哥大高彦颐教授 | 不合时宜的慢书：对三篇书评的回应
编者按：“云里阅天下”本期和之前推送了由CCSA组织的三篇关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中国史专家高彦颐(Dorothy Ko)教授最新专著的书评。这是高教授的回应。在回应中，高教授解释了自己如何以及为何从她享誉中外的明清性别史研究(gender studies)项目中开始筹划这本物质文化(material culture)史研究著作的。回应虽不长，却有不少quotable的句子值得体会学习，比如：“把身体感知和体验带进学术研究，是我写作本书最大的愿望，也是今后继续努力的方向”...... "在明清社会，一个人的社会身份，是一种摆出来的身段、姿态、视点 (posture)，是随时会变，而且是需要不断被人认可的。用客观的社会科学词汇，很难准确地传达这不稳定性"...... "在步入中年以后，反而越来越珍惜慢条斯里的生活步调，追求「慢食」、慢思、慢写。手工艺给我最大的启示，就是任何技术的磨练，都需要时间、耐心、和专注"。
高老师是笔者求学哥大时的博士资格考和论文答辩的几位导师之一。她在学术研究上硕果累累却仍孜孜不倦，力作不断，让后辈汗颜不已。这次借花献佛，转发CCSA几位年轻学者花了大量时间精心准备的书评，为国内对高老师著作和相关研究课题感兴趣的读者提供详细的介绍和评点。转发相关的三篇书评也可在云里公号中和CSSA中查阅。感谢CCSA授权我们转发分享。
CCSA过去几年已经推出了一系列的学术著作书评和作者回应，是了解国外研究中国的最新著作的一个重要窗口，值得广大知性读者和学者关注支持。
作为国内外学者访谈项目的一部分，云里阅天下已经完成或约定了十四位学者的访谈，我们也计划将来安排对高老师进行专访。感谢众多读者们的支持并欢迎邀请所有重视优质内容的朋友们来关注分享。
CCSA编者按：本文为哥伦比亚大学Dorothy Ko (高彦颐) 教授对CCSA“Talk to the Author”栏目第十三期为她的新书 The Social Life of Inkstones: Artisans and Scholars in Early Qing China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2017) 所组织的三篇书评的回应，刊发于《圆桌》第五期（人民出版社，2018年）。本期活动得到Global China Research Foundation的大力支持，特此致谢！
不合时宜的慢书
高彦颐
打从十五年前开始，我便打算写一本书，把性别研究带进当时刚起步的物质文化研究领域中。在构思上一部书，也就是后来以《缠足：金莲崇拜由盛极而衰的演变》为题的缠足史（英文原著2005出版；中译本2007）的时候，便意识到绣花鞋、甚或是纏腳帶等织品文物，能和文献对照，互補不足，加强历史研究的深度和維度，更帮助我們接近不识字的小人物們的日常生活、身体感觉。雖然對文物学是外行，我有些龐然心动。中、西的汉学界，一直秉承「重道輕器」的传统，以文献史料為證史的憑據和立论的基础。用系统的理论和方法研究物质文化的，主要是考古学、人类学、和鉴赏学界。把這些方法和议题帶進历史研究，是一个不小的难题，更遑論添加性別视角了。
我敬佩的学人之一，是北大宋史的邓小南先生。她多年前偶尔说的一句话，成了我治学追求的目标：「不重複别人，也不重複自己。」要不重複自己，唯一的方法是重新当学生。於是我大胆地走回教室，坐在後排一角，旁听考古學、艺术史、和鉴赏方法等課程，同時积极在历史档案中找研究对象。唐宋墓出土的陶瓷粉盒和化妝品、清末民初的刺绣家沈寿的「仿真绣」，都曾成为考虑对象，努力试图相知相交，但结果都未能如愿。琢砚家顾二娘，就是在「醉里寻她千百度」的迷离境界下，渐渐现身眼前，最后成了真命天子。陈妍蓉在《书评二》说得对，「对顾二娘的关注」，是我「开始这项研究的源头」。研究起步后，碰到的难关很多，包括鉴定顾砚的真伪和如何以图证史。不少论点，说服得了自己却说服不了别人。也许这跟科学客观主义依然主导中国史学界有关。
描述与分析
在十九世紀的实证主义影响下所發展出來的史学方法，以客观主义為依归。所謂科学客观 (scientific objectivity)，可以理解成為一種君臨天下、高高在上的俯視姿态。客观的視角，有人稱為「全知神的眼睛」(god‘s seeing eyes)。要锻炼这双神眼，需要摒弃个人的直觉、主观经验和想象，刻意经营「知者」和「被知对象」之间的距离，才能站在更高点看得更远，并且进一步把收在眼底的丛生万象，一一比较、归类、分析。我们在研究院受的史学训练，说穿了不外就是对这客观距离的培养。支撑我们作为专业学者、史学家的权威性的，正是这不自然、经年累月培养出来的、以神人自居的视点。
科学客观性在十九世纪作為嶄新「認知價值」的兴起，是和当时日新月异的制图和图像复制技术发展相辅相成的。甚至可以吊诡地说，科学客观性本身，是透过主观的视觉经验和判断，才成为可能。柏林马普科技史研究所所长罗瑞。达丝顿 (Lorraine Daston) 就和哈佛大学科学史教授彼得·伽力臣(Peter Galison)，合著了一本题为《客观》的书，描述了科学客观主义在欧洲逐渐取代其他视点和认证标准的漫长过程。[1] 他們指出，在追求客观的同时，十九世纪的研究者们充分认识到主观认知、观察和判断的重要。
