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会议 | 2022年公共管理青年学者国际发表能力提升工作坊线上论坛成功举办（附文字实录）
公共管理青年学者
国际发表能力提升工作坊
为了发现，鼓励和培养新锐青年学者，提升青年学者的国际发表能力，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于2022年6月16-17日在线上召开了“公共管理青年学者国际发表能力提升工作坊”。此次研讨会邀请中国大陆、中国香港、挪威、新加坡等国家和地区在公共管理与政策领域有丰富发表经验的学者，分享他们宝贵的国际发表经验与体会，为与会者介绍最新研究，并为与会者提交的英文论文提供专业的点评与指导，从而提升与会者与国际学术要求接轨的科学研究与论文发表能力。本次工作坊的全体会议吸引200多人在线参与，每场主旨发言和分论坛均吸引近百人参与。
6月16日下午，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马亮教授主持工作坊全体会议的开幕式，院长严金明教授致欢迎辞。严院长在致辞中指出，非常欢迎大家来参与此次公共管理青年学者国际发表能力提升工作坊。他说，每年挪威奥斯陆大学Tom Christensen教授和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一起致力于推动会议发展，与国内外青年学者共同打造学术共同体。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一直注重研究的国际化，许多老师在国际学术期刊发表了很多优秀的论文。他谈到，此次工作坊非常有幸邀请到了来自新加坡、中国香港、挪威和国内多个高校的老师，为与会的青年学者在国际论文写作方面提供专业细致的指导，帮助优秀论文在国际期刊发表。最后，他感谢各位专家与青年学者的线上参与，期待此次会议取得圆满成功。
主旨演讲
6月16日下午
全体会议的第二部分是主题演讲，由挪威奥斯陆大学政治科学系荣休教授、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特聘教授Tom Christensen分享题为“国际期刊的论文写作与发表”的讲座。
首先，Christensen教授讲解了论文是如何诞生的。其一，要找到自己感兴趣的领域，将自己的基础打扎实，找到“自己的声音”。但是，遇到不清楚的问题时，可以向导师、同事或自己的团队寻求合作。其二，在刚开始开展研究时，一方面可以聚焦某个具体领域，找到不同主体间的联系和共性；另一方面，也可以从更广泛的视角出发，在不同政策领域运用不同的理论或多种类型的数据。在国际论文写作和发表中，勇敢地跨出第一步是最重要的。
其次，Christensen教授从论文的六个部分详细展示了一篇论文的结构，具体包括：引言、理论/文献综述、情境/方法、实证描述、分析/讨论、结论。对于一篇论文，一开始要规划好所需时间，有详细的进度计划。在引言部分，需要有引人入胜的研究问题；在文献综述部分，需要有理论来支撑文中的概念和研究假设；在情境/方法部分，要对数据来源和如何收集数据进行阐释；分析/讨论部分相对比较难，在该部分需要对主要结果进行解释，并对话更一般化的现象。在结论部分，可以对结论进行总结，阐明理论贡献和研究局限等。
接着，Christensen教授讲述了论文写作过程中可能面临的挑战，这可能包括：①摘要太长或者过于实证；②引言太长或者缺乏研究问题的引导；③理论太过于一般化，无法有效支撑研究假设；④关于方法运用缺乏详细的解释；⑤对于结果的呈现不够详细等。
最后，Christensen教授围绕选择期刊和回复评审意见给予了建议。在学术生涯早期，他不建议一开始将目标定得太高，否则会很容易让人失望，边投边学是一个较好的建议。选择一个合适的期刊很重要，可以根据论文的研究领域和受众来匹配合适的目标期刊。可以了解期刊所关注的理论、偏好的研究方法和相关的实证领域，来进行精准筛选。在投稿后，如果收到评审意见，要依据自己的评估来识别评审意见，并针对每一条建议进行一一地详细回应。
6月17日上午
6月17日上午，来自香港大学政治与公共行政学系的朱江南副教授进行了主旨演讲，分享了其团队最近完成的一项有趣研究：“‘杯酒见真情’：进入中国商业网络的合作信号”。该研究由朱江南老师与其团队合作者林婉琳博士后、康思勤博士和中山大学的丁利老师共同完成。
首先，朱江南老师向大家分享了其团队如何抓住契机进行选题，谈了研究动机是如何形成的。在实践中，值得思考的是为什么人们在合作/办事中要“豪饮”、要喝好酒；在理论中，非正式关系发挥着重要作用，但是如何从陌生人转变为“熟人”，如何从圈外人成为圈内人，是该文想要探讨的问题。
