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士炼成”系列：回顾十年学术路，柳暗花明又一村 -- 卢韵媚

云里编者按

本期推送美国水牛城的纽约州立大学（SUNY Buffalo)社会学系卢韵媚教授分享的学术成长历程，讲述了她如何从大陆考入香港中文大学就读，本科毕业后赴英国剑桥大学读硕士，再到美国读犯罪学博士，然后和丈夫依靠研究能力和成功规划，今年得以同时受聘于纽约州立大学的经过。顺利解决学术夫妻异地分开工作的问题（英语俗称的dual-career 或者two-body problem）尤其不易，因为这是让不少国外学者夫妻头疼的大问题。笔者就认识多对在不同城市或者不同国家教书的学者夫妻，有的已经分开一，二十年了（笔者在正撰写的小文章中也提到，自己当初求职时也面临这个问题，很侥幸的是在第一次求职/就职时解决了这个问题。也因此有亲身体会，意识到除了研究潜力之外，还需要很多其他外部条件和机遇的配合，英语说法就是 everything must fall into place）。

卢教授的学术经历故事，并没有包含多少惊涛骇浪，但却揭示了所有优秀学者在成长道路上经常被忽略了的一些关键品质和成功要素：脚踏实地的工作和对目标的不懈追求。她的故事让我们看到了一个年轻学者如何一步一步通过坚持努力学习新知识、克服新障碍和挫折，不断前行并提升自己学术和人生高度的故事。同时，我们也希望她的阶段性小结，和我们已经和将分享的其它学者故事一样，能让读者们，尤其是有志于学术的年轻学者们，更好地了解学术生涯的酸甜苦辣，认识到学者的人生不只是躲进象牙塔闭门研究问题，还包括在日常生活能直面和解决现实生活问题。写完论文、找到工作、解决家庭团聚问题、平衡工作与生活或者搞好夫妻关系以及孩子教育等等，也都是学术职业共同体成员们需要认真面对的问题。合起来，才是“多姿多彩”的学术生活故事。
这是“博士是怎样炼成的”专题系列的一部分。云里感谢作者的授权和支持。我们还有一批海内外年轻学者也正在撰写这类学术成长的心路历程，也欢迎更多的学者加入我们的作者行列。云里阅天下致力于促进中外学术交流和提供优质学术内容，欢迎关注和分享。

回顾十年学术路, 柳暗花明又一村

文 I 卢韵媚

01

社会学和犯罪学：意外的相遇

考上香港中文大学的时候，我完全没想过自己会走上学术这条路，也没有想过自己会跟社会学结下这么深的缘分。像身边好多同龄人一样，当年奋力拼高考的我对大学的专业并无了解。老师父母都觉得文科生成绩好的不外乎就报考商科或者法律专业。当时我也是这么想的，但因为香港中文大学商科的分数太高，我就被调到了分数相对较低的社会学专业，父母当时建议我第二年考虑转商学院。不过随着大一开学，开始接触社会学的课程，我就完全被这个学科吸引了。课堂上，教授和我们讨论婚姻家庭，讨论性别分工，讨论贫穷问题、移民问题、人口老化问题，一个个议题都直击我当时刚刚脱离高考还处于懵懂状态的脑袋。社会学鼓励批判思考、打破常规，教授和同学在课堂后依然有精彩绝伦的讨论，都是关于如何改善社会的方方面面，这让我的大学时光就像活在一个乌托邦，在港中大那座美丽的小山上收获了很多人生观和世界观的蜕变。

香港中文大学，图片来自网络

真正让我决定走上研究道路的，是大三时候发生的两件事。第一件事是在我选修社会问题这门课时，我和组员们进行了一个香港本地性工作者（“凤姐”）的研究。在这个研究里面，我们从设计问题，联系受访者，跟受访者面谈，整理报告，全程都是自己筹划和参与。虽然中间遇到无数阻碍，但最终顺利完成报告，并激发起我对亲身收集数据和研究社会问题的兴趣。更重要的是，这个研究让我看到了社会不同阶层的方方面面。例如，我的受访者虽然都是被主流社会所污名化（stigmatized）和歧视的性工作者，但他们的经历和故事反映的，却都是各种社会问题。第二件事是我遇到了领我进入犯罪学领域的伯乐 – 港中大的钟华教授。她鼓励我参加一个香港新移民家庭暴力的研究，后来我还用这些数据写了我的本科毕业论文Honors Thesis，她跟我介绍在美国读博士的经历，并且鼓励我申请海外研究生课程。在她的影响下，我决定为申请海外社会学，特别是犯罪学方向，的研究生项目作准备。

