点击上方“边疆时空”关注我们
点击右上角“．．．”，分享精彩文章给朋友们
作者简介
韩周敬
广西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博士后，历史学博士，研究方向为越南古代史、越中关系史，主持国家社科基金一项，发表论文三十多篇。
摘要：明命十三年（1832）改革之后，阮朝建立行省制。明命十五年（1834）又将全国划分为南圻、北圻和直畿区。从南北河、南北城到南北圻，不只是名称的更演，还体现区域性质和地理空间的转变。如果说南北城的设置是统一甫定后的权宜措置，是地方分权偏重时期的政治地理区划；南北圻则是国势安稳时的从容规划，其时的中央-地方关系态势已经不同于前。由南北城到南北圻的名称上的转变，实际上代表了阮朝对地方的统治方式由专阃向经制的转变。在阮朝建立的第六年（1808），嘉隆帝阮福映在越南全境建立了“一京二城”政区区块结构，此结构由富春京畿区、北城和嘉定城组成，并一直持续到明命十二年（1831）。在1831和1832年明命政区改革之后，阮朝在全部境域内建立了省制，“一京二城”的区块结构消亡。在明命十三年（1832）改省之后，直至明命十五年（1834），这短暂的期间没有进行区块划分。明命十五年（1834），分定“广南、广义为南直，广治、广平为北直，平定至平顺为左畿，河静至清葩为右畿，边和至河仙为南圻，宁平至谅山为北圻”，对诸省又一次进行了区块分划，笔者将之称为“两圻一带”：“两圻”即南圻和北圻，“一带”即南直、北直和左畿、右畿，笔者之所以将直畿区命名为“一带”，是出于两方面的考虑：第一、明命时确曾把南、北二圻之外的越南国土，称为“中间一带”。明命十八年（1837）观舆地图，论全国地势：“本国惟南北两圻，封域广大，余中间一带，依山傍海，人居者少。朕尝阅北国地图，一县至二万民，虽我国承天全辖，亦不足比北国一县之地也。”第二、越南在西山朝之后，区块基本都呈三分之形，以中部为中心区，南北为边缘区，南北区块的通名一般相同，中部则有别，前者笔者将嘉隆、明命时期的区块命名为“一京二城”，故而为了达到一个较为规整的论述效果，在此亦以“一”、“二”成“三”的思路，将明命改革后的区块命名为“两圻一带”。“两圻一带”的地域划分，成为此后“三圻”称谓生发的直接来源，“三圻”称谓的产生，是通过“中间一带”向“中圻”的转变而实现的。对于“三圻”所覆盖的地域，西人也有相应的语汇，即“东京”、“安南”、“交趾支那”，这两种语汇构成了东西方两种不同的政治地理话语体系，并在法国占领之后逐渐合流。需要注意的是，虽然两种语汇在最终结果上是同构对应的，但这并非历来如此，而是经过了一个语义的演变过程。学者们曾对上述某些词汇进行过考释，如安东尼﹒瑞德对“交趾支那”语义的辨析，就十分精辟。但对于这些语汇的系统性考释工作，笔者尚未得见，这也成为本文的撰写初衷。本文题目中之所以不使用“阮朝”，而使用“阮代”，是因为阮朝只是1802-1945年间阮氏王朝的称谓，而从境域离析的客观历史来看，南圻和北圻在十九世纪后半叶相继沦入法人之手，不再属于阮氏王朝，因而“阮朝”之称不再适用于指称整个越南境域。笔者使用“阮代”，意指相当于阮朝时代的这段时期，在意涵上将法属时期也包含在内，从而也就避免了称谓不对称的问题。在越南近世历史中，由于郑主和阮主的对峙，形成了南-北两大区块，即“内路”和“外路”，又称为“南河”与“北河”，这是一种南北二分法。