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士炼成系列 - "从北京到美京：我的跨国学术旅途" I 陈皓
编者按
本期推送美国弗吉利亚大学历史系博士研究生陈皓同学的一篇文章。他回顾了几年来从北京到美国的求学历程及心得体会。希望能够给年轻读者们提供一定的帮助。感谢作者的支持和授权本公号首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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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北京到美京：我的跨国学术旅途
文 I 陈皓
前言
个人介绍
在燕园初尝研究之乐
2014年，我考入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开启湖光塔影下的四年大学生活。总的来说，无论是基于GPA（绩点）还是其他任何评价角度而言，我远不算是学校或系里的优秀分子。在浮躁的心态下，初始时幻想着沉浸在大师和名著中汲取养分，用一篇“天才级”的论文为大学生涯画上完美句号的想法，与最终应付了事的现实南辕北辙。在充分享受了本科生活的轻松和快乐之余，如果说有几件为我此后的经历甚至整个人生产生很大影响的事，大概就是以下几个方面了。
首先，北大的“自由放任”风格和历史系充足的学术训练不知不觉中培养了我的研究能力，并且形塑了我的研究风格。对比中美不同的本科学习模式，最明显的差异无疑在课程的多寡上。每每同美国友人提起中国的本科生每学期动辄十多门课程的生活，他们瞪大的眼睛像是到了火星一般，而他们反问的问题自然是我无法回答的：你们如何在每学期上这么多门课的情况下完成阅读任务、积极参与课堂、并最终取得丰硕的个人收获呢？难以否认，国内本科的培养模式重量不重质，再努力的学生也很难在疲于奔命中保质保量。
北大虽给予了尽可能多的选课自由度，但在上述问题上也不例外，不过，我的很多课程的老师所秉持的一种“自由放任”理念在客观上给了我用“二次选择”平衡这个问题的机会。很多老师摒弃了点名的出勤考核，摒弃了教材，也摒弃了死记硬背的客观考试方式，使得我有更大的自由游走于十几门课的课堂内容之上，在过量的修课负担中发挥能动性地“二次选择”。我能够根据自身兴趣和需要有所侧重，有些课程匆匆“水”过，有些课程恨不得把老师的话逐字刻在心里。同时，超越了教材等死板内容的局限，学生能有更多机会接触研究前沿，能够把更多时间用于广泛涉猎，即使这些涉猎从追求较高GPA的角度来说并不很值当。“自由放任”的考核方式让我的一系列“二次选择”虽无法得到完美GPA，却不至于严重损害它，这大概是在国内现行本科制度下还不错的一种平衡吧。
最重要的是，北大历史系的学术训练从大一迈进系门的那一刻就开始了。系里的绝大多数课程以论文写作为核心甚至唯一的考核要求。到毕业前，历史系的学生还需完成大三一篇学年论文和大四一篇毕业论文，而这是两篇相当长的研究论文。虽然从学生就业发展的现实角度考虑，北大历史系从本科开始就以培养历史学者为目标的训练或许值得商榷，但这无疑对有兴趣于学术研究的学生是再好不过了。
还记得刚经过了高考连论文是什么都不知道的我，在大一上学期就跑到北大图书馆翻看硕博士学位论文，从引注、格式到结构完全自学。大一下学期在一门小班研讨课上，第一次使用原始资料（primary sources）写作了一篇关于晚清铁路建设的小文，后来在全国大学生历史学论坛上拿了十佳论文奖。大二去台湾大学作交换学习，接触到了藏在台湾的大量国民党史和中华民国史档案，从此迷上了去档案馆发掘档案文献做实证研究的兰克（Ranke）史学。从台湾回来，系里的社会史研究课程赞助同学们几人一组，选择地方性的小题目，利用暑期去全国各地做档案和田野研究。我和同伴们在广东研究一个村子的“人民公社”，每天不是起早去档案馆查阅和复制资料，就是去村里和人聊天。回到北京后，靠着一大箱子寄回来的一手资料，我们组写作了近五万字的报告，有幸获得了北大挑战杯学术竞赛的特等奖。而此时的我，还仅仅是个刚开始大三的学生，却已经收获了独立档案研究、田野研究、甚至论文答辩等经历。后来当我和美国朋友们聊起来时，大学毕业都甚至无须撰写论文的他们自然也是相当惊讶。在此并不想探讨各种培养模式之优劣，但我的本科训练确确实实为我在美国读硕博期间的顺利打下了扎实的基础。