02

申请阶段，英国还是美国

我从硕士到博士的道路颇为曲折，现在回头看依然感慨良多。

大四那年，收到了剑桥大学和纽约州立大学奥尔巴尼分校两个大学的犯罪学硕士项目的录取通知。当时我的导师钟华教授鼓励我到纽约州立大学奥尔巴尼分校，原因是后者的犯罪学非常强，在全美排名第二，而且一旦我转成博士就可以获得奖学金，减缓经济压力。而对专业了解不多的家人则觉得我无论如何都不能错过剑桥。最终，我选择先去剑桥大学。由于英国的硕士课程是一年制，而美国硕士课程是两年制的，所以要是我一年后从剑桥硕士毕业还选择到美国深造的话，可以在获得英国硕士学位的同时把部分学分转到纽约州立大学完成他们的硕士课程。

最终2011年到2013年我先搬到英国再搬到美国，虽然顺利拿下了两个硕士学位，但也经历很多忐忑不安。剑桥大学是顶尖名校，无论从师资、学生素质、学术环境都是一流的。英国贵族式的高等教育体验也很特别，例如每周各学院的Formal Dinner和每年学院的May Ball，仿佛像哈利波特电影里的场景。来自世界各地的学生们穿上华丽的礼服，在觥筹交错间讨论世界大事。然而，英国在研究生博士生方面的培养跟美国非常不一样。英国偏向自由散漫，跟美国比较系统高压式的博士训练颇为不同。在港中大的时候，我的导师延续她在美国博士深造期间的风格，带着我参与研究、定期会面检查进度，有压力但同时也是动力。初到英国时，我却感到颇为不适应。导师很少干预、也很少会面，更多是鼓励我们自由发展自己的研究兴趣。可能是由于指导方式转变，我一度迷失了研究方向，并开始质疑自己是否适合走学术这条路。

左图为剑桥大学Formal Dinner

右图为笔者在剑桥大学硕士毕业典礼；每位学生都会双手合十跪下接受学位颁发人的祝福

总的来说，英美两个国家的博士培训方式各有利弊。如果是比较有想法、有不少研究经验，并且想要相对宽松自由的研究环境的学生，英国的大学大概是一个不错的选择；但若是像我那样比较需要导师指导、没什么研究经验、需要相对规律的外在约束的话， 可能美国的博士训练会比较适合。

图为笔者在SUNY Albany硕士毕业典礼

在英国学习了一年之后，我决定回到美国，并用一年的时间完成了SUNY Albany两年的硕士课程，与此同时，我还申请了包括纽约州立大学在内好几所美国学校的社会学及犯罪学博士课程。最终，我如愿进入到了我前导师钟华教授的母校—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并且师从她当年的导师Dr. Darrell Steffensmeier教授，成了钟华教授的师妹。

03

博士阶段

宾州州立大学的博士项目是从入学开始保证四年的奖助学金，只要学生成绩和品行良好，学费全免并且有每月的生活津贴及医疗保险。从博士一年级开始，我们就有机会加入不同的大课题组从事研究。我博士的第一、第二年是担任社会学系和宾夕法尼亚州政府审判委员会（Pennsylvania Sentencing Commission）合作的一个刑事审判研究课题的研究助理，主要是研究如何在刑事审判中引入一个再犯罪率风险测量指标（Recidivism Risk Assessment）。
研究助理的主要任务是协助系里的教授和政府工作人员进行全宾州审判数据的收集、整理和分析。作为一个海外博士生，这样的经历对发展自己的研究、学习处理大量数据和用研究来改善政策、以及认识美国社会问题和政府运作，都有极大的帮助。美国州政府里面雇请了大量研究经验丰富并有博士学位的研究员，他们透过分析处理数据，来帮助(inform)制定新政策或者修正旧政策。在这个研究过程中，我还有幸亲身目睹宾州相关政策的听证会和议员的辩论，并体会到要把学术研究转变成影响民生的政策的不易。

宾州州立大学是NCAA十大联盟Big Ten成员。每年赛季观看橄榄球赛是校园生活的重要部分

图为宾州州立大学校园

从第三年开始，除了继续从事一些研究刑事审判中性别及种族不平等的问题以外，我开始确定下自己的主要研究方向并且正式成为导师Dr. Darrell Steffensmeier的研究助理。在导师的指导下，我开始接触大量来自各国的犯罪数据以及各种量化分析方法，也开始跟导师合作出版论文，申请研究经费。这几年的研究训练都为我现在能成为助理教授，独立开展研究，出版论文，打下良好的基础。

