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士炼成系列：“读书的料”：苦难与超越 (下) - 程猛
“读书的料”：苦难与超越 （下）
文 ∣ 程猛
编者按
光亮世界下有暗影。“读书的料”何以超越不同社会世界的界限，重建自我？
我们延续昨天的文章，继续推送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讲师程猛分享自己博士论文研究的历程与心得。本公号感谢作者程猛老师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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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
连结光与暗的世界
Memorial Library外的街道：光与暗的剪影
在转换了研究方向和方法之后，我突然发现博一时通过对自传的分析尝试提出的底层文化资本概念，其实已经内隐着一个文化生产过程。
博一下学期时，有一天康老师特别得意地把我叫到办公室的电脑面前，说你来看看这些教育自传写得多好啊！自2011年起，康老师基于对学生的好奇、教学及研究需要，在教授的课程中为本科一年级学生布置了一项“作业”，要求他们写自己的教育自传。尽管有自传的作者坦承，这是“不得不写的自传”，也有学生明确表达了被作为小白鼠的不满，如有同学就宣称：“布置作业的K先生不过是想收集资料，而我也只是想练一下打字速度而已”，但由这些自传引起的反响之热烈还是完全超乎了导师的想象。有的学生说教育自传这个东西有毒，一写就停不下来。自传中既有农家子弟的成长故事，也有城市中上阶层子女的成长故事，最长的有一两万字。看的过程非常受触动，感觉到“无数的生命记忆像雪花一般飞来”。那时我开始在想象中勾勒这些生命的本来面貌，希望有一天能揭示这些生活的内在力量。
恰好那时我们2014级博士班在组织学术沙龙，王铄找到我说要不你来讲一讲。其实我没有什么东西可讲，但当时自己是生活委员，怎么也得想办法支持一下。恰好看到这些待出版的自传之后，我就跟康老师说能不能让我试试，看看能研究出什么，康老师就答应了。为了当好学术沙龙的主讲人，花了大概两个星期的时间写了一篇很粗糙的文章《中国底层的文化资本——“寒门贵子”的秘密》，认为这样一些进入精英大学的底层子弟之所以能够取得高学业成就，绝不只是弥补中上阶层文化资本的结果，而是创生了一种独特类型的文化资本——底层文化资本，包括“先赋性动力”、“道德化思维”和“学校化的心性品质”。后来稿件经过康老师全面的修改，以《“物或损之而益”——关于底层文化资本的另一种言说》为题，发表在《清华大学教育研究》。当时写这篇文章还是有点像是和布迪厄赌气，不服气“文化资本”近乎成了中上阶层的专属品，底层总是被视为“缺少文化资本”，但还没有明确意识到“底层文化资本”的文化生产性质。
在博士论文中，以《“物或损之而益”》这篇文章为基础，大幅扩充为博士论文的第三章“一种通往高学业成就的文化生产”，认为在“反学校文化”之外，遵循学校制度安排、取得高学业成就的农家子弟，依然有自己独特的文化生产。贫寒的农家子弟基于自己的底层身份生长出了一种自然动力，一些非常规的文化观念和事件反而促成一心向学的意志。同时，底层子弟在贫寒的家庭和学校生活中对“钱”有着特有的敏感，而父母的辛劳付出和逐级跨越学业阶梯所需的大量投入形成一组矛盾，使得他们承受着有负担的爱。学习在他们那里不仅是个人事务，而是一种道德事务，具有更强的道德意味。因此，他们生成了一种道德化的思维。再者，农家子弟也在中国“读书改变命运”的文化底色之上进行着独特的文化生产，他们在贫寒生活境遇中可能生成的心性品质也与中国学校文化具有一致性。
