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士炼成系列： “读书的料”：苦难与超越(上)-程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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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的料”：苦难与超越 （上）
文 ∣ 程猛
编者按
“读书的料” 还是 “榆木疙瘩”？
残酷筛选早在学童时已出现。
农家子弟如何突破命运枷锁？
本期分享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讲师程猛博士论文研究历程分享与心得。感谢程老师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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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
作者自序
2019年6月，受邀在北京师范大学昌平校区，向在场约40位在读博士生做了一场关于博士论文的分享。而后在这场分享的录音稿基础上，重新整理和反省自己博士论文的研究历程。感谢《云里阅天下》陈利老师邀请，本次推送修订了全文。
对于一个容易触及个人隐私的研究主题来说，这项研究也是由所有参与自传撰写和慷慨接受访谈的农家子弟的真诚和勇气浇筑而成，但愿自己没有太辜负他（她）们的信任。借由这篇小文，也向在我个人成长和学术研究历程中给予我信任、陪伴和支持的师友和家人表达发自内心的感激。
01
与保罗•威利斯结缘
威利斯教授《教育人类学》课程合影（2014）
2014年9月，我的高中教师生涯告一段落。带着一腔重新燃起的学术热情，我回到母校北京师范大学，在教育学部教育基本理论研究院跟随康永久老师读博。巧合的是，秋季学期伊始，保罗•威利斯（Paul Willis）教授来到学院工作，加入教育社会学与教育人类学团队，为研究生开设教育人类学课程。按威利斯的话说，我的博士生涯与他在北京师范大学任教的三年时间“完美地重叠”，这确实是我的幸运。
记得第一次去旁听教育人类学课时，选课的同学围坐一圈，威利斯教授称之为“fish bowl”。旁听的同学坐在后排，只能听，不能参与课堂讨论。我渐渐地被课程富有时代感的讨论主题、民主活泼的气氛以及威利斯不拘小节的爽朗气质吸引。课间偶然遇到他在茶水间冲咖啡，我赶紧冲上去问他，可不可以补选。他爽快地答应了。之后，我约了几位同学和他一起在南门外的雕刻时光小坐，用支离破碎的英语有一搭没一搭地聊天，而后慢慢熟悉起来。12月份，在学院试行副导师制时，我有幸和张越一起成为他的学生。正是与威利斯教授的结缘，引发我最初的问题意识。
在威利斯教授1977年出版的代表作“Learning to Labour: How Working Class Kids Get Working Class Jobs”（《学做工：劳工子弟何以接继父业》）中，他细致入微展现两类学生群体的学校生活——作为主角的“家伙们”（the lads）以及作为陪衬的“循规者”（Conformists）。家伙们，经常惹是生非，和老师对着干，捉弄学习好的学生，不遵守学校官方时间表，到处找乐子，在自己的亚文化群体中制造意义。书中，在学校制度化情境中常常被轻慢甚至蔑视的“家伙们”不再“跑龙套”，而是反转成了“剧本”的主角。抵制权威，抵制学校制度，抵制循规者，家伙们成了“与现代性短兵相接”的“斗士”（Willis，2003），而非全然被压制的“失败者”。
