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人说｜销售母职？育儿嫂的双重身份与情感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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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苏熠慧 倪安妮
责编：钱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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销售母职：城市中产女性的双重负担
“又要工作又要带娃，实在是太难了。”
小盈是上海一家私企的白领。一年前生了小孩，还没等她完全适应新手妈妈的角色，工作上的困境便开始涌现出来。生孩子之前经常加班的她，生育后的精力和体力还没来得及恢复，后辈便已经逐渐赶上，取代了她的岗位。为了在工作上不掉队，她决定到家政公司请一个育儿嫂来帮忙带自己的孩子。
小盈的经历，代表了许多城市中产阶级女性的困境。
市场改革之后，随着城市单位制的瓦解，原来由单位所分担的大量育儿工作，转由个体家庭来承担，而这些育儿工作又往往落在了家庭内部女性的肩上。在城市拥有快节奏工作的中产阶级妈妈们，面临着事业和家庭之间的冲突，在家庭和事业的抉择中左右为难。她们中的许多人，选择购买育儿的服务来缓解家庭和工作之间的紧张。这种通过金钱来购买他人的育儿劳动，我们称之为“母职的销售（Selling Motherhood）”。
在这种“母职的销售”中，一方面，中产女性通过金钱，购买另外一名女性（在中国通常是农村女性）的劳动力及劳动，将自己的母职外包出去；另一方面，来自农村的女性们，通过出卖自己的劳动力来为中产阶级女性从事育儿劳动。
在这个过程中，金钱成为一种媒介，将不同社会地位的女性连接起来，使她们在同一个空间中发生联系。但空间距离的缩短并没有缩小她们之间的社会距离。
作为家庭的外来者，育儿嫂们往往是母亲的“替身”和“影子”, 代替城市中产女性扮演她们在家庭中的性别角色。她们和服务的家庭没有任何的血缘关系，通过金钱缔结起来的连接，使她们难以成为真正意义上的“母亲”。这种“虚拟母亲”的角色往往是充满矛盾的，它隐含着育儿嫂所具有的双重身份，而这双重身份则往往存在复杂和微妙的关系，揭示了不同女性在阶层和地域上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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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与被雇佣者：育儿嫂的双重身份
为了探寻育儿嫂这种“虚拟母亲”角色的真正内涵，我们从2015年10月到2016年4月之间研究了上海一家家政公司的育儿嫂的培训和工作的情况。我们发现育儿嫂的这种“虚拟母亲”角色，一方面需要育儿嫂投入自己的情感，将自己想象成雇佣家庭里的“母亲”；另一方面，当她们对孩子投入情感时，也因为雇佣者的身份而面临情感困境。
1. 从被雇佣者到母亲
家政公司和雇主所推崇的育儿嫂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爱雇主的孩子如爱自己
的孩子”。雇主和育儿嫂是通过金钱所缔结起来的雇佣与被雇佣的关系。这种关系从最开始是一种陌生人关系。
育儿嫂如何去爱一个陌生人的孩子？
在家政公司的培训中，育儿嫂们不断地学习如何唤起自己当母亲时候的记忆。“在自己家怎么做在别人家就怎么做”培训老师不止一次地激发着育儿嫂们的“母亲”身份。育儿嫂们在练习中努力将雇主家的孩子想象成自己的孩子来对待。对于这些投入和努力，万阿姨是沉浸于其中的，
“照顾人家孩子，会想想自己孩子小时候，觉得也是挺可爱的，真的。我现在都能想到月子里我的女儿，真的挺可爱的。20年前的事，都会想。基本每次看到人家小孩， 都会想到自己的小孩，就跟照顾她是一样的”
许多育儿嫂都在工作中调动了自己的母亲角色，将对自己孩子的爱投入到对陌生雇主的孩子中。这种“母爱”的投入也是一种“情感劳动（emotional labor）”。在这种情感投入中，育儿嫂从被雇佣者的角色转化为“母亲”的角色。
2.从母亲到被雇佣者
但是，这种“母亲”身份往往是有条件的，它往往受到育儿嫂另外一个身份——“被雇佣者”
的制约。育儿嫂在工作中投入了大量“母亲”的爱，但这个爱往往是有期限的，一旦雇佣期结束，育儿嫂就要从“母亲”的身份回归到“被雇佣者”的身份，与雇主孩子之间情感纽带的中断往往会给她们带来难过和失落。
很多育儿嫂都提到离开雇主孩子时候的难过。“我看我身边没孩子了，眼泪就下来了”。小凯阿姨总是喃喃地说道。有一段时间，我们总是看到王阿姨的闷闷不乐。