进而言之，农家子弟极度依赖成绩以获得自信心和优越感，生出了一种追求单向度优越的心态，也衍生出了以成绩为轴心的联合生活。这种文化生产创生出的“先赋性动力”“道德化思维”“学校化的心性品质”，支撑着农家子弟在学校生活中获得高学业成就的可能。高学业成就的获得与其不利的阶层地位紧密相连，遵循的是“物或损之而益”的文化生产逻辑。不过，在《道德经》里，“故物，或损之而益”并没有说完，还有后半句是“或益之而损”。如果说这种有助于取得高学业成就和向上流动的文化生产具有了一种诗情画意般的美感，那么随着求学阶段的演进，这种美感背后隐匿的暗面就会渐次明晰起来，伴随着一些意想不到的后果。
其实康老师看我写的博士论文，看到第三章他就有点失望。因为第三章基本是我之前文章的一个扩充版，他觉得我往前走的很有限。但当他读到第四章“文化生产的暗面”的时候，就又恢复了一点信心。
第四章在写这样一种向上的流动其实蕴含了很多风险，我把它称之为暗面。对于这种非预期后果或者说暗面的探索，最开始的启发是来自我的师姐熊和妮。她在博士论文《命运共同体：劳动阶层教育成功的家庭机制研究》（2016）中，叩问的核心问题即是在劳动阶层通过教育向上流动的过程中，家庭究竟做了什么。论文的核心观点认为“命运共同体是家庭机制的核心纽带，是劳动阶层为摆脱体力劳动，实现经济翻身而形成的家庭团结，父母与子女追求共同的家庭梦想而相依为命、相互理解、无私牺牲、承担相应代价”。但是这种教育成功“有一定的脆弱性以及难以磨灭的阶层烙印”。当时在郑新蓉老师的读书会上一起讨论时，我就在想，虽然这些劳动阶层子女最终获得了教育成功，有望实现向上流动，但这样一个和家庭结成的命运共同体却并不稳固，充满着缝隙，甚至是一个摇摇欲坠的大厦。有人把社会底层的向上流动说成“逆袭”，许多人也觉得通过教育实现阶层跨越充满励志色彩。但这可能只是故事的一面。
暗面究竟是什么？有以“农村出身”为中心的复杂情感结构，有“懂事”内隐的家庭内部的关系结构，有文化上的异乡人之感，有迈入大学之门之后因长期片面发展而伴随的不自如。俄国诗人叶赛宁曾有华丽却充满哀伤的诗句：
叶赛宁在此描绘的是一个青春少年内心所发生着的波澜壮阔的变化，无忧无虑的青春就此远去，莫名的感伤、焦虑、压力萦绕心间。对于这些农家子弟而言，他们从懂事的那一刻起，就真正感受到了家庭生活的困窘和自己肩上的责任，再也不是天真的、无忧无虑的青春少年。父母的忧虑也成了自己的忧虑，家庭的重担已然共同肩负，需要懂事、自立、回馈，甚至压抑自己的需要。自我情感的压抑很容易和父母形成一种不相交的爱，产生一种疏离，甚至爱怨交织。在这种不断向外扩展生命可能性的过程中，农家子弟既不断改变着和家庭原有的关系，也不断地在接受一种新生活样态的洗礼，很容易在城市中觉得像一个异乡人，回到家乡却又不再共享家乡的那样一套文化和道德规范，面临人际交往的双面高墙。
写完暗面之后，第五章就是在真正阐发一种具有文化生产性质的底层文化资本理论。第三章叫“通往高学业成就的文化生产”，文化生产最终导向一种“底层文化资本”，这种底层文化资本也唯有在文化生产中才能呈现自身。这部分我原本是放在第三章后面，但是康老师说不行，现在对底层文化资本的理解终于和博一时不一样了。博一提的“底层文化资本”概念还是强调底层子弟有自己独特的文化资本，但没有充分揭示这种文化资本的生产机制以及带来的复杂影响。当把文化生产及其“暗面”揭示出来时，底层文化资本理论就有了一种复杂性。这是一种动荡不安却可能极有韧性的文化资本。而不管是布迪厄的理论，还是平时我们常说的“寒门难出贵子”，都暗含着一种认为底层的、来自农村的孩子在文化资本上处于劣势的理解。偶然看到柴静在《看见》中对《赛德克•巴莱》的导演魏德圣的一段采访。魏德圣提到的两句话让我有很深的感触。
在论文中也写到，“如果拿水果来隐喻这些文化资本的话，相比于中上阶层所拥有的大苹果，底层子弟的确只有一些青涩的果实，但人们往往忽视底层子弟还有一颗中上阶层子弟所没有的单纯而充满忧伤和愤怒的心。”他们并没有一种客观的文化资本，一种制度上的文化资本，但是他们却能够生产出一种独特类型的，基于内心力量、基于个人生命意志的文化资本，不是简单地去弥补些什么，而是在这样一个过山车式的文化生产过程中创造他们独特的文化资本和生命印记。