在这样的研究问题中，发出可信的信号是一个有效的策略。研究者通过田野调查，发现“豪饮”便是在发出可信的信号。比如，座位位次、喝什么酒、用什么酒杯和分酒器等，都是不同的信号，而茅台酒便是实践者一致认可的好酒。在田野调查的基础上，研究者进一步使用基于贝叶斯的博弈论模型，来检验理论假想与实践情境的关系。
接着，在上述基础上，该研究提出了3个研究假设，分别关注：“豪饮”与长期合作间的关系和效用、酒精耐受力的作用机制、喝好酒（茅台）的效用。在这些假设的引导下，研究人员设计问卷，发放给有工作经验的业界人士，通过3个特质6种情境进行调查实验，以收集数据。
实证结果分析表明，如果是“豪饮”且酒精耐受力差（脸红），那么合作者会认为这个信号可信，并愿意和这个人建立长期合作关系。因此，该研究有助于读者更好地理解合作关系或网络是如何建立的。
最后，当朱江南老师和其团队分享完该研究，观众与嘉宾们进行了深入而热烈的互动。中山大学的梁平汉老师提出疑问，第一个疑惑在于，信号是取决于酒本身的价值，还是酒对身体的伤害。第二个疑惑在于，在研究中是否考虑了各个地方和特色酒的差异。
林婉琳和康思勤对这两个问题进行了回应。针对第一个问题，论文中通过酒是否伤身和敬酒人的酒量来衡量信号是否可信，对酒的价值选取实践中典型的白酒茅台来衡量。针对第二个问题，实践中比较公认茅台为好酒，但各地方也确实存在特色酒。目前研究对象为广东和江西，因此未来可以延展各个地域差异的比较。观众针对问卷和具体方法提出了问题，嘉宾们也对这些问题进行了详细的回应。
6月17日下午
6月17日下午，来自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的陈思丞副教授进行主旨演讲，分享了其与挪威奥斯陆大学Tom Christensen教授、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马亮教授合作的一项研究，题为“组织声誉管理与中央政府机构改革”。
首先，陈老师向大家介绍了已有研究中声誉管理的基本情况，并梳理了组织声誉管理研究中有着重要影响力的学者们，包括Daniel Carpenter、George A. Krause和Tom Christensen等。Tom Christensen教授研究了挪威和中国等国家的声誉管理，并研究大学、公共行政和不同层级与领域的声誉管理。
组织声誉理论自2010年应用于公共部门以来，目前已经成为国际公共管理学界解释公共组织行为的主流理论。已有研究将公共部门声誉分为绩效（Performative）、道德（Moral）、程序（Procedural）和技术（Technical）四种类型。相关研究关注中央政府部门终结及其背后的影响因素，认为增加在主流大众媒体的曝光度，将提高部委在机构改革中生存的概率。但是，鲜有研究关注在媒体上呈现不同维度的组织声誉，会对政府机构改革产生何种不同影响。
该研究将组织声誉理论与机构终结理论进行链接，基于1949年到2019年《人民日报》上发表的495384篇提及中央政府机构的全样本媒体报道，运用决策提升树（GBDT）、朴素贝叶斯（NB）和随机森林（RF）等多种机器学习算法，对建国七十年来449个中央政府机构的组织声誉维度进行编码。
在控制其他因素的情况下，研究发现在主流媒体的报道数量将显著降低政府机构被终结的概率。其中，程序维度在1949-2019年间始终能够降低机构终结风险；道德维度除了在1967-1976年间不显著外，其他时间段均能够显著降低机构终结风险；绩效维度除了在1949-1966年间不显著外，其他时间段均能够显著降低机构终结风险；而技术维度在1949-2019年间均不显著，并不能够影响机构终结概率。
研究表明，对于政府机构而言，不仅在主流媒体上发声很重要，而且从何种维度发声同样重要。政府机构如何策略性地管理其组织声誉，以迎合不同受众的期望，并降低机构撤并的风险，值得更加深入的研究。最后，在问答环节，Christensen教授指出关注不同文化情境，识别机构所采用的不同策略也是有趣的研究方向。
分论坛
分论坛一 政府与公民
6月16日下午
分论坛（一）“政府与公民”由挪威奥斯陆大学的Tom Christensen教授和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的陈重安副教授担任评议人。
比利时布鲁塞尔自由大学博士后秦帅与其合作者所写的论文题目为Suppression or Mitigation? - Preference for Non-pharmaceutical Interventions and the Central-Local Relationship in the COVID-19 Era。该研究从社会制度环境出发，探讨新冠疫情大流行时代下，在中国和OECD国家不同央地关系的制度背景中，财政自主性、人事控制和行政裁量权对政策偏好和新冠疫情干预的影响。研究发现，新公共管理（NPM）下不同的人事制度有着关键作用。人事制度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中央对地方需求的回应，从而导致政府对不同公共政策的偏好。
