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凌 | 女人为什么逃婚？评马钊《逃婚妇女、都市犯罪、与战时北平的生存策略，1937-1949》
本期推送复旦大学康凌老师写的一篇关于华盛顿大学马钊教授英文新专著《逃婚妇女》一书的书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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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人为什么逃婚？
马钊《逃婚妇女、都市犯罪、与战时北平的生存策略，1937-1949》读后感
文 I 康凌
这是CCSA“Talk to the Author”栏目第八期的书评。该期邀请到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东亚系马钊副教授讨论其新著《逃婚妇女、都市犯罪、与战时北平的生存策略，1937-1949》（Runaway Wives, Urban Crimes, and Survival Tactics in Wartime Beijing, 1937–1949, 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 2015）。本文为书评之一，作者康凌，现为复旦大学中文系青年副研究员。本文刊于《圆桌》2015年秋冬卷（人民出版社，2016年）。
01
1944年冬末的北平，21岁的李杨氏决定抛开丈夫，弃家出逃。2月28日清晨，她在离家之后步行至前门东站，买好票，通过安检，登上了开往位于北平以东二十公里处的通县的火车。与她同行的是她的邻居刘福来，在北平以回收废纸为业，通县正是他的老家。两人希望在到达通县后便举行婚礼，开始一起生活。当火车慢慢驶离北平，一幅新生活的图景也似乎正徐徐展开。
前门东站（马钊摄）
对现代中国女性而言，逃婚早已不是什么新鲜事物。在自五四以降的公众舆论，尤其是知识界的讨论中，它往往作为女性自觉意识的标志而引发广泛的关注，李欣淑、谢冰莹、萧红等均因逃婚而名噪一时。1935年，陈衡哲曾对此评论道：“在二三十年以前， 一个男子或是女子所能容忍的情形——如与不相识的异性结婚之类一一及因容忍而产生的那个无可奈何的态度与一生消极的平安，到现在，经过西洋文化与制度的比较之后，便成为一个不可能的事实了。我们只需睁开眼睛向社会看一看，看一看青年们的逃婚与拒婚，以及因此而自杀或变为疯狂的新闻与事实，便知道这是怎样严重的一个问题了。”
在这样的论述中，女性逃婚不仅不是对家庭与配偶的离弃，反而作为女性的觉醒与独立的表征，被纳入整个中国的现代化、西化的进步叙事之中，成为体制改革之必要性的证明。与此同时，这一进步叙事也为逃婚者所征用，以此为自身行为的正当性辩护。[1]正是逃婚实践与进步话语之间的这种互为因果、彼此强化的阐释逻辑，赋予了五四以后大量以逃婚为核心情节的文学作品以感人的力量，逃婚的意义也由此远远超出了个人、家庭或是法律层面，而蜕变为一种文化-政治实践，一种对自身身份的确认，一种对进步、启蒙、革命等诸种意识形态主张的实践。
后世学界对逃婚这一现象的探讨，也往往不出这一基本设定。女性，尤其是知识女性的逃婚行为，不仅被标举为妇女解放之滥觞，更成为学者们检视二十世纪中国的性别与启蒙、革命之间的复杂关系的“天然”窗口。而在逃婚实践与进步话语的这一耦合背后，正是高彦颐所谓中国妇女史研究中的“受害者叙事”：在她看来，五四新文化运动、共产主义革命和西方女权主义学说三者合流，共同规定了中国妇女在传统父权制下饱受压迫与屈辱的“受害者”形象。这三者牺牲了“历史性的考察”，错误地将标准的规定视为历史的现实。由此，尽管它们对妇女解放的方式与路径有各不相同的想象与实践，但中国妇女史的“受害者叙事”却几乎是不可撼动的。[2]因而，既然在父权制的婚姻体制下，中国女性的受害者位置是“必然的”，那么，作为逃离、背弃这一体制的行为，逃婚也就同样必然地与进步划上了等号。