威利斯认为，这些家伙们在学校生活中展露一种令人瞩目的创造性，绝非鲍尔斯（Samuel Bowels）、金蒂斯(Herbert Gintis）抑或布迪厄（Pierre Bourdieu）等理论家设想的被动的木偶或者被压制的傀儡。他们洞察学校的“个人主义和精英主义”，创造一种群体亚文化，即类似于父辈的校园版工人阶级厂房文化（shop floor culture）——反学校文化（counter-school culture）。这一过程被威利斯凝练为“文化生产”（culture production）。也就是说，工人阶级子弟之所以接续父业，不是直接受制于“生产的社会关系结构”（S•鲍尔斯、H•金蒂斯，2003）或者“文化资本”的匮乏（P. 布尔迪约、J. -C.帕斯隆，2003），而是基于独特洞察生发的“自甘如此”和主动放弃。但是，这样一种被视为富有创造性的文化生产最终导向了阶级的再生产，“家伙们”主动的文化生产和他们子承父业的结局之间形成了一种诡异的反讽，“反学校文化的胜利色彩在把工人阶级子弟送进紧闭的工厂大门时就戛然而止。”（威利斯，2013）这正是威利斯独特的辩证法。
威利斯在书里较少着墨的另一类学生群体是循规者。循规者是那样一类乖乖学习的学生，被家伙们嘲弄为只懂得俯首帖耳的“书呆子”“娘娘腔”“耳朵眼”（earoles）。作为参照群体，相比于常常有“惊人之作”的家伙们，循规者显得无趣。似乎只知服从，不知反抗，真的是彻头彻尾“书呆子”。当读这本书时我就忍不住想，自己的学校生活经历更像他笔下的哪类学生呢？很明显，我更像他笔下的循规者，相信多数读者可能也是如此。转念一想，他笔下的循规者“整天在那儿坐着，屁股直冒汗”（威利斯，2013），仿佛只知服从外部规则而全然没有自主性，更谈不上洞察或者抵制。这样一种对循规者的刻画，一旦代入我自己，就觉得不够尽兴，也有失公允。
对于“家伙们”来说，“主动放弃”“自甘如此”尚且展露创造性，那么对于并不“自甘如此”的底层循规者，他们的生存难道会绽放不出任何创造性？难道他们只是被一套外部秩序哄骗和愚弄的傀儡？很难想象底层有志于通过教育向上流动的循规生没有另一种主动文化生产，而且这种文化生产导向的是阶层突破，而非阶层再生产。这样，“阶层突破中的文化生产问题”，就成为我最初问题意识的起点。
02
当一只看着花的羊
叶圣陶（编）、丰子恺（绘）. 开明国语课本（上册）. 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2005.
当我有了这样一个问题意识后，心里是很得意的。威利斯以一群循规者作为家伙们文化生产的陪衬，国内一些关注青少年文化生产的研究者也都将目光投向违规生，围绕“反学校文化”展开论争。这样的话，循规者的文化生产就成了无人涉足的空白地带。就像民国时期《开明国语课本》中这样一篇课文中写道：“三只牛吃草，一只羊也吃草，一只羊不吃草，他看着花。”我自以为找到理论空白地带，可以当那一只不吃草、看着花的羊。事实上，我对当一只“不吃草的羊”所要付出的代价一无所知。
2015年暑假，我有幸得到美国威斯康辛大学麦迪逊分校（UW-Madison）联合培养的机会。其间为撰写小论文，收集一些关于阶层流动的文献，诸如马茨•特朗德曼（Mats Trondman）提出的阶层旅行（class travelling）、理查德•森奈特（Richard Sennett）和乔纳森•科布（Jonathan Cobb）研究阶级的隐藏伤害。这些文献关注的群体和《学做工》有明显差异，但也同样吸引我。因此，在之后撰写开题报告中，我在研究对象的选择上陷入了分裂。
一方面，我对这些概念有些着迷，很想研究中国情境下的阶层旅行者。在合作导师迈克尔•阿普尔（Michael Apple）教授的周五讨论会上，最初汇报的研究计划题目也是关于农家子弟的文化和阶层穿梭。另一方面，我又对循规者念念不忘。威利斯在《学做工》中考察的“家伙们”大概处于15-16岁，在中国情境下相当于从初中进入高中阶段的学生。要么选择关注阶层旅行者，关注更广阔时空的阶层跨越历程。要么模仿威利斯，聚焦特定时间段的底层子弟，做一个民族志研究。
改开题报告的过程想来也是历经曲折。记得回国后我去找康永久老师，第一次给他看初稿。刚看到第一页，康老师就说感觉不太好，还是有点落入俗套。我心情非常沮丧，走到邱季端体育馆和学子超市之间的空地时，突然特别想哭，但又欲哭无泪。最终，还是觉得阶层旅行的概念太泛，涉及一个那样漫长的人生旅程，不知道要怎么研究。于是选择后一种思路，以循规者为中心，将“‘循规者’的文化生产——农民子弟在城市重点高中”作为自己博士论文的题目。那时，我还没有意识到“循规者”和阶层旅行这样两个概念之间隐秘的连接。
