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人说 | 我们怎样定义“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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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李凤兰
责编：王晓慧
每个人对“幸福”的定义和追求是不一样的。社会发展到今天，随着家庭出身、受教育程度与所处阶层，以及个体的社会经验和生命历程之间的不同，女性之间的群体差异与个体区别也越来越明显。何谓“幸福”，中国女性又是怎么看待与定义“幸福”的？我们认为，女性个体对幸福观的定义与追求，会直接影响她们的生存选择与生活理想，而她所处的这一阶层的群体幸福观，又在或隐或现地影响和引导她们完善自身的幸福观。
正是基于对潜隐于个体深层观念中的幸福观抱有好奇，近10年来，我们一直在做与幸福观相关的研究。本文以部分进城务工的中国农村女性以及部分农村女性居民作为分析样本，基于我所带领的三位研究生的毕业论文调查数据，试图用性别比较来分析这部分中国农村女性所持有的幸福观。三位研究生的毕业论文主要聚焦于探究中国农民的幸福观，论文作者与方向分别是2014年王雅同学所做的新老两代农民工幸福观比较研究、2015年莫胜莲同学所做的进城务工经历是否改变少数民族农民的幸福观研究，以及2018年李凤同学所做的幸福观与农民城市流动意愿的关系研究。这部分农村女性，作为中国众多女性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她们既在本质上属于农村女性，又在生活方式与思想观念上受到城市女性的影响，她们的幸福观，虽然不能够完全反映中国当代女性幸福观的全貌，但也许可以从中折射出当代中国女性幸福观的一些重要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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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研究方法
我有必要简单介绍一下资料采集的情况。
首先，我使用了王雅同学在上海和武汉两地采集的女性农民工个案访谈资料；其次，我的定量的数据资料来自李凤同学在湖北省恩施州建始县采集的555个样本的数据，其中，女性样本289个，年龄分布18-65岁，平均年龄在37.58岁；男性样本266个，年龄分布18-78岁，平均年龄在40.62岁；再次，我使用了莫胜莲同学论文中的一些结论，她的数据来自贵州省贵阳郊区的农村。
其次，我要介绍一下李凤同学在对农民幸福观进行调查研究时对幸福观的操作。她把幸福观操作为三个方面，分别是幸福的价值主体，（即“谁和我的幸福有关”）、幸福的内容成分（即“什么可以给我幸福”）、幸福的获得途径（即“什么方式获得幸福”）。幸福的价值主体包含“我自己”“家庭”“组织（如村集体等）”“国家”和“全世界”，受访者被要求依照“对自己幸福的重要程度”对五个主体进行排序。幸福的内容包含25个项目，五个维度，其原始条目来自王雅和莫胜莲的研究中采用词汇联想技术收集到的5283个有关幸福的词语或短语，经过小组讨论的方式分类整理，再经过对试调查数据进行探索性因素分析确定。受访者被要求依照1-6的评分标准，评价这25个内容成分对自己幸福的重要程度，得分越高越重要。幸福获得途径的测量包含三个观点，分别是“幸福只在于劳动创造过程中”、“幸福是既要劳动也要享受”、“幸福就是少劳累、多享受”。受访者被要求依照1-5级评分制，评价自己对每个观点的赞同程度，得分越高越赞同。
李凤同学的研究中还收集了农民主观幸福感的数据，采用Campdell（1976）的幸福指数量表，该量表包括总体情感指数和生活满意度两部分。总体情感指数由“有趣的-厌倦的”，“快乐的-痛苦的”，“有价值-无用的”，“朋友多的-孤独的”，“充实的-空虚的”，“有希望-无望的”，“有奖励-沮丧的”，“生活对我太好-生活未给任何机会”8组正反义词构成；生活满意度只有一个题项。均采用1-7计分方法，得分越高表示主观幸福感水平越高。
根据我们的数据采集、调查分析，可以得出以下几个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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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家庭本位”：全家幸福，我才幸福