然而，坐在开往通县的列车上的李杨氏，却对何谓进步、何谓启蒙、何谓女性的觉醒与独立一无所知。当陈衡哲们在比较“西洋文化与制度”时，李杨氏所权衡的，则是刘福来和她原来的丈夫李友讯，谁更能保证她不被饿死。1937年日军占领北平后，北平城普通老百姓的日常生活每况愈下，粮食的供应开始施行配给制，数量与质量也日趋下降，与之相伴的，则是黑市粮价的飞涨。李友讯的小生意早已无法支持一家人的吃穿用度。为了生存，1943年夏末，李杨氏开始随刘福来从事废纸回收工作，换取些微收入贴补家用。然而，随着战局吃紧，北平的情况愈发糟糕，恰在此时，刘福来劝说李杨氏，只要她愿意随他一起回通县生活，他可以保证她的“好吃好穿”。在些许迟疑之后，李杨氏最终答应了刘福来。这才有了本文开头的一幕。
但故事并未就此结束。李友讯回家发现妻子失踪后立刻通知了警察，不过，未等北平警方出动，他们在通县的同事们就已经在对一家路边旅社进行日常巡视时，把形迹可疑的李杨氏和刘福来抓了起来，并最终送上了北平的地方法庭。
02
李杨氏的故事绝非个例，事实上，在北平地方法庭留下的刑事审判档案中的“妨害婚姻家庭罪”一目下，记录了大量战时北平妇女逃婚的案例。正是基于这些翔实乃至细琐的审讯记录，马钊的《逃婚妇女、都市犯罪、与战时北平的生存策略，1937-1949》一书得以引领我们进入一个属于北平底层妇女的灰暗、沉默的地下世界。一方面，这个世界当然受到各种宏大叙事的支配与影响——战争、革命、政权交替、社会改革、国家建设，诸如此类。而另一方面，这个世界更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机会，去“历史性的考察”一大批逃婚妇女在战时北平这一特定的历史环境中的出处进退，她们的动机与行止、游移与决断、决断背后的权衡与考量、这些决断对改革话语提出的挑战、以及改革者面对这些挑战时的回应乃至妥协。
马钊发现，战时的北平妇女几乎无法找到并维持一份正式的工作，然而，基于手工生产、个体商贸以及非法交易的非正式经济网络却给她们提供了许多机会。在她们的日常生存实践中，邻里纽带成为一个重要的资源获取来源，在其中，她们不断建立、脱离各种关系，以满足自身的经济与情感需求。此外，现代交通方式的进步极大地促进了妇女的跨地域流动，使得她们得以在更大的地理范围内构建商业与犯罪网络。这些琐碎、分裂的条件主导、组织着妇女的日常生活，而对于它们的考察，则能够使我们将目光从上层精英世界——领袖、意识形态、政党、市民组织、法律、官方话语——中移开，重新聚焦到底层妇女的“日常生存策略”上，正是借由这些“策略”，底层妇女得以转圜于战争、侵略、贫困、改革运动、与革命政治之间。
正是在这个不那么进步，不那么启蒙的世界里，逃婚成为北平妇女的一种重要的“生存策略”，它绝非是对某种理念的主张与实践，而始终是对自身所处的具体境遇、需求与困境的回应，也因此，对它的考察也必须始终放在具体的语境中进行。为了充分展开这些妇女所身处的环境，马钊将此著分为三个部分，“生存之艰”、“邻里网络”、“跨地流动”，各由两章组成，分别讨论不同的条件、资源与行动。第一部分“生存之艰”关注妇女如何在危机与困苦中维系自身与家庭的生存，并从工作与家庭两方面入手，分别勾勒出底层妇女使用的生存策略及其理由。在第一章中马钊指出，较低的工业化水平与较高的商业化程度的并置，使得当时北平的都市经济呈现出某种二重性。一方面，工业部门并不发达，无法为适龄人口，尤其是女性，提供充足的就业岗位。但在另一方面，北平在区域经济体系中的独特位置使得当地出现了高度繁荣的贸易与商业市场。各种各样的货物与服务，尤其是非法的物资与服务的买卖，形成了一个庞杂的灰色地带。