北大校园
如果说这些训练坚定了我继续深造的信心，那么我的学年论文和毕业论文的课题则让我开始把眼光投射向大洋彼岸。历史学的科学化诞生于欧洲近代民族国家体系建构的年代，这门学科从一开始便与民族国家（nation-state）拴附在一起，不仅以国别划分次领域（sub-fields），且与政治需求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民族主义史学经久不衰。我的论文检视国民党在上世纪20-30年代的海外党务与党内意识形态纷争的互动，这当然是一个非常传统的中国史、政治史题目，但是，当我的研究逐渐深入，百年前旧金山的唐人街、南洋的商路、连接海内外的现代通讯和大众媒体等富有趣味的跨国现象（transnational phenomena）将我吸引进了另外一种想象——跨国主义（transnationalism），既是学理意义上的研究视角，也是个人人生的现实探索。被美国人文和社科学界近四、五十年来在方法论和框架层面上的革新所震撼，同时也在希望个人生命层面上切身实践，我的个人发展轨迹也随着研究视角一同走向了跨国。
在美国游走于人文和社科，历史与当下之间
2018年仲夏的一个雨天，班机在华盛顿杜勒斯国际机场着陆一刹的剧烈颠簸把我从迷糊中摇醒。第一次踏上美国的土地，即便是早就看了好几个月的资料，做了充分的心理准备，我依然清晰地记得那时兴奋和不知所措的样子，走在路上的每一脚都像是踩着棉花般的软。硕士入读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高等国际研究院（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School of Advanced International Studies, SAIS），是一所美国数一数二的国际关系、国际事务的研究院。学院是坐落在华府马萨诸塞大道上的两栋小楼，虽无校园，也与遥在巴尔的摩市的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主校区几无瓜葛，但是学院的位置无疑对这个专业来说是得天独厚的。从学校即可望见白宫，整个街区不是各国大使馆，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这样的国际组织，就是顶尖的国际关系智库，像是马路对面的布鲁金斯学会（Brookings Institution），政治和国际事务是这里的两大主题。
约翰霍普金斯大学高等国际研究院
作为以研究历史为主要兴趣的我，似乎闯进了一个他者的领域，身边的同学们不是在为美国国务院写着政策报告，就是在国际金融行业分析着市场状况。常自嘲道“我来SAIS是来错了”，就连朋友和父母也一度以为我改换了专业，直到一年后我提交了博士项目的申请，大家才发现我还是在历史学的老路上走着。
诚然，我的硕士学位和课程均非历史学范畴，学院的培养也是职业实践为导向，每年凤毛麟角的几位入读PhD项目的毕业生也大多在政治学领域耕耘。甚至在申请博士焦虑之时，我也一度严重怀疑是当初若是选择了其他学术导向的历史学或东亚研究的硕士项目，我的博士申请将更为加分。不过人生就是这样，每种选择都有每种的道理可以自圆其说，我也就试述我这条路的道理，自我陶醉中也应有几分逻辑。
