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者访谈"- 加州大学贺萧(Gail Hershatter)教授：历史与记忆中的社会性别：走进中国妇女的不同世界
编者按
云里编者按：时值庆祝国际妇女节之际，云里很高兴本期推送姚平教授对加州大学的著名中国妇女史学家贺萧(Gail Hershatter)教授的深度访谈。贺教授因学术贡献曾获得多项荣誉并担任过亚洲研究协会会长。她的学术成就可参见姚平老师下文中的介绍和文末著作列表。姚平教授学术简介也见文末。
本访谈和另外几篇最近分享的相关学者访谈的英文原版最初发表于由全美留美历史学家学会(CHUS)所主办的The Chinese Historical Review。该英文刊已经通过Proquest进入国际学术界，有兴趣的读者可以查阅英文和参加该国际学术组织。本访谈中文版来自王希、卢汉超和姚平三位老师主编的《开拓者：著名历史学家访谈录》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初版。此次推送得到了北大出版社和该书几位编者以及访谈人和受访人的授权。访谈内容并未因时间消逝而失去学术价值。我们本次推送对相关内容做了部分更新，并从采访人和受访人补加了所有插图（包括几张贺教授个人珍藏的照片）。衷心感谢上述各方的鼎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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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与记忆中的社会性别：
走进中国妇女的不同世界
——贺萧访谈录
文、译 | 姚平
贺
萧
访谈人前言：在当今西方的中国研究者中，贺萧(Gail Hershatter)教授是最早到中国大陆留学的学者之一。1979-1981年间, 她在天津的南开大学留学，为她的博士论文课题——20世纪上半期的天津工人——搜集资料。这一经历在她的学术生涯上留下了深刻的烙印：她的专著的扎实可靠和丰富多彩得益于她搜集档案资料和口头采访的能力；她的一系列研究课题和学术见解又体现出她对当代中国社会的命运和变迁的切切关注。此外，贺萧教授的学术生涯又映射了西方新一代中国学家与汉学研究传统的分离，这种分离尤其体现在他们对史学理论和研究方法孜孜以求、身体力行。
贺萧教授从斯坦福大学博士毕业后，长期在加州大学圣克鲁斯分校(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Santa Cruz)历史系任教。她的研究领域包括了中国现代史中的劳工问题、现代性、妇女生活和社会性别等。她的专著《危险的愉悦》和《记忆的社会性别》分别荣获美国历史学会1997、2012年度的凯利妇女史著作纪念奖（Joan Kelly Memorial Prize for Women’s History）。贺萧教授还曾多次获得古根汉姆(Guggenheim) 等著名基金会和机构的学术资助奖项，并于2011-2012年间担任美国亚洲研究学会主席。
因为我的研究课题也是中国妇女史，所以有幸在多次学术会议上聆听贺萧教授的报告，也曾得益于她对我的论文的评论和建议。2013年3月，贺萧教授在加州的珀莫纳学院 (Pomona College) 做演讲，我深受启发，由之萌生了采访她的想法。当时《开拓者》已初步完稿，但我们三位编辑一致觉得，我们的读者一定非常想对这位女性主义史学家的学术研究和心路历程有全面的了解。值得庆幸的是，贺萧教授欣然接受了我的“紧急请求”(last minute request)，我们通过电子邮件交流完成了这个“最后的采访”。
