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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疆时空】于耀洲 | 由“积极抗日”向“抗日”与“反共”并重的转变——再评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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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于耀洲
齐齐哈尔大学文学与历史文化学院历史系教师，三级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近代史和东北地方史。发表论文《关于对战争遗址保护和开发的几点思考》《从职官制度看伪满政权的殖民性》等。
摘 要：五届五中全会是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国民党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这次会议的主要议题是关于军事问题与党务问题。在抗日问题上，会议坚持了继续抗战的立场和持久抗战的方针。在党务问题上，国民党一方面要强化国民党的基础，壮大国民党的力量；另一方面，在联共抗日的同时，又确定了“限共”“防共”和“溶共”的错误方针。在抗日和党务问题上，会议表现了明显的双重性，会议是国民党由“积极抗日”向“抗日”和“反共”并重转变的标志。同时，也应对其“继续抗战”和“联共抗战”的积极方面给予肯定。
关键词：抗日战争 中国国民党 五届五中全会 抗战建国 党务问题
1939年1月召开的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是抗日战争相持阶段初期国民党召开的一次重要的中央全会。关于这次会议，我们在评价时，往往把它看成是国民党由积极抗日向消极抗日、积极反共政策转变的标志，其实这种评价是不全面的。从会议召开的背景、会议的中心议题以及会后国民党的政策来看，会议表现出了明显的积极与消极并存的双重性，因此，我们在批判国民党错误政策的同时，也应对会议的积极方面给予肯定。
一、从会议背景来看，这次会议是为了适应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的新形势而召开的
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是在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日本对华策略发生重大转变的前提下召开的，其目的是为了制定在新的条件下的大政方针。在抗日战争的防御阶段，尽管日本方面在军事上取得了一些胜利，但这些胜利并没有给日本带来战争初期所预计的结束战争的结局，相反，战争的全局却呈现出日渐步入长期化的态势。巨大的人力、物力和财力的消耗，国家的经济基础因此而发生的动摇，加上当时国际局势的巨大动荡，迫使日本在占领广州、武汉后，对其侵华方针进行了重大的调整。这些调整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对国民党政府采取政治诱降和军事打击并重的方针。抗战初期，日本把国民政府看成是抵御其侵略的重要力量，企图迅速击溃国民党政府，及早结束对华战争，因此对国民党政府采取了军事打击为主的方针。随着战争的扩大，日本方面认为，单凭武力无法实现征服中国的目的，因此日本政府不得不对这一政策做出重大调整。1938年11月3日，日本内阁会议在《关于时局的处理方案》中表示：解决中日冲突，“不仅要用武力，更要倾注政治、经济、文化等国家的总力，向建设新中国迈进。”1938年11月3日，日本近卫首相发表了《第二次对华声明》，一改过去“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叫嚣，对国民政府进行公开的诱降。声明指出：“帝国所希求的，是建设确保东亚永久和平的新秩序。此次征战的终极目的，亦在于此。此种新秩序的建设，应以日满华三国合作，在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建立互助关系为重点；而在东亚确立国际主义，实现共同防共，创造新文化，实现经济合作目标。帝国所期望于中国者，在于分担此种建设东亚新秩序的任务。……当然如果国民政府抛弃以往的一贯政策，更换人事组织，取得新生的结果，参加新秩序的建设，我方并不予以拒绝。”12月22日，日本政府又发表了第三次近卫声明，公开宣称：“日满华三国应以建设东亚新秩序为共同目的而结合起来，共同谋求善邻友好、共同防共、经济合作地实现。”近卫声明的发表表明，日本在占领广州、武汉后，加强了对国民党政府的诱降，抛出了种种促使国民党政府投降的诱饵，从内部分化、瓦解中国的抗战阵营，企图使国民党放弃抗日的立场，实行对日妥协，早日结束中日战争。这表明日本在侵华策略上做出了重大调整。