从那之后，经历了西山和阮朝的三分，至二战后又回归到南北二分，越共统一后，国土又被分为南、中、北三个部分。在这期间，“南”、“北”的语义本身以及指涉范围，都发生了改变，因此有必要对之进行一一辨析。南、北河是以罗河为限的，罗河又叫“（氵灵）江”，《嘉定城通志》载：“时以布政州（氵灵）江以南为南河，以北为北河。”罗河以南为南河地区，相当于阮主的辖境，如《大南寔录》载：“臣闻南河上下辑睦，兵甲精强，不可轻动也。”《大越史记全书》载：“领属将十八员直抵乂安南河地方，进讨顺化。”北河即罗河以北地区，相当于郑主的辖境，如《大南寔录》载：“乂安七县复归北河。”南河与北河所继承的政治遗产和区划风格都是不同的，由于北河为后黎故地，郑主对原有的行政机构和文物制度都进行了保留，其高层政区为“镇”；南河是新辟不久之地，阮主为了维持其政权的独立性，对后黎的措置进行了改革和创制，其高层政区为“营”。北城，原只指升龙城这一北河重地，直到阮惠统一北河地区，欲以重臣专阃，代为统治，以为缓冲，北城的涵义始见张大，其境域逐渐覆盖了十四镇之地。阮朝建立后，剥去清华内、清华外和乂安镇，原西山北城区域惟余十一镇。在此十一镇的基础上，阮朝再次设置北城以董理之。故而，此时北城的地域内涵与西山时期相比，已经变小。南城，即“嘉定城”，因为北有“北城”，故而史籍与之对言为“南城”。在西山的“三分统治”中，南城之地，系东定王阮文侣所管，但不久之后就被旧阮王孙阮福映攻占，成为反击西山新阮的基地。阮朝建立之后，出于控御边方的需要，派遣重臣镇守此地，以嘉定镇为中心，统领藩镇营、镇边营、永镇营、镇定营和河仙镇。1808年嘉定城建立之后，诸营更名为“镇”，境域未有变更。“北圻”即原北城十一镇地区和原清平道之地，经历分划之后，包括河内、南定、海阳、山西、北宁、兴化、宣光、太原、广安、谅山、宁平、兴安、宁平十三省，改称“北圻”。需要注意的是，阮朝的北城只管理清平道的兵籍，其行政事务则归清化管辖，在划分北圻时，才将已经由清平道改定的宁平省，归入北圻。划分北圻后，原作为正式政区名称的“北城”，不再使用。南圻，即原嘉定城之地。在1832年改革之后，在原嘉定城之地建立了藩安、边和、永清、定祥、河仙和安江六省。其地域基本与嘉定城重合。从南北河、南北城到南北圻，不只是名称的更演，还体现两个方面的改变：第一、在区域性质上，由国家而变为政区区块，再变为对诸省集聚区的指代称谓。前文已言，南、北河时期，南方和北方实际上各为一国，这种南北关系是一种割据性的对峙关系；南、北城则是在统一的中央集权下大臣代镇边方的机构，它们都是一种政区区块；南、北圻则是对于诸省覆盖地域的一种地理性指代，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只具备地理涵义。第二、在地理空间上，体现了一个“南”、“北”指涉的境域逐渐变化的过程。南、北河分别覆盖了罗河南北地区，以上文所言“一京二城”时期的境域为参照，南河除了包括南城之地外，还包括富春京畿区的南部；北河除了包括北城之地外，还包括富春京畿区的北部。而南圻只包括原来的南城之地，北圻则比北城稍有扩大，将原属于富春京畿区的宁平之地囊括进来。“南”、“北”指涉境域的范围，可以概括为：局部有扩大，整体在收缩。南北的收缩，使中间的境域空了出来，如此一来，就为富春京畿区的创设，奠定了空间基础。如果说南北城的设置是统一甫定后的权宜措置，是地方分权偏重时期的政治地理区划；南北圻则是国势安稳时的从容规划，其时的中央-地方关系态势已经不同于前。