姚平：您在现代中国史领域中耕耘已近四十年，也曾在一些文章和演讲中回顾自己的学术生涯，不过，《中国历史评论》的多数读者以及绝大多数的中国读者还未曾有机会了解您在这方面的反思。您能不能谈谈您是如何决定研究现代中国史的？您在博士课程有什么样的经历？这种训练对您至今为止的学术研究有什么样的影响？
贺萧：我对中国的兴趣是一个特殊地点和时代——美国的1950年代和1960年代——的产物。我是在冷战时期长大的，那时我对中国几乎一无所知。我们当时对美国以外的世界政治的了解集中在苏联上——我就读的小学就有准备核战的演习。我对中国的了解全部来自于阅读赛珍珠(Pearl Buck)的《大地》(The Good Earth) , 当然，作为有关中国农村生活的入门读物它并不是很糟，但很显然这是不够的。不过，自那以后，美国中小学中有关亚洲、尤其是有关中国的教育有了一定的改进。
我对亚洲的意识的增强是在青少年和大学生时代，这是因为越战和反战运动的缘故。我的第一张护照是1968年颁发的，它明文规定：本护照“不能用于到、在、或途经由共产党统治的中国、朝鲜和越南地区旅行，或到、在、或途经古巴旅行”。并申明，去这些地方旅行将构成护照被吊销的理由。中国当然被指控为 “多米诺骨牌效应”的一部分——一旦越南沦陷，全球的共产主义化将会势不可当。与许多我的同龄人一样，当时我对这个说法有怀疑。我在罕布什尔学院（Hampshire College）读大一时，美国乒乓球队访问了中国，下一年，尼克松去了北京。忽然间，所有的美国报刊都连篇累牍地报道中国，我一下着了迷，将我对大千世界、社会主义和女权主义的兴趣都汇聚成为对中国历史、文学和语言课程的孜孜以求。
1975年，我随同美中人民友好协会第一次访问中国。之后我去普林斯顿大学读研究生课程，不久又转到斯坦福大学主攻当代史。在斯坦福，我非常有幸受到了两位有才华的、在学术上非常慷慨的导师的培养，他们是康无为和范力沛。不过，直到1979年我才有机会到中国居住和学习，我在天津的南开大学留学两年——1979-1981年。不过，对现在的本科生和研究生来说，到中国留学似乎是一件非常普通的事。
当然，我去留学时，中国已经开始了后毛泽东时代的剧烈变迁，其进程至今犹然速而不衰。虽然我仍未放弃最初激励我对中国之兴趣的政治抱负, 种种事态无疑迫使我去深刻地思考社会变迁的复杂性。这可能是我至今为止所有的中国研究的基本主题。
贺教授2004年在陕西田野调查中拍摄的农村妇女做鞋底（Village G.）
姚平：您撰写或合著了多部“研究动向” (state of the field)类的著作，如《重新勘测中国》《赋中国以社会性别》《中国妇女研究指南》、《漫长的20世纪中的中国妇女》等，它们似乎都旨在通过对一个课题领域（无论是20世纪中国，还是社会性别，或是两者兼有）的评估和重新评估来寻求新突破。您能不能与我们分享一下您的写作经历？在您投身于这些项目之前，您有没有一个明确的前景设想和方向?
贺萧：在所有这些项目中，我都是在追求一种学术上的提高，而不是学术上的指引。《重新勘测中国》评估了新一代在美学者所开辟的各种研究方向。这批学者得以有机会在中国做研究，同时又与中国研究之外的学者保持对话。虽然所有作者都受训于斯坦福大学，这本书的目的并不是要建立一个斯坦福学派，而是试图清点一下，随着在中国做研究的条件的改观，这个领域的研究走向是如何快速变化的。
其它三本书都是中国妇女研究突飞猛进的结果。《赋中国以社会性别》收集了北美与中国学者的论文，探讨的是中国16世纪至后毛泽东改革时代期间作为一套社会和文化实践的社会性别。《中国的妇女研究指南》介绍了中国内地、台湾和香港的研究中心和主要著作。《漫长的20世纪中的中国妇女》源自于我为《亚洲研究学刊》(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撰写的课题领域评估。这本书考察了近650篇学术文章和著作，将它们分为三大主题——婚姻/家庭/性/社会性别差异、劳工、民族现代化。