2．集中主要兵力，对占领区实行治安肃正作战。日本在确定对国民政府实行新的策略以后，逐渐把军事打击的重点移向占领区。1938年12月2日，日本方面确定了今后的军事作战方针，对新的军事战略的各要点作了阐述。首先，确保占领区的安全。在日本所确定的《对华处理方针》中明确规定：“当前首要的基本工作是恢复治安，在其他方面亦应采取措施与此相适应”，“配置足够的兵力。”而对正面战场“配置在该地域内的兵力，应适应敌对双方形势而限于所需的最低程度。”“大本营的企图在于确保已占领地域，促进其安定，以有力的长期的围攻态势，尽力压制与消灭抗日力量。”其次，明确军事行动要服务于政略和谋略工作。“继续进行消灭残余抗日势力的工作，但主要应以强大的兵力作后盾，施展谋略和政略。”最后，为减少消耗而限制战争规模和强度。鉴于战场扩大、战线延长、兵力日渐分散等情况，要求日军在作战区域上，“再没有特别的必要时，则不扩大占领地域”，“力戒无准备地扩大战局和小规模的战斗”；在兵力和物资的使用上，“为应付今后国际形势的变化，驻扎的兵力和现地消耗应在各方面力求节约”；在战争的方式上，“对前来进犯之敌，及时加以反击，消耗其战力”。
3．由“速战速决”向“持久战”的转变。在战略防御阶段，日本侵略者虽然已经侵入中国的大部分沿海和内陆地区，但由于中国人民的顽强抵抗，使日本迅速征服中国的意图破产，不得不改变“速战速决”的方针，转而实行“持久战”的方针。早在1938年1月30日，日本参谋本部就拟定了《1938年以后的战争指导计划大纲草案》，其主要内容包括：根据战争形势和日本对外方针，“应首先指导当前之对华持久战争”。战略指导上：“对华消极持久战。在完成对华持久的战略态势之同时，进行纯粹消极持久战之作战指导。”这一《草案》表明，自1938年1月底以后，日本政府就开始认识到其“速战速决”战略的失败，开始实行“持久战”的方针。1938年12月，陆军省确定的《1938年秋季以后的对华处理方略》规定：“汉口、广州攻克之后，行使武力告一段落，今后应自主地指导新中国的建设，而需特别防止急躁。”
广州、武汉失守后，日本的政策重点发生了明显的变化，这一变化对中国的政局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尤其是直接导致了汪精卫集团的投敌。在这种情况下，国民党政府为了确定新的形势下的方针政策，应付日益复杂的国内外形势，在南岳军事会议后，又于1939年1月召开了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
二、从会议内容来看，这次会议确定了“抗日”与“反共”并重的方针
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的议题涉及相持阶段的政治、军事、经济、外交、教育等各方面，其中主要的议题是抗战和党务问题。在这两个主要问题上，会议所做出的决议表现出了明显的双重性。
1．关于抗日问题。抗战问题是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的中心议题之一。在这一问题上，会议坚持了继续抗战的立场和持久抗战的方针，但又表现了动摇和妥协。
相持阶段到来后，受国内外形势的影响，国民党内妥协投降的空气再度上升，甚至出现汪精卫集团投敌的事件。基于这种情况，会议明确指出：“坚决抗战为国民革命之一贯使命，亦为吾人救国救世唯一之真诚。”表达了国民党坚持抗战的决心。会议重申了南岳会议确定的正确的抗战指导方针。国民党《第五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宣言》（以下简称《宣言》）重申南岳会议关于抗日战争阶段的划分，并就每个阶段的基本任务进行了简要的分析。《宣言》指出：“广州失守，武汉撤退，抗战局势乃由前期转为后期。前期抗战之主旨在于消耗敌人力量，暴露敌人阴谋，完成后期抗战之方略与布置；而后期抗战之任务，则在承接前期奋斗之成绩，发挥我前后方及被占地区内一切抗战之力量，以期获得最后胜利与完成建国之成功。”
针对相持阶段到来后，日本所采取的政治诱降和军事进攻相结合的方针，会议表达了拒绝投降和抗战到底的决心，“我们的精神绝对不要被敌人所挟制，我们更绝对不能受敌人的欺骗。我们一定要持久抗战到底，不但使敌人过去‘速战速决’的目的不能达到，而且要使他现在的‘速和速结’的狡谋成为粉碎，这就是我们今日唯一的方略，这就是敌之失败，也就是我国胜利的基础。”《宣言》表明了只有全力抗战，抱定牺牲的决心，才能取得抗战的最后胜利。《宣言》表示：“为确立主权领土与行政之完整，实现平等自由之国家，不达目的决不中止。”只有抗战到底，才能对得起我们的祖先、对得起后代、对得起自己、对得起无数为抗战牺牲的先烈。