南北圻的分划基础，是明命十三年（1832）改革后建立的省制，省制的建立也瓦解了“一京二城”体制。虽然省是明命改革的产物，但“京”和“城”的替代物并非省，而是“直畿”和“圻”，“直畿”即南、北直和左、右畿区，“圻”即南、北二圻；“镇”的替代物才是省。南北城时期，都有大员专镇，威权极盛，其下诸镇为其下属政区单位；南北圻时期，北城原内五、外六十一镇经历析并和更名，变为河内、南定等十三省，南城四营二镇则变为六省。南、北圻只是这些省域的统称，“圻”中并无大员专阃，因而也就没有代镇机构，是以“圻”和诸省之间不像先前的“城”和“镇”之间那样，具备行政统属关系。由南北城到南北圻的名称上的转变，实际上代表了阮朝对地方的统治方式由专阃向经制的转变。“两圻一带”区块和“一京二城”不同。首先，从分割依据上来看，尽管两种区块都是以特定的自然环境为依托，秉承着一定的政治目的，按照统治者的主观意志来划定的，但“一京二城”体制与“一竹杠抬两箕”的自然分区更加契合，“两圻一带”将宁平之地纳入北圻，体现了一种犬牙相制的划界思路。其次，从区块地位来看，“一京二城”是对中央权力的分割，二城的独立地位比较明显。但直畿区和二圻的划分，是在废城置省，使得中央获得了直接控制地方的权力之后进行的，直畿区和二圻，与其说是现实政治过程在地理上的落实，不如说是一种基于历史惯性的地理行为。 前文已言及明命帝曾言之“中间一带”，就地区而言，包括三类京师、南北直和左右畿地区；就省而言，包括承天府，及广平、广治、广南、广义、宁平、清华、乂安、平定、富安、庆和、平顺十一省。对这块地区，今人又习称为“中圻”。对于“中圻”一词的出现时间，目前说法不一，有的认为是明命十五年（1834）划分的，如潘金娥认为：“1834年，阮朝皇帝阮福晈将越南分为北圻、中圻和南圻。”另一种看法认为是法属时期划分的，如禾圃言：“自大法国南来后，而‘中圻’二字之名始出现。”陈重金述及法人在越南的活动时说：“甲申年即1884年缔结的合约，是顺化朝廷和法国所签订的接受法国保护，并把国家分为中圻和北圻两个区域的合约。”这种说法较为流行。第三种说法见于李文雄《越南杂记》，嘉隆分全国为“四圻三十省”，即左、右、南、北四圻，“一八三二年明命皇废去总镇，将全国分为南、中、北三圻”。
笔者认为三种看法都可商榷。第一种看法的根据，应是上引《大南寔录》中明命分全国为京师、南北直、左右畿以及南北圻的记载，也许是因为看到南、北二圻被划分出来，就将京师和直畿区自动的对应为“中圻”。事实上，在整个明命时代的《寔录》资料中，都没有出现过“中圻”字样，在言及此块区域时，都是分京师和直畿来叙述的。不独明命当朝，在他之后的诸帝《寔录》中，亦是采用相同的叙事格局。直到1889年成泰元年，才首次出现了“中圻”字样，对此，《大南寔录》有载：“中圻积瘼尤甚，凡事愿惜民财力。”此条为阮朝辅政府和机密院奏表的原文照录，并非后世追记。此后，“中圻”一词始频繁出现于《寔录》中，如“存中圻、北圻货物往外国出港往外国者，各照商政定额收税”，“中圻十三省”等。第二种看法的根据，应是《第一次顺化条约》，法国将在越南不同区域分别设官。《第一次顺化条约》有汉文和法文两种版本，《大南寔录》记载的汉文本并未载“中圻”字样，“中圻”所代表的地带，其地界“自夹南圻边和以北，至夹北圻宁平省”，只以“大南国”称之。法文本中也未出现“TrungKy”（“中圻”）字样，而只是相应的称呼为“Annam”。