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士炼成系列: 风物长宜放眼量——中国社科院近史所求学记-姚江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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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推送的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近史所的姚江鸿博士求学与撰写博士论文的经历和感悟，也是他博士论文的后记。

姚江鸿博士现为湖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讲师、日本中央大学准研究员。感谢姚老师的支持，授权我们首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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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物长宜放眼量

——中国社科院近史所求学记

文 | 姚江鸿

不知不觉，自己的四年博士生涯行将结束，而作为取得博士学位最重的要条件——博士论文的写作，也进入了尾声。这个过程是痛苦的，无论是读博士还是博士论文的写作，凡是经历过的人，应该都有体会（从发量都可以看得出来）。所谓知识改变命运，对于读博士的人，也可以从多个层面进行解读吧。然而站在胜利的终点线时，自己并没有解脱和释放的感觉。清代诗人袁枚曾说：“胸中没有未了事，便是人间好风光”。可能是即使完成了博士论文，但人生未了之事还有很多，“路漫漫其修远兮”，因此这种相对压抑的状态被习惯性地延续了下来。但站在学生生涯最后的尾巴上，我还是想简单地回头看看自己所走过的路。

从去年寒假回家到现在的暑假，虽然没有“几经寒暑”，但每天我都坐在这张电脑桌前，“皓首穷经”。窗外的景色也由昔日的“北风卷地白草折”，到现在能“听取蛙声一片”了。而我的博士论文也由当初难产的几万字，扩展到了现在的几十万字，这或许就是时间的力量吧。在这一百多个日日夜夜里，与我相伴的只有这深夜的键盘声和窗外的稀疏灯火，以及无穷的黑夜。在夜深人静当我写这篇文字并再次望向窗外时，早已不闻风萧瑟，只见月朦胧了。对着“黑夜”这位老朋友，我想起了《The Sound of Silence》里的那句：Hello darkness my old friend，I've come to talk with you again。这是美国电影《毕业生》主题曲中的一句歌词，此时我也正以一名毕业生的资格来写这篇文字。对着黑夜这位老朋友，我开始回忆自己博士四年的时光。其中很多内容犹如电影里一些镜头中的斑驳的画面，不断地浮现在我的脑海，有的被定格，有的被倒带回放，有的被蒙太奇式的剪接，有的……

读博中的择校与择师

2016年决心考博的时候，当时有幸通过了几所学校的初试。其中由于各个学校招生的时间不同，因此，当时在近代史所还没组织面试的情况下，中山大学打算录取我，并问我还有没有报考别的学校，我说我还报了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因招生和录取的时间不同，中山大学要我当天作决定，选择去哪。本着诚信的原则，纠结了很久，无奈之下，我只能冒着复试被近代史所刷掉结果两头空的风险，决定赌一把，选择近代史所。现在回过头来看，这个选择无疑是正确的。人生有时会面临很多选择，在分岔路口，走“错”一步，后面的风景体验和结局就会迥异。

来到研究生院后，这里静谧远离市中心的环境，确实是个很适合学习的好地方。虽然距离东厂胡同的近代史所较远，去所里所费时间较多，但久之习惯就成自然了。硕士刚毕业未到近史所以前，刚好读了《回望一甲子：近代史研究所老专家访谈及回忆》一书，大概对这个机构了有了朦胧的初步认识。作为中国社科院最为“古老”的科研院所之一，从这本书就可以看出近代史所的独特气质。后来结合自身的体验，使我对这个近代史研究领域内最著名的核心机构，有了更深刻的了解。最终也很庆幸自己能在这个地方待三年。虽然博士生严格上来说并不算所里的人，但是由于自己跑得勤快，因此，我跟所里许多数老师还算比较熟，尤其是一些年轻的老师们。从他们身上我看到了近史所学风、学术以及学脉的传承。因此，在某种程度上，自己也会无形中受到这种学风和学术的影响。这一点，不但对我做学问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同样，它还涉及到将来如何做人以及做事。

