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人说｜同志学生：如果有一个魔法棒

撰文：崔乐

责编：钱岳　靳永爱

当跨年的焰火即将在夜空绽放的时候，我想到一些在新年看不到希望的年轻人，一些生命的陨落。

 同志学生之死 

2015年12月30日晚，广东暨南大学男生小然（化名）发完一条“再见2015”的微博后在教学楼跳楼自杀。他在遗书中写道：“这是我的选择，与别人无关。更何况，我做出这样的选择，是因为我的抑郁症。”“我已经没有活下去的意志和打算”，“死这个念头，很早前就开始有了。”

小然对父母写道：“我一直不敢跟你们坦白，其实我是同性恋，我喜欢男生……我从来没有为这个身份而感到丢脸，我只是觉得对不起你们，我没有办法完成你们传宗接代的盼望。对不起。”

2016年1月1日凌晨，长沙的另一位90后男同志在朋友圈转发了小然的文字，写道：“虽然我们并不相识，但是我们两个是同类人，你抑郁，我自闭……我选择出柜，可我没想到的是出柜让我直接走上了你的路……你一个人在路上也孤单吧，让我这个陌生人来陪你一起走吧。”最终也选择了自杀。

时间退回到2010年，新的一年刚刚开始，1月2日，北京科技大学的一对女同志情侣相约在宾馆自杀，一人将另一人杀害后投案自首。警方提取的聊天记录显示了两位女生的对话：“真的会都结束吗？”“会啊，只要你愿意，我愿意。我死了就是一个光明的新时代。”

这让人联想到1994年轰动台湾的“北一女中学生自杀事件”。台北市立第一女子高级中学的两位女生相约在旅馆自杀。她们在遗书中写道：“当人是很辛苦的，使我们觉得困难的，不是一般人所想像的挫折或压力，而是在社会生存的本质就不适合我们，每日在生活上，都觉得不容易，而经常陷入无法自拔的自暴自弃的境地。我们的生命是这么地微不足道，在世界上消失应该不会造成什么影响。”

“北一女中学生自杀事件”发生20年后的2014年，5月17日国际反恐同日这一天，台湾性别人权团体在台北凯达格兰大道竖起了100座墓碑，纪念曾因恐同而死的同志人士，每个墓碑上都印有姓名和二维码，关联着一段个人故事。台湾同志人权一路前行，始终直面和铭记社群中那些最惨痛的经验，由此培育力量、展现压迫、汇聚声音、促成改变。相比而言，大陆同志生命的逝去，除了在媒体留下一些猎奇耸动的标题、语焉不详的报道，很快被遗忘，像是从没有在世间来过。

 “光明的新时代”？

时间即将进入2018年，对于当下校园里的同志学生而言，这是否已是一个“光明的新时代”？他们的生存状况如何？需要面对哪些困境和阻碍？不妨回顾2017年在教育领域发生的同志新闻事件。

 事件一：

2017年2月，一位家长在微博上吐槽学校发的《珍爱生命：小学生性健康教育读本》尺度太大，继而引发社会热议。由北师大学者主编的这套教材包含家庭与朋友、生活与技能、性别与权利、身体发育、性与健康行为、性与生殖健康六个单元，得到学界认可。教材强调打破性别刻板印象，尊重差异，不同性倾向的人享有平等权利，涉及性倾向知识、同性婚姻、同性恋生育权、职场反歧视。教材中与同志相关的内容在网络上遭到一些保守人士的批判与攻击。事发学校萧山高桥小学之后将教材从漂流图书中收回，性教育课程在国内绝大多数中小学仍是空缺。

 事件二：

2017年3月2日，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对同志学生状告教育部一案做作出终审判决，原告秋白败诉，上诉请求被驳回。事件始于2015年，中山大学女生秋白因发现很多教材污名化、病理化同性恋而起诉教育部，被称为“中国同性恋受教育权第一案”。秋白的平权行动遭到学校辅导员压制，并被告知家长，造成“被出柜”。

 事件三：

2017年4月17日，华中科技大学的两位研究生在校园拉起恐同横幅：“维护中华民族传统伦理／捍卫社会主义核心价值／抵制西方腐朽思想侵蚀／让同性恋远离大学校园”。事发后三天，一群来自武汉的同志母亲来到华科校园，拉起印有“别让恐同者伤害我们的孩子”的标语，并向校方提出相关诉求。校方未就此事作出公开回应与声明。

华科大恐同横幅

上述三则事件可以让我们对同志学生的生存环境有一个大体的评估与判断，也显现出问题的来源：中小学性教育长期缺位；来自一些家长、社会保守势力的阻力让学校在性教育方面宁愿不作为；高校对同志议题缺乏立场表态与担当；教师群体对多元性别议题缺乏足够认知；同志学生发声与维权艰难；政府部门尚未将建设同志友善校园、倡导多元性别平等纳入制度建设议程。