第三种看法，应是杂糅了明命十三年（1832）和明命十五年（1834）史事的结果。总镇的废除是在1832年，在废除总镇的同时建立行省，但没有立刻划分南、北圻等区块，而是在两年之后的1834年才着手划分。此外，虽然三种说法在“中圻”产生的具体时间上有分歧，但从叙述逻辑中可以看出，他们都认为“三圻”是同步产生的。实则在笔者看来，“三圻”的产生时间并不同步，而是很可能有先后顺序，具体而言：“南圻”和“北圻”称谓作为正式的区块名称，于明命十五年（1834）年率先出现，当时所谓“中圻”指涉的那部分地区，也明文规定，分称为“京师”、“南直”、“北直”、“左畿”、“右畿”，并不叫“中圻”；反之，如果当时已有“中圻”名号，那他大可直接运用，而不必分区指类、舍简就繁。从政区名称的层次和类别来看，与政治中心接近的地区，往往有特出的名字。这也是因为首都所在之地，事体不同，不能一概以一名称之；南北二地，则事体接近，故可有通名。故而明命十五年（1834）区块初分时，共有“中间一带”、南圻、北圻三大部分，其实是京、直、畿、圻四大圈层。在“南圻”和“北圻”行用一段时间后，出于方便性的考虑，势必会在对“中间一带”的称谓上，创立一个对称的名字，这也许就是“中圻”一词的产生理路。李文雄也认为“中圻”系由原“京畿”改称的。笔者之所以作此推绎，还有一条间接史料。《大南寔录》载嗣德二十四年（1871）黄佐炎与黎峻上勘定北圻乱象事宜表，其中有“清客投寓北圻，较诸圻为最”之语。“诸圻”之“诸”，在表示数量词，常意为“众多”，《洪武正韵》即言：“凡众也。”从两人将北圻与“诸圻”的比较来看，似乎当时不只有北圻和南圻这种两圻之分，很可能中间直畿地区也已经被称为“中圻”。进一步讲，如果当时出现了“中圻”的称谓，也只是一种俗称，因为第一、《寔录》在很长时间内都没有明确出现“中圻”的提法；第二、“中圻”所指代的地区，有其明确的界定术语。除了与“南圻”、“北圻”对称外，“中圻”的产生，大概与“圻”之发音也有关系。在史料中，“左畿”、“右畿”又被称为“左圻”、“右圻”，这应是因为“圻与畿，越音读KY相同”的缘故，同理，“中圻”可能系由“中畿”音变而来。“中畿”即中间一带的直畿区，其地位是高于南圻和北圻的，因此越人本不可能将之降格称谓，但为了方便起见，还是在俗称中进行使用了。正是因为是俗称，所以在正式的官方史料中，很长时间内都未出现“中圻”。从文献所反映出来的情况看，即便是在接受法国保护一段时间之内，仍未使用“中圻”的概念。至同庆年间编撰《同庆地舆志》，据山本达郎描述，他所见到的版本中有“中圻地舆”字样，但未说明“中圻”字样是当时所有还是后人所加，笔者未曾亲见这个版本，但在同庆时期的《大南会典事例续编》中，涉及中部地区时，仍用“左右直畿”之名，不用“中圻”。同样是成书于同庆时期的《大南国疆界汇编》，也用左、右直、左、右畿等术语，不用“中圻”。笔者并非想否定山本氏的说法，而是在强调此时的正式文书中，仍是以直畿区来指涉中部。根据目前的资料，笔者可以确定的是，在同庆之后的成泰元年（1889），“中圻”开始在官方正式文书中出现。需要注意的是，在此后“中圻”行用的同时，直畿称谓亦在文书中并行，这种例子在《大南寔录》第六纪附编和第七纪中俯拾皆是，兹不赘叙。为何“中圻”会在成泰年间正式见诸官方文书呢？笔者认为应当与法国保护力度的加深有关。1884年法国保护之后，将越南三部分别称为东京、安南和交趾支那，在越人的语境中，交趾支那仍旧为“南圻”，东京亦循称“北圻”，被法人称为“安南”的中间部分，越人常自称为“本国辖”。