关于抗战目的及其实现途径，会议作了明确的说明。会议把实现真正的国家独立和民族自由作为抗战的目的，而且进一步指出：“吾人之所求为合乎正义之和平，非屈服之和平，屈服只能助长侵略。中国若怵于日本之暴力，以屈服谋一时之苟安，则将降为日本之殖民地。民族失其独立生存，国家之自由平等更无可望。”《宣言》号召全国军民要发扬团结奋斗的精神，勇往直前，以争取抗战的最后胜利，共同完成抗战建国的伟大任务。
会议依照蒋介石的意旨，决定成立国防最高委员会，统一党政军的指挥。委员长由国民党总裁（即蒋介石）担任，其职权包括：第一，代行原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的职权，成为指导全党全国政治的最高权力机关；第二，统一指挥党、政、军，包括指挥国民党中央各部、会，国民政府五院，军事委员会各机构等。该机构的设置，一方面加强了蒋介石个人的权力，使蒋介石的个人独裁进一步发展；另一方面，战争年代这种加强个人权力的做法也是必要的，它有利于战争这一特殊时期。
蒋介石在表达抗日决心和持久抗战的同时，又在抗战胜利的总目标的问题上表现出了极大的动摇性。会上，蒋介石表示：“抗战到底的底在哪里?是否是日本亡了或者中国亡了才算到底，必须有一个界说。现在要打到日本亡了，那不可能……或者说武汉失手了就算到底，那太离奇了。”“我们不恢复七七事变以前状态就是灭亡，恢复了就是胜利。”这表明，蒋介石心目中“抗战到底”的“底线”，就是恢复中国七七事变前的状态，自九一八事变以后至七七事变前日本所占领的中国东北和华北的大部分地区，可以让给日本。这是蒋介石在抗日原则上的倒退，也表明了他在抗日问题上的动摇性。
不难看出，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在抗日问题上所表现出的双重性。一方面，会议针对抗战中出现的问题或将要出现的问题明确了国民党的态度，不仅坚持了坚决抗战的立场和持久抗战的方针，并对抗战中应抓紧进行的加强团结、积极奋斗、经济建设等方面的问题做出了明确的规定；另一方面，恢复七七事变前的状态就是“抗战到底”的底线的观点，又表明了蒋介石在抗日问题上的妥协和动摇。因此，对会议上所表现出来的妥协、动摇进行批判的同时，也应对其在抗战问题上所表现出来的正确立场和态度给予肯定。
2．党务问题。党务问题是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的另一中心议题。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国民党召开的第一次中央全会，就将这一问题列为会议的主要议程，是因为这时无论是蒋介石还是国民党都意识到了这一时期国民党自身所面临的危机。
九一八事变后，国民政府对日本的侵略采取了不抵抗政策，致使整个东北在不到半年的时间内就沦于日军之手。华北事变后，日本的侵略直接危及到了国民党的统治，国民政府的对日立场开始发生转变，但“围剿”共产党的政策并没有改变。七七事变后，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成为全国人民的共同愿望。在多种因素相互作用下，抗战初期国民政府对日本的侵略采取了坚决的抵抗。但国民政府以往所奉行的错误政策，以及由这种错误造成的在全国人民心目中的地位却很难立刻发生转变，加上抗战初期，国民党战场一再失利，使得国民党的地位和影响继续呈下降的趋势。与此相反，中国共产党的地位和政治影响却不断扩大。特别是抗日战争爆发前后，中国共产党为了中华民族的利益，摒弃前嫌，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做出了积极的贡献。八路军和新四军，深入敌后开展游击战争，建立抗日根据地。与此同时，八路军还在正面战场配合国民党军队，进行了一系列的战斗。历史的因素和现实的因素相互结合，使得广大的人民群众自然地把国家民族的希望寄托在中国共产党身上。正是在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斗争中，中国共产党的力量得到了不断的发展壮大。
对于国共两党力量的消长，蒋介石及国民党十分担忧。他们担心随着日军占领区的扩大，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游击战争日趋活跃，敌后抗日根据地日趋巩固，最终导致中国共产党力量的迅猛发展，将使国民党的处境日益艰巨，甚至出现抗战胜利、党国消亡的结局。蒋介石认为，这一时期国民党“差不多是奄奄一息，沉寂无声，一般民众不仅对党无信仰，而且表示蔑视”。针对这种状况，五届五中全会要求改进国民党的工作，“使本党之基础日臻巩固……以完成本党国民革命之大任”，并把“重整党务，恢复党誉，以巩固本党的基础”作为“本届大会最大的任务”。