当初之所以选择来社科院研究生院，除了近代史所这个“牌子”之外，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我的导师。汪老师在学术界可以说是闻名蜚声于中外，当时我考博复习的好几本关于中国近代史的教材，很多都出自老师一人之手。而且由于当时对民国史中的国共关系非常感兴趣，在硕士阶段就读了很多老师的文章和论著，因此深深地被老师的文字和学识以及人格魅力所吸引，所以当时毅然选择投报汪师门下。记得第一次见他“老人家”还是在2014年。当时我在华南师范大学读硕士，左老师邀请他来华师作学术演讲，演讲的题目是关于民国时期的电影。汪师口才极好，当时他穿着一件黑色的皮夹克，并不若一般学者不大注重外表形象，反而显得很“时尚”。演讲的时候他在台上风度翩翩，丰姿俊爽，谈笑风生，对民国各种史实和史事都如数家珍。即使在电影史这样一个相对冷门的领域，对很多历史的细节他都能做到信手拈来。听完演讲后，在场的同学，无论男女，无一不被老师的魅力所折服。讲座结束后，我捧着他写的那本《中国近代通史：民国的初建》激动地让他签了个名。那是2014年6月5日，距离我写这段话刚好是六年整。在写这段话时，我还特意去书架上找到了那本书，看着老师留下的名字和日期，六年前的那一幕就浮现在眼前。没想到后来我成了他的学生，六年后，他还得在我的这篇论文上再次写下他的名字。不过这一次不是签名，而是签字了。或许这就是人与人、师与生之间的缘分吧。

正式投入老师门下后，我才知道老师业余还研究电影史，特别喜欢看电影，他自己说到目前为止大约看了上万部电影。有一次吃完饭我问他喜欢看什么类型的电影，他在对欧美各种电影的类型作了艺术赏析后，话锋一转，突然半开玩笑地说：“最近上映的《七月与安生》也不错嘛”。当时我们都笑了。《七月与安生》是2016年国内上映的一部青春片，想不到他“老人家”还看这种颇具“少女情怀”的电影。并且我发现每次见面跟他闲聊的时候，即使涉及一些年轻人领域的话题，老师的知识面以及见识都超出了我的想象范围。最重要的是，有时说到某个点的时候，他常常能把对话以一种轻松而半带玩笑式的口吻说出来，而让人感觉轻松愉悦，无任何压力和局促感。或许这就是所谓的“已识乾坤大，犹怜草木青”吧。

今年因疫情影响，没有学位授予仪式，借会议与导师合张影

后来听师母说老师还经常听古典乐，看话剧，非常热爱艺术，因此他经常教导我们说，做学问也得培养自己的一门兴趣爱好，不然人生就太“无趣了”。作为一名学者，老师虽然担任行政领导职务，但没有任何领导的架子。外语水平也很好，精通英语，这在他这个年龄段的学者中是很难得的。我入学的第一年，老师就调去世界史所了，但所幸办公地点仍是同一栋楼，见他的话只需多爬几层而已。或许我是他在近史所带的最后一个学生吧，作为“关门弟子”，我应该是跟老师接触得比较多的一位。但即使是这样，关于他“老人家”，我们仍有很多不了解的地方。总之，老师身上有太多的“谜”，或许以他这个年龄段以及所处层次的阅历和学识，自然是我辈不能想象的。所谓高山仰止，景行行止。作为学生，我们虽不奢望能成为老师那样的人，但总是会努力让自己变得更好，这是一种师生之间潜移默化的影响，无需言传和身教。