但随着同庆时期与法人合作的加深，南圻已经称为殖民地，北圻的地位也越来越被侵蚀，在南北不保的情况下，中部地区也逐渐失去了使之自高的参照坐标。再者，此前“京师”、“南直”、“北直”、“左畿”、“右畿”，只是分指某地的语汇，如需提及中部全境，则需将五者综合连用，方才达意，胥属麻烦，因而也需要提出一个便捷简明的概念，来应对日常的行政事务，原来作为俗称的“中圻”一词，正好符合这种定位，因此才被用于正式文书中。成泰元年（1889）“中圻”一词行用之后，此后的各类官私书籍，都开始进行沿用。《大南寔录》中此类例子极多。《大南一统志》维新本专门附有“中圻”地图，其“凡例”也载：“一中圻气候，均是地邻温带，无甚悬殊，惟左圻距赤道较近，稍有异耳。”《南国地舆》载：“近来分为北、中、南三圻……中圻自清化至平顺十二省。”《中学越史撮要》载：“其经理我南，分三处：别管南圻，属嘉定统督……清化以南至平顺，号中圻，属驻京钦使……宁平以北至谅山，号北圻，属驻河统使。”1909年高春育等翻译的法国学者迷芃的《安南初学史》载：“大法保护东洋之政，随地异施，不胶于一，其在中圻则南皇帝总统治之权，照从一千八百八十四年合约也。南圻则南人实得参预政权。北圻则斟酌于斯二者，与中圻异，而与南圻亦不尽同也。”由于这几部书的作者，都是一时之选，他们都以南中北圻三圻格局来论述前事，对当时和后世影响颇大，成为后来越人追述前事时、不分历史场域之滥觞。需要注意的是，虽然高春育所编维新本《大南一统志》中纳入“中圻”术语，但在同书所附他撰写的奏表中，又绝口不言“中圻”，只以“直畿”一词与“南北二圻”对举，这表明在此时阮朝大员的眼中，所谓“中圻”，仍非正式的政区名称，而只是对直畿地区的便宜称呼而已。“中圻”行用之后，与“南圻”、“北圻”并成“三圻”，世人也开始用“三圻”来指代越南阮朝后期的地理区块。有时“三圻”又被称为“全圻”，如《大南一统志》维新本附有一幅“全圻图”，即覆盖了越南三圻全境。“圻”字是具有明显的政治地理意味的，其中所包含的集权意味十分明显，《周礼》：“万千里曰王圻。”明命设置南、北圻，是在取消南、北二城之后，在总镇制度执行时期，“圻”这一概念就不合时宜，因为当时南、北二城尤其是南城，独立性较为明显。取消总镇制，代之以行省制，这可以看作是直、畿的扩大化，但因为地域的差异，故而名之为“圻”。总之，阮朝后期将王畿与南北圻平级而称，应在安南保护国建立之后，反映了阮朝的暮气已深、难有作为。对于北圻、中圻和南圻，西人对应的称为东京、安南和交趾支那，这三者可谓是西人语汇的“三圻”，在阮朝后期的官方文书中，这三者也被采纳。它们各自的语义经过了变迁，前后指涉的地域范围也有盈缩。而对于东京、安南和交趾支那所组成的地域，越人又总名之为“东洋”，后又改称“东法”，名称的变更，体现了越人地理视野的拓展和对法国依存程度的加深。笔者试在此对东京、安南和交趾支那这三个称谓，一一进行辨析。东京（Tonkin）：西方人以此来称呼此红河平原以及清乂地区，在16世纪晚期，Nola Cooke等言：“在十六世纪晚期，葡萄牙人从中国南方水手的口中听到此词，并将其译为‘Tonkin’，尽管我们稍后所使用的英语拼写与原本的越语读音相近。”亚历山大·罗德认为：“东京”是中国人起的名称，如同北京、南京一样。但“东京”并不在当时中国的东部，而是在其南部。由于中华帝国的疆域过去一直延伸到老挝与泰国以远，所以位于中国西部的所有省份均称此地为“东京”。