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文化政治与中西关系史再思考—陈利教授在社科院近史所第119期青年读书会谈《帝国眼中的中国法律》

元旦快乐

本期推送陈利教授最近社科院近史所所做学术报告的文字总结。

祝云里的新老朋友们在新的一年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平安喜乐！

跨文化政治与中西关系史再思考

——第119期青年读书会

陈利教授谈《帝国眼中的中国法律》

讲座总结：李稳稳

     2020年12月17日上午，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第119期青年读书会以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举行。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历史系陈利副教授应邀作了题为《跨文化政治与中西关系史再思考——谈<帝国眼中的中国法律>》的报告。陈利以其新书《帝国眼中的中国法律：主权、正义和跨文化政治》为基础，从全球史的角度讨论了中国法律的跨国表述，探析中西文化差异的建构，及其背后的权力政治。报告会由本所革命史研究室冯淼博士主持，美国马里兰大学宋念申副教授、本所《近代史研究》编辑部胡永恒副编审、中外关系史研究室李珊博士和晚清史研究室汪颖子博士担任与谈嘉宾，所内外同仁150余人参会。

      陈利老师首先介绍研究中所涉及的主要问题、概念和理论兴趣，结合其三换博士论文题目的经历，讲述研究缘起。他坦言，最初是想研究清代的司法幕友，后转为研究清末民初的法律改革。后者涉及的国际关系和政治背景较为复杂，假如仅关注19世纪末或鸦片战争之后的研究，便很难将清末法律改革背后的历史动因和变化解释清楚。因此，他决定暂时搁置清末法律改革这个题目，将研究时段向前推移100多年，开始研究17世纪末至19世纪上半叶的中外关系、中外法律纠纷以及中西法律异同和现代国际政治的话语体系是如何形成和传播的。他认为，这对深入理解清末民初的法律改革非常关键。假如没有梳理清楚前面这一二百年的历史，我们便很难摆脱长久以来以保守/进步、传统/现代、中国/西方等简单的二元化分析论证模式，也难以更加全面地呈现清末新政中变法者和反对者的复杂角色和重要历史作用。

      通过多维度的综合研究和跨学科的分析方法，陈利重点分析了中西文化边界是如何在具体的历史场景下构建发展出来，同时受到质疑，但仍被制度化并政治化，以致最终成为国家政策以及发动战争的法理和道德依据。他认为，这种所谓的文化或文明边界，并不是亨廷顿等人所认为的超越历史的先天存在，而是在具体历史条件下跨文化的政治力量互相竞争和人为构建演变的结果。这种构建演变而来的所谓文化/文明边界再不时地被政治化，成为国际纷争的理由。陈利指出，应将身份认同和（民族/国家）主体性理解为通过话语表达和具体实践所构建出来的结果，而不是一种既定客观事实。他在书中历史性地分析解读了对中国法律和社会的跨国表述。分析中，他将构建文化差异与文化身份认同的过程，视为国际势力消长时中西接触带边界形成和演变的过程。

      接着，陈利简要介绍了该书各章节具体研究的核心问题。第一章考察中英“修斯夫人”号纠纷案始末，呈现帝国档案的建构和诠释，以及档案生产与大众舆论、主流媒体和国家外交政策的互动，揭示了档案文献形成背后的权力政治。第二、三章梳理西方对中国法的认知过程、知识生产以及中西现代性的相互构建。第四章从情感史的角度讨论情感主义、帝国意识形态、合法性表述之间的关系，考察中国刑罚的全球景观对中国现代形象和自我身份建构的影响。第五章讨论第一次鸦片战争中的法律和帝国，重新审视鸦片战争前中西关系以及该战争的后果。

      陈利副教授的研究颇具现实关怀，从近世中西文化政治往来的语境出发，回应西方学术理论分析模式的局限。首先，他的研究大幅修正和拓展了中外“接触带”这个概念。他指出，“接触带”不仅包括特定物理空间的接触，还包括文化空间、话语空间，甚至是思维想象空间中的接触。他还指出，在1840年前二三百年中，中西接触带并不是完全由西方殖民国家所左右，而更多时候是由中方所控制。

      其次，他深度剖析 “帝国的法律形成”和“法律的帝国形成”这两个相辅相成的过程，呈现帝国和法律在近现代国际秩序形成过程中的互相影响、互相塑造的关系。他认为需要重新深入挖掘和审视关键历史事件或时刻，并对其进行重新解读，从而解构西方构建出来的宏大历史叙事。

      再次，他揭示并批判帝国主义和东方主义的内在矛盾和张力。从全球史的视野阐释近现代帝国的性质、运作、合法性来源以及中西文明冲突论的缘起，揭示近代中外关系演变的政治文化逻辑。

      围绕治外法权、帝国与后殖民主义理论、自我东方主义的张力等问题，四位与谈嘉宾与陈利老师展开热烈讨论。与谈人胡永恒老师认为，报告内容非常充实，知识密度非常高，很受启发。他指出，陈利通过阅读原始报告，重新审视“修斯夫人”号事件，发现英方表述中自相矛盾的缝隙，从而质疑西方关于治外法权的话语体系，对费正清、魏斐德和史景迁等史家的结论产生一定冲击，这是非常重要的学术贡献。他建议，报告若能从个案开始讲述，而不是从理论和问题出发，当时的听众或许更容易理解。胡老师还谈到以下几点启发：一是多反省自身的学术体系和知识来源，才能得出更为客观的结论。二是多进行长时段研究，无需恪守1840年这个界限，可根据研究需要将时段向前推移。三是破除对档案的迷信，警惕文本形成背后的权力政治。