回到最初的问题意识，循规者到底有没有自己独特的文化生产？通过对“读书的料”生命体验的探索，我们发现中国情境下的农家子弟在通过教育向上流动的过程中也进行着文化生产。这种文化生产植根于家庭生活和学校教育的特殊连接之中，他们的创造性突出体现在他们对一个道德世界的秉信。只有和陌生的学校教育保持一种先验的善意，他们才可能去和学校形成一种亲近的关系，生成一种学校化的心性品质。只有他们对家庭的辛劳和父母的牺牲保持一种敏锐的道德感知，他们才能生出对钱的敏感，进而生产和延续一种道德化的思维模式。只有他们相信读书可以改变命运，才可能生成一种向上爬的先赋性动力。如果对社会体制、公共秩序和知识的价值失去信心，他们就不可能坚持下去。威利斯在为书稿撰写的序言中写道：
也就是说，不是只有违规、抵制、反抗才体现创造性，循规的表面之下有暗流涌动，也许更值得我们关注。事实上，并没有完全意义上的一种循规。可能不少农家背景的读者在求学历程中常常是勤奋、踏实、遵守各种公共规则，甚至是内向、羞涩的，看似循规蹈矩。但是我们并不是对我们的父母和老师，对学校教育和社会制度完全没有质疑和抵制。许多反省、抵制、甚至是批判，确实是“内心的过程”。我们的很多努力看似是循规，看似是服从学校制度，但其实里面也包含更复杂的一些意涵。在这里面，尤其需要重视作为“读书的料”文化生产重要场所的家庭。农家子弟的家庭经验并不是简单地作为家的那个小小斗室之中存留的记忆碎片，而是关涉一个广阔的社会田野，也关乎他们的过去、现在和未来。
博士论文写到最后才终于明朗起来。通过对“读书的料”的研究将文化生产和文化再生产理论结合起来，既突破了我们对文化生产的固有理解，也突破了我们对文化资本的通常理解。这样一种将这两个理论相连的努力或许并不完美，但至少轧出了一条泥泞的小路。也许潜意识里，我还一直记得威利斯在南门外的雕刻时光告诉我们的——“这几条横线就是已有的理论，而我们要做的是竖着走，斜着走，超越、综合、连接而非模仿。”通过连接文化资本和文化生产，最终我们论述的“读书的料”的文化生产成了反击文化资本理论的矛。那些“暗面”与“通往高学业成就的文化生产”也构成了一种辩证法，在拓宽文化生产理论边界的同时革新了对底层文化资本的认识，为文化资本理论和文化生产理论之间的连接增添了一种新的关系样态。
07
重新理解“读书的料”
凉山彝族自治州一所小学（2014）
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说：“终极的概念掌握并不在于研究的开端，而必定是在研究的结尾。”到了余论，终于有了对“读书的料”的命运放开去谈的自由。日常生活中“读书的料”和“榆木疙瘩”的区分有一种暗含的文化意涵——“读书的料”是一种天生丽质。就像《理想国》中所说的，人和人虽然“一土所生”，但铸造的材料不同，有人加了黄金，有人加了白银，农民以及其他技工身上加入铁和铜。这种看法与人们对“读书的料”的日常理解很相似，近乎一种宿命。“底层文化资本”概念的提法，包括认为底层文化资本是一种文化生产，也唯有在文化生产中才能呈现自身，其实是在不断反省这样一种对“读书的料”作为“天生丽质”的概念理解，尝试做一种更具社会性和创造性的说明。
之前关注到广东一名打工诗人许立志。1990年，许立志出生在粤东的小村庄。尽管以全班第一名中考毕业，离县重点中学的录取线还是差10多分。家里交不出1.5万元的赞助费，他留在了镇上的玉湖中学。最终成绩不好，没考上大学。去富士康工作后，他写下了这样的诗句：
这样有才情、有才华的年轻人，最终以自杀的方式离开这个世界。取得高学业成就的“读书的料”的文化生产的暗面只是投射出当代中国通过教育向上流动所经历的苦痛的冰山一角。相比于被埋没的人，他们是真正的“天之骄子”，为这幸运所付出的那些代价相较之下就根本微不足道。但这样一条通过教育向上流动的道路越是艰辛，个体越是在这一过程中经历制度不公与隐性歧视，越说明社会流动之路并不通畅，更多的人可能已经而且正在被埋没。