事实上，罗德的说法有误，“东京”并非中国人所起，而是越南后黎朝黎太祖时期出现的。据《大越史记全书》载，黎太祖顺天三年（1430）“改东都为东京，西都为西京”，而“东都”一词，则起于胡朝在清化建立西都城，并九真、爱州三辅，号为“西都”，原来的陈朝旧都升龙改称为“东都”。在此后长达两百年的历史中，东西都构成了越南政治地理上的东-西并立型都城格局，深刻影响了同代的政治走向。但与西京屡次迁徙不同，东京的地理位置基本不变，且政区圈层十分完整，因此在后黎朝时期“平辰则都升龙，有事则如清化”，东京才是恒常的政治中心所在。“东京”这一地理概念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上讲，是以升龙为核心、边镇为藩篱的政治控制区，西方传教士无疑指的是广义的东京。狭义是指黎皇郑王所居住之王府。陈荆和认为：“所谓东京或升龙之名应指示前者，即黎王、郑氏所居之王府；而俗名Ke-cho所指之范围应限于后者指陋屋群。”从十七世纪开始西方人开始习用该词，来称呼清-乂-静以北的大越国土，这片区域在1590年代至1780年代由郑主以黎皇的名义进行统治。法国人到来之后，在此地设置东京驻扎官和各省驻扎官，即越人所言之“北圻统使”和各省公使。安南（Annam）：该词很可能沿用自中国对古代越南的称呼。亚历山大罗德和百多禄编撰的辞典，都用了“安南”一词为名。亚历山大﹒罗德所绘制的地图，就是以“安南”命名的，地图中又分为东京和交趾支那两大部分，“东京省也被称为“安南”，这是今天东京与交趾支那王国共有的名称”。在ChristoforoBorri之前，交趾支那指代的是安南全域，1622年之后才用来指代南方，这也意味着东京做为一个地区的专称，在当时已经进入西方人的视野，故而才有将两地区别称呼的必要。1650年亚历山大﹒罗德地图所采用的交趾支那概念，是已经过Borri修正之后的。在当时的西方人眼里，东京和交趾支那是两个国家，但亚历山大﹒罗德无疑对这片土地的本质理解得更为深刻，这从他以“安南”命名地图可以知道。“安南”做为中国对古代越南的称呼，一直持续到嘉隆元年（1802）改称“越南”，此时距西方人使用“安南”也已有150余年，这个概念根深蒂固。法人占领南圻和北圻后，原有安南国号的覆盖范围，从南北全境缩减至中部地带，但安南国号仍在沿用，这就如中国之宋朝退至淮南但仍称为“宋”一样。《第一次顺化条约》后，法国人设置东京-安南统使。今人言及法属越南三部，都只是从地理上而言，但从政治性质上，三者是不同的，安南仍是一个国家，同印度支那联邦的另外两个国家柬埔寨和老挝地位平等，交趾支那则是法国殖民地，东京则是属地。法国侵占越南之前，越南的国号为“越南”，但法国弃用“越南”而仍“安南”，表明其有消解其国家意识之心。岩村成允《安南通史》载：“现代之阮王朝立，始改称‘越南’国，半世纪后改称‘大南’国，其后又称‘安南’。”明峥《越南史略》载：“一直到19世纪初，我们的祖国才定名为‘越南’。但是没有多久，法国殖民者就侵入了我国。亡国后，连国号也被统治者删掉。”当时人编撰的书籍，如张永记（Truong VinhKy）《安南史记》、西雷内《安南史纲》、迷芃《安南初学史》，也都以“安南”作为书名。法人在1883年与越南订立《第一次顺化条约》时，曾规定将原属于安南的平顺地区划归印度支那，但经过阮朝的力争，最终其目的未能达到，在次年订立的《甲申合约》中规定，平顺仍归安南，安南之地南起边和，北至宁平。