“做阿姨真的不容易，很不容易，不是一点点不容易……过年我要回家，宝宝一离开我，他会哭的。他外婆给我发了条短信，宝宝晚上一直在找你，没找到你，嚎哭两小时，哭的嗓子都哑了。他外婆一发微信，我心里就像被针扎了一下。心里一痛一痛的。听见这个，心里也会很难受，但是没办法啊！”
感情的中断往往带来育儿嫂情感上的负担和困境，需要通过调试才能缓解。而如果雇主在育儿嫂的劳动过程中缺乏尊重和情感上的回馈，则会使得育儿嫂们提前中断“母亲”的身份，转为“被雇佣者”的角色。
晓霞阿姨跟我们说，有一天她给孩子喂食的时候，孩子止不住地哭，女雇主被孩子哭得不耐烦，吼了一句“你怎么把我家搞得鸡犬不宁”。那一刻，她突然意识到雇主根本没有把她当作自家的人，“你就是一个无家的，一个请来的阿姨”。宝宝止住哭后，她躺在床上想，不断地告诉自己，“这只是一份工作……”
这就是育儿嫂们的情感困境，一方面她们的工作需要她们投入大量的感情，通过共情和想象自己对孩子的爱来扮演“母亲”的角色，另一方面她们被雇佣者的身份又与她们“母亲”的角色相互拉扯，使得她们不得不承受感情上的中断和负担。也正是因为她们双重身份构成了“虚拟母亲”角色的内部张力，使她们始终无法成为城市家庭中真正意义上的“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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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职的母亲？谁来照顾我的孩子
对于城市中产家庭来说，育儿嫂们是“虚拟母亲”，那对于她们自己的家庭来说，她们又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接受我们访谈的育儿嫂们年龄在30岁以上，都育有孩子。她们的孩子在远离大城市的农村。只要一有空，她们就会和自己的孩子聊电话。许多育儿嫂都感叹自己不能陪在孩子的身边，也感叹自己过去当妈妈的时候，从来没有这么精细地照顾自己的孩子。
“给别人家孩子喂饭，有时候就会想，哎呀， 我自己家孩子小时候我没用这种方法喂过。我陪别人家小孩玩儿， 我自己家小孩儿都没这么玩呀。”
她们总会觉得自己亏欠孩子。小凯阿姨提到自己的孩子时，脸上露出遗憾的表情“……我大儿子我父母带大，我没有陪他……哪有时间陪。大儿子根本就没陪过”。
小张阿姨谈到自己的孩子时，也说道自己陪孩子的时间太少，“前几岁的时候，生下来五六岁的时候，我们就在外面打工，然后等她上一年级了回来了，回来这又要出来。”
有些育儿嫂则会通过给孩子物质上的满足来补偿自己陪伴上的缺憾。大量对于跨国家政工的研究表明，全球化使得不发达地区的女性在发达地区女性的家中从事有酬的家务劳动，也导致这些女性远离自己的家庭，无法照料自己的孩子和家人。
由于中国还存在着隔代抚养的现象，许多育儿嫂虽然对自己的孩子深感愧疚，但都期盼着当自己孩子结婚生子后，通过抚养孙辈来补偿家庭。许多育儿嫂告诉我们，她们希望能够将当育儿嫂所学习到的育儿知识，将来运用到照顾孙辈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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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无他法？销售母职之外的可能
城市中产女性承受着家庭与工作的双重压力，而农村女性又要远离自己的孩子而照料他人的孩子。我们除了销售母职以外还有没有其他的可能？
当子女的养育成为个体家庭的责任，而传统的性别角色分工又在社会中牢不可破时，母职的销售很容易成为通过市场来缓解部分女性育儿压力的途径。从这个层面来说，个体化和市场化手拉手一起推动了母职的销售过程。
但母职的销售从来不是性别平等的通路，因为它只是将育儿的压力从一群女性转移到了另外一群女性身上。这种转移不仅没有打破既有的性别分工形式，反而强化了女性群体内部的不平等。
从20世纪70年代以来，社会主义女性主义就对家务（包括育儿）的社会化与市场化进行了区分。家务的社会化强调儿童养育不仅是个体家庭的责任，也是社会的责任。儿童养育作为人的再生产，与整个社会的生产是密不可分的。合理的工作时间，支持性的家庭政策，社区性的公益托儿育儿资源，都有助于推动儿童养育的社会化。
在育儿方面，我们可以互相助力，通过互助，互惠，安全和平等的集体性努力，在协力打造一片适合孩子成长的天地的同时，让广大女性从育儿的困境中逐渐解放出来。
苏熠慧
上海财经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
主要方向：劳动社会学，性别社会学
倪安妮
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性别研究专业硕士研究生
主要方向：性别、母职、家庭与劳工研究
制版编辑：杨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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