所有这些项目的共同点是，学术研究的突飞猛进促使我们感到不仅要继续探讨自己的研究课题和方向，同时还有必要停下脚步来，思考一下这个领域的学术讨论本身是如何变化的。
姚平：在您的第一本专著《天津工人，1900-1949》中，您探讨了汤普森（E.P. Thompson）关于劳工阶级的研究以及他对这个研究领域的影响。依您看来，关于当代中国劳工、尤其是流动民工的研究可以如何发展汤普森的理论?您对劳工研究这个领域如何评价?您希望看到什么样的研究和成果?您对最近有关中国劳工抗争（如富士康劳工案）的报道怎么看？
贺萧：汤普森的诸多成就之一是引导我们将“阶级”(class) 理解为 “一种关系(relationship)，而不是一个事物(thing)”；阶级是由“经历着他们自己的历史”( as they live their own history) 的人来定义的。自汤普森之后，学者们已经将他的见解运用到了其它的时段和地域，加入了对女性劳工的深刻观察，并重新回到了对劳工阶级政治的考量（当然他们充分意识到这种考量是不能独立于文化和日常生活因素之外的）。在中国研究领域中，许多学者不仅仅探讨典型的工人运动时代——1920年代——的劳工关系，而且还开始探讨抗战、1950年代、“文革”、后毛泽东改革时代的劳工关系，以及眼下的劳工困境。一些最有意思的近著，如裴宜理(Elizabeth J. Perry)的《安源》等，不仅考察了劳工的组织和动员，而且还考察了为适应时势之需而构建的革命传统。她的研究不仅跨越了1949年的分界线，而且充分利用了多种类型的史料。不过，这个领域还有许多课题有待于我们去做。仅举一例：我们对成千上万的乡镇企业的工人所知甚少，这些企业既与地处深圳和东莞的大工厂不同，又与这些工人的故乡村庄有着天壤之别。
我对最近的中国劳工抗议的报道并不感到震惊，不过，我认为我们应该尽快地思考几类问题，这些问题不仅止于关于劳工条件和抗议，而且还应该包括：是什么因素将中国的年轻人吸引到这些工厂？什么样的梦想和期盼激励着他们远走他乡？这些远离故乡的民工是如何为自己创建一个社会网络的？他们与故乡的亲友体团的关系是如何变化的？汤普森告诫我们：我们应该不仅问 “发生了什么”？而且还应该问“它对参与者来说意味着什么”?
姚平：您在《重新勘测中国》中提到，当代中国研究愈趋独立于1949年这一中心轴。目前的中国史学界似乎也是如此。您对中国当代史研究的这一倾向的评估已是二十年前的事了，不知您能不能谈谈这二十年中，在这一研究取向上有什么重大发展？中美学界在这方面有没有区别?
贺萧：中国史学界确实也开始超越“解放”这一分界线。现在学者们基本上都承认，并不是所有的事都是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而在一夜之间完全改变的，许多行政措施可以追溯到民国时期，虽然这些措施在当时并不是无一例外地被贯彻或有效。不过，我认为，相比之下，近年来历史学界中的一个更大的变化是中国和中国以外的历史学家转向于研究1949年之后的中国，这在以前是政治学家、社会学家和人类学家的地盘。而现在， 1950年代已经成为足够遥远（也足够重要）的过去，对这一时代做详尽的历史研究也就义不容辞了。我希望，研究中国的历史学家还将尽早地考察“文革”及其后果，以及改革的历程。
姚平：我对您的《谈朋友》和《个人之声》特别有共鸣!80年代前期我正在读大学和研究生，对当时的《中国青年报》《女子世界》和《家庭》等杂志刊登的关于恋爱和婚姻之类“私人性”(private) 的讨论有极为浓厚的兴趣。您在那时评论道，我们父母辈的经历和“文革”的口号已经不足以成为我们的行为指南，但它们将被什么所取代尚不明晰。现在回头来看，您会如何描述我们这一代的城市女性对爱情和婚姻的看法？您觉得它演变了吗？变在哪里？为什么?