作为一个政党，尤其是肩负领导全国民众完成抗日救国重大历史使命的一个执政党，重视自身的发展，通过一系列的措施，改进本党的现状，使党的基础更加巩固，以完成驱除日本帝国主义的任务，无可非议；而且国民党这一时期加强自身建设、壮大自身力量也是完成抗日战争不可缺少的条件。对于国民党强调自身发展的做法，中国共产党也表示欢迎。早在1938年11月，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就致电蒋介石和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对相持阶段到来后蒋介石宣布的坚持抗战的方针表示“完全同意”和“热烈拥护”，并希望“采取进一步措施和改革，期以最大之努力动员全国一切生动力量，增强抗战实力，停止敌之进攻，从艰苦的相持阶段中准备新的力量，改变敌我形势，实行反攻，驱除日寇”。从这个电文不难看出，中国共产党认为，“动员全国一切生动力量，增强抗战实力”是完成驱除日本侵略者这一伟大任务的基本途径，因此作为当时中国第一大党和执政党的国民党，发展自己的力量也是很正常的，中国共产党也希望国民党的力量能在抗日战争的伟大事业中得到进一步的发展。
但在党务问题上，也包括一些不利于国共团结的消极因素。主要表现在，国民党并没有真正认识到自身颓废的原因所在，而是把国民党力量的减弱和影响的降低，与共产党力量的增长和影响的提高直接对立起来，认为共产党在全国范围内力量的壮大与政治影响的上升，是造成国民党自身颓废的原因所在。唯恐随着抗日战争的不断发展，共产党力量的更加壮大，会严重威胁到国民党的统治，所以会议在决定“联共抗战”的同时，蒋介石又作了《唤醒党魂、发扬党德、巩固党基》的报告，提出对中共“要严正——管束——教训——保育——现在要溶共——不是容共。它如能取消共产主义我们就容纳它”。国民党确定的“限共”“防共”“溶共”的基本方针，使抗日战争初期那种比较融洽的国共关系，开始出现倒退。
会议确定的这一方针在文件中也有明确的表述。在会议通过的《对于党务报告之决议案》中指出：“今后本党应力谋本党新力量之增加与培养……以增加本党之新力量”；“今后本党应力求在乡村社会力量之发展。过去本党组织仅偏重城市而忽略乡村，致广大农民群众易为异说所乘。今后亟应以乡村为发展组织与宣传之主要对象，于乡村社会中深植本党之势力”；“今后本党应力求革命理论之领导。党的革命理论之发展，其目的在求主义之阐扬，以端正全国思想之趋向而实现本党的政纲政策。因此，今后本党应着重革命理论之宣传与领导，而使违犯主义之思想无从流布于社会，而于战区及敌人后方，尤应特别注意。”这里所说的“异说”“违犯主义之思想”，显然是针对共产党。
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在制定国共关系的方针时还是有所顾忌的。这是因为：第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力量已经有了相当的发展，其在抗战中的作用是有目共睹的；第二，中日民族矛盾居于国内主要矛盾之时，全国人民强烈呼吁国共两党真诚合作，共同抗日。正是出于以上的考虑，使得蒋介石虽然恐惧共产党力量的壮大，但却不敢使国共合作破裂。既要“限共”“防共”“溶共”，又不敢采取使统一战线破裂的两面政策，就是五届五中全会及其以后国民政府矛盾心态的反映。正是因为这样一种矛盾的心态，国民党中央在制定上述秘密文件时也一再要求各级组织：“本党应付异党之对策与办法……应以绝对保守秘密为原则。各机关拟具对策时，亦应根据地方事实、环境立言，不可动辄用中央口气或翻印中央所颁布之原则。”可以说，这种两面性是五届五中全会以后国民党蒋介石集团政治态度的基本特点。
对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中国共产党有明确的认识。早在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召开之际，中共中央就于1月24日致电大会，针对日本侵略者的军事进攻和分化中国内部的阴谋，明确表示：“吾人对策，唯有全国更进一步精诚团结，巩固与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拥护蒋委员长，坚持抗战到底。”次日，中共中央就国共关系问题再次致电蒋介石，希望会议能致力两党长期合作，以慰全国人民殷切之望。