说到底，“读书的料”并非天生丽质，而是一个风雨飘摇的地位群体，是文化生产或者说社会建构的结果。我们这里所描述的这些改革开放之后出生、进入精英大学的农家子弟，只是非常小的一部分，还有太多因家庭经济困窘、教育资源匮乏、没有足够的等待和支持而被埋没的“读书的料”，何况还有陈春秀这些因权力的放肆而让寒窗苦读成为幻影的“读书的料”。长期不平衡的城乡二元体制、区域发展差异和不同的教育模式不只是我们生活的外部框架，而是真实印刻在我们的身体、情感和思维里。一部分人的发展从这种制度中获益，但苦难早已深植其间。尽管我们对跨越城乡边界的家庭经验和个体成长还缺乏真正系统性深描，但这项研究让我们看见在这一制度背景下取得高学业成就的农家子弟所体尝的种种犹如过山车般的刺激与苦痛，而被埋没的“读书的料”却用一生背负了制度之重。
即便是有望通过高等教育实现阶层流动的“读书的料”，也面临着一系列风险。农家子弟的先赋性动力，表现在自传中提到“走出大山”、“出人头地”、“要比别人更优秀”。然而，走出大山，走到哪里才会停歇？出人头地，到底怎么样才是出人头地？他们成长过程中少有具象的职业目标，常常萌生模糊不清的宏大梦想。出身贫寒的“循规者”是大卫•里斯曼（David Riesman，2002）所称的“内在导向型”的孩子，他们多生于相对贫寒的家庭，必须“学会从家往外飞，飞向未知的目的地”，逆境成长成为其一生拼搏奋斗的心理动力。甚至说，内在导向的孩子“只有置身于类似其家庭环境的那种需要奋斗和拼搏进取的外界环境中时，他才感到舒适。”也许他们会获得成功，但也时而伴随着成功与幸福的对立。
威利斯在《学做工》中对循规生着墨不多，但是有犀利洞察，认为循规生是更不愿意接受现状的群体，因为他们即便走出校门还是相信一种贤能主义，相信“智商+努力=成就”，很容易因现实困顿而陷入道德世界的幻灭。“读书的料”确实生产了学校化的心性品质，是学校化的人，但是他们未必是真正社会化的人。遵循学校制度和教师权威、有志于取得高学业成就的“循规者”恰恰可能成为最大的反叛者。
2017年有一篇文章叫《一名非典型985毕业生的大学简史》，还有一篇《我上了985、211才发现自己一无所有》，引起了很多人关注。其实他们还是普通城市家庭背景的孩子，而且上的是中国出名的大学。从这些文章里，能感受到社会弥漫的阶层焦虑。如果普通城市家庭进入精英大学，学生会有一种被欺骗感和无力感，那么农家子弟就更是如此。就像布迪厄（1992）说的，面对经济资本和社会权力，“学术资格是‘一个疲软的通货’”。当自身的匮乏与现实相撞，幻灭感的出现就不可避免。在体尝幻灭感之后，支撑他们学业成功的道德世界也可能会随时坍塌，他们可能既无法维系对家人的道德责任，又无法承担读书人的历史使命，甚至会沦为钱理群教授所说的“精致的利己主义者”。
那么，进入精英大学的这些“读书的料”，还可能成为中国“士”的一部分，成为维护“道统”的中坚力量吗？在这个金融资本横行的时代，他们还能够在负重私领域道德的同时走向公共道德吗？他们还能够承担这一代读书人对家人、社会、国家的历史使命吗？论文也给不出答案，最后一句话只能是“让我们拭目以待”。
08
博士论文对我的影响
师门外出活动合影（2015）
“读书的料”的人生是披荆斩棘的旅程，我的博士论文其实还远没有充分揭示这样一类群体一路上的艰辛曲折、内心的动荡不安、不为人知的困扰、精神世界的层层重压以及被人歆羡背后的暗自神伤。尽管如此，论文的确在努力推翻再生产理论已有的断言，试图站在新的角度理解底层读书人的生命实践。