谁与你的幸福联系最为密切？有66.1%的女性样本选择了“家庭”。这一结果并不让人意外，几乎在我们所有的研究中，无论对象是农民、大学生，还是高校青年教师，都无一例外地把家庭排在第一位。毫无疑问，家庭在中国人的价值次序中依然是遥遥领先地排在第一位。
无论男性还是女性，都有超过半数以上的人将家庭视为自己幸福第一重要的部分。不同的是，女性把对国家的爱稍微多分了一点给家庭，而男性把对家庭的爱稍微多分了一点给了国家。两者的差异通过了统计检验（卡方值为9.736，p=0.045）。
表1 幸福主体的价值排序
排第一
的比率（%）
项目内容
女 n=289
男 n=266
家庭
66.1
54.4
我自己
10.7
12.4
国家
16.6
25.9
组织（村集体）
2.1
1.5
全世界
4.5
5.6
“没有他（作者注：指男朋友）之前，把（娘）家放在第一位，有他之后就把他放在第一位”，“希望他们（作者注：指自己的娘家人）过好一点。也希望自己的男朋友帮帮自己的家人，我哥哥他们。两家（作者注：娘家与婆家）都过得好，自己家也好就是好的。就算我自己过得好，我活着毕竟不是为了我一个人，如果我家人过不好，我也会不快乐、不幸福”。
从这种再朴实不过的表述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一群体在幸福观上的“家族取向”。三个大家庭，她们或自觉自愿，或不知不觉地扛在了自己的肩上。因为她们认为，家是她们幸福的源泉！所以，对于这部分群体，如果我们跟她们去提倡必须要“活出自我”，要“为自己而活”，那短期内反而可能会出现问题，因为这与她们内心的价值观不符合，她们可能会更不幸福。
甚至我们的研究还发现，相比较于那些把家庭当作与自己的幸福联系最密切的农村女性，认为与自身幸福联系最密切的是自己的农村女性主观幸福感水平更低。前者主观幸福感的平均水平是10.68±2.75，后者的平均水平是9.70±2.28，两者的差异通过了统计检验（t=2.13，p=0.038）。研究发现，在是把家庭还是自己放在最重要的位置上，不存在年龄差异，与她们是否有孩子也没有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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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幸福最大的要素：安稳
什么可以给我幸福？图1呈现了幸福内容成分25个项目的得分均值，为避免数据繁杂，我们省略了标准差的呈现。对于这些农村女性而言，可以带给自己幸福的最重要因素是“健康”“家人平安”“家庭和睦美满”“孩子有出息”，其次是“有工作”、“有工资收入”等可以满足基本生活保障的条件。看来，在农村女性观念中，能够一家人平平安安地活下去就是幸福了，因为只有这才是她们幸福的河床。人世间有太多美好的东西，可是，如果没有自己人生的河床，一切都会如浮云飘过。她们也并非不向往有钱有房的富裕生活，也不是不渴望可以休闲娱乐的轻松生活，只是那些在她们看来还是有些遥远，甚至是可望而不可及。因此，对于幸福生活而言，诗与远方没有眼前的安稳重要。
一位已经在城市打工多年的农村女性是这样谈幸福的：“幸福的生活是什么样子的？找到一个好老公、一家人在一起平平安安，最幸福……那是（作者注：很富裕的生活）想不到的，不敢想。”她和丈夫两人每月的工资大约5000元，房租300元，有一个上中学的儿子。她的愿望是能够买一个小房子将来给儿子住，而自己夫妻俩将来回老家种地、带孙子，不增加孩子的负担。在她看来，“孩子读书，有出息，就觉得生活有点意思”。平时她也和同事去逛街，但是会去物价比较便宜的地方。在她看来当前的生活不是蛮差，因为，“比上不足比下有余，一些同事比我还差，一些同事比我强一些”。
在这一点上，我以为中国农村女性身上继承了中国人追求理性的传统生活哲学。她们善于将生活追求与所处环境进行自觉沟通与协调，并在此基础上规划和经营自己的生活，追求的是与环境浑然一体的、圆融的幸福生活。正是这样的生活哲学，使得她们即便面对困苦，也依然能够保持内心的平衡，依然不失向上的动力，甚至依然维持着对生活的积极评价。
▲图1 幸福的内容成分
4
坚韧且理性的幸福追求