正如我在北大后期时的感受，跨国和国际事务对于我的吸引越发高过民族国家的藩篱，不论在研究中还是生活里。因此，选择来到国际政治的中心入读国际事务的名校是我个人学术和生命历程里相当宝贵的承上启下。国际政治、经济和外交方向的课程令我在博士申请文书里更为自信地描绘我是一个国际史（international history）、跨国史（transnational history）的研究者。此外，学院对当前事务（current issues）的探讨和关注，让我时而流连于我喜爱的历史议题之中感受实证和客观，时而被拉回到对现实政治甚至未来的略显主观的分析，久而久之，我的大脑在反复的折返跑之后开始在两者之间建构更多的联系。历史和当下不再是割离的，传统的实证主义（positivism）、客观主义历史哲学也越发遭到批判，我对历史的研究也不再只是为了“穿越”到过去去看过去发生了什么，历史研究也是理解当前世界的重要部分，而当前世界的现象也为历史学者提出和提供了新的问题，历史学者不仅仅是历史的“旁观者”，而是有着能动性（agency）的“操作者”。
这样的思想无疑在中国历史学的领域内是有争议的，许多历史学人并不乐于回答“研究历史有什么用”这个问题，因为很多人主张历史学的研究就是为了探求过去，而不应该有那么多的现实功用参杂其中。“历史应不应该是客观的”在后现代主义史学（post-modern history）并不风行的国内更是一个鲜有讨论的话题。但是，以我在美国历史学博士课程中获得的浅见而言，美国的历史学者非常乐于讨论、参与甚至撰写当下现实，也早已对传统的实证主义做了超越。
我的老师威廉·希区柯克（William Hitchcock）是一位冷战史专家，他带领我们阅读了这一主题下的新近著作，对其中研究历史来回答当前问题的那些，例如他的同窗马修·康纳利（Matthew Connelly）的名作《外交革命：阿尔及利亚的独立斗争和后冷战时代的起源》（A Diplomatic Revolution: Algeria’s Fight for Independence and the Origins of the Post-Cold War Era），他赞不绝口。康纳利的著作是一部关于阿尔及利亚独立战争的研究，可是它回答了更大的问题：为什么冷战结束了世界依旧不得太平？这部探讨了冷战东西对抗（East-West confrontation）掩盖下的南北矛盾和文明冲突的著作成为我们理解9·11、伊拉克、阿富汗、ISIS等一系列当下事件的必读，尽管这本书里并不会出现伊拉克或阿富汗。
2020年见证了川普主义（Trumpism）掀起的风浪，当世人好奇地问道为什么会有川普主义时，政治学家给出他们的分析，经济学者做出他们的判断，社会学家抛出了他们的看法，那我们历史学者呢？希区柯克教授的课堂虽是历史课，我们师生五人却一次次地在讨论历史中提及川普，甚至有的同侪已经将探究川普主义的起源融入了他的博士论文选题之内。教授本人也是身体力行，他组织了讨论美国民主的公共知识分子平台，每周录制播客（podcast），既讲述历史，也观察当今。正如希区柯克教授反复跟我说的一句话一样，博士论文也要有大的想法（think big），美国的历史学并非独守象牙塔的一角，而是怀有并鼓励更大的野心（ambition）的。
当然，强调这些并不是要历史学人以探讨当前事务为中心，历史研究毕竟是以对过去（past）的重建、解读为学术本体的，由于过去和现在具有客观的时序因果联系，对过去的研究自然有助于理解今天，而今天发生的事情也必然会对研究者看待过去的眼光产生影响，其核心就是研究者自己的能动性。需要指出的是，并非每位教授、每个学科分支都有这样的思路，但我想当我的申请材料摆在桌上，教授们讨论并决定录取我这位本学科出身，中途“跑偏”，现在又要回来的申请者，我的“跑偏”之旅大概也有它独特的价值吧。
华盛顿的樱花节
从学院的位置遥望白宫
在美国人文学科的博士申请
2019年恐怕是我高考后最为忙碌和有压力的一年，连好友都说平时嘻嘻哈哈的我怎么连着在图书馆一天天待到晚上闭馆。虽说在美国读博士的想法从在北大的时候就已坚定，并不太存在去找个工作或者尝试其他路径的挣扎，但是越是这样，就越发有仅此狭路一条、只能取胜不能失败的压力，因而下决心必须至少要获得一个offer（录取）。
纲举目张，在这条纲领的指导下，菜鸟申请者的天真（naïveté）在开始阶段充分暴露。既然要尽可能确保拿到offer，那自然是申的学校越多越好，甚至还应该跨专业、跨项目申请，广撒网才能保证有鱼吃嘛。现在回想起来，当时我在系主任毛学锋（Andrew Mertha）教授的办公室里，把这套理论吐沫横飞、洋洋得意地说给他听时，他没有笑出声来就已经是对我最大的尊重了。我的错误在于，没有意识到博士申请确实是纲举目张，但纲不是数量，而应是申请者的研究计划。