贺萧：我开始对这个课题感兴趣是1979-1981年我在中国居住的时候，因为当时的出版物和我的中国朋友对这些话题的讨论非常活跃、非常“离谱”，很难判断出它们的发展趋向。韩起澜（Emily Honig）和我（当时我们分别住在上海和天津）开始收集大量的报刊剪贴，以及我们与同窗和其他中国朋友的交谈，这些材料是《个人之声》的基础。而现在，这本关于当代（1980年代）社会对话的书本身已经成为历史的一部分。当时让我们俩都感到印象深刻的是，这个公共讨论是个人的(personal)却又不是私人的(private)——它讨论的是装饰品、性、欲望、婚姻、父母权威和工作，而公共政策和党政介入在所有这些方面历来都是至关重要的。
我认为你这一代（其实与我这一代上下相差不过十年吧）占有一个非常独特的优势——你们“在红旗下长大”，然后又是试图在一个强化政治相对减弱的时代中摸索出个人生活之界域的第一代人。我猜想，你这一代人会对自己正处在谈情说爱阶段的子女有些无法理解。其实，你下一个问题也正说明了这一点。不过，许多人远比我有资格来讲述这个故事。
姚平：浏览现在国内有关这些问题的公共讨论，我常常会为在过去三十年中中国女性在恋爱观和婚姻观上的变化而感到震惊。这种变化甚至还引起了美国公共媒体的注意。最近《纽约时报》登载了一篇题为《中国的婚姻价格》的报道,描述了一套与三十年前迥然不同的规则和行为方式。作为一个中国观察家，您认为这方面的最大变化是什么？您对这些变化有何见解？
贺萧：作为一个非专业性的、远距离的观察者, 我对中国当代的恋爱、性、求偶和婚姻的高度商品化很震惊。但我并不希望自己像那些上了年龄的唠叨者那样，坚信样样事情都不如她那个时代。毋庸置疑，在过去的三十五年中，在女性被商品化、性剥削以及新类型的性别歧视出现的同时，有关社会性别的方方面面的公共讨论也在扩大。这种讨论，加上尚处在萌生阶段的社会团体的奋争，将是决定今后会如何发展的关键。
姚平：您的研究重心似乎从城市妇女转向到农村妇女，是这样吗？您能否谈谈这个转向的原因是什么?
贺萧：我的新近研究——《记忆的社会性别》是关于陕西中部和南部的农村妇女以及她们对共和国早期1950年代的记忆。我为这个研究项目而与西安的学者高小贤合作进行做采访，但我们两人分别在为自己做研究、为自己的读者对象而写作。因为这些采访也谈到这些农村妇女的童年时代（大致从1910年代起），而且自然而然地会涉及到当代的一些问题，这些重大历史事件和她们当下所面临的种种困难，使我渐渐得以更确切地理解对这些老年农村妇女来说革命意味着什么，以及她们对革命的重大意义的感受。我感到这是一个非常迫切的研究课题，因为我们几乎没有什么有关中国农村历史变迁的当事人的陈述，更何况农民，尤其是女性，她们不太可能下意识地留下大量的文字痕迹。许多我采访过的妇女已经过世或已是重病缠身。
农村妇女在毛泽东时代的经济发展中扮演了关键性的角色，而且还往往付出了惨重代价。可以说，没有她们的辛劳，社会主义建设以及建立在这个基础上的改革时代是不可能实现的。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必须陈述的故事。不过，最终我们还是需要有对中国农村了解更深的研究者来推进这个项目。
贺教授2001年在陕西田野调查中拍摄的纺线农村妇女（Village G. ）
姚平：您对史料的处理 (尤其是在您关于民国时期有关娼妓话语的变迁以及1950年代选拔农村劳模程序的研究上) 显示，（正如您所说的那样）文字材料虽然并不一定精确地反映历史事件，但终究是我们必做的功课。您能否与我们分享您在选择、收集和整理史料方面的经验？您是如何在这方面培养您的学生的?