香港教育大学助理教授肖汉宇分享了其与上海财经大学博士生周彩、吴一平教授合作的研究论文，题为：Citizen Participation, Corruption Perception, and Trust in Street-Level Bureaucracy: Which Explains Trust More and Why?。该研究想要探究什么因素会影响公民对地方政府的信任，以及如何增强公民对地方政府的信任。进一步地，作者们尝试揭示公民参与和腐败这两个因素会如何影响公民对街头官僚的信任。该研究使用上海财经大学2016年发布的“中国千村调查”的数据，构建结构方程模型检验研究假设。结果表明，公民参与和腐败均会影响其对街头官僚的信任，且公民参与的影响更为强烈。在此基础上，作者们引入程序公平和绩效两种解释机制，发现对公民而言，程序公平比绩效更有利于增强对街头官僚的信任。
中山大学博士生杨再苹汇报了其与Hong Ijin副教授合作的论文，题为：Error of Targeting? Targeting and Benefit Mechanism in the Period of Targeting Poverty Alleviation in China。该研究以精准扶贫背景下“建档立卡”这一政策为研究对象，采用田野调查和深度访谈的方法，从中央和地方政府在瞄准方法和受益机制设计两个方面的差异，来理解瞄准偏差。研究发现，地方政府采用了复合且多维的瞄准方法来应对乡村贫困形态的复杂性，但在受益机制上却采取了一种“政策包”的方式，将福利绑定在“建档立卡”贫困身份上，以应对上级的行政压力。综合而言，“建档立卡”瞄准设计对福利对象的扩大和受益机制上的高度集中存在内在张力，决定了以地方标准确定的漏出偏差具有相当的普遍性，但依据中央绝对贫困标准确定的漏出偏差则能得到较好控制。
Tom Christensen教授和陈重安副教授从论文的结构、数据方法、研究对象的选取与论文写作等多个方面，对这些论文进行了深入和细致的点评。
Christensen教授建议第一篇论文进一步梳理制度理论/视角与提出的三个变量间的关系，并增加更多的数据细节。在论文结论部分需要告诉读者主要结果是什么，核心发现是什么。接着，Christensen教授指出，论文的写作不能只是很多概念的堆砌，要注重理论的深度，研究假设也需要具体化。Christensen教授建议，国际学术期刊的论文面向的是国际学者，因此对于中国情境中的问题，如“建档立卡”等，需要让之更一般化，且论文的写作要聚焦一篇论文的产出。
陈重安副教授建议，在论文的一开始可以引入一个有趣的故事来吸引读者，并需要思考理论与实践的契合度。在研究对象的选取方面，比较研究如何选取可比对象是很关键的。陈重安副教授也建议作者们在论文写作中要注意用语准确，不能过于绝对化，同时也引导作者们思考研究为何要在国际期刊发表，研究的意义和价值贡献体现在哪些方面。
分论坛（一）合影
分论坛二 数字政府建设
6月16日下午
分论坛（二）“数字政府建设”由来自浙江大学的高翔教授和北京师范大学的郭跃副教授担任评议人。
北京师范大学博士生郭媛媛的论文题为Research on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and Mechanism of Penetration Level of Chinese and South Korean E-government Websites——A Comparative Analysis Based on National Cultural Model。该研究使用国家文化模型，比较中韩两国电子政务门户网站渗透水平的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阳刚气质、集体主义和约束倾向正向影响中国电子政务门户网站渗透水平，阴柔气质、长期取向正向影响韩国电子政务门户网站渗透水平。该研究指出，提升电子政务门户网站渗透水平需要关注国家文化。
伦敦政治经济学院与复旦大学双学位硕士生Jason Wu报告的论文是Mapping Individual Privacy Concerns in China: Micro Characteristics and Macro Contexts。该研究使用CGSS2017调查和《中国大数据产业发展报告（2017年）》等多源数据，采用多层回归模型分析哪些因素会影响公众对个人信息隐私的担忧。研究结果表明，公众对政府的信任程度负向影响因变量、省级大数据发展情况正向影响因变量、互联网普及率削弱了大数据发展情况与因变量的关系。研究表明，政府应通过制定数据使用政策，厘清相关方责任等方式化解公众担忧。