我的毕业论文采用量化分析的方法，主要是研究社会变化及文化环境如何影响了不同年龄阶段的人口的犯罪风险。在美国或是西方国家，犯罪的人口集中在青少年人群。因此，在犯罪学领域有学者Travis Hirschi和Michael Gottfredson等人提出了犯罪年龄关系不变论（age-crime invariance thesis），认为年龄对犯罪风险的影响，在不同国家、不同社会发展阶段、不同人群之间都是一样的。他们认为，青少年犯罪率在任何一个地方都会相对别的年龄段更高，主要跟生理发展因素相关。如果这个论述成立，那生物学因素（例如荷尔蒙改变、脑部发展水平等）就会变成年轻人犯罪的重要原因，而社会文化环境因素对犯罪的影响就会被大大削弱。我的毕业论文就是基于这个进中西方犯罪历史数据的分析对并且反驳这一观点，以强调社会和文化环境对个人行为的重要性。

在博士论文刚开始选题的阶段，我本打算做一个东亚社会（包括台湾、韩国、日本）与美国的文化及犯罪人口分布比较。但是，随着时间推移，我发现要同时对多个社会进行深入的文化分析对比，并且在有限时间内完成论文，实在有点不自量力。当时，我博士论文的几位导师跟我说了一句话，我至今还经常对自己的学生说：“A good dissertation is a done dissertation. A great dissertation is a published dissertation. A perfect dissertation is neither.”意思是说写完了或出版了的博士论文才能算好论文。

我导师还一直提醒我，学术的路是漫长的，在写论文的同时也可以继续分析别的数据，未来可以有更多的课题，不用一个论文把他们都写完。于是，我最终将论文收窄到对比1970年至今台湾和美国社会变迁及犯罪人口分布，并且在犯罪历史数据分析里面引入了age-period-cohort分析的新模型，进行了一定统计方法学上的创新。我的论文，以及目前我跟导师继续进行的研究都显示，东亚社会的犯罪人口分布跟西方社会很不一样，严重暴力犯罪（例如谋杀或伤害）和财产罪（例如入屋盗窃）并不是集中在青少年群体；而且犯罪年龄的分布，随着这几十年的社会变迁，在东亚社会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个结果显示，社会和文化环境，特别是东亚地区中的家庭、社区、及教育系统对青少年社交活动的约束，东亚传统文化对群体和家庭的重视，不同于西方社会对个人化和独立性的强调，都对青少年犯罪越轨行为有一定的制约作用。这也反驳了西方学者认为青少年的犯罪越轨行为是生物发展自然现象而不受社会环境影响这一 论调。

在论文收集数据和撰写的过程，遇到的障碍无数，除了上面提到的需要不停收窄选题，还有数据收集和分析遇到的困难。由于我的论文需要使用详细的历史数据，台湾虽有非常详尽的历史犯罪数据收集，但1980年以前的数据都需要亲身到台湾的中央图书馆才能取得。因此，我申请了多个博士论文的研究经费资助，最终获得了校内的研究旅费资助，去了台湾国立图书馆扫描了早年的全部数据，搜集了很多台湾的社会和文化历史资料，并且约谈了几位台湾学者。

虽然在博士阶段早期我已经有量化研究分析的经验，可是论文阶段是我第一次独立搜集、清理、和分析各种数据。作为一个曾经的文科生，除了要阅读大量关于台湾和美国社会的犯罪学文献，我还开始学习各种编程语言用以清理历史数据，埋头硬啃统计学书籍以加深自己对各种量化模型的理解。尽管这个过程经常碰壁沮丧觉得论文写不下去了，但每次在模型成功跑出来以后都会有巨大成就感。

与此同时，在文章撰写方面也经历了被导师多次批评要求推倒重写的经历。一开始，每次跟导师聊完论文，都会回家默默地哭一场。到后来慢慢认真理解导师的建议，终于开始抓到重点，获得导师的认可。

现在回想，写作博士论文阶段，大概是为独立进行学术研究准备的最重要阶段了，也是从学生走向学者的第一步。这个阶段虽然一开始四处碰壁，对我来说可能是多年求学最沮丧最挫败的阶段。但与此同时，一旦自己摸索出道路，就如打通任督二脉，自学能力以及专业水平也是指数式增加。同时也非常感激导师的严格要求和对我的不足之处直言不讳。没有写博士论文这些日子的磨练，我大概现在也不可能独立自己开展研究。