贺萧：但愿我有什么具体的、可靠的经验可以传授，但正如所有的历史学家那样，我的研究取决于史料的状况——你能得到的史料是得以幸存的某些前人的产物。就口述史而言，你所能得到的记忆是那些没有消失的或者因为当前困境的触动而重新燃起的。你很少能得到你希望得到的史料，你只能依赖你能够碰到的资料。我通常力图去了解，谁是这些史料的作者？他们的目的是什么？当然，这是历史研究中一个相当普通的原则。有时候，你读的史料在传达一种因为你所知甚少而没有预想到的信息和观点，我会尽量保持对这种时刻的警觉。惊奇乃是一位良师。
姚平：就中国社会性别史而言，您能不能列举一些您觉得能讲出一个“够好的故事”（good enough story）但却没有被充分利用的史料？
贺萧：任何与中国农村和乡镇有关的史料！如诉讼案件、政府工作报告、公安机关的记录、口述资料、各种类型的女性写作等等。我认为，尚未被发现的史料并不是一个关键 (我当然希望存在有待于发现的资料)，更重要的应该是在我们已经掌握的资料的基础上去问新问题，去扩展我们的视野——超越沿海地区、超越政治运动和革命英雄(不过，妇女确实是身处其中的)的大历史叙述。
姚平：您的《记忆的社会性别》为口述资料在中国现代史研究中的价值提供了极其有力的例证。以您之见，口述资料的利用对什么研究课题尤其重要?中国史研究者应该如何最有效地在这方面合作？
贺萧：我认为口述采访对帮助我们了解日常生活如何与大历史(Big History)事件交叉合流（或不交叉合流）非常重要。正如我在别处提到的，农村的老年妇女记得合作社的推广，这是因为这场运动改变了她们的日常劳作程序以及她们的合作伙伴。她们对“大跃进”以及随之而来的饥荒的记忆是“我们在大食堂吃饭的时候”和“瓜菜代、低标准”。她们将大政治运动分解为那些直接影响到她们的细节。同时，她们又忘却那些基本社会安排 (social arrangements) 稳定不变的大块历史阶段——或者她们觉得那几十年没有什么值得提起的，即使历史学家们对这些社会安排有极大的兴趣。在采访中，用心听、不断问问题至关重要，即使有些对话让你感到困惑或吃惊。
至于访谈合作，我的一个美好梦想是，中国所有的教授和学生都回家采访他们的长辈，持之以恒地、仔细地了解他们所处的那一个其最明显的痕迹正在急速消失的时代。至于如何来展开这个项目, 当地的学者应该是最有判断资格的。
姚平：您对利用中英文的网络资料有什么设想?
贺萧：我的研究生在利用网络数据库方面的适应能力经常让我惊诧不已。做研究生时，我在学术方面最大的乐趣是在斯坦福大学的东亚藏书楼里四处翻找，从一些似乎互不相干的文献中领悟出一些意想不到的交汇点和连接点。现在，这些藏书已被分散到几个地方，有些离斯坦福很远，而大多的图书检索是在网上进行的。我在学着适应，但也时时感受到自己被拖曳进一个新的世界。不过，另一方面，我也为自己能够在网上存取、访问全世界的图书馆的藏书目和以前不可能注意到图片资料而欣喜。它改善了我的教学，我希望它还会提高我的研究。
姚平：社会性别作为一个历史分析的范畴已经为美国历史学界习以为常，最近，您提出，考虑社会性别在何时至关重要、何时并不如此重要，能够增强我们对“社会性别”这个范畴在分析中国时的有效性的认识。《记忆的社会性别》一书也列举了在一系列政治事件中“社会性别”并不重要的某些时段。您能否进一步为我们阐释一下您的这个想法?