复旦大学硕士生严泽心的论文题目为Government Process Reengineering in the Smart Cit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Holistic Governance——A Case Study on the Integrated Online Platform of Shanghai。该研究从整体性政府建设的理论视角出发，提出了一个政府流程再造的综合分析框架。使用个案研究方法，分析了上海市“一网通办”公共服务改革。研究结果表明，这一改革对公共服务流程进行了横向与纵向整合，技术进步是流程再造的基础与纽带，公民需求是流程再造的动力源头，信任-协调-整合机制构成了政府流程再造的具体实现逻辑。
郭跃副教授和高翔教授两位评阅人就论文的问题选择、理论假设、研究方法与论文写作等多个方面进行了细致的点评。
郭老师指出，比较案例研究需要有最相似设计或最不相似设计，找到同中之异或异中之同。无论是质性还是定量研究，都需要对数据的来源、收集方式和分析过程进行规范全面的写作和报告，同时注意同源偏差问题。研究需要有核心贡献，并在论文中讲清楚。这一贡献往往是边际的，在一个小点上有突破，而非全面开花。
高老师指出，研究问题最好是对差异性发问，把握有趣的事实并着重论证和关注这一因变量的原因。数字治理领域有丰富的概念，但是对于越热门的概念越需要小心，谨慎考量这一概念和研究问题的关系。有必要仔细挖掘已有的公开数据，把料盘熟。学术论文不应追求面面俱到，而应做到逻辑简洁清晰和论证扎实严谨。
分论坛（二）合影
分论坛三 环境治理
6月16日下午
分论坛（三）“环境治理”由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的张攀副教授和湖南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的陈少威教授担任评议人。
兰州大学绿色金融研究院研究员张振华汇报了与其合作者所写的论文Pollution Control Effect of Atmospheric Environmental Policy in Autumn and Winter: Quasi-experimental Design Based on the Daily Data of Chinese Cities。该研究通过准实验设计，使用DID模型、RDD模型以及DDD模型，分析秋冬季大气环境政策的污染控制效果。研究结果表明，北方城市的秋冬季大气环境政策可以明显改善空气质量，但该政策对不同污染物的减排效果是异质性的，并且不具有长期的污染控制效果。秋冬季大气环境政策的污染控制效果在东部地区不明显，在中部地区却很重要，具有明显的空间溢出效应。另外，全国“两会”的召开对不同类型污染物的减排效果也有异质性影响。最后，针对不同政策对于污染控制效果的异质性和空间溢出效应，地方政府应采取不同政策和方式提升环境政策效果。
厦门大学公共事务学院博士生林迪芬报告的论文是Does Regulation Inside Government Make Any Difference？Evidence from China’s Central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Inspection。该研究将中国的中央环保督察（CEPI）视为政府内部规制制度，以考察政府内部规制是否有效以及多大程度上改善了规制绩效。研究结果显示，CEPI明显降低了AQI、PM2.5和PM10等空气污染指标，有助于改善环境质量。研究进一步检验了CEPI产生积极效果的三个关键机制。该研究表明，政府内部规制确实产生了显著的治理绩效，并且其三种控制机制在这个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西北工业大学副教授黄清子分享了论文The Effect of Multi-dimension and Multi-layer Performance Feedback on Performance Improvement: Evidence from Eco-environmental E-government in China。该研究从绩效反馈的理论视角出发，采用中国环境电子政务系统中的省市级数据，分析和验证了不同维度、不同层次的绩效反馈对绩效改进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外部正向信号对提高绩效具有很大的积极作用，当组织或决策者接收到一个正向和一个负向信号时，他们更愿意保持或者扩大正向信号。