对我自己以及与“读书的料”成长经历相似的人来说，也许写作和阅读本身会成为一种治愈。对于与“读书的料”成长经历不同的读者，希望文中的故事能够展现出另一个世界的细密纹理，让我们能以新的方式理解我们周围这样一群“读书的料”。因为这项研究，我也有幸结识了更多的“读书的料”，有理解和认同，也有批评和提醒。特别是《从农家走进精英大学的年轻人：“懂事”及其命运》这篇文章发表后，曾收到一些“读书的料”的来信。其中一封诉说了自己成长过程中的压抑、愧疚以及“懂事”的困惑；另外一封在坦诚地分析自己一直以来的被动、否定、逃离以及对责任的逃避后，质问自己“为什么到今天才能尊重自己的感觉”。这些回应让我进一步确认了写作的意义。
欣喜的是，博士论文和相关小论文中提出的“底层文化资本”“懂事”、“读书的料”以及引介的“阶层旅行者”等概念，还有研究者愿意继续探讨或批评。如余秀兰老师在2018年的文章《寒门如何出“贵子”——基于文化资本视角的阶层突破》中结合底层文化资本相关论述，认为寒门情境可以激发“具有寒门特征的文化资本”。批评的声音也有不少。杜亮老师和刘宇同学近期在《中国青年研究》发表的《底层文化资本是否可行？》一文中，就认为仅仅从“底层文化资本”角度解读底层子女的社会流动是远远不够的，对少部分人成功的关注过程可能伴随着对大多数“失败”经历的忽略，还可能陷入“失败者指责”的陷阱。这种批评有其道理，但和我想讨论的层面不一样。我的着力点是想强调，这样一群通过教育向上流动的农家子弟，经历像过山车一样的苦痛和刺激，肩负着城乡二元结构的重量，他们同样具有自己独特的主动性和创造性。说到底，“底层文化资本”，唯有在文化生产中才能显现自身。提出这个概念，本意也不是要在实践中应用，只是想帮助我们理解农家子弟跨越城乡边界的成长，而不是简单地碎片化或者标签化这样一个社会群体。
印象很深的还有豆瓣上一些读者的批评：“资本这个概念是不是被相对化了”（费什，2020-02-08）；“重视基层学校教育过程的改进，远比鼓励他们‘今天你也要坚强’、‘今天你也要好好读书出人头地’要好得多”（CraveRozz，2020-01-13）；“对寒门贵子的强调，确实很容易导向一种重特例、轻结构的叙事，它是否是另一种成功学叙事呢？”（marmalada，2020-6-13）“对当下中国社会图景描绘就显得力有不逮”（买驴子，2020-12-07）很感谢这些批评意见。就我本身而言，博士论文其实还有很多不满意的地方。尽管强调底层文化资本有其产生的社会土壤，唯有在文化生产中才能呈现自身，高度依赖强有力的公共支持体系，但相关论述，现在看来还不是特别令人信服。事实上，在写作过程中，康老师一直觉得极端苦修和片面发展之路没有充分刻画，对退出“读书的料”这条人生旅程的群体也缺少关注，还一直追问我“读书的料”的文化生产到底生产出了什么文化。在博士论文写作已经快耗尽所有心力的时候，实在没有办法兼顾这些问题，也确实成了心底的遗憾。
从现实的角度来说，博士论文还是帮助我获得很多。这本博士论文可能也是让我有机会去清华公共管理学院做博士后的重要原因。我是带着博士论文去面试，在博士后在站期间，有老师夸奖过我博士论文文笔不错。事实上，我的博士论文初稿大概有三百多页，写了很多，其实很多都是没用，甚至有很多是重复，思维散漫得令人发指。我当时就是拿着这样一个东西给导师看。康老师就像一个园艺修剪大师，先是只改我的目录，改一次目录我大概就要修改两个星期。来回数次之后，康老师不辞辛劳为我一字不落地，从框架结构、行文逻辑、甚至是格式、标点、引用等方方面面对论文初稿进行全面删减、修改和批注。能够被夸奖文笔不错，有太多是导师的功劳。在无数次的“互相折磨”甚至是比谁更固执的“争吵”中，论文中我的观点和他的观点已经无法严格区分开来，要么他被迫接受了我的立场，要么我彻底被他的审美和观点征服。正如我在后记中写道：“这篇博士论文是我与康老师一起求索而成的果实”。
09
想对博士生说的话
感觉累了，可以“放气”所有，但不可以放弃自己（2020， 奥森）
记得2015年4月，艾伦·卢克（Allan Luke）在北京师范大学教七楼的一次讲座中说：“学术研究就是个人自传。”这句话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项关于“读书的料”的研究某种意义上就是我的个人自传，牵连着我的内在情感，也是试图对自我重新进行解释和说明的努力。