那些无法找到“正式”工作的底层妇女，则大量活跃于这个灰色地带中。各种合法或不合法的临时工作，构成了北平底层妇女主要的收入来源。在第二章中，马钊转向了家庭在妇女的经济生活中扮演的角色。战时的经济困厄使得“男主外女主内”的模式重新成为主导性的家庭模式，其中，男性被视为家庭生活资料的提供者，而女性则是一个依附性的角色。有趣的是，这一模式成为逃婚妇女为自己的行为辩护的重要理由。她们指责丈夫们无力承担抚养家庭的责任，而逃婚则成了这一前提下的合理的选择。在这里，传统的等级制性别话语，成了底层妇女的“弱者的武器”，借由这一话语，她们得以为自己的生存策略——或是犯罪行为——提供合法性。
第二部分“邻里网络”的两章，则深入底层妇女的生活现场，探寻她们如何在这个公私不分的混杂空间中构筑各种非正式的人际关系与活动网络，以满足自身的日常物质与精神需求。在社会改革者与城市管理者眼中，底层社区空间鱼龙混杂、藏污纳垢，尤其是拥挤不堪的居住状况，更使得私人生活完全暴露在他人的眼中，由此引发道德上的暧昧乃至败坏，成为亟待革除的社会毒瘤。然而，底层妇女们却在其中各显身手，为自己寻找经济来源与情感慰藉。在狭小的居住空间和频繁的邻里接触中，她们构筑起各种私人关系网络，为彼此介绍临时工作，或是培训学习职业相关技能。许多人甚至成为职业或半职业的“中间人”并从中渔利。这些工作中当然包括洗衣服、带孩子等普通家政服务，但更不乏各种违法犯罪之事，譬如走私、贩毒、人口贩卖、性交易等。在某种程度上，正是这个面目模糊、流动不居的邻里网络，支撑着战时北平庞大的地下世界。
在此背景下，马钊特别关注了这一邻里网络在妇女逃婚行为中发挥的作用。如前所述，当时的妇女逃婚是一种生存策略，其主要目的是为了获得更好的生活条件。因此她们在逃婚以后往往都另嫁他人。事实上，大量的逃婚妇女是先找好了“下家”后，再试图逃离原配的。在这一过程中，邻里网络扮演了重要的角色。首先，除了那些自己找好下家的妇女之外，为逃婚者牵线搭桥的，几乎无一例外都是她们的（女性）邻居。底层社区的生活状况使得邻里之间几乎毫无秘密，对彼此的家庭状况、生活困境知之甚详。这些中间人不仅负责互通消息，更常安排、护送逃婚者的出逃。当然，事成之后，她们往往可以从男方那里得到一笔收入。除此以外，邻里社区的承认（recognition）成为重婚者绕过国家婚姻法规的重要方式。当时的北平已经开始推广、实行婚姻登记制。然而，通过举行特定的风俗仪式，并以此得到邻里社区的认可，重婚者得以避开婚姻管理部门，而获得公众对其夫妻关系的承认。换句话说，在大量逃婚/再婚的案例中，邻里社区的承认已然取代了国家的婚姻法规，成为对个人婚姻状况的认定标准。而正是这种非正式标准的存在，保证了底层妇女在选择逃婚以后，能够顺利地开启下一段婚姻，获得更好的生活保障。
在讨论了底层妇女“在地”的工作、婚姻状况后，马钊在本书第三部分中将目光转向了她们的跨地流动以及国家对这种流动的各种监管措施。各种现代交通工具，尤其是火车的普及，使得人们的活动范围前所未有地扩大。这些技术手段也很快成为底层妇女的生存策略的重要环节。借由这些快速、可靠而便宜的交通工具，她们得以构筑起跨地、乃至跨越战时政治边界的活动网络，进而从事包括食品、衣物、毒品、乃至妇女儿童在内的交易。这些非法的黑市贸易不仅联结起北平与其他地区的非正式经济网络，同时也是当时底层妇女重要的收入来源。
尽管在1930、1940年代的中国，女性在公共场所抛头露面早已不是什么新闻，底层妇女的频繁流动，尤其是其可疑的活动，终究还是引起了国家管理者的关注。为了追踪这些行为，国家开始推行户口制与居民身份证制度，此后，任何跨社区、跨城市、跨地域的活动都将被记录在案。在马钊看来，正是这一管制战时人口与物资流动的需求，催生了一个更为集权的、协同的、日常化的警治国家。这一管理制度使得政府有能力将触角伸向每一个角落、每一个个体。它不仅为城市管理者的日常事务——譬如人口普查与出生、死亡记录——提供了方便，也使得政府在战时能够更高效地完成食品物资配给、税款征收、追踪可疑人员与活动等任务。在很大程度上，这一套战时管理体制成为了战后中共建国时在国家监管方面的重要样板。