法国试图将平顺地区从安南抽离出来，附着于交趾支那，其实是有先例的，嘉隆复国时期就很重视平顺在北上路径中的地位，将之隶于嘉定。嘉隆六年（1807），又“诏钦差嘉定镇留镇官遥领平顺营，凡平顺营关紧事务，转申嘉定镇留镇官裁理”。法国试图并合平顺的举动，也应是出于方便控制的考虑。虽然法人将中部地区称为“安南”，但“大南”、“中圻”等名此时仍在行用，这表明了当时对于术语的界定，在不同人群中有不同的含义。“安南”在法国的眼中，只是它占领下的越南三个部分之一，尽管各部分权利有差异，但只是统治程度的区别，而非有无统治的区别。因此，受此种政治框架影响的越南人，也进而自觉或不自觉的应用此种概念，又因为已有“南圻”和“北圻”的术语在，故而顺理成章的将“中间一带”称为“中圻”。阮朝朝廷本身对“安南”也没有多少拒斥之意，在《大南寔录》中多次出现以“安南”自称的记载，如《第六纪附编》载“安南十三省”之语。对于以“安南”称呼本国，曾任保大内阁首相的陈重金相当不满，他撰写的《越南通史》开篇《越南国家》，第一节即论述“国号”，在陈述国号的历次变更之后，他总结：“我国的国号曾经变更过多次，虽然今天我们仍习惯于‘安南’二字，但是因为这两个字包含有臣服于中国的意思，所以我们应该以‘越南’之名来称呼我们的祖国。”事实上，“安南”一词虽然借自中国，但在他生活的阮朝末期，语义背景和指涉范围都已改变，被法国赋予了新的涵义，陈氏做为内外兼修之人，对此不会不知。但他仍旧发此议论，具体原因已经不得而知了。据黎伯草（Le Ba Thao）的说法，“越南”一词再度出现，用来做为国号，是在1945年9月2日胡志明发表的独立宣言之中。交趾支那（Cochinchina）：据学者研究，“十六世纪初来到亚洲的葡萄牙人遇到了这个词汇，并用它来指代越南，当时的越南尚为统一的黎朝管辖”。Tome Pires在1515年记载Cauchy Chyna王国“位于占婆和中国之间”，其所言的“交趾支那”包含广南及其以北地区。其后，交趾支那所代指的地域缩小，只指南方地区。基斯﹒泰勒认为：“Borri是首个只用交趾支那来指代南方区域，而非越南整体的人。”Borri于1618-1622年间在交趾支那传教，则以“交趾支那”指代南方，应至迟在这个时候。葡萄牙人到来后，借用原有词汇“东京”一词来称呼北方郑氏和莫氏所辖之地，在西方人的眼中，东京包含从北界至河静的地区，交趾支那只用来指代今中部地区。亚历山大罗德所绘制的安南地图上，北部被称为“东京”，南部被称为“交趾支那”，此时地图所谓南部，并非今日的南部，而是今日的中部。另外，在其它一些地图上，交趾支那和法属交趾支那，是分别标注的，或许这是为了避免歧义所使用的一种技术手段。Samuel Baron 关于东京的书籍中所包含的地图，也只是东京和广南。Abbe Choisy在其1686年1月30日之日记中叙述交趾支那之疆域，以“其北接东京，西连蛮人Kemoi，南至占婆国”。对“交趾支那”一词指涉的地域，学者们做过解释。李塔娜言：还有一点是关于这个地区的欧洲名字交趾支那。后来该词的法文用法，又引起了一些误解。正如鄂卢梭和兰姆所指出的，19世纪中期以前，交趾支那指的是现在的越南中部地区，在这之后则用来指南部地区。兰姆在书中第12页写道：Cachao这个葡萄牙语地理名词就是河内，他猜想ChiaoZhi是Cachao的基础。然而此地更可能是Cacciam（或越南语的KeChiem）,即今清井村，当时的广南王就居住在这里。