虽然不太满意，总觉得哪里有些拧巴，还是先开题了。开题报告虽然在文献方面做了梳理，但老师还是很快洞悉研究设计的狭窄、模糊与虚妄。王啸老师认为研究目前视野还不够开阔，缺乏历史感和大格局。丁道勇老师指出研究目前的文献主要集中在西方左派教育学者的论述上，还应关注其他学派的观点。张莉莉老师认为论题中的“循规者”概念模糊不清，“循规者”的提法也并不一定适合直接移植到当下的中国情境。陈建翔老师直接提出质疑：到底我要研究中国情境的问题还是研究威利斯？我的硕士导师郑新蓉老师也在之后的讨论中提醒我：“我担心的是你下去之后……他们很多是内心的过程，你怎么看得到？”在得知我对“循规者”感兴趣之后，威利斯也对我说：“如果去了田野，也许你会转而更关注‘家伙们’。”
这些意见恰好击中我内心潜藏的迷茫，拿不定主意究竟要研究处于哪一个人生阶段的“循规者”。这使我陷入长时间的颓唐和自我否定，几乎想到换题。去田野的前一天我还到办公室找康老师，跟他说感觉自己好像没走对，他也很无奈。因为有时候连自己都不知道最想研究的那个点是什么，导师更不可能替代我做决定。最终，康老师说要不然你就先下去看看。毕竟时间不等人，只能“摸着石头过河”，边做边找思路，盼着蓦然回首处灵光乍现时。
现在想来，那时的开题报告的确出现两重裂痕。第一重裂痕是源自循规者，这个概念与中国历史文化情境以及当下现实之间的断裂。第二重裂痕是我最初的问题意识、最感兴趣的文献，和我所要研究的对象的断裂。后来研究历程证实，这些断裂如果没有解决，会带来数不清的烦恼。
03
争取，然后承认失败
2015-2016年麦迪逊访学期间拍摄的秋景和冬景
2016年5月，匆匆制订研究计划。选定一所初中初三年级的12名学生，关注他们从中考前一个多月到进入高中后一个多月的学校生活。在这所初中和一所重点高中进行2个半月的参与观察。因为中间又隔着暑假，前前后后持续近5个月。当时很期待能从他们“活生生的日常经验”中发现“惊人之作”。
无论是进入初中还是高中，因为自己当过老师，对学校比较熟悉，没有适应问题，除了偶尔对自己的研究者身份和必须去做一个“窥视者”感到不适以外，与学生、老师相处还算比较融洽。和学生一起上课，打篮球，在食堂访谈进展也比较顺利。这里要很感谢帮助我进入田野的家人、朋友以及信任、接纳我的老师们和同学们。
实际上，田野中的日子却并不好过。我越来越强烈地感觉到自己很难进入这些孩子的内心，更难以找到什么“惊人之作”。这个过程真的是特别难熬。每次要预约老师访谈，或者在教室里去观察之前，会不断地怀疑自己是不是走错路，是不是没选择好研究对象，好像每天过的生活都可能是不值得的生活，脚下所走的每一步路都是虚空，所言之事全无意义，每次访谈都可能是竹篮打水一场空。如果是这样，我到底还要不要“打扰”人家？一次次，我只能拿怀特（William Foote Whyte）（1994）在《街角社会》后记中说的一句话来回地鼓舞自己——“不能未经争取就承认失败”。
结束前后折腾约5个月的田野工作，我揣着几十段录音、乱成一团的田野笔记，带着比初去田野时更焦虑的心情回到学校。走在校园里，时常眉头紧锁，心像是被绳子拴住，每一天越拉越紧。尤其每次师友问博士论文写得如何，我都支支吾吾说不出话来，有些羞愧的样子。别说写得怎么样了，我连自己研究什么都快不知道了。越是这样，越怕别人问起，内心的恐惧与慌张也与日俱增。虽然在田野里积累很多材料，有很多段录音，但我似乎完全迷失了，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想干什么，能干什么。在不断“折磨”导师的过程中，康老师对我说：“你不要去证明循规者有文化生产，这个不需要证明，问题是这样一群人是如何进行文化生产？”
是啊，只是为“循规者的文化生产”竖或立一个“此路可通”的牌子又有什么意义呢？说明此路可通就必须摸着石头过河，深描出一条中国情境下“循规者”文化生产的路子来。我也越来越在内心追问自己，究竟我想要研究谁？我的初心又是什么？没有想好去哪里就出发，可能南辕北辙，也可能已然身处“灯火阑珊处”而不自知。我不由地反思，自己此前“依葫芦画瓢”的研究设计，可能让我与真正有所触动的东西渐行渐远。如果我连自己都忘了，又怎么可能看得清这个世界？如果问题没有打动自己，就不可能打动别人。对我来说，“循规者”激发的理论想象，“阶层突破中的文化生产问题”，只有与自己的生命历程及当下中国的社会现实对话，才有可能真正实现一次转向。