贺萧：社会性别与阶级一样，它并不是一个有着明确界限的事物——它是一组应时而变的关系和实践。它是动态的。它是一种组编和理解世界的手段，其内容和显著性是多样的。比如，在合作化时期的陕西农村，男女分工的组合不时在变。对妇女的品德和工作的期望也随着政府的政治动员和地方习俗的变化而持续变动。妇女下田劳动从被鄙视转为被接受、被赋以价值。然而，有些农活女人可以做、有些农活只能男人来做的概念仍然顽固不变，男人活应该挣高工分的观念也是如此，即使有些女人活在十年前完全是男人在做。男女分工作为一种有力的组织手段持续不变，即使它的内容已经变了。
社会性别也蕴藏在其他的社会关系中，如世代、地方、阶层等等。有时这些关系会比社会性别关系更为突出。如果一个群体 (community) 遭遇了饥荒，虽然饥荒对男女性的影响会有差别，但人们更倾向于记住它是一个群体共同的遭遇。正如周蕾（Rey Chow）曾经指出的，当枪弹射向一群人时，性别并不是人们首先会想到的分类原则。社会性别是理解自我、社团和权力的种种可能途径之一，但它不是唯一的途径。历史学家的任务之一就是要观察什么时候它显得突出，什么时候不突出。
姚平：自您1975年第一次访问中国至今已快有四十年了，您认为这些年来在中国做研究方面有什么变化？中国的历史学界有什么变化?
贺萧：在搜集资料上有变化，总体来说更容易了（当然让人泄气的例外也是有）。此外，与中国学者和研究生（后备学者）的交叉对话比以前远为频繁。此外，被认为适宜的历史研究的课题也大大扩充了。举一个我自己的经验的小例子吧，当我刚开始研究20世纪早期的上海娼妓时，好多人对这个课题感到不可理解或不舒服——性服务还会有一个值得追溯的历史？现在没有人会问这类问题。
姚平：在《中国的女性气质/中国的男性气质》中，编者包苏珊(Susan Brownell)和华志坚（Jeffrey N. Wasserstrom）倡议探讨社会性别在区域认同和地方认同形成中的角色，您在《漫长的20世纪中的中国妇女》中也讨论一些这方面的尝试。您对更为广泛地做这个研究有何设想?
贺萧：这事实上是一个更大问题的一部分。我们都意识到中国内部各地间的差异很大，但是我们上课时教的还是“中国”，似乎这个概念没什么错。当然，我们很难想象除此之外我们能怎么教课——如果没有我们所熟悉的地理、帝国或（更为近代的）国家的标识，我们的教学大纲会成什么样？
不过，我还是认为我们应该密切关注在地方形塑和区域创建的过程中所蕴含的各种运作，而其中之一就是社会性别的运作。比如说，地方志中的《列女》部分就是在不断地反复刻画着一个共同的价值观和行为规范，以超越帝国的空间跨度，无惧各种本土乡俗和区域差异，甚至超越时代变迁。更晚近一点，全国女劳模的形象也正发挥着类似的作用。我们所面临的挑战是在继续沿用“中国”和“社会性别”这类范畴的同时，又不能想当然地认为这些范畴是固若金汤、一成不变的。
姚平：您曾提到现代中国妇女史领域中的 “失语”（silence），如民国时期的非革命(non-revolutionary)女性、1990年以前的农村妇女等。您认为前现代中国妇女研究中的沉寂（抑或是有潜力的）课题是什么?
贺萧：在这方面我真是没有什么智慧箴言可以提供。我对研究前现代史的学者们的足智多谋充满敬意——他们要超越那么大的语言和文化上的隔阂，然后再从史料断片(fragments)中构建出一个历史记述。他们向我们显示, 断片零章也可以多种多样——这些史料充满了体现妇女生活（主要是上层妇女但并不绝对如此）的法令、规章、案例判决、女性以及她们的家属撰写的家族写作(family writings)、文学创作、以及物质器物（material artifacts）。但是，也正如我在做更近期的农村妇女研究所面临的那样，他们的研究也受制于文字材料的状况。
姚平：您与王政合著的《中国历史：一个社会性别分析的有用范畴》一文强调了西方学者和中国大陆学者间在接受和塑造有关社会性别的观点方面的不同。你们认为，在中国出版的社会性别史将会有它自己的框架，对中国的历史研究主流实践将是一个挑战，也会给我们提供一个对深受司各特理论影响的中国妇女史研究进行反思的机会。能不能向我们的读者进一步阐述一下你们的想法?