03
借由对战时北平底层妇女生存策略的勾勒与分析，马钊指出，这些妇女的行动不仅表明她们有能力、有意愿以自身的知识与关系为依托，越出私人领域与作为“依赖者”的性别角色，积极主动地介入城市公共空间与经济生活。同时，这些策略本身也呈示出一套与改革话语截然不同的，对政府、婚姻、家庭、法律文化、性别角色等问题的看法。在我看来，底层妇女的生存策略与改革话语之间的这种“断裂”，以及由此引发的两者之间的冲突与妥协，恰是本书再三致意，亦是最引人入胜的部分。面对底层妇女自发的、富有创造性的生存实践，都市管理者，尤其是执法、司法部门所依赖的那套制度与修辞，往往显得手足无措，进退失据。举例而言，马钊发现，虽然底层妇女有着各种各样的获取经济收入的方式，但在法律文件中，她们往往被标为“无业”人员。为了解释这一现象，马钊详细地追溯了“职业”话语自晚清以来的发展变迁。他发现，在改革者看来，只有在工业部门中获得一个依循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组织起来的正式工作岗位，才能称之为有“职业”。这不仅要求专业技能的训练、公共场合的工作，更要求现代生产体系的监管与督导。支配着这一定义的，则是一整套以“工作”为中介，打造、规训现代公民主体的启蒙方案。相较之下，北平底层妇女以家政、小额交易、性服务为主的多样化、临时性、不稳定的工作模式便完全不符合这一定义。换句话说，司法档案中的“无业”一词，并不意味着底层妇女没有相对稳定的收入来源，它事实上标示着底层妇女的经济实践与改革者的“职业”话语之间的断裂。
在逃婚案中，婚内的经济关系、尤其是女性在婚姻中扮演的经济角色往往是聚讼纷纭之所。也恰是在这一点上，改革话语与底层实践之间再一次呈现出巨大的分歧。启蒙与改革话语推翻了帝国时期的等级制、父权制的婚姻观，并建立起一套以夫妻双方的平等、独立、自主为前提的婚姻论述及其制度设计。在这一论述中，女性被赋予了与男性同样的经济职责，需要为家庭的经济做出对等的贡献。然而，这套话语与底层妇女的实际生存境况扞格不入。在战时北平的经济危机中，丈夫普遍成为家中主要的收入来源——如果不是唯一的收入来源的话。女性的生存状况，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丈夫的收入水平。妇女逃婚，也并不是出于反抗性别压迫、追求独立自主的目的，而是为了找到一个经济能力更强的配偶以保障自己的生存。因此，她们往往很快地在新的家庭中重新回到“依赖者”的角色。夫妻双方理论上的平等与独立在这种状况下只能是无本之木。也因此，法庭上的逃婚妇女们能够频繁调用传统的男主外、女主内的性别分工来为自己进行辩护。而司法机关也往往只能做出退让，部分地承认这些辩词的有效性。上层改革话语及其司法实践，不得不向底层妇女的生存状况妥协，这也再一次证实了两者之间的脱节乃至断裂。
由这一“断裂”出发，我们得以引出另一个关键问题，即城市管理者如何认识、弥合这种断裂，如何调整自身的政治修辞与制度实践，为底层妇女的生活状况做出解释，乃至将她们动员起来，纳入自身的国家建设与政治方案中？在整个1940年代，这样的尝试似乎都没有成功。用马钊的话说，这一时期关于“妇女解放”的煌煌谠论，与底层妇女的日常生活之间，在很大程度上是“无关的”。她们的逃婚行为，既不能像帝国时期那样被作为违背伦常的行为而施以严刑，又无法进入追求女性自由的进步话语，于是只能尴尬地停留在司法实践与公众舆论的幽暗处。