博士申请最重要的材料就是statement of purpose（sop，目标陈述），其内容应该包含研究计划，相关背景以及为什么选择该校三个环环相扣的有机部分。其中，研究计划无论从篇幅和结构上来说都应该是最重要的核心，也是整个申请材料包的核心。研究计划（research proposal）又可包含选题背景、前人研究情况、你的思考和计划以及选题的意义等等，研究计划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其他一切的材料和申请过程的行为都应该围绕着它来服务。申请材料要用来证明为什么申请人有资格和潜力做这个课题（通过标化成绩、之前的研究和工作经历、推荐人的证词等），申请过程中的行为（选校、“套瓷”、申请、访校等）要用来使双方确认这个课题适合在这个学校的这个项目完成（通过匹配老师的旨趣、项目的特色、学校的资源、地理位置等）。因而，我最初的广撒网想法在根本上违背了这个方向，因为一个经过打磨的研究计划是特定的、明确的（specific），在历史学这种人文学科的特点下，这也就决定了只有一部分学校、一部分教授是可能与该计划匹配（match）的。
向前一步说，其实一个好的研究计划和申请者之间也是匹配的关系，因为研究计划不是一时兴起、拍脑子想出来的。主观上，它是申请者从个人多少年来的学术实践中不断思考所形成的，客观上是体现了申请者多少年来所作的切实准备。一位申请者的背景经历决定了他的研究计划，这份计划书反映了他的背景，而它的申请目标，则取决于美国哪些学校、哪些项目、哪些老师是匹配这个课题的，假如哈佛大学没有研究这一方向的老师，那么他再喜爱哈佛大学也不应该申请，因为即便申请了哈佛，结果也是可想而知的。
可惜的是，大量的申请者不仅在申请前没有搞明白这个关键问题，在收到失败的结果后依然难以跳脱出思维的胡同。举一个夸张的例子，如果我申请去做爱因斯坦的博士生，我自然会被拒绝。很多人会认为我被爱因斯坦拒绝是因为他老人家太厉害、我成绩不够、本科学校不够好、托福GRE太低，推荐信不是大牛的强推等等。可是，就算我是哈佛毕业，所有客观成绩都满分，推荐信全来自业内顶尖，我也不可能被爱因斯坦录取。为什么呢？因为我是学历史的，我是研究近代中国历史的，而他是做物理研究的，我们俩根本上就不匹配。当偏离了航道，再多的马力也无法让舰船到达目标，徒费力气。
这个笑话告诉我们申请的核心在于“三位一体”的匹配，申请人的经历和背景、申请材料所述的研究方向、目标院校和老师的研究旨趣。此“三位一体”在很大程度上并非临时主观建构，而应是水到渠成。当我在懵懂的本科生涯中徜徉时，那时的行为和选择就已经会在未来和我的研究计划产生关系，也会逐渐在冥冥中决定我的潜在的申请目标院校、甚至未来导师。彼时我在一次次的十字路口选择了北大历史系、去台湾作了交换生、闯入跨国史、负笈花旗国、攻读国际事务硕士……这些就像我更早时选择文科而与物理学“萨扬娜拉”一样对我未来的博士申请产生影响。多少年来一次次的点滴经历聚集起来，也就打磨出了我的独特的研究计划，勾划出了我适合的院校、项目和老师，更形成了独一无二的学术个体和生命个体——我。
因而，当我把自己的研究计划写下来，打开每所学校的官网细细阅览每位教授的资料，我幡然醒悟。不论是要撒多大的网，与我匹配的鱼就那么一点，在那之外撒的网就像是我去申请物理学的博士一样，不可能也不应该收获录取。即使侥幸收获录取，如果我坚持要完成我的计划不愿更改的话，那么我也应该婉言谢绝。阅读教授的资料、简历、研究方向也对我进一步修改申请文书起到了重要作用，因为“三位一体”的匹配既是线性的，也可以是循环的。可能绝大多数申请者作为领域内的小白，最大的缺陷就是对学科的发展缺乏了解，以历史学为例，申请者需要多掌握近三五十年来的史学史（historiography）、史学方法论、史学理论和前沿趋势，而除了阅读相关文献，浏览目前全美历史学者们都在做些什么自然也能给申请者以直观感觉。