贺萧：在欧美，社会性别研究是第二次女权主义运动的产物，它是与一个草根政治运动以及一个特殊的时刻连接在一起的。在学术界，它又为关注那些此前被忽略或视为无足轻重的研究课题提供了一个途径。西方的中国研究学者一直在与欧美的学术圈对话——有时候他们会指出一些在诸如美国史之类的研究中所觉察不到的以中国为出发点的问题；有时候他们也会提醒其他历史学家，在某个时空（如19世纪美国）被认为是“自然”的事可能会在另一个时空（如19世纪中国）被看成是完全陌生的,虽然这两个地方因为全球化的过程而有所交往(中国和美国在19世纪正是如此)。中国的社会性别研究学者对西方世界的理论和历史研究一定会比欧美学者对中国学者的研究了解得更深；他们往往已经处在一个多重优势的位置。但同时，他们自身又受制于他们的所在地——他们的研究必须建立在老一套的官方化的“妇女问题”的基础上，同时又必须显示出与这些老套研究的不同，以使自己在中国的学术界有立身之地，他们必须强调历史的某些部分是与当代中国有关联的，同时还必须辨明在政治斗争中社会性别研究可以做出什么贡献。所有这些都使得中国的社会性别研究在创立一个活跃的地方对话(local conversation)和重要的比较这一意义上具有极大的潜力。
姚平：在您最近发表的《社会性别之屋中的不安》一文中，您提出女性主义学者不要闭居于 “社会性别之屋”（the house of gender）,取而代之地，应该将社会性别当作一个攀岩途中的踏足点或把手，以助于探险者勘测陌生地带。这个比喻太精彩了！您能不能在如何以这种方式来做研究方面给年轻的女性主义学者更多的指点?
贺萧：其实我觉得年轻女性主义学者已经在这么做了。与我们相比，她们较少去考虑如何创建一个女性主义学术, 而更倾向于将社会性别分析并列地运用在性（sexuality）、环境问题（environmental concerns）、非人类世界（the nonhuman world）以及其他新兴课题中。她们会找到自己的踏足点和把手。我以极大的兴趣关注着她们。
姚平：《在失意的季节阅读IACS》成文于2009年，当时正是加州财政裁减最剧、加州公立大学危机最深之际。去年，加州通过了30号提案,教育资金有所增加，您希望这会给加州的公立学校带来什么样的变化？您希望看到美国或者全世界的学术界有哪些变化?
贺萧：在美国，我们一直在为公立大学的命运而作一系列的奋争。我校今年的财政减缩没有2009年那么糟（不过，减缩还没有停止），但真正的问题是：民众愿意在公立大学、医疗保护，以及其它一些公共设施上投资，还是要在使用者付费、私人捐助、院外研究资金、极为有限的政府资助这条路上继续走下去？在过去几十年里，公共教育为公民提供资源和机会的功能大受冲击，这在2008年经济崩溃后最为明显。这个趋势将对我们是什么样的民族以及我们希望成为什么样的社会成员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意味深长（但并不有趣）的是，在我自己的单位会有这么一个重大的政治斗争。
姚平：您担任加州大学圣克鲁斯分校历史系主任已经多年了，此外您还被选举为2011-2012年度美国亚洲研究学会主席。这两个职务都非常耗时耗力，您是如何平衡工作、研究和生活的？
贺萧：挺难的，正如所有的人一样!这两个职务都是学新事物、做有用事的极好机会。今年是我在全美亚洲研究学会任职的最后一年 (我的头衔有点滑稽——前前主席[Past Past President])，系主任职务也接近尾声，我期待着有更多的时间来阅读 (中英文出版物) 和写作。担任行政职务时，你的主要文字交流是精工细雕的电子邮件。我希望能够超越这个文字体裁。
姚平：最后一个问题，您现在在做什么研究项目?您未来的课题是什么? 您能不能告诉我们一些您不打算做但又非常愿意看它们得以完成的研究项目?
