变。但是俄罗斯战略思想中“以空间换时间”的历史经验，以及“转向东方”的效果不彰， 加重了俄罗斯的战略迟疑。从“大欧洲”到“大欧亚”的理念切换反映了俄罗斯面向亚太、在未来世界中获得新的基础的渴望，但是在世界新格局尚未定型、世界政治的发展仍处于不确定性的情况下，“大欧亚”与其说是一项面向未来的长远之策，不如说是一项临时脱困的权宜之计。

关键词：俄罗斯战略 中心与边缘 “大欧洲” “大欧亚”

在普京于2016 年6 月正式提出“欧亚伙伴关系”（“大欧亚”）之前，关于“转向东方”的讨论已经在俄罗斯学界广泛展开。俄罗斯外交与国防政策委员会名誉主席谢尔盖• 卡拉加诺夫提出的“大欧亚”计划，在呈交给普京总统后最终成为国家元首的倡议，显示了“转向东方”作为俄罗斯发展战略的一个重大方向基本确定。而在普京正式发布这项倡议前的2015年9月，哈萨克斯坦总统纳扎尔巴耶夫在第70届联合国大会上就提出了“大欧亚共同体”构想，纳扎尔巴耶夫希望这个共同体将欧亚经济联盟、丝绸之路经济带和欧盟全部纳入进来 ；次年他又提出了深化欧亚经济联盟与第三方国家和经济机构的经贸关系的主张。

虽然普京和纳扎尔巴耶夫倡议的“大欧亚”在内容上多有重合，但来自外界的反响并不一样。大国分量更重的俄罗斯，其倡议无疑受到外界的格外关注。在探讨俄罗斯“大欧亚”计划的性质、形成的背景和实施的前景时，一些基本问题构成了解读“大欧亚”的焦点。例如，“大欧亚”计划的提出是否意味着俄罗斯战略的转向？“大欧亚”是不是俄罗斯在“大欧洲”战略失利后的选择？由此而来的问题是，“大欧亚”是俄罗斯面向未来的长远之策还是临时脱困的权宜之计？从目前的内容来看，“大欧亚”无疑是一项地缘经济计划，但是从世界政治的角度来看，它是否具有更深层的地缘政治性质，从而影响到世界格局的重构？从其实施的角度来看，“大欧亚”计划的推行无疑面临着诸多困难， 尚未明确的范围、欧亚地区复杂的形势以及既有的多种机制和倡议，既容易使“大欧亚”成为一个空泛而抽象的概念，也极有可能使其成为一个专注于具体项目的“计划”，因此它如何才能实践其真正的理念？ 

目前，国内和俄罗斯学界主要是从现实的地缘经济角度特别是从中俄合作方面对“大欧亚”进行阐释和论述。如果将“大欧亚”置于现代世界体系的历史视野之下，我们也许更能理解俄罗斯提出“大欧亚”战略的内在缘由、“大欧亚”理念的实质及其未来前景。

一、中心与边缘

在“中心”和“边缘”概念不断泛化的情况下，俄罗斯学者似乎将其视为老生常谈。但是在确立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在现代世界中的位置，尤其是2008 年世界金融危机后俄罗斯在国家发展道路面临重新选择的时候，沃勒斯坦在20 世纪70 年代所提出的以“中心—边缘”为框架的“现代世界体系”仍然是俄罗斯政治和知识精英思考的重要基础。苏联解体后俄罗斯领导人一直倡议建立的新国际秩序也与此紧密相关。

在沃勒斯坦的历史和世界视野中，现代以前存在过两种不同的世界体系，一种是世界帝国，即控制大片地域的单一政治体系；另一种则是世界经济体，它们是极度不稳定的结构，不是转变为帝国就是解体了，但是发轫于欧洲中世纪末期的现代世界体系五百年来没有转变为世界帝国，而且一直存在至今。现代世界体系是一个由经济、政治和文化三个基本维度构成而且经济作为决定性因素存在的复合体，它源自欧洲，在不断的扩张过程中逐渐把世界其他地区纳入其中，直至覆盖全球。现代世界体系的特点在于，它是一个“中心—半边缘—边缘” 的结构，并且在其强制性的扩张过程中将这种不平等的结构固化。中心区域通过剥削边缘和半边缘地区榨取经济成果，从而维持自身的权力；而边缘和半边缘地区或通过自身的努力挤入半边缘和中心，或是继续沦落在边缘位置，处于依附于中心的境地。

“俄罗斯从来就不是一个孤立于世界的国家”，但是在现代世界体系中，俄罗斯一直在中心和边缘之间挣扎，在开放和孤立之间选择，他试图从边缘进入中心，但又往往重返边缘。彼得一世之前的俄罗斯一直处于蒙昧状态的传统观点曾经十分盛行，与之不同，苏联历史学家证实，前现代世界的基辅罗斯曾经是欧洲的一个繁荣之地，无论在经济领域，还是在文化领域，甚至在国家建设领域，他并不落后于自己的欧洲邻居，其商业历史之悠久也不仅仅局限于罗斯和拜占庭之间。除了位于“从瓦兰人到希腊人”那条久负盛名的南北商路上， 他也是连接伊斯兰东方国家和北欧的通道的经过之处。后来蒙古的入侵以及基辅罗斯的衰落虽然对俄罗斯的一些城镇造成了毁灭性的影响，但是几乎没有影响东欧地区的贸易路线。从中国和中亚至金帐汗国首都萨莱再向西通过俄罗斯西南部和波兰到达西欧的商旅路线曾经一度贯通，里海和黑海地区的贸易地位不断上升。由于诺夫哥罗德没有受到蒙古入侵的破坏，波罗的海与西北俄罗斯之间存在另一个巨大的交通系统。