真正对这些经验发生兴趣，并试图将它们纳入自身关于国家、社会与性别的政治论述的，是1949年以后的共产党政权。在结论章中，马钊描述了共产党在接管北京之后，如何在基层展开各种妇女工作，包括动员、指导妇女“诉苦”，以此形塑她们的阶级意识；建立各种社区生产组织，将之前的临时生产行为与邻里网络改造为国家经济体系的一部分；鼓励妇女进入妇女班、夜校、参与基层管理组织以及宣传、卫生等基层运动；在各级政府组织中选举出大量女性代表，增加底层妇女的政治参与度，等等。
这些举动意在引入新的代表制度，拆除社会与经济的藩篱，并在不同年龄、社会阶层、教育程度、就业状况的人群中打造某种共同体，以期建立一个新的社会主义中国。在这一过程中，底层妇女在“反动的旧政权”下的苦难经验被高度政治化，并纳入国家的政治记忆之中。而新政权也由此得以在底层妇女的生存经验与更大的革命议程之间，建立起有机的、持久的关联。
在马钊看来，这些新的制度实践不仅意在赢得底层妇女的广泛支持，也通过贬低前政权而夯实了自身的执政合法性。仅就执政者的意图而言，这一分析固然不错。然而，倘若我们跳出一党一国的具体意图，马钊此著中所勾勒的这些实践，则适足以促使我们重新思考一些更为根本的理论问题，譬如现代意义上的国家建设、制度设计与政治修辞，如何克服上下之间的“断裂”？“国家”政治如何真正触及“个人”？底层的政治参与如何可能？两者如何在互动中不断重新塑造彼此？这样一些问题，在孔飞力、裴宜理等人的研究中已经有过深湛的探讨，而马钊此著，更是将性别问题推到前台，由此提供了进一步展开对话的可能。同时，1949年前后政权的不同制度设计的比较，亦再一次提出了阶级政治与国家建设之关系的问题——一方面，国家如何将底层妇女询唤为阶级主体，实践阶级政治？另一方面，她们又如何以阶级话语为中介，建构想象的共同体，主动参与现代国家建设？换句话说，对于新政权和底层妇女而言，“群众路线”分别意味着什么？阶级动员如何在两者的互动——而非一方对另一方的组织和改造——中完成？阶级与性别二者在本质上都并非以国家为其边界，然而，它们在国家想象中的参与——或不参与——却始终构成了二十世纪中国现代性中最富争议，也最引人入胜的话题。
马钊此著以人员的留任、制度的稳定、话语的延续，试图证明国民党政权、日本殖民政权与中共政权之间在婚姻家庭管理方式上的某种内在一致性。然而在我看来，1949年之后的上述新变，事实上提示了某种历史转折的存在，它不仅要求我们发现新的材料，讲出新的故事，更指向了改变我们自身的提问方式的可能性——不仅要注意国家如何动员、塑造、管理底层女性，更要探寻底层女性如何通过自身的政治参与，改变了国家与阶级政治，并不断重新勾画着关于性别、阶级、与政治主体的界定与想象。当然，后1949的历史状况本非这项研究的重点，然而书中所提供的史料之丰富、细节之翔实不得不触发我们去思索这些问题，并期待着更为深入的研究与探索。
04
1923年，鲁迅在《娜拉走后怎样》这篇名文中列出了娜拉逃婚后的三种可能：进妓院、重新回家、或是饿死。马钊此著，则在其中加上了另外两条：重婚或是坐牢。不过，虽然选项增加了，但内中的原则还是一样的，用鲁迅的话讲：“直白地说，就是要有钱。……梦是好的；否则，钱是要紧的。”不然的话，即便在重婚或是出狱之后，恐怕也不免还是要进妓院、重新回家、或是饿死的。对1940年代的北平底层女性来讲，“生存策略”这个词组的重点，终究还是落在“生存”二字上。
2015/11/26
[1] 雷家琼：《“五四”后10年间女性逃婚与婚姻自主权的争取》，李长莉、 左玉河编，《近代中国社会与民间文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第267-291页。
[2] 高彦颐：《闺塾师：明末清初江南的才女文化》，李志生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1-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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