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还在打孩子的屁股吗？打了也没用！
在我们的认知中，“打屁股”好像是个无伤大雅的小惩罚，孩子不太会感到痛，也能知道错了。但其实，“打屁股”不仅教育不了孩子，还会给他们带来过多的痛苦。
撰文：刘小鸥
犯错后被老爸老妈“修理”的经历，我们小时候应该都有过。即使不是“皮带炒肉丝”或者“混合双打”，可能时不时也免不了屁股挨上几记“铁砂掌”。
2014年，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发布了一份针对儿童暴力的数据分析报告。全世界2至14岁的儿童中，约六成经常受到家长不同程度的体罚，其中最常见的就是打屁股。体罚在一些文化里并没有被视作是一种暴力行为，相反地，许多成年人认为，这是教育儿童的必要手段，何况很多时候只是打屁股教训孩子一下[1]。
误区一：打屁股没那么严重
除了少数完全不合格的家长，大多父母在教育孩子时并不会采取非常极端的暴力手段。即使在欧美这种儿童保护更为健全的社会里，打屁股对多数人而言仍算作一种可接受的方式[2]。
而在过去针对体罚儿童的研究中，体罚往往被定义成一个比较广的概念，可能从徒手打屁股，到“抄家伙痛揍”甚至更严重的，都在研究范围之内。这很容易让人们忽略较为轻微的体罚方式的影响。
去年，两位美国科学家将焦点锁定在了“用手打屁股（或身体）”——这种通常意义上没那么严重的方式上。他们综合分析了过去半个世纪75份已发表的研究，超过14000名儿童参与其中。分析发现，用手打屁股在本质上和其他形式的身体虐待很相似。哪怕仅仅是这种轻微的体罚，足以对孩子造成不利的影响[3]。
误区二： 打屁股有助改善孩子行为
打孩子屁股多是为了矫正他们不规矩的行为，也就是希望通过惩罚而降低这种错误的发生，同时增加今后正确行为的可能[4]。但这可能只是家长们的一厢情愿，目前没有任何证据表明打屁股有助于改善儿童的行为[3]。
打屁股的研究调查比较困难，当有外人——比如研究观察员——在场时，家长很可能不会选择打孩子，而且美国相关规定禁止进行这种伤害儿童的实验。但仍有一些上世纪的实验研究结果可以进行再分析。20世纪80年代，有研究人员比较了（用手）打屁股和让孩子自己反思这两种惩罚的效果[5]。最近经过更严格的控制分析后再次确认，打屁股并没有比反思更有效[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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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行为学家提出，如果想通过惩罚达到目的，这种惩罚必须是及时的，并且一贯如此，也就是每次错误行为出现后，都要立刻施以同样的惩罚[6]。很难想象会有家长这么做。如果真的有人这么做了，那很可能已经进入了性质更为恶劣的虐待的范畴。
同时，对孩子来说，被打屁股并不能帮助孩子认识到他们为什么错了，也很难从中学到什么是对的[7]。这种暴力的方式反而可能对他们产生更糟糕的影响。
不仅无效，还有严重的“副作用”
事实上，打屁股可以说百害而无一利。在上文提到的那份综合分析研究中，科学家发现了13种与打屁股相关的消极结果，包括侵略性的增加及一些身心问题，甚至认知能力的降低[3]。棍棒下或许更难出孝子，孩子被最亲近的人打后通常会表现出害怕、愤怒和悲伤等负面情绪[8]，与父母间的关系也可能变得更糟糕。这些都与之前大量研究结果一致。
从长期研究来看，童年被打得越多，个体在长大之后越有可能表现出反社会倾向，或存在心理问题。尽管暂时还难以确认其中的因果联系，但研究人员认为，大量的研究已经得出相似或一致的结果，至少能够让我们对这种因果性的假设更有信心[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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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体罚的暴力程度是很容易逐渐升级的[3]。比如家长发现打屁股没有效果后，很可能会采取更严厉的惩罚。仔细回想，当家长们怒不可遏地动手时，其实往往是自身情绪失控，而选择了最简单粗暴的“解决”（但实际上无法解决问题的）方案。
研究人员提到，很让他们担忧的是，童年时受到体罚教育的人，为人父母后也明显更容易支持并沿用这种教育方式[3]，这更为我们敲响了警钟。
参考材料：
[1] UNICEF (2014), ‘Hidden in plain sight – Astatistical analysis of violence against children’, UNICEF, New York;
[2] Enten, H. (2014), ‘Americans’ opinion onspanking vary by party, race, region and religion’, FiveThirtyEight, https://fivethirtyeight.com/datalab/americans-opinions-on-spanking-vary-by-party-race-region-and-religion/;
[3] Gershoff, E. T, & Grogan-Kaylor, A.(2016), ‘Spanking and child outcomes: Old controversies and new meta-analyses’,Journal of family psychology, 30(4), 453-469;
[4] Gershoff, E. T. (2013), ‘Spanking and childdevelopment: We know enough now to stop hitting our children’, Childrendevelopment perspective, 7(3), 133-137;
[5] Roberts, M. W. & Powers, S. W. (1990),‘Adjusting chair timeout enforcement produces for oppositional children’,Behavior therapy, 21, 257-271;
[6] Hineline, P. N. & Rosales-Ruiz, J. (2012),‘Behavior in relation to aversive events: Punishment and negative reinfoecement’,APA handbook of behavior analysis, 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Washington D. C.;
[7] Hoffman M. L. (1983), ‘Affective and cognitiveprocesses in moral internalization’, Social cognition and social development,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New York;
[8] Dobbs, T. A., Smith, A. B. & Taylor, N. J. (2006),‘No, we don’t get a say, children just suffer the consequences: Children talkabout family disciplin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hildren’s Rights, 14,137-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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