十九世纪出现的科学客觀方法，是可贵的，今天依然值得重视，但它不是唯一的科学方法。如何恰当地引进主观判断去达致更顺应这个时代的客观，是当今科学界悬而未决的问题，值得我们一起探索。我从事明清社会史研究时，一直遇到一个困惑：我们所用的分析范畴，无论是「族群」、「阶层」、或是「性别」，都是现代概念，我们凭什么可以确定，当时人们的认知，是我们今天所想当然的呢？尤其是说到「社会身份」和「等级」，现代社会的认识可能和明清社会有较大的落差。现代科学话语，讲究精准明确。出身进士、曾为康熙抄御书的林佶，应该毫无疑问看成是学者，但是如果我们感受到他对维护自己学者或「士」这身份的极度焦虑，便认识到一个人的社会身份，不是单凭主观意愿便能定夺的，还有很多其他因素，例如穿戴打扮、身体感觉、家中有没有田产可供消费、有谁邀请参加文酒会等等。在明清社会，一个人的社会身份，是一种摆出来的身段、姿态、视点 (posture)，是随时会变，而且是需要不断被人认可的。用客观的社会科学词汇，很难准确地传达这不稳定性。
我在写《石砚里的社会百态》一书时，作了一些不成熟的尝试。我首先认定，清初学者的身段和视点，不只一种，而是有千姿百态，匠人、女人，也是如此。假如我们先不预设我们已经了解「学者」、「工匠」长什么样，从研究开始便把这些标签套在当事人头上，我们会不会能用较新的视角，去认识清初社会的复杂性和流动性？这是我坚持在书的前数章，不用标签，只用众多的人名去述事的理由。一直写到最后「结语」的时候，才具体引入「学者式工匠」以及「工匠式学者」两个标签，把前述的现象，略作解说。[2] 《书评一》作者郭婧雅的总结可说是一语中的：「个体与个体的阶层界限在历史的大环境下是如此的灵活和模糊。」我采用寓分析于描述的写作策略，虽然难免议论繁杂，为读者带来困扰，但很庆幸还是达到了目的。
《书评三》的作者侯冬琛问得好：「作为学者，在不自觉的被文人知识结构所形塑的同时，应该保有怎样的自觉性和警惕性，而不至流于学者/工匠的二分法逻辑之中？」我想「寓分析于描述」也许是可尝试的策略之一。描述越具体，就越能建构一块自由的空间，让我们行文时游移在主、客之间而不至流于模糊不清或产生歧义。小时候喜欢哲学的我，个性比较倾向抽象思维，甚至有时会不自觉地轻视「形而下」的具体叙述。读艺术史时才充分认识到，要准确地把一块手掌大小、漆黑哑亮的石砚上的凹凸形诸文字，比读通十本高深理论著作更难。
做学问也是一门手艺
拙书结尾一章，英文题为 ”The Craft of Wen”，颇難為了三位机靈的讀者。译为「文技」、「文之艺」，都是好主意。我尤其欣赏侯冬琛对「文作」的描述：「清初一系列围绕砚展开的情景事件展现了一幅深深扎根于身体感知和体验层面的认知模式。这种模式不追求抽象思辨，超越了儒家哲学中对文人书写的过分推崇，而是像手艺人一样，通过日常世俗生活的活动来展现“文”是如何被“作”（craft）出来的。」把身体感知和体验带进学术研究，是我写作本书最大的愿望，也是今后继续努力的方向。
在研究采石、琢砚工艺的过程当中，我有幸地认识了多位手工艺人，或是「学者式工匠」，他们钻研技艺的认真、精益求精的干劲、处事的干练周到，待人的坦率热情，都给我留下深刻印象。从他们身上，我学到专注一刀一凿，在具体而微的小方块把大事化小的重要。学者追求概括性的抽象思维，从归纳陈述中，找普遍性的定理，恰好和工匠的具体思维相反。手工艺在现代社会应该扮演什么角色，是当下的热门话题，议论五花百门，都是值得关注的，希望以后有机会详细讨论。只想在这里说的是，我生长在六、七十年代的香港，亲历过香港纺织、成衣和电子业的繁荣，对机械文明所服膺的高速、效率，并不陌生。最近这二十多年，国内经济起飞，工业发展屡创高峰，更使人体会到速度和效率对改善人民物质生活的重要。也许是有过这些经历，在步入中年以后，反而越来越珍惜慢条斯里的生活步调，追求「慢食」、慢思、慢写。手工艺给我最大的启示，就是任何技术的磨练，都需要时间、耐心、和专注。
陈妍蓉把这精神描述为「匠心」，最为贴切不过，她对书的综合评论，尤其敏锐：「正是因为作者一片匠心在书中，这本书也给读者带来挑战。书中技术性词汇也不少，加之论点不集中、没有某种具体形式的结构、同一人物或史料在全书所有地方高频率分散出现，这些因素使得这本书不太适合以浏览方式快速阅读，而是要求慢读，要求读者的匠心。」感谢三位书评人和其他读者，为这本不合时宜的慢书所付出的时间、耐心、和专注。您们的匠心和宽容，是对作者最大的鼓舞。
[1] Lorraine Daston and Peter Galison, Objectivity (New York: Zone Books, 2007).
[2] 「学者式工匠」应是artisan-scholar，「工匠式学者」应是scholar-artisan。原文语意不清，引起误解，以致两位书评人误植，谨此澄清并致歉。
CCS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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