古地理志，九真即今中圻清化地，十六世纪时欧人东来，译其名曰Causi，南圻一带地曰扶南，后以印度当面有一小岛曰Causi，为避免误会起见，将越南之九真冠以接近中国之九真，成为Cochinchine名词，南圻在其南，冠以BasseCochinchine名词，法属而后，中圻改名为安南Annam，而Cochinchine乃成为南圻专有名词矣。安东尼﹒瑞德曾对“交趾支那”的语义做过详细梳理，对我们厘清该词很有帮助，因此在此全文照录如下：越南人对这个南方国家从来没有一个明确的称呼，只是用里路来区分东京的外路。葡萄牙人沿用马来人对越南的称呼“交趾”（Kuchi），然而这个Kuchi与喀拉拉邦（Kerala）的柯枝（Kuchi）不同，因为它离中国近，所以叫做交趾支那（Cochin-China）。而马来名称Kuchi则是渊于中国古老的名称“交趾”（在广东话以及明朝以前的官话中为Gaozi）或越南语中的对应词“Giao chi”。这个南方王国成功的把这个本应是整个国家的名称据为己有，足见其和外国人的交往非常成功。东京是河内的又一个名称，在17世纪时用来指越南北部政权。大部分欧洲人将阮氏王国叫做交趾支那，但荷兰人则叫它（Quinam）。法国人用交趾支那这个名称称呼更南一带的地区，指其在1860年以后得到的湄公河流域，而这个地区在贸易时代还是柬埔寨的领土。在上世纪七十年代越南入侵柬埔寨时，关于“交趾支那”的语义，柬埔寨人还有一种饶有趣味的说法。1978年9月民主柬埔寨外交部发布了《越南侵略和兼并柬埔寨之事实和证据》黑皮书，认为“交趾支那”这一名称本身便反映了越南侵占它的过程。按照民主柬埔寨的解释，“交趾支那”是由越语“戈、津、辛”三个元素组成的，“戈”（Co）、“津”（chin）、“辛”（xin）的意思分别是“姑娘”、“九”、“要求”，将它们合成一起就是“九姑娘要求”，意即越南人伪装亲善，搞王室联姻，趁此索取权利，对古代柬埔寨土地鲸吞蚕食，最后使水真腊地区成为越南的版图。笔者认为，考虑到当时的政治背景，此种说法恐是以今带古，有穿凿附会之嫌，因而难以凭信。从南北河、南北城到南北圻，不只是名称的更演，还体现区域性质和地理空间的转变。如果说南北城的设置是统一甫定后的权宜措置，是地方分权偏重时期的政治地理区划；南北圻则是国势安稳时的从容规划，其时的中央-地方关系态势已经不同于前。由南北城到南北圻的名称上的转变，实际上代表了阮朝对地方的统治方式由专阃向经制的转变。“三圻”的产生时间并不同步，而是很可能有先后顺序，具体而言，“南圻”和“北圻”称谓作为正式的区块名称，于明命十五年（1834）年率先出现，而“中圻”做为对中间地带的称谓，可能在嗣德时期就已出现，但只是做为俗称存在，其首次出现在阮朝正式文书中，则要晚至成泰元年（1889）。对于北圻、中圻和南圻，西人对应的称为东京、安南和交趾支那，这三者可谓是西人语汇的“三圻”。它们各自的语义经过了变迁，前后指涉的地域范围也有盈缩，最后则与阮朝的政治地理话语合流。【注】文章原载于《越南研究》2019年第1辑。
责编：魏超
本文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本公众号立场。文章已获得作者授权，如需转载请联系本公众号。如有版权问题，请留言说明，我们将尽快与您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