贺萧：在过去的一年中，我与韩启澜在合编一本题为《繁荣的困窘》(Prosperity’s Predicament) 的书。同时我还在合写一本讲述抗战时期四川农村和集镇生活的书。我的合作者是伊莎白·柯鲁克(Isabel Crook)——她是一位退休英语教授，住在北京，以及我已故的同事和朋友柯林清（Christina Gilmartin）。这本书的基础是柯鲁克1940-1941年间居住在四川农村时写下的笔记，再加上此后柯鲁克和柯林清的考察研究。这本令人激动的书将在2013年的秋季由Rowman& Littlefield出版。
接下来的一个项目是一本关于19世纪以来中国革命历程中的女性的教科书。我希望这本书会通过将妇女的生活带入中国历史的每个阶段这一方法来打破中国史课程中 “社会性别在课程大纲的第八周” (gender-in-week-8-of-the-syllabus)这类教学框框。对非中国史的课而言，我希望这本教材能够让学生去认真地思考，在一个深受西方影响、但绝对不是取决于西方的环境中，社会性别、国家和女性主义的意义是什么。
等这些项目都完成以后，我会开始考虑将来的研究项目。我现在的一些想法还太不成熟。至于我希望别人能够去做的研究课题，我非常想看到更多的对中国农村和乡镇的历史和现状的深度关注；我也对有关中国的流动人口的书籍文章非常入迷。此外，持续的、时时变迁的不平等的产生也是一个很重要的课题，而社会性别的不平等只是其中的一个方面。（姚平译）
贺萧主要著述目录
2016年夏天的贺箫教授
《个人之声：1098年代的中国妇女》(合著) (Personal Voices: Chinese Women in the 1980s, 1988)
《天津的工人，1900-1949》(Workers of Tianjin, 1900-1949, 1993)
《赋中国以社会性别：女人、文化与国家》(合编) (Engendering China: Women, Culture, and the State, 1994)
《重新勘测中国：历史地貌中的裂隙》(合编) (Remapping China: Fissures in Historical Terrain, 1996)
《危险的愉悦：20世纪上海的娼妓问题与现代性》(Dangerous Pleasures: Prostitution and Modernity in Twentieth-Century Shanghai, 1997; 中译本，2003)
《中国妇女研究指南》（合编）(Guide to Women’s Studies in China, 1999)
《漫长的20世纪中的中国妇女》(Women in China's Long Twentieth Century, 2007)
《中国历史：一个社会性别分析的有用范畴》 （合著）( “Chinese History: A Useful Category of Gender Analysis”，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2008)
《记忆的社会性别:农村妇女和中国化的历史》(The Gender of Memory: Rural Women and China’s Collective Past, 2011)
访谈人简介
姚平，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士、复旦大学历史硕士、伊利诺大学人类学硕士、历史博士。现为加州州立大学洛杉矶分校历史系终身教授。编著有《唐代妇女的生命历程》、《在美国发现历史: 留美历史学人反思录》、《当代西方汉学集萃》、《开拓者：著名历史学家访谈录》、《唐代社会与性別文化》》、Gendering Chinese Religion: Subject, Identity, and Body、Chinese Funerary Biographies: An Anthology of Remembered Lives等。曾获全美人文基金会 (NEH) 研究奖、加州大洛杉矶分校杰出教授奖、富布赖特资深学者奖。2007-2009年任全美留美历史学家学会(CHUS)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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