 如果有一个魔法棒 

2016年，由位于北京的同志NGO“同语”发布的《性与性别少数学生校园环境报告》是目前样本量最大的关注中国同志学生的调查报告，这一调查旨在呈现性与性别少数学生所遭遇的校园霸凌与歧视。

在被调查的2077名性与性别少数学生中，70.5%跟学校内的部分人出柜，18.7%在学校没有向任何人进行任何形式的出柜；5.78%的学生对自己的性倾向有负面感受，1.44%明确认为自己的性倾向身份很糟糕；当性少数学生遭遇自我认同方面的困惑时，15.17%的学生不会向任何人倾诉，32.69%的学生不会主动向人倾诉；477人（22.96%）过去一年自我报告因性少数身份而成绩下降，270人（13%）旷课，72人（3.46%）转学，72人（3.46%）退学，163人（7.85%）自残，181人（8.71%）试图自杀，318人（15.32%）对他人有肢体或言语上的攻击行为。在包括异性恋在内的全部学生样本（3452人）中，共有1403名（40.64%）学生报告其所在校园内发生过针对性与性别少数学生的霸凌，包括被恐同言论攻击（733人），被提醒注意自己的言行或形象（713人），被迫出柜（575人），被冷漠对待或被故意孤立（565人），被强迫改变自己的衣着打扮或言谈举止（247人），被老师或同学性骚扰（197人）；在报告了霸凌的学生中，19.32%表示无人为受害性少数学生提供帮助。

仅仅是调查数据未免显得空洞，需要有更多的质性研究与公共平台呈现同志学生真实复杂的生命经验——他们的苦乐、焦虑、迷茫、挣扎、愤怒、反抗、憧憬。我在2016年所做的一项研究中，深度访谈了广东外语外贸大学的一些同志学生。一些同志学生缺乏足够的身份认同与权利意识；社会对同志的污名与制度性排斥，让同志学生对环境缺乏安全感，对未来感到纠结与迷茫；多数同志学生在日常生活中需要在教室、宿舍、家庭、网络等不同空间进行严格细致的身份管理，担心暴露同志身份；身份焦虑与内化的恐同观念会使同志学生抑制情感与社交需求，陷入自我孤立的状态，从而面临更高的心理健康风险；学校无法满足同志学生在性教育、社团、心理咨询等方面的需求与期待。

在对同志学生的访谈中，我设计了一个开放式问题：如果有一个魔法棒，能够改变你作为一个同志学生在校园的生活，你会怎么做？一些学生回答：

“希望大家都关注这个现象、群体，在充分了解的基础上做出判断，不管你是接受还是不接受。”

“希望能在学校里看到任何一些支持性少数的事情，比如海报、LGBT社团，无论什么样都好。”

“希望大家不要觉得同性恋是一个奇怪的东西，能够常态化这个事情，所有人都自然而然地接受。”

“希望环境更宽容，描述一个人、或者想了解一个人的时候，不会对这方面太惊讶，就普普通通的。”

“希望学校能有同志社团、性教育，学校能够公开表态。”

“我想在宿舍门口插一面彩虹旗。我宿舍正对着大街和食堂，门口插一面彩虹旗会很显眼。彩虹旗可以显示我的宿舍是同志友好的宿舍。人们常常提到同志，却看不到同志在哪里，喏，就在这个宿舍里。当然，学校是不会允许我这样做的，我不知道学校的底线在哪里。”

同志学生们所渴望的，并不是所谓“特权”或区别对待，而是在异性恋正统性占据绝对主导的社会空间中不再被漠视、被排斥。如果仅仅做真实的自己都会带来未知的风险，如果如履薄冰的身份管理成为无法摆脱的日常，如果希望魔法实现的仅仅是“插一面彩虹旗”这样卑微的要求，如果同志身份意味着一种无奈与绝望，学校又怎能无动于衷？

建设同志友善的校园是一项系统、持久的工程，正视同志学生的存在是第一步。学校作为教育的提供者，有太多方面可以有所作为：检视教学中的异性恋中心、以及可能边缘化同志的教学内容与言语表达；提供保护隐私的、专业的心理健康咨询；批准建立可以官方注册的同志学生社团；通过课程、培训、活动等多种形式面向师生普及多元性别知识；制定反歧视的规章制度；提升多元性别议题的可见度，支持相关的公共讨论与学术研究……这一切就像层层的保护网，接住那些可能坠落的青春，让在异性恋常规的夹缝中喘息挣扎的同志学生看到希望、培育能量。当校园是一个尊重多元、维护公正、提供支持的安全空间，更多的同志学生才能放松做自己，拥抱别样的人生。  

崔乐

奥克兰大学教育学博士生

中国传媒大学语言学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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