负笈东渡、求学日本

老师对我的教导影响最大的一句话就是：“风物长宜放眼量”。这句话他说过好几次。有一次喝酒听所里的年轻老师说，老师在本所任职时，也经常对本所的年轻人说这句话。因此，有时聊天他偶尔会说：“反正你还年轻，也可以去国外待个一两年”，当时我并未把这句话放在心上。因为对于我这样一个从小地方出来、也没睁眼看过世界的人来讲，出国似乎是一件非常遥远的事情。既从未想过，同时也对国外抱着一种未知的恐惧。然而读博期间身边很多同学都出了国，其中一位好朋友去德国的经历，给我刺激很大。觉得人家一个女生都可以，我为什么不试试呢。在她的鼓励下，我主动跟老师说了这件事。一开始本打算去美国的斯坦福，因为那里有很多民国时期的档案，但后来想想，既然研究抗战，还是去日本好。因此把想法跟老师说了，他也很爽快地答应了。于是就帮我联系了日本中央大学的李廷江老师，让他作为我的接收人，也就是外导。打着这样两位老师的“旗号”，自然也就很顺利地申请到了国家留学基金委的公派项目，成功地负笈东渡。

参观日本国会议事堂

在日本一年的时间，很幸运，我又成功地申请上了一个各方面条件都非常好的住所——日中友好会馆后乐寮。这里所住的基本是由国家公派来日本读博或访学的老师和同学，其中大多以东京区最有名的高等学府东京大学以及早稻田大学为主。我们所以前的茅海建老师、王奇生老师以及现在的高士华老师都曾申请在此下榻（后来听导师本人说他当年来日本时也曾申请过住在这，只是当时房源紧张，未能如愿）。因此，来日本的一年时间里，没有任何不适应的地方。在这里，我度过了人生中最美好的一年。认识了很多可爱可敬的人，也去了很多的地方，看过很多地方的云，走过很多地方的桥，喝过很多种类的酒，也留下了很多美好的回忆。在日一年，论文没怎么动笔，但却留下了近十万字的见闻和日记，这也算是人生的一笔财富吧。因此，在日本的这一年不但增加了我的人生阅历，开阔了视野，同时也拓展了生命的广度和维度。这一年，对我整个人生的影响非常大。在此必须感谢我的导师，如果没有他的鼓励和帮助，我不可能有机会出国，人生所走的路，可能又完全不一样。

由于中央大学给我的身份是准研究员，因此我不需要经常去学校。而且我所属的校区八王子离住所非常远，坐电车需要两小时。为此，除非有学术讲座，平时我很少去中央大学。正因为如此，我非常自由，可以随心做自己想做的事。利用这些时间，我经常借东大和早大同学的校园卡，去他们的图书馆查阅资料，因为他们许多理工科的同学根本不用去图书馆。同时我还经常去日本防卫省防卫研究所以及国立国会图书馆找资料，在史料的搜集方面，可以说是非常得益于这一年的访学经历。

拜访日本前首相鸠山由纪夫先生

李廷江老师虽然是我的外导，但他由于事务繁忙，因此见他的机会不算很多，但他也时常会关心我。李老师在日本的名气很大，与日本政、学、财各界都交好。一次很偶然的机会，我帮前日本驻华大使谷野作太郎先生核对一篇讲稿。本是举手之劳，但他坚持要请我吃饭，还送了我两本书。聊天的过程中谈起李老师，他开玩笑地说“他可是政学两栖的人物啊”。李老师精力充沛，既服务于日本中央大学，同时还在国内清华大学担任日本研究中心主任，一周往返国内数次。这种做事的效率以及精力充沛的程度，在我们年轻人看来，也难以望其项背。李老师与世界各地的很多学者都相交甚好，因此经常会邀请世界各地的知名学者来中央大学开讲座，这些讲座很多我都参加了。在亲眼目睹了这些“牛人”如何做学问以及做人和做事之后，你才会明白自己的不足与努力的方向。所谓见贤思齐，开阔视野，很大程度上应该就是如此吧。