现在回头再看自己的博士论文，时常会有一种非常陌生的感觉。它和我之前联系得那么紧密，融入进我的血液和生命里，但最终还是分离开了。现在不可能再去写这样的一本博士论文，以后也不会写出来，当时的生活处境、内在的焦虑、炙热的感受、坚实的动力与热情，都已经逝去。毕业之后，一位对我有些了解的老师很坦诚地和我说，觉得我做的研究和自己的生命体验贴合得太紧，缺乏距离感，这样会比较辛苦。在当下强调多出快出成果的学术环境下，确实会比较辛苦，可是又能怎么办呢？真正远离自己的生命体验，就会像我在后记中所写“没有强烈的情绪和情感，我写不出字来。”动用个人的生命历程与理论对话，用自己的方式去倾听、洞察和领悟“读书的料”，是一件看似偷懒却又十分沉重的事情。这种做法或许不甚“科学”，但却几乎是我唯一能够落笔的方式。
这里，还特别想对在读和未来的博士生们说几句话。第一句话是尊重自己的感受。康老师常常说，“对世界的说明，说到底是一种对自我的说明。”这句话我很喜欢，确实关涉到理论和研究者个人生命体验之间的复杂关联。感受是很珍贵的，但在学术研究过程中尊重自我感受，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在米尔斯（Charles Wright Mills）所言的个人困扰和社会论题之间，需要一种从经验事实上升到理论的想象力，一种能够超越个人体验的思维跃迁。起初，我没办法真正清晰向导师和其他师友谈论清楚牵连着问题意识的个人感受究竟是什么，所以不断地徘徊和犹疑。当我真正能够把它完整表达出来之时，已经是论文初稿写完之后了。在这个过程中，感受本身也在不断地生产和更新，自己的感受也会和一个社会群体的感受相互交织。停下匆忙的脚步，真正安静下来，关心而不沉溺于自己的感受，这也许是我们最独特、最本真的学术源动力。
第二句话，就是敢于下笔。写作博士论文过程中，我花了大量的时间去思考，去怀疑自己，但是却迟迟不能落笔，以至于后来自己的时间很不够用，以严重消耗身体和精神为代价写完博士论文。基于自己的血泪教训，深感完成博士论文的过程要特别处理好写作和思考的关系。记得季羡林先生有句话，叫“没有新意，不要写文章”。我的感觉是，没有新意的时候可能我们也要写，特别是博士论文。从田野回来，大概有一两个月的时间我天天在想我到底要写什么？我的问题究竟是什么？我的研究对象到底该放在哪个群体？如果我永远都在想，我永远都写不出来。最后没办法，有一个多月的时间在抄书，天天在在图书馆抄文献。即便是抄文献，也比只想要好。写作和思考是一体的。我们可以只思考，不写，但很难做到只写而不思考。特别是写博士论文，短的至少十万或者十五万字，多的有二三十万字。如果不开始写，一直在想，的确就很难写出来。先完成再完美的心态非常重要。
第三句话，处理好写作和身心健康的关系。以前我读硕士时听导师郑新蓉老师给博士师兄师姐提的一个建议——在写博士论文的过程中，每天都要坚持去跑步。当时不明白为什么。等到自己写博士论文时，深感每天能有一段放空的时间非常必要。记得刚从美国回来时，赶上北京雾霾，重感冒，加上为了开题熬夜改稿，鼻炎、结膜炎非常严重，但是只能带着通红的双眼和鼻子坚持。最煎熬的过程是预答辩的前一天只睡了1个小时不到，几乎想要放弃。正式答辩的前一天晚上大概也就睡了3个小时。在这样连续高强度的研究节奏之下，坚持运动很困难，只是在前期偶尔踢踢球，后面就每天蓬头垢面地去图书馆写论文。其实也不只我一个人，我发现那段时间其他同学也都有点面黄肌瘦、青黄不接、魂不守舍。甚至感觉大家都不太愿意打照面，一见面可能就忍不住要互相问论文写得怎么样了，徒增彼此的焦虑。等坚持写完博士论文，再坚持到毕业找工作，整个人已经有点撑不住了。