莫斯科公国也从来没有对欧洲经济世界完全封闭，但是立窝尼亚战争的失败中止了俄国向欧洲的进一步开放，俄国进入半封闭状态，开始趋向于在欧洲之外单独组建一个拥有自己联络网的独立经济世界，16世纪其贸易和经济取得平衡，主要得力于南方和东方。俄罗斯西进的失败推迟了其进入欧洲经济体系的时间，避免了与欧洲资本主义的过早对抗。在这一段差不多是“自给自足”的状态中， 俄罗斯通过进一步加强专制主义，使之服从于国家的根本目标。1649年的全俄缙绅会议通过的《会典》最终使俄国农奴制法典化，农奴从此不可更改地被束缚在土地之上；《会典》规定了服役贵族对封地的所有权，服役官僚制也开始建立。彼得一世时期对统治阶级进行了更为彻底的塑造，于1722年颁布将全部文武官员分成十四个等级的“官秩表”，建立了统一的官级体制，确立服役原则，从而把贵族和地主都束缚在统一的政治架构中。同时，沙皇将覆盖全国的商业贸易活动置于自己的掌控之下，促进了俄国经济的发展。所有这一切使俄国成为一个巨大的经济体，为俄国进入世界体系积蓄了实力。当欧洲经济势力侵袭俄国时，俄国已走上了工业化的道路，有力量保护其国内市场以及建于17 世纪的手工作坊和制造厂；18世纪时俄国工业发展与欧洲其他地区并驾齐驱，有时甚至居于领先地位。到18世纪，独立的俄国世界经济体消失，俄国成为欧洲世界经济体系中充分加入的一员，而且由于他在“东方”的扩张主义角色，他是以半边缘地区的身份加入的。

沃勒斯坦认为，伊凡四世统治时期是俄国历史上的一个关键时期，因为他在建立一个独立于欧洲世界经济体之外俄罗斯自主国家时，加强国家的权威，使得俄国内部社会结构定型了。国家主义以及绝对主义在俄罗斯的延续与其在世界体系中的边缘和半边缘地位有关，资本主义资源的缺乏只能依靠专制来进行弥补。正是国家主义和绝对主义使得俄罗斯的最高统治者将包括政治、经济和军事在内的所有资源集于手中，通过自上而下的现代化为国家积蓄了力量。而现代世界体系中地缘政治的消长，反复给予了俄罗斯在国际事务中发挥重要作用的机会，俄罗斯的现代化循环周期与资本主义核心的霸权周期几乎同步。

尽管俄罗斯凭借其军事和政治实力一度在欧洲国际体系中获取了霸主地位，而且一直以强国的面目示现，但是在资本主义的世界体系中，他始终未能进入中心，总是在边缘和半边缘国家之间徘徊。19世纪下半叶大改革所开启的现代化极大地推动了俄国工业的发展，但大改革之后的20年，俄国的工业经济在世界工业产值中所占的份额微不足道，只有粮食出口不断增长，到1879年，粮食出口占全俄出口总额的56.2%。为了推动粮食和原材料的出口，铁路运输业成为俄国工业化的支柱行业，大量外资涌入俄国的铁路建设。到20世纪初，俄国已经深陷外债的泥潭，丧失了偿付能力， 实际上已经降为边缘国家。列宁曾经将中欧区、不列颠区和美洲区定为资本主义高度发达（交通、贸易和工业都十分发达）的区域，而俄国是不发达的区域；相对于英、德、美三个主要的（完全独立的）国家而言，俄国始终居于“一等国，但不是完全独立的”次要的国家行列。

布尔什维克的革命针对的是这个不平等和不合理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虽然它无力摧毁这个体系，但是“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的实践使得它几乎成功地摆脱了世界体系。但是支持第三世界民族解放运动的高昂付出、国内官僚主义的盛行、劳动生产效率的低下、意识形态的僵化以及军备竞赛的拖累，严重窒息了社会的活力和创造力。因此，当戈尔巴乔夫的改革转到资本主义的轨道时，俄罗斯重新沦为边缘国家，而在奉行新自由主义理念的叶利钦时代，这种边缘化的状况更为加剧。普京时代也没有改变这种情况，依赖威权制度的运行和石油价格的上涨所实现的政治和经济稳定，只不过使经历了灾难和动荡的俄罗斯社会获得了某种程度上的“心理喘息”。俄罗斯面对的，仍然是如何摆脱边缘、进入中心的问题。

二、空间与时间

俄罗斯的内部发展也存在着中心和边缘问题， 巨大的地理空间使这个问题更为突出。以乌拉尔山和高加索山为界，西部和北部属于欧洲，东部和南部属于亚洲。与欧洲部分的中心相比较，从伏尔加河流域（鞑靼）经乌拉尔、西伯利亚一直延展到太平洋的空间构成了一个巨大的边缘，这也就是地缘政治学家亚历山大·杜金所说的“俄罗斯的东方” （русский восток）或者“内部的东方”（внутренний восток）。在人口、社会经济和民族、文化等各方面，东方呈现出另一种面貌。但是，正如俄国哲学家伊万·伊里因所认为的，俄罗斯的领土不是一个“机械的总和”，而是一个“有机的统一”。在历史上，东方为俄罗斯提供了空间的转换余地， 从而为俄罗斯的生存与发展赢得了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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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文章原载于《俄罗斯学刊》2017年第2期

责编：齐云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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