博士论文的选题和写作

我的博士论文主要研究的是日军一号作战与抗战末期的中国政治。当初之所以选这个题目，也是一次很偶然的机会确定的。博士二年级面临开题的时候，由于一直没确定选题，因此也比较着急，跟导师商量过的几个题目都不大满意。他说选题一定要有前瞻性，这个前瞻性既包括符合当下的实际情况，即冷与热，同时还要考虑将来的发展前景，即拓展空间。一次偶然的机会，不知怎么就聊起了他在上海大学认识的一个博士，谈起这位博士的选题（关于军事作战方面的）。然后老师就谈到了日军的一号作战，说这个选题至今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因为平时不能经常见面，因此每次与老师的谈话，一些要紧的关于指示性内容我事后都会用手机作记录。虽然当时关于这个选题他只是随口一提，然而这个想法却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中，并不断生根发芽。在后来的阅读中，我就一直围绕1944年日军一号作战这方面来看书，并逐渐有了朦胧的概念。

在确立这个选题的过程中，我与本所的高老师聊过。因为他在日本待了很多年，回国后长期担任《抗日战争研究》的主编，因此对抗战研究的前瞻和发展方向有着高屋建瓴的见解，而且非常注重提携和奖掖后进。他说这个题目可以做，但前提是你能用日方的资料。后来在所里查资料的过程中，我好几次碰到了我们所的一位“传奇人物”——邓野先生。那是2017年4月6日的下午，我去所里五层档案馆查档案（那时还在东厂胡同一号），当时馆内只坐着一个人。在登记签到的时候，我看到登记簿上赫然写着“邓野”两个字。当时内心仿佛受到了某种力量的召唤，非常激动。于是悄悄地问档案馆的茹静老师：“那位就是邓野老师吗”？她回答是的。因为邓野先生的《联合政府与一党训政》这本书对我影响非常大，因此非常崇拜他。而且以前就听说邓野先生比较“个性”，因此就非常想去跟他聊几句。但鉴于他的家世与地位，当时又觉得不好意思，不敢主动开口。但最终我还是鼓起勇气跑到他跟前，向他请教了几个问题。他当时正在伏案看蒋介石日记，那一幕我记得很清楚。我首先作了自我介绍，说我是所里的博士生，是汪老师的学生。他面带微笑，然后就聊了很多。他也很乐意跟我讲了他的经历，主要是关于学术上的。其中我就问他关于选题的事情，一号作战与抗战末期的中国政治这个题目能不能做。他说做倒是没问题，“虽然我的书涉及了一部分，但主要在战后。而且很多话我还没有说透，许多方面还没有顾及到”。谈话大概进行了半个多小时，他走的时候还鼓励了下我：年轻人，加油！那天怀着激动的心情，我在微信朋友圈写下了这么一段话：

”

今日有幸在所里碰到了邓野先生，激动得像见到了儿时的偶像，于是厚颜向先生请教了几个问题。先生出身政治世家，谈吐举止皆不凡，风姿隽爽，萧疏轩举，湛然若神。其治学首重悟性，十几岁已读完通鉴，并开始撰写学术论文。近期又将有大作面世，内容为蒋与毛的比较。与先生交谈半小时，如聆听智者教诲，大有拨云见雾茅塞顿开之感，获益良多，受益匪浅。谨记之。

”

因此后来就一直以一号作战与抗战末期的中国政治为思路，来展开资料的搜集和阅读。然而在开题的时候，也有老师提出不同意见，由于我的开题报告不是很完善，当时还未出国，因此他们觉得我不能用日方的材料，因此建议我换个题目。由于导师当时去中宣部开会去了，并不在场，所幸在场的民国史研究室的罗敏老师以及贺渊老师给了我很大的鼓励，并且在我自己的坚持以及与导师的商量下，最终还是选择做这个题目。后来由于在日本跟导师见面少，虽然也经常汇报，但是基本还是按照我自己的想法来。老师非常开明，很尊重我的想法，最终才形成了这样一篇论文。