04
找到属于自己的学术打开方式
University of Wisconsin-Madison,,School of Education（2015）
在做田野的焦躁过程中，我逐渐意识到自己开题时的题目“‘循规者’的文化生产——农民子弟在城市重点高中”已经很难准确描述自己想做的研究了。2016年8月26号，我给康老师发了一封邮件，在邮件中我写道：
其实仔细想来，不仅是“感同身受”，而是真正的“身受”。我不就是我要研究的人之一吗？自入学以来，我就对农家子弟的社会流动很感兴趣，尤其关心进入重点大学农家子弟的成长历程和情感体验。这种兴趣本身隐含认识自我的渴望，如同熊易寒老师（2011）在《命运的政治学》一文中所说的，“我不只是在书写他们，我也是在寻找自己。”
事实上，循规者并非铁板一块。如果以底层子弟在学校的表现（抵制或循规）和家庭出身（底层和中上层）分类，最终可以划分三类循规者。他们都遵循学校制度，在某种意义上也认可学校官方的时间表和意图，但其命运却出现重大差别。第一类是遵循学校制度、最终获得中产阶级工作的中产阶级子弟。第二类是遵循学校制度却取得低学业成就，最终只得到工人阶级工作的工人阶级子弟。第三类是遵循学校制度，取得高学业成就，最终实现阶层突破的工人阶级子弟。当然，威利斯虽把中产阶级子弟都看作是某种意义上的“循规者”，但他认为中产阶级子弟继承父业是被“成全”。在《学做工》一书中，“循规者”主要还是来自社会下层，即第二类（循规但依然子承父业）和“第三类循规者”（循规但“子不承父业”）。
其实，我自己真正想研究的不是作为一个整体的循规者，而是第三类循规者，也就是通过教育实现向上流动、子不承父业的底层子弟。关于“子不承父业”的人生历程，我读到过很打动人的一种描述。艾力森·赫斯特（Allison Hurst）（2012）在《大学与工人阶级：什么让他们做到》（“College and the working class：What it takes to make it”）一书中，生动描绘了一个“项目女孩”（Project girl）珍妮特（Janet）的处境。他写到：
“与她的朋友们努力成为‘她们母亲一样的股票经纪人、她们姑妈一样的律师或者他们父亲一样的教授’不同，她的大学生活是为了不成为她的母亲、她的姑妈、她的父亲。”
对于中国情境下的农家子弟而言，一旦他们接受高等教育，就很可能不再接续父业，不再是他们的父亲、母亲、姑妈那样的人，而是成为家族中的另类，走在完全陌生的一条道路上。他们的学业成功虽然让家人引以为傲，但越是在学业上成功，他们就越可能远离父母辈所处的阶层，与父母辈的生活世界渐行渐远。这样一群农家子弟，如果用“循规者”或者“第三类循规者”来命名，还是太过陷入在威利斯的理论框架里。我必须要找到“属于自己的一种学术打开方式”。
小时候在村里，不时听到大人在说起某个孩子淘气、不好学，冷不丁就有人抛出一个盖棺定论的说法，“他就不是读书那块料”。此话一出，马上引来一束束冷冷的赞同目光。学业早期成绩的落后很容易使一个孩子失去家庭、学校和村落的公共支持。慢慢地，父母期待的目光就从学校散落进了庄稼地里。母亲是村里小学教师，曾听她说起一位小学数学老师这样批评学生：“你可就是榆木疙瘩刻两个眼”。“读书的料”是可教、聪慧的，是很可能出人头地、前途无量的。而“榆木疙瘩”则是难教的、愚笨的，不太可能有什么特别的未来。中上阶层很少会这样精细地区分自己的孩子是不是“读书的料”，但农村家庭耗不起，难以给孩子足够的时间去让他“出落”成“读书的料”。越是社会底层的家庭越需要及早确证孩子是不是“读书的料”。村落里许多孩子的潜能毫无疑问被浪费了，没有经过等待就枯萎了。一旦孩子在学业早期成绩比较好，农家父母内心就慢慢坚信孩子是“读书的料”，那就砸锅卖铁也要上。在这情境里，在生命早期就绽放出特别的学习能力的孩子，变得格外醒目。
按照出身与最终命运的划分，自己早已踏上子不承父业的人生旅途。上世纪80年代末，我出生在一个三县交界的偏僻村庄。父亲是农民，母亲那时还是家乡村小的民办教师，既要种地又要教书。而我就走上了“读书的料”的人生道路。在从村小到乡镇中心小学、区县初中、再到市里重点高中、北京重点大学这场漫长的求学之旅中，我像一只风筝，一次次离开家，去越来越繁华的地方。在此期间，我又一次次地回到家，心里时不时生出落寞。人生像是一场“超级玛丽”，一关一关地在闯，却在应接不暇的挑战中忘却自己是带着怎样的心性、动力、情感、矛盾和负担闯过的。可以说，正是这些个人的生命体验，最终促成我将目光从循规生转向“读书的料”。