张攀老师和陈少威老师就论文的问题选择、理论假设、研究方法与论文写作等多个方面进行了细致的点评。
张攀老师指出，实证论文通常会使用不同方法验证研究假设，方法要能很好地对假设进行实证，而不是对方法进行大篇幅评论。对于理论贡献，一方面要很明确，另一方面要有一定新颖性。
陈少威老师指出，理论贡献要有一定的文献基础，需要在现有的文献基础上逐步引出研究的理论贡献。研究观点和研究问题需要进一步提炼，研究设计和研究假设的描述需要具体化。另外，可以通过图例等形式对不同假设以及验证结果进行一一对应和呈现，这会让读者更直观地了解整个论文的结构。
分论坛（三）张攀副教授点评
分论坛（三）陈少威教授点评
分论坛四 政治与治理
6月17日上午
分论坛（四）“政治与治理”由香港大学的朱江南副教授和香港大学的林婉琳博士后担任评议人。
同济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公共管理系副教授熊伟、同济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公共管理系研究生崔杰（主讲人）与上海财经大学中国公共财政研究院讲师汪峰的论文题目为Administrative Burden in the Interaction of Contractors and Government in Public Procurement: Evidence from PPPs in China。该研究从行政负担理论切入，使用2014年至2016年间在中国授予的PPP协议数据集，探究承包商的行政负担及其对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PPP）结果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行政负担会对PPP项目的成功产生负面影响，但具有晋升激励的地方官员会通过发布行政支持性的地方PPP政策来降低行政负担的影响。
北京师范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副教授郭跃、学生卢卓新（主讲人）和副教授果佳的论文题目是One Policy Position, but Different Stories: The Roles of Organizational Resources in Policy Narrative Design of Non-profit Organizations in China。该研究以中国的碳中和政策为背景，选取两个政策立场相同并支持碳中和政策的非营利组织（NPO），进行了中观层面的叙事策略框架（NPF）的案例研究。该研究通过考察善道（Shandao）和自然之友（Friends of Nature）的组织资源，提出了一个分析框架，即组织如何在内部资源的基础上选择外部资源，以及影响启动阶段的叙事策略。
朱江南副教授和林婉琳博士后作为评阅人，就论文的问题选择、理论对话、研究方法与论文撰写等多个方面进行了深入和细致的点评。
朱江南副教授指出，以往行政负担相关研究关注的是政府与公民个人之间的互动。崔杰等人的论文以承包商为研究对象，选题别出心裁，具有理论创新。在肯定了选题的创新性后，朱江南副教授按照写作顺序，从理论对话、遣词造句、到表格规范等多方面列举了细致的修改意见，并就讨论升华提出建议。
林婉琳博士后指出，采用案例研究的方法研究碳中和政策的叙事策略，是具有新颖性与洞见性的研究选题。她紧接着从质性研究的写作结构与方法细节，提出了具有针对性的修改建议。林婉琳博士后建议，在引用被访谈对象的访谈内容时，可以增加一些具有说服力的相关论点，简单罗列的方法虽然保持了论证的真实性，但牺牲了逻辑性。
分论坛（四）合影
分论坛五 多元主体治理
6月17日上午
分论坛（五）“多元主体治理”由中国人民大学的马亮教授和同济大学的熊伟副教授担任评议人。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博士生施瑞祺分享了其与吴金鹏博士后、孟庆国教授合作的论文How Social Mobilization Shapes Community Collective Co-production: Evidence from China’s Urban Community Regeneration。该研究旨在探讨在政府倡议和社会资本共同影响下社区合供的具体模式和决定因素，通过对上海市P区四个社区合供案例的比较，区分了在自上而下政府意志和自下而上社会动员的双重影响下，社区合供的具体模式。研究发现，地方政府所感知的不同治理目标，会影响其采取四种不同的社会动员方案，而这通常会导致四种社区合供模式的形成。