任何博士生在博士论文写作的过程中都会有“顺”和“不顺”的时候，顺的时候会一路“引吭高歌”、势如破竹，进而“直捣龙门”，有时甚至会越写越兴奋，晚上睡觉的时候都会继续在想这个问题，尤其会想到文章付梓杀青之后“洛阳纸贵”的情形，偶尔还会激动地睡不着觉。但是“激情”总是短暂的，就个人的写作经验而言，一篇博士论文不可能一路顺畅，不顺的状态往往是多于顺利的时候。这个时候就要求作者沉下心来，平稳过度，先求完成，继而完善，再求完美。不顺的时候，自己也会厌恶自己的写作状态和写作内容，但在整个大的逻辑框架的笼罩下，当它完成并稍作修改后，发现它其实并没有那么不堪。严格意义上来说，这篇论文可能偏离了老师预先设定的内容和轨道。由于交稿时间比较晚，加上今年疫情期间的特殊情况，因此，木已成舟，稿子基本定型，也没法做大的改动了。所幸老师的评价还行，按照他的意见修改后，同意答辩。答辩时，老师邀请了北京大学的王奇生老师、北京师范大学朱汉国老师、以及本所的金以林老师、高士华老师和罗敏老师来给我答辩，全是国内的顶级学者，虽然倍感压力，但确实受益良多，受益匪浅。

线上答辩

关于历史研究的一些不成熟看法

学习历史多年，虽然经验浅薄且幼稚，但我一直秉持这样一种观点，即历史学很大程度上是一门偏艺术类的学科，它与理工科那种严格意义上的“科学”有着很大的区别。历史学的基础虽然是史料，但如何运用史料来写文章，这个过程对每个学者都存在很大的解释和运作空间。在一定的学科共识内，每个学者看到相同的材料会作不同的提取、编排和解读，进而得出不同的解释和结论。就好比每一位电影导演会根据自身的认知和审美取向，来调度镜头和演员，并通过剪辑来构建自己的作品。这两者本身并无太大的区别，只是历史学得在一定的学科共识的框架内进行，而电影则相对没有那么多的限制。因此，从这个层面来说，如何进行学术研究，写出有影响力的作品来，很大程度上就是在学科的框架内发挥个人风格，尽量将个人风格发挥到极致，这才是一部作品成功的法门。因为艺术在很大程度上能取得成功，也就是发挥了个人的风格，形成鲜明的个人特色，将个人风格做到极致。历史学的研究，包括很多门类的人文科学领域内的研究，莫不如此。

而且在这个前提下，史料作为历史学研究的素材和基础，很大程度上并不在于运用了什么样的素材，而是如何运用和解读这些素材。学界历来讲究运用一手档案资料，这固然没有问题。但就我本身的查档经验来讲，很多档案其实并没有太多的实际价值，尤其是一般人所能接触到的档案，真正有用的极其有限，而且很多还具有时效性和私密性。即一般人看不到，即便看到了，那也是别人用了很久的“二手资料”了，很难有什么新的发现。因此，我觉得判断一部学术作品和一位学者的学术水准的标尺在于：能否以最普通的材料来发现和解决最不普通的问题，这才是一部学术作品有辨识度的关键。秉着这一原则，在我的博士论文中，虽然我也用了很多国内外的一手档案，但这些并不算是我论文最核心的材料。相反，我阅读并运用了大量军政以及社会各界人物的日记，并力图以此来揭示复杂历史人物背后的复杂历史现象。历史学研究的核心还是人，任何时候，对人性和人心的揭露以及研究都不会过时，而日记就是最好的材料。因此，本文在叙述抗战末期的中国政治时，着重对这群参与创造历史的人物们的人心以及背后的驱动因素作了分析。