我听导师说，他写完博士论文《教育制度的生成与变革——新制度教育学论纲》之后，特别兴奋，恨不得向每一个人炫耀。可是我却像是跑完马拉松一般，整个人的精神都快垮了。这不仅给我自己带来很大的困扰，也让我在就业选择的过程中对欣赏和关照我的师长有不少亏欠。博士论文写完之后，其实很长一段时间不愿意触碰，也不太愿意示人。有几周的时间，失眠非常严重，几乎每天都会早醒，醒来就陷入一种很低落的情绪。现在见到正在写博士论文的师弟师妹，都会一再叮嘱要劳逸结合，要多运动，让自己有能够放松下来的时间。前段时间在师门讨论起“内卷”这个话题，我开玩笑说，多吃多玩多运动是不卷三大法宝。知易行难，处于研究的艰难时刻之时，的确没有心情做这些事情，还很容易陷入到一种做写论文之外的事都是“浪费时间”的自我惩罚之中。超越眼下的困境，认识到我们脚下的土地不会因我们的眼泪而得到灌溉，头顶的乌鸦不会因我们此时的喜悦或苦痛而停止哀鸣，生命的滚滚向前和奔流不息亦不因我们的普通或不凡而停歇，也许能够帮助我们回到内心的平和和宁静之中，重新感受和面对一个真实的自己。
不过，“物或损之而益”。也正是因为写作博士论文这段经历和自己生活中遭遇的一些坎坷，在博士后期间我受医学人类学，特别是哈佛大学凯博文（Arthur Kleinman）教授一系列论著的启发，发展出了另一个研究兴趣，关注博士生和青少年的身心健康，特别是身心健康的社会性及其内隐的教育性质。这要很感谢合作导师苏竣老师和黄萃老师对我的宽容，支持我去做这样一些看起来和公共管理、公共政策不太容易搭得上界的研究。在探索过程中，我发现不只是博士生，高校的科研工作者、研究生、本科生，甚至是中小学生精神健康问题都非常严峻。在访谈和接触到的受抑郁困扰的博士生和研究生中，竟然有好几位是农家背景。博士和博士后期间的两个研究主题就以这样的方式意外连接在了一起。近期在《比较教育研究》2020年第8期已经刊出了这一系列（假如其他几篇能够有机会发表的话）的第一篇文章《读博：一场精神赌博？》，这也算是博士论文馈赠给我的另一份带着苦涩味道的礼物吧。
-全文完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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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作者的博士论文《“读书的料”及其文化生产——当代农家子弟成长叙事研究》获评北京师范大学2018年优秀博士学位论文、博士后优秀学术成果奖，已于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
程猛，2017年博士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教育基本理论研究院，2017至2019年于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从事博士后研究。现任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教育基本理论研究院讲师。主要研究领域为教育社会学、教育人类学、教育管理与教育政策。
代表论文有《“物或损之而益”——关于底层文化资本的另一种言说》、《从农家走进精英大学的年轻人：“懂事”及其命运》、《“循规者”的文化生产》等。博士论文《“读书的料”及其文化生产——当代农家子弟成长叙事研究》获评北京师范大学2018年优秀博士学位论文、博士后优秀学术成果奖，已于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
个人主页参见：
https://fe.bnu.edu.cn/pc/cms1info/resume/50/96
作者（左）与导师康永久教授（2014年留影）
责任编辑：招淑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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