攻读博士学位和完成博士论文，是一个需要有很强抗压能力的过程，因为可能面临不停否定自己、接受打击，然后再振作起来重新出发。能够进入博士课程的同学们，无一不是在以前学校的佼佼者。在一群优秀的人里面，往往容易慢慢磨灭了自信、失去方向。这个时候导师、家人、朋友的支持，以及自我的肯定，就显得尤为重要。在美国读博士的几年期间，一起入学的小伙伴中，有获得非常好的教职的，也有因为不喜欢学术圈而转行的，更有因压力太大而出现心理问题导致中途退学的。正如我的导师经常说的那样，发现学术的道路不适合自己，没有必要觉得羞愧；能够在学术道路上走下去固然好，但人生还有很多可能性。

04

社会学博士的出路

社会学博士毕业的工作出路有很多种。我的博士班同学中，有走学术道路的，有进州政府及联邦政府机构当政府研究员的，也有一部分进了企业的（例如进Facebook和Amazon等科技公司的成为研究员或者数据分析师）。走学术道路的话，也分几个种类，包括一流（R1）研究型大学的有终身教职可能性(tenure track或简称为tt)教职，还有比较侧重本科生教学的R2-R3大学或者文理学院（liberal  arts  colleges）中的tenure track教职，还有临时的讲师（instructor）或者visiting professor等，以及近年也越来越多社会学博士后职位。

选择不同的道路，意味着博士学习期间需要有不同的侧重点。例如，我的同学准备要进联邦政府或者州政府工作的，通常会在博士第三年就开始申请这些政府部门的暑假实习，实习顺利的话，就能建立关系并且拿到毕业以后的工作机会（job offer）。科技公司也是同理， 需要提前申请实习。如果计划申请R1研究型大学的tenure track 教职的话，最重要的准备则是学术成果，特别是在领域内顶级期刊上发表文章；而准备申请R2-3 教学为主的大学或者文理学院的教职，则需要积累教学经验，发表学术文章相对来说没那么重要。因此，在博士阶段，我们通常建议学生认真想清楚自己毕业之后想做什么。各种出路没有高低贵贱，只有对于个人而言的合适与不合适。想清楚以后，才可以更有效地利用博士学习几年的时间来准备好自己。

05

教职面试

北美社会学的就业市场，通常都是每年的八月份正式开始。十月开始，R1研究型大学在经过首轮的电话/视频面试或者其他方式筛选后，开始邀请三到五位最后入选（shortlisted）的申请者到校园面试（on campus interview）。然后再从校园面试者中，挑选一个或者多个入选者发出聘书（offer）。校园面试通常是两到三天，正式面试从下飞机那一刻就开始了，其中包括做一个学术讲座（job talk），跟不同的教授会面，跟研究生会面，还有其他社交场合，包括同系里面的教授和学生同进早、午、晚餐等。基本上除了上厕所和回到酒店是自己的时间外，几天全程都处于备战状态。
除了需要准备精彩的job talk来讲述自己研究项目的价值之外，还需要有良好的社交沟通能力，了解不同教授的研究背景便于见面时能有话可聊。对于华人学生来说，最难的莫过于饭桌间的闲聊 (small talk), 需要在跟未来同事的沟通中, 既专业又不失分寸地展现个人魅力。在我后来拿到工作聘书之后，有同事就跟我说，你的job talk和你的研究很棒，可是你在跟我们吃饭的时候太安静了，我们都很难了解到你，我们差点就错过你了。后来，我开始默默在跟同事出去吃饭social的时候, 观察他们如何谈笑风生，怎样找话题。这些技能在我第二次上market面试的时候帮助不少，也让我后来与美国学者在学术会议等社交场合的交往变得更加自如。

笔者2018-2020年任教的南佛罗里达大学

06

学术双职工的苦尽甘来：谈谈Spousal Hiring

在宾州州立大学开始博士学习的第一年，我遇到了我现在的先生。当时他也是第一年入学的博士生，就读于化学系。整个读博士的五年中，我们互相扶持，一起熬过了很多科研的迷茫和沮丧的阶段，虽然最终我们各自的科研成绩都不错，但没想到更大的考验则是在找工作的时候才到来。

笔者与先生于登记结婚当天于宾州州立大学校园拍照留念

我跟先生的职业目标都是寻找R1研究型大学的tenure track教职。但求职过程中发现要平衡家庭和事业实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在我先生从事的科学领域，R1研究型大学的tenure track教职通常只考虑有博士后经历的人，我先生需要到另外一所学校进行两年的博士后研究，才能申请R1研究型大学的tenure track教职。也就是说，就算我们能够找到同一个地方的工作，两年后可能还是重新上market再找工作。最后，我们慎重考虑后决定可以接受刚开始时异地工作。很幸运地，我们都拿到不错的职位offer。在2018年夏天，我前往南佛罗里达大学犯罪学系担任助理教授，他则前往多伦多大学进行博士后。