另外，与各校教授联系，也就是俗称“套瓷”的工作，在我看来也需要围绕研究计划展开。这一步骤要在尽早梳理出较为成熟的研究计划后才能落实，因为每一个明确的研究课题都仅匹配有限的一些教授。可能大家要问，既然课题和潜在教授业已明确，为何还需再去联系老师们呢？没错，这恰恰是对“套瓷”的作用见仁见智的原因。私认为，“套瓷”的目的既不是套近乎、也不是探底细，而在于两个方向：第一，从官网上了解到的信息必然有限，拿着研究计划直接联系老师能够更加确定是否真的与老师的旨趣匹配、这位老师是否真的是我合适的导师人选；第二，老师的回应不论多寡，都可能起到帮助我们进一步完善和修改研究计划的作用。总之，只有在形成了自己的研究计划和确定的研究方向后联系意向教授，才有可能收获有价值的点拨，也才能够完成“套瓷”的真正目的。
尽早综合考量自身背景和学科发展，思考出一个明确的研究计划，根据这一计划准备其他的申请材料和标化考试来服务这一计划，选择恰当的助研、实习等实践配合这一计划，围绕着计划完成选校、“套瓷”、提交网申、访校等一系列申请动作，这样的“以研究计划为纲”是博士申请者需要牢记在心的，而博士期间的寒窗也是为了最终实现这一计划。
最终，我拿到了四个学校的offer和一个学校的waitlist，当选择的权利反交到我手里后，我对上述“三位一体”匹配的理解更为深刻。其中有一所学校，在专业排名、地理位置、奖学金等各方面都更为优渥，访校时与老师的交谈也甚是和谐。白天的我还在装模作样地纠结，可是当我在夜晚扪心自问，到底我的研究兴趣和未来计划是不是更加符合这所学校所提供的一切时，我的选校就自然有了答案。
读博第一年的初步印象
在疫情肆虐的2020年，我的博士之旅也在弗吉尼亚大学开始。作为本级唯一一个研究东亚史的学生，虽然似与主攻欧美历史的同侪间隔鸿沟，但这也给了我更多的机会接触整个学界的前沿，而非仅仅局限于东亚史的一隅。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到美国研究中国史？”虽然我常以“难道做津巴布韦历史课题的学生需要到津巴布韦大学读博士才最好吗”打趣，但其中的道理我在博士第一学期的学习过程中就有了清晰的体会。
弗吉尼亚大学校园
正如反思单纯以国别和地域划分这个学科的不当一样，小到一篇研究论文，大到一个学者的研究兴趣，除了地理区域方向（geographical focus），重要的还有主题方向（thematic focus）和研究方法（approach）。即便拿到一本关于拉丁美洲历史的著作，可能整本书的大多史实我都毫无了解，也不感兴趣，但是它对巴西少数族群的书写可能与我研究中国民族问题、身份认同有着主题层面（thematic）的相关性，它使用语言学导向的新文化史的研究方法可能使我在方法论上获得启迪。
这也告诉了我们应如何技巧性地面对美国博士课程和资格考试如山的阅读量：每一本书都不应该是每一页、每一个字都对我们有同等的重要性的，在海量的阅读中精确地找到几丝对自己的研究最有价值的东西去咀嚼，吐掉大量的“废话”，自然就会大大减轻消化系统的负担，而对研究者来说最有价值的往往是关于主题和方法的东西。正如我的老师刘晓原（Xiaoyuan Liu）教授告诫我的，比起事实性问题（factual questions），历史学者真正要回答的是概念性问题（conceptual questions），这不仅仅是对于论文写作而言，也是日常课程和阅读的要旨。
作家柳青言道，“人生的道路虽然漫长，但要紧处常常只有几步，特别是当人年轻的时候。”历史学家的研究建立在时间先后所产生的因果逻辑的基本假设之上，一步步走来，学术历程中的每一步都对我的后续产生影响，特别是关键的几步选择甚至会决定很多事情。学术人生也是人生的一部分，一个人的生命历程里的点滴就像一双双无形的手，捏塑着这个人的一切。我想我洋洋洒洒的讲述是我的个人故事，在某种意义上也是每个人的故事，而且这个故事早已超越了学术经历的本身。
本期编辑 罗清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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