像我一样的农家子弟常常需要精准进入相应等级的学校，才较有可能越过重重关卡，走向“子不承父业”的命运。这是通过教育向上流动的漫长之旅。从空间看，这群农家子弟求学历程以家庭为中心，从农村、县城、小城市到大城市一圈圈向外扩展的波纹型变动。从时间上看，他们的求学历程也是一次次从家返校，从校返家的候鸟式流动。人们大多注意到了他们外在的学业成功，却不清楚这样一场漫长“子不承父业”的阶层跨越之旅中特殊的内心体验与社会行动。
在这里，我想用“读书的料”隐喻的，正是和我成长经历相似的一群人。在博士论文里，他们被界定为改革开放之后出生，进入精英大学的农家子弟。他们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下成长，有着共通的跨越城乡边界的求学和生命历程，城乡二元结构深刻嵌入其生命历程当中。相比于生活在城市社会的底层子弟，农家子弟身上交汇着地域、身份和阶层三种结构性力量。当他们走出精英大学，极有可能在城市从事中产阶层的工作，因而通过教育向上流动的跨度最大，最具阶层突破之意涵。
当最终用“读书的料”将这一切表述出来，原先那些没有方向、没有关联的努力，渐渐显现出它们所在的位置。一个混沌的世界，像被灿烂的阳光照亮一般。我的研究问题也终于可以做出新界定。作为中国情境下子不承父业的“第三类循规者”，“读书的料”的生命经历与再生产（reproduction theory）理论的核心假定之间存在难以弥合的裂痕。与目前的文化生产理论之间，也存在明显的断裂。相比于威利斯笔下的“家伙们”，“读书的料”到底经历着什么样的文化生产？“子不承父业”的阶层跨越之旅又伴随着哪些意想不到的结果？这一切已经发生，也正在发生。跨越时空的屏障，进入记忆的深海，再现那些隐匿的、被压抑、难以言明又等待被注意的生命印痕，就成为研究必须直面的难题。
05
推开“读书的料”的文化生产之门
与硕士导师郑新蓉教授、博士导师康永久教授合影（2015）
当然，当研究对象和问题重新确证之后，其实还有一个关键的问题没有解决。那就是开题时郑新蓉老师提到，这些苦学的农家子弟“很多是内心的过程”，到底怎么才能打开这些“内心的过程”呢？这时，自传重新进入我的视线。
我很喜欢读自传。跟随郑新蓉老师读硕士时，就曾被胡适先生的《四十自述》打动过。胡适先生说自己到处劝朋友写自传，认为自传可以道出“心理上的动机，黑幕里的线索”以及“站在特殊位置上的观察”。硕士论文在郑新蓉老师指导下研究的是不同代际农村教师的口述史，也是比较偏叙事的一个研究。后来偶然读到鲍磊老师（2014）的一篇文章《社会学的传记取向——当代社会学进展的一种维度》，详细介绍了社会学的传记转向。文章提到，默顿（Robert K.Merton）最早提出社会学自传（sociological autobiography），指出“自传作者即传主是参与者—观察者双重角色的最终参与者”，在“获得内在体验时具有特别的优势”。
尽管博一时和康老师合作《“物或损之而益”——关于底层文化资本的另一种言说》时，就已经用自传作为分析的对象，但直到看到鲍磊老师这篇文章，我才知道自传社会学可以作为一种“方法”。这种方法简直太合我的心意了。对“读书的料”的研究，需要考察的学业阶段相对较长，也不可能有机会在农家子弟跨越学业阶梯的漫长过程中进行参与观察。正如默顿所言，具有参与者和观察者双重角色的只能是农家子弟自己。那么邀请高学业成就的农家子弟用“自传”的方式自主展现时间的印痕，将内心体验外化，就成了一种可能的打开“内心过程”的方式。
说到底，研究的问题意识虽与《学做工》有千丝万缕的关联，但越试图紧扣“读书的料”加以考察，越感到研究所涉及的时空必须扩展为一个广阔而绵长的求学和生命历程。就这样，我把近五个多月收集的田野资料基本上全放弃了，决心以自传为主、深度访谈为辅，收集这些进入精英大学的农家子弟的成长叙事。