      与谈人李珊老师高度评价陈利老师的研究，认为他的新书是西方学术界后殖民主义理论运用于近代中国史研究的典范，书中跨学科的研究方法运用得很成熟，从认识论的角度看西方对中国法律和法制的书写和话语，也很有启发性。不过，她也指出，若将治外法权放置在广州体制乃至整个鸦片战争前的英国对华贸易机制中来看，书中对“修斯夫人”号案件整个语境的交待略显不足。李珊老师还提出晚清士大夫对中国司法和法律的自我审视，用“东方主义”或“自我东方主义”来概括是否准确的问题。

      与谈人汪颖子博士结合自身的研究，分享四点学习体会：第一，跟着研究兴趣走，回到档案本身，或许会有意外收获。第二，重视档案的使用方法，建议利用档案与其他资料进行互证研究。第三，运用跨学科的研究方法，将以资料为基础的历史研究进行升华，从而达到不同学科、不同研究方向的交流。第四，要有现实关怀，尝试理解双方的差异化。她觉得需要进一步斟酌“主权”这个概念的使用，因为“主权”概念的形成和运用更多是在晚清之后，而书中的时间段是在1840年之前。

      与谈人宋念申老师表示，陈利的新书具有很强的现实关怀，挖掘了欧洲帝国和法律霸权之间的相互关系，意义重大。他认为，今天我们依然生活在殖民现代性建构的帝国秩序之中，而陈利的研究解构了殖民现代机制所谓的合法性话语权力。但是，如何走出与殖民主义不同的现代道路，这是新一代学人需要共同努力的一个方向。另外，中国在与西方的交往中曾处于强势，但需要区分现实中的强势和知识话语中的强势这二者之间的差别。他指出，陈利这本书的学术贡献更多的是在帝国研究和西方近现代(法律史)研究，而不仅限定在中国法律史的研究，书中揭示的对立关系也是全球范围内殖民与被殖民者之间的对立关系，而不只是中国和西方的对立关系。最后，他还想知道，书中为何选择formation（形塑）而不是construction（建构），使用帝国（imperial）而不是帝国主义（imperialism）的原因，以及关于中国问题意识的帝国研究，和后殖民主义理论引入中国问题讨论由此产生的理论边界的问题。

      在自由讨论环节，陈利副教授回应了四位与谈嘉宾及线上师友的提问。针对李珊老师的疑问，他表示，治外法权只是本书关注的一个方面。这本书并不只是为了回答这个问题，而更多的是研究知识体系、知识生产和权力政治之间的关系，关注档案和历史发展过程中的关系。这本书最核心的观点是讨论文明的差异是如何被建构出来的，不同文明如何变成不可调和、不可沟通的等级和对立关系，旨在挑战这种所谓的文化不平等，从而揭示西方整套话语体系的制度化、法典化、自然化和正常化的过程。针对汪颖子老师关于“主权”概念的问题，他回应到，书中对“主权”概念进行了定义，虽然它与现代西方的“主权”含义有所不同，但概念定义清楚后完全可以使用。如果研究清朝历史不能使用“主权”这个概念，实际上等于抹杀了清朝人和研究清朝历史学者的主体性，这样便无法与研究西方的学者进行对话，而目前研究中国的很多问题仍然被殖民帝国时期遗留下来的话语体系和价值观所影响。他表示在使用“主权”这个概念的过程中，也在不断反思西方中心价值观背后的权力政治，寻找帝国内部的矛盾和缝隙，从而动摇西方中心论话语体系的根基。针对宋念申老师关于帝国和帝国主义建构与形塑的疑问，陈利老师谈到，他在书中使用这个词汇的含义是形塑，而formation（形塑）呈现的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包含construction（建构）。一方面从后现代主义的角度批判西方帝国的建构，另一方面也包含了研究他们自己扮演的角色；同时，书中的分析也包括清朝官员对法律的利用和理解。另外，他也提到，中国的再崛起将颠覆中西权力关系，会促使原有的世界强权不断调整其意识形态，吸收新的话语来重新表述“他者”，并维护文化边界和现有秩序的合法性。从16世纪的基督教文明使命、自由贸易，再到自由、民主、人权和法治，这些“普世”宏大话语(grand narratives)的转变过程，都反映了西方主流不断自我调整、掩盖意识形态中根本性矛盾的过程。随着中西实力的消长，这个矛盾会变得更突出。

      本次青年读书会大约持续两个半小时，讨论非常热烈。但由于时间关系，陈利老师未能一一充分展开论述，大家纷纷表示意犹未尽。不过，陈老师的新书《帝国眼中的中国法律：主权、正义和跨文化政治》英文版已经于2016年出版，并获得亚洲研究协会2018年度中国研究列文森奖，中文版也已由复旦大学石磊博士翻译，正在校对过程中，预计2021年由浙江大学出版社出版。我们期待中文版问世后再次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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