幸福从哪里来？从劳动中来？还是从享受中来？“幸福是少劳累，多享受”，“幸福只在于劳动创造过程中”，“幸福是既要劳动，又要享受”，受访的这些农村女性对这三种观点的赞成率（表示比较赞成和完全赞成的比率）依次是17.3%、55.1%和88.2%。即对“幸福是既要劳动，又要享受”的赞同程度最高，而且在这一观点上，女性比男性的认同程度还更高，男性对这一观点的赞同比率是77.1%，二者的差异通过了显著性检验（卡方值为：15.448，p=0.004）。这一结果同样反映出农村女性对幸福获得途径的理性认识。同时也表现出了中国女性的优良传统，不怕吃苦，不畏辛劳。
一些人可能认为中国女性过于屈从于环境，被动且缺乏独立自我。我们的研究结果并不支持这样的观点。比如，我们将幸福内容成分分成五个维度：享受-娱乐、追求-奋斗、家庭-美满、人际-和谐、生活-富裕，我们发现，除了生活-富裕这一维度外，女性在其余四个维度上的得分均高于男性。很显然，在她们温顺，甚至谦卑的外表下潜藏着对幸福生活的强烈渴望，这种渴望甚至强于男性。这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在有些贫困的家庭中，男主人可能已经自暴自弃，整天喝酒赌博混日子，而女主人却依然在困苦中拼搏。你可能会看到因为家庭贫困无望而独自逃跑的农村媳妇，但是，你很少看到她们因为生活贫困而放弃对生活的渴望。
我们也可以理解为，女性对幸福的追求比男性更丰富，她们的幸福可以来自很多方面。一位在上海打工的女性受访者，表达了自己对生活的不满，因为她的丈夫总是不顾家，不存钱，认为工资太低，存钱也没有意义，因此常常把时间和金钱都花在牌桌上。但她却以为，即便钱少，一家人也可以过好，她希望丈夫工作之余可以“带着孩子，一家人一起出去散散步，像别人家一样，钱也可以慢慢攒”。她觉得那样的生活就很幸福了。
可以看出，中国农村女性在追求幸福生活上是不容易屈从于环境制约的。
一位90后农村女孩，在城里一所高校做秩序维护员的工作。她没有高等学历，但是她目前干的是技术活（视频监控系统管理员），她觉得自己干得并不比那些有大学学历的同龄人差。她认为生活“不需要大富大贵，不需要大风大浪……小家庭平平安安，安安稳稳，蛮简单的小日子就可以了”。她的理想是将来自己小奋斗一下，开一个自己的小店。虽然身边也有一些女孩选择“宁愿坐在宝马里哭，也不愿意坐在自行车后面笑”，但她表示自己还是“要靠自己的双手。父母身体好，弟弟也好，家里可能也能够给点支持，但是，还是希望靠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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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些许感悟
以上只是我们研究中一些粗浅的呈现，还不足以说明问题。此刻我想说的是，我是农村家庭出身，此后一直在城市读书工作，但当我做这样的研究时，我仿佛又从这些女性身上汲取到了最大的力量。她们像水一样，无声无息地滋润着万物，默默奉献；她们像水一样，顺应环境变化却从不停止生活的追求，她们可能变成小溪、小河，也可能变成大江、大海。没有人可以低估她们身上的力量，虽然她们并不那么在意彰显自己的力量。但这就是中国农村女性，她们身上折射出了中国女人的不一样。
我原本做幸福观的研究是因为，我认为幸福观是人生价值观系统中的核心，影响人们的基本生活态度，进而影响人们的心理健康。这为我们的文化、价值观与心理健康的研究视角提供了一个可以具体操作的点，而这也是目前我们这个领域中非常重要的前沿问题。不过需要说明的是，在进行前期数据调查的时候，我们是将整个中国农民作为一个整体考虑进来的，一开始并没有专门针对女性，但后来我们有了一些有趣的发现，尤其是在访谈中，我看到很多女性农民工母亲，因为要到城市工作而不得不离开孩子，她们承受着牵挂、愧疚、担心、思念等的煎熬，她们内心的苦不知道向谁诉说。这促使我开始思考性别差异问题，我以为，这些性别比较，对我们如何理解女性，如何更好地关注女性会有帮助，希望未来会有更多更深入、全面的研究带领世界更好地了解中国农村女性以及中国女性。
李凤兰
华中农业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教授
制版编辑：杨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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