但是，用自传社会学和深度访谈来探索“读书的料”的文化生产，还面临着理论上的障碍。这个障碍就是对“文化生产”的理解。如果将威利斯在《学做工》中通过参与观察所观察到的一种活生生的日常文化作为研究文化生产的唯一范式，通过农家子弟的成长叙事来透视“读书的料”文化生产的研究设计就会随时崩塌。所以要想讲这个故事，就必须对“文化生产”重新进行界定。
在《民族志》（Ethnography）创刊词中，威利斯（2000）这样写道：“对日常经验的理解需要借助于其符号形式（symbolic forms）”。对“读书的料”生命经历的理解、对其意义世界的探寻，同样需要围绕“符号样式”展开。个体的符号和意义生产不仅正在发生，也曾经发生并即将发生，存在于此时此刻，也存在于过往的言语、动作、情绪、感受以及由它们组成的生命记忆之中。在我们回溯自己过往的过程中，并不是把一个客观的自我展现在别人面前。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也是在创造自我。所以，文化生产不只是制造意义，也是一种自我生产。当我们把文化生产理解为意义的生产、自我的生产、甚至一种特定生命历程的生产时，用自传和深度访谈来研究“读书的料”的文化生产，才可能自圆其说。
访谈还好一些，自传的收集实在是一个大难题。毕竟写作经常是一件苦差事，邀请他人写作，就是让他人“痛苦”，既难以开口，又难以合愿。愿意写下自己的过往，特别是经历可能并不诗情画意的那样一些人，都有真正的勇敢。和之前写过自传的一位同门讨论，我问她可不可以用给报酬的方式来收集自传。因为国外经常会有访谈问卷，然后给对方一些报酬。她就说如果这样的话，味道就变了。确实，自传是不能用钱来交换的，而且关键是我也没有多少经济能力能够支撑。
恰好当时学校的一个社团活动邀请我去做研究方法的交流，交流结束后，我试着给在场的研究生和本科生同学发了一封自传邀请信。随后，我向有意撰写自传的同学赠送了一本夏林清老师的《斗室星空》复印本和我自己的自传。撰写自传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有接受邀请的人打了退堂鼓，也有人真正在这个过程中看见了自己（他人）寻常生活中无法触及的那一面。一位传主在邮件中表达了感谢，“有这样的机会再一次冷静下来审视自己”。另一位传主在微信里留言：“自己看的时候哭得稀里哗啦，写的过程中也是哭得稀里哗啦。”我的自传虽然算是我付出的真诚，但是我发给了所有接受邀请的人，而他（她）们的自传却只发给了我，终究我还是有所亏欠，唯有努力不负信任。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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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簡介
程猛，2017年博士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教育基本理论研究院，2017至2019年于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从事博士后研究。现任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教育基本理论研究院讲师。主要研究领域为教育社会学、教育人类学、教育管理与教育政策。
代表论文有《“物或损之而益”——关于底层文化资本的另一种言说》、《从农家走进精英大学的年轻人：“懂事”及其命运》、《“循规者”的文化生产》等。博士论文《“读书的料”及其文化生产——当代农家子弟成长叙事研究》获评北京师范大学2018年优秀博士学位论文、博士后优秀学术成果奖，已于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
个人主页参见：
https://fe.bnu.edu.cn/pc/cms1info/resume/50/96
作者（左）与导师康永久教授（2014年留影）
责任编辑：招淑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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