对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所确定的方针，中国共产党既肯定了其积极的一面，也指出了缺点和错误的一面。2月25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国民党五中全会问题的指示》，指示认为：五中全会的基本方针仍为继续抗战和联共抗战，同时在提高抗战信心，打击悲观情绪，以及企图使国民党本身进步、发展与强化等方面，作了相当的努力，这些都是会议积极的和主要的方面，我们应加以赞扬和发扬。对共产党的政策，目前是联共和防共，最后达到以三民主义溶化共产党的目的。“我们对国民党五中全会的决议，应该赞助其继续抗战和联共抗战的积极方面，对其缺点错误，则应……进行口头上文字上的批评解释工作，目的是要以我们和全国大多数人民拥护的彻底抗战路线，来克服他们的不彻底抗战路线。”
三、从会议决议执行来看，会议确定的双重方针在会议以后得到贯彻
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所确定的“抗战”与“反共”并重的方针，在会议结束后的具体实践中得以贯彻。
1．抗战方面。相持阶段，国民党正面战场与日军进行过多次战斗，其中有些战斗进行得异常艰苦，广大官兵表现出了崇高的爱国热情。中日双方重大战役的基本情况见下表。
相持阶段是抗日战争时期持续时间最长的一个时期，在这个时期，国民政府正面战场继续坚持了抗战的方针。尽管这一时期日本政府为了早日结束战争，采取了政治诱降和军事打击双管齐下的手段，但国民政府并没有因为日本的诱降而投降，也没有因为日本的军事打击而屈服。可以说这一时期国民党正面战场依然是抵抗日本侵略的重要力量。
与此同时，国民党政府并没有放弃与日本的“和平”谈判，在相持阶段尤其如此。尽管因为各种原因，这些谈判并没有取得实质性的结果，但对抗战所起到的消极影响是显而易见的，这是国民党在抗日问题上的妥协和动摇的重要表现。
2．国共关系方面。抗日战争的防御阶段，国共两党在抗日的前提下进行了比较好的合作，蒋介石也对共产党有过公正的评价，“事实证明中国共产党完全实现摆在民族面前的任务，表现团结救国。”
相持阶段到来后，随着国内外形势的变化，国民党蒋介石对共产党的政策开始发生的变化，致使防御阶段比较好的国共关系开始出现显著的变化。这种变化，在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之后表现得更为明显。
五届五中全会后，国民党中央陆续制定并颁发了一系列的秘密文件如《限制异党活动办法》《异党问题处置办法》等，作为“限共”“防共”“溶共”方针的具体化措施。这些文件提出，要采取各种措施，严禁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武装的发展；取缔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民众运动及所组织的抗日群众团体；禁止共产党进行抗日宣传和传播共产主义思想；开展对共产党从事活动的防范、调查和监视等。国民党就是想通过这一系列的措施，在“国家至上，民族至上；军事第一，胜利第一；意志集中，力量集中”的幌子下，利用抗日战争这一有利时机，利用国民党执政党的特殊地位，对中国共产党进行防范、限制和打击。
在国民党破坏国共关系的活动中，最突出的是不断制造军事摩擦。在相持阶段，国民党先后三次制造反共摩擦。面对军事摩擦，中国共产党从维护抗日大局出发，始终坚持抗战、团结、进步的方针和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原则，妥善处理了历次摩擦事件，维护了国共合作抗日的局面。同时，尽管国民党进行了一系列的破坏国共合作的活动，但这些活动是以不使统一战线破裂为前提的，也就是说国民党“联共抗战”的政策并没有发生改变，这也是第二次国共合作得以继续维持的重要原因。对于国民党“联共抗战”和不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破裂的政策，应当给予肯定。
综上所述，从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召开的背景、会议的主要议题和会后决议的执行来看，表现了明显的双重性。这次会议在抗战问题上，坚持了继续抗战的政策和持久抗战的方针，但妥协、动摇的倾向有所表现。在党务问题上，一方面要强化国民党的基础，壮大国民党的力量；另一方面在联共抗日的同时，又担心共产党力量的壮大，通过各种办法，限制共产党的发展，甚至欲达到溶化共产党的目的，这使得抗战初期那种良好的国共关系开始出现倒退。实事求是地说，这次会议在抗日与党务两个中心议题上表现出明显的双重性。当然，我们在批判其对日妥协、动摇和破坏国共关系错误政策的同时，也要对其坚持抗战和“联共抗战”的正确方面给予肯定。
【注】文章原载于《学习与探索》2015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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