学术圈有一种特有的招聘机会叫spousal hiring，也就是在配偶的一方拿到offer之后可以跟学校商讨offer的条件能否包括同时聘用其配偶。Spousal hire可以要求双方都是tenure track的教授，这种spousal hire的难度相对较大；也可能一方被聘为教授，另外一方被聘请为学校行政人员或是讲师（instructor），这种spousal hire的难度相对较小。在美国，特别是位于在工作机会相对较少的小城市的学校，为了吸引人才，spousal hire的机会相对较大。例如在我读博士的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很多教授的配偶都是通过spousal hire在大学里面找到工作。

在异地工作的第二年开始（2019年秋），我们准备再次上job market找工作。由于我先生的科研领域需要大量启动资金（start-up funding）建设实验室和购买仪器的，而我社会学系需要的研究经费相对较少，所以我们决定先由他申请，在他拿到offer之后再跟对方学校讨论能否聘任我的事宜。最终，我先生拿到了十个校园面试，两个offer。经过他与学校的商量，SUNY Buffalo的社会学系同意给我tenure track 助理教授的面试，而另外那个学校则表示短时间（一个月内需要回复offer）增加tenure track line的难度太大，只愿意给我instructor或者是研究员（research associate）的面试。最后，我通过了SUNY Buffalo社会学系助理教授职位的面试，一个星期以后，我们夫妻接受了SUNY Buffalo的dual offer。

在我先生找工作的后半段时间，正值美国新冠疫情爆发，很多高校都临时冻结了所有招聘工作，其中包括一些他接到校园面试邀请的学校。庆幸的是我们在忐忑等待之后，终于签下了梦寐以求的双教职的spousal hire。我们总结了一下能这么幸运拿到这次机会大概有这几个原因：第一是因为SUNY Buffalo的社会学系和化学系同在文理学院，由同一院长管理，沟通方便，对spousal hire的政策也相对支持；第二是我的研究领域正好与SUNY Buffalo的社会学系需要的领域对口，他们正在拓展犯罪学和刑事司法方面的课程；第三是跟我们这两年为再次上market的准备有关，我们深知要拿下两个tenure track的spousal hire的难度很大，所以这两年间都非常努力地发文章和申请研究资金，以提升各自的竞争力。

在2020年的夏天，我们终于在两年异地分开后、在新冠疫情让一切变得更艰难的时候，一起搬到了纽约州的布法罗(Buffalo)开始新生活。感谢我先生从一直对我事业的支持和尊重，从来没有因为我是女性就要求我迁就他。在毕业前开始找工作时，周围就有很多来自家人和朋友的声音，大家都觉得女性不需要那么好强，觉得我应该妥协跟在我丈夫身边支持他的事业。在我自己都开始怀疑是不是应该要放弃当tenure track教授的目标重心转向家庭的时候，感谢我先生一如既往地鼓励我，并且在艰难的两年异地中，在自己努力的同时也不停给我打气，让我相信我们可以一起实现目标。

现在回过头看，很感恩我这十年走过的弯路和经历过的磨练，最大的收获大概是一颗具备抗压能力的平常心。走一点弯路受一点挫折不算什么，在低潮时也不能放弃努力积累，坚持到底，总会等到柳暗花明又一村。

作者简介

卢韵媚

作者卢韵媚博士，现为纽约州立大学水牛城分校（SUNY Buffalo）社会学系助理教授 。2011年毕业于香港中文大学社会学系，2012年获英国剑桥大学犯罪学硕士学位，2013年获纽约州立大学奥尔巴尼分校犯罪学硕士学位，2018年获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社会学博士学位，2018-2020年曾任南佛罗里达大学犯罪学助理教授。她的研究兴趣主要是通过收集不同国家及地区的历史犯罪数据以及刑事审判数据，分析不同文化背景以及社会变迁对犯罪人口年龄分布、大众对犯罪问题的看法、以及刑事审判结果的影响。她的研究论文曾发表在Criminology, Journal of Quantitative Criminology, Justice Quarterly, Rural Sociology, British Journal of Criminology, Crime & Delinquency等期刊上。如同学们对社会学、犯罪学博士申请有兴趣，或想了解北美社会科学的就业市场（Job Market）及学术双职工特别是女性求职问题，欢迎联系（[e-ma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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