去年此时参加傅高义先生新书《中国和日本:1500年的交流史》研讨会

在民国的知识分子中，我最佩服的一位就是徐复观。徐复观由军而政，由政而学，再由学而政，最终晚年又回到学术。他的一生颇具传奇色彩，满足了一个知识分子身上所有的向往，同时也填补了他们与身俱来的缺陷。他曾以一名军人的身份做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驻延安联络参谋，写的那份关于中共的报告，深得蒋介石和陈布雷的赏识。对于徐复观的那篇报告，陈布雷读了三遍。读第二遍时，陈在日记中写道：“又详阅徐复观君之报告书，对中共情形论述极详，此人识解不凡”。第三次读时，陈布雷又写道：“再阅徐复观君之报告，详瞻警辟，目光四嘱，军人能有如此之政治见识，我辈真应愧煞”。在民国文人辈出的当时，作为蒋介石“文胆”的陈布雷，居然如此评价另一位“青年文人”徐复观，由此可见徐绝非“池中之物”。然而晚年回归学术并能成一家之言的徐复观，对于学术，他认为：“凡是伟大的著作，几乎都在告诉读者以一种达到结论的方法，因而给读者以思想的训练”。徐复观在这里所谈到的“达到结论的方法”，就学术论文的选题和写作来讲，其实也就是学术的论证的过程。窃以为，就历史学而言，一部好的作品或一部伟大的著作，其核心既在于作者提出了什么问题或者得出了什么结论，更在于作者运用什么样的史料如何得出其所想要的结论。

历史学论文评价的美学标准其实主要在于作者在论证的过程，即如何让史料与观点以及结论产生完美的律动。打个不恰当的比喻，如果把论文比作一部现代舞蹈艺术作品，那么每个舞动动作就是史料，而音乐则就是观点或结论，没有音乐的舞蹈是没有灵魂的。由于舞蹈动作必须对音乐进行“卡点”，即每一个动作必须刚好卡在音乐的节拍中，如此才能产生完美的律动，这样才能呈现出一支好的作品。一篇好的论文同样如此，史料的提取与运用必须“卡”在观点的论证上，而不是抽象地摆一段材料再宏观议论一番。这其实既是历史学研究中的重点，更是难点。具体到本文，虽然关于一号作战的影响，学术界有不少人提过，但大抵皆没有深入展开，没有人对这个过程和影响进行过论证。因此，本文的贡献大抵也就在此。

一路走来，自己经历了很多，期间的辛酸也如人饮水，冷暖自知。人生的路并不是一帆风顺，自己也不知道前面是什么，也没有人来告诉你该怎么走，一切均靠自己摸着石头过河。但很荣幸，一路上我碰到了很多贵人，他们帮我指了路，用言语、行动或者自身的影响力以及经验来告诉我，该怎么走。首先是我的导师汪老师，如果没有他的教导和影响，我想今天的我，就是另外一个我。如果有平行宇宙空间的话，其实还真想看看另一个“我”会是什么样子。但那个“我”肯定没有现在的“我”优秀（虽然自己也并不怎么优秀）。其次还要感谢近代史所各位领导，科研处和图书馆、档案馆的老师们，在我读书求学期间，给了我很多指导与帮助。其次还要感谢所里的各位老师们，尤其那些中青年教师，如徐志民老师、赵庆云老师、侯中军老师、郭阳老师、魏兵兵老师、赵妍杰老师等诸位老师，他们现在很多已经成了各自领域内的青年领军人物了，但他们也没把我当外人，对我照顾有加。在他们身上，我也学到了很多东西，这些都是人生中很宝贵的财富。当然我也很荣幸能来到这个得天独厚的地方——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中国历史研究院成立后，虽然它现在已经搬离了驻扎半个多世纪的东厂胡同，但它在近代史研究中的地位以及它本身拥有的精神内核没有任何改变，它拥有的学风与学脉的传承也没有中断，并将在一代代人中，薪火相传，弦歌永续。

与系主任金以林老师的合影

人生的路还很长，这只是一个阶段的结束，正如老师时常教导的那样：风物长宜放眼量。因此，路就在脚下，但路还在远方。

姚江鸿

二零二零年六月五日丑时于家中

作者简介 PROFILE

 姚江鸿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博士研究生，师从著名民国史研究专家汪朝光先生。2020年7月毕业，现为湖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讲师、日本中央大学准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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