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全球与当代中国高等研究院的助理研究员向勋宇报告的论文是Snuggle for Learning in Civil Society: Evidence from a Nonprofit Network in China。该研究运用混合研究方法探索中国非营利组织间的学习网络，旨在明晰非正式的非营利组织间学习网络是如何建立的，这与其他类型的非营利组织网络有何相似或不同。该研究对2017年中国G市不同领域的80家非营利组织进行问卷调查和半结构化访谈，采用随机指数图模型（ERGMs）作实证分析。研究结果发现，非营利组织在自愿性学习网络中，更倾向于基于服务多样性、与支持性社会组织的联系、规模和同质性等因素选择学习伙伴。
华北理工大学管理学科教育经济管理专业的张雪博士分享了论文External Performance and Internal Strength: the Key Factors of the Faculty Mobility Upward from Local Second-level Colleges to First-class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该研究基于社会流动和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从二元学术劳动力市场出发，收集了教育和管理专业30位曾在二流地方院校工作过的双一流高校教师简历。通过对流动教师的教育经历、工作经历、科研项目、学术刊物、教学经历、奖项和荣誉、社会服务实践等进行编码分析，描述了我国二本院校教师向双一流高校流动的特征，探究了其影响因素。研究发现，博士学位和博士后经历是流动的通行证，学术发表和科研项目表征流动的“硬通货”，职称职务、教学资历和奖励荣誉成为流动资本的重要信号，而政府机构、学术团体任职等社会活动成为流动的社会资源。该研究指出，二本院校的教师流动依靠学术影响力，业绩彰显与内功锤炼并存，需要拥有更大的使用价值和交换资本。
马亮教授和熊伟副教授两位评阅人就论文题目、理论概念、变量测量与表格细节等多个方面进行了细致的点评。
熊伟副教授指出，作者需要明确论文的主要贡献是什么，阐释为什么因素间交互作用很重要，也建议作者在实证部分增加变量测量的描述性表格。此外，熊老师针对论文中标点符号、语句翻译和段落组织等方面，给出了详细的修改建议。
马亮教授指出论文需要明确界定核心概念，并就论文的标题用词、表格中标签和变量等细节给出建议。另外，在非营利组织间的学习网络一文中，马老师强调并建议需要更加关注理论假设，如异质性和同质性等，并考虑其他更多的影响因素。同时，马老师也建议高校教职流动的研究需要给出更多的样本细节，并尽可能尝试加入质性访谈，采取更多元的研究方法。
分论坛（五）合影
分论坛六 地方政策执行
6月17日下午
分论坛（六）“地方政策执行”由香港教育大学的肖汉宇助理教授和中国人民大学的魏文池助理教授担任评议人。
华中科技大学公共管理学院讲师蔡长昆、研究生余子凡和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博士生王玉论文合作的论文题为：All Roads Lead to Rome: How Do Local Governments Design Policy Implementation Tools?。该研究以中国网约车政策为例，采用模糊集定向比较分析方法，探讨在顶层设计和当地条件的约束下，地方政府如何实施中央政策的工具和机制。研究发现，权力、功能、理念三种不同机制的组合导致了对车辆和驾驶员监管的差异化路径，理念-功能逻辑驱动着地方政府对车辆的监管，而理念-权力逻辑驱动着地方政府对司机的监管。
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博士生向昉汇报的论文是Conditions and Strategies of Street-level Bureaucrats: Acting as an Intermediary in Citizen-State Interactions in China。该研究采用内容分析和深度访谈，探讨作为街头官僚的社会工作者在完成政府命令和满足公众需求的双重约束中扮演的中介角色。研究发现，在“有限资源和无限责任”的自由裁量权困境下，社会工作者会采用避责政策执行策略和情感治理术以应对政府考核。
南京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博士生周成分享了与其合作者完成的一篇论文，题为：China’s Political Accountability in the Prevention and Control of COVID-19。该研究以中国2019年新型冠状病毒防控为场景，使用ROST和VOSviewer软件进行了文献计量可视化和统计分析，探讨中国场景下的政治问责实践和机制问题。研究结果表明：（1）强化政治问责的政策遵循一个明确的逻辑和结构，这是由其方法、路径、清单、实施和政治意义决定的；（2）“问责”一词的出现率、链接和总链接强度都非常高，并且经常与具有政治意义的关键词同时出现；（3）中国实施政治问责政策的力度、覆盖面和及时性显著。
肖汉宇老师和魏文池老师两位评阅人就论文的研究问题、文献综述、理论贡献、研究方法等多个方面对各位汇报人的论文进行了精彩点评。
肖老师指出，论文的文献综述需要聚焦研究问题，围绕论文的边际贡献展开论述。研究问题的提出需要对研究的动机和意义进行明确定位，尤其是发掘中国场景背后一般化的理论意义。
魏老师指出，论文写作需要根据可用的数据类型匹配合适的研究方法，论文中涉及的概念需要层次分明并进行清晰的操作化。英文论文的写作从论文的题目、摘要、文献综述都要遵循通用的规范，例如文章的题目需要一目了然，直指论文的核心问题。
分论坛（六）合影
分论坛七 信息时代的政民互动
6月17日下午
分论坛（七）“信息时代的政民互动”由来自挪威奥斯陆大学的Tom Christensen教授和中国人民大学的张友浪助理教授担任评议人。
浙江大学博士生张莹分享了论文The Coordination between Governmental Resources and Citizen Engagement with Open Government Data: A Coupling Coordinated Model。开放数据可以促进政府与公民之间的互动，但已有研究鲜有对开放数据的政府资源和公民参与开放政府数据（OGD）间的相互影响进行实证分析。该研究基于资源基础理论，利用全国337个市级政府数据，通过耦合模型来探讨政府资源和公民参与OGD是否相互依赖。结果发现，二者间存在着较强的互动关系，但耦合程度较低，且数据质量、责任边界、监管环境和反馈对二者耦合程度有显著正向影响。
重庆大学硕士生张吴越汇报其团队的一篇论文，题为：Citizens’ Satisfaction and Trust in Governments Through Engagement with Government Social Media Accounts: The Mediating Effect of Perceived Government Performance and Psychological Distance。政府社交媒体被视为缓解政府与社会间紧张关系的有效工具，该研究旨在探讨公民参与政府社交媒体如何影响他们对政府的信任和满意度。该研究借助“感知—情感—行为意愿”模式提出研究假设，并在重庆市展开问卷调查。实证结果表明，公民参与政府社交媒体与政府满意度呈正相关关系，而感知政府绩效和感知心理距离在政府满意度中起中介作用。此外，对政府的满意度与公民对政府的信任呈正相关。
中国人民大学与香港城市大学联合培养博士生王程伟分享了论文Does Increasing Gender Representativeness Improve Policy Outcome? Evidence from Chinese Local Governments。该研究从代表性官僚理论出发，探讨其在高层领导人和高层领导团队之间的差异。该研究以北京市街诉即办为例，对2019年317个基层政府面板数据进行分析。结果显示，高层女性领导者与通过投诉处理衡量的政策绩效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但高层领导团队中性别的影响并不显著。
Christensen教授和张友浪助理教授两位评阅人就论文的理论、受众、数据与论文写作等多个方面进行了深入的点评。
Christensen教授指出，作者需要明晰论文是否想要在公共管理期刊发表，如果是，那就要考虑与公共管理的相关性并与相关理论的对话。Christensen教授建议，理论假设不能过于一般化，需要更好地对话理论，有些批判性的观点，使之更有趣。
张友浪助理教授针对论文写作的细节给出了很好的建议，如摘要第一句话不要过于中国化，且要注意第一句话与其他句子间的逻辑。张老师进一步建议，在数据描述部分，作者需要给出详细的信息，包括指标的测量、关键概念的明晰，说明测量为何准确可靠等。此外，张老师也建议作者思考理论如何回应实践，以及想清楚研究的贡献和目的是什么。
来源：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点击“阅读原文”查看原文）
时间：2022年6月21日
2022.06.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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