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人说 | 新冠病毒疫情之下老年人的社会与心理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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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柯佩均

责编：胡姝  李汪洋

截至2020年4月29日，新冠病毒已经造成全球三百一十四万人感染，二十一万人丧失性命，遍及全球二百多个国家，多国疫情仍在升温中。一些灾情严重的城市实施全市封锁的政策，不准市民进行迁移或是自由行动。在疫情还在急速攀升时，多国政府已经施行保持社交距离（social distancing)措施，尽管各国的具体措施与限制程度不大一致，但皆包含有限制社交聚会、经济活动、管制各级学校授课时间（或是停课）、停止大型活动等等方式限缩市民出门在外暴露的时间与群聚的机会。保持社交距离在公共卫生与流行病学领域里是一个被实证结果支持的有效抑制流行病传染率的方式。拉平疫情曲线 (flatten the curve) 是一个在主流媒体与社交网络上广泛传播的口号。这个口号宣扬：若一个地区可以有效地做到保持社交距离措施，就可以延缓新冠病毒的传染速率，也降低感染者的死亡率，使医疗卫生系统能够有足够的时间准备医疗资源，尤其是重症加强护理病房，来护理和医治受到感染的人。在新冠病毒仍无有效疫苗的情况下，强力执行社交距离措施是一个被视为必要的方式，以达到有效控制疫情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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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年人口普遍被视为在新冠病毒疫情下最脆弱的人群。有研究已经显示60-69岁老年人口的死亡率超过10%，而80岁以上的死亡率高达16%。因此，对老年人口进行强力的宣导与执行社交距离措施被认为是必要的。依照全球疫情的发展状况，执行社交距离措施通常需要一个月以上才能看到成效。许多社会科学家已经指出此种社交距离措施的施行若无有效的配套措施，将会有严重的非预期结果，对老年人的身心健康造成重大的危害。

社会隔离指个体被社会环境孤立，系统性地被社会剥夺与他人接触或是参与各种社会经济活动的机会。孤独（感）是另一个与社会隔离非常接近的概念，但是更侧重心理状态，指个体经历着无法被满足的与人群接触与建立关系的社会需求。实证研究显示，老年人若有社会隔离的情况与强烈的孤独感，健康会受到很大的负面影响: 忧郁症强度增强、负面心理健康、较低的生活满意度，甚至会影响心血管疾病的情况、弱化行动能力、降低认知功能，也和痴呆症的产生有相关性。虽然这些研究大多使用横断面观察数据，其中的因果性有待科学验证，不过，这些结果也已经预示社交距离措施可能会产生很大的社会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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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球执行社交距离措施与一些地区强制要求人民居家防疫的情况下，若政府与相关组织无法提供更细致的协助，属于老年人口的群体，像是独居老人、或是经济弱势的老人会首当其冲，陷入无法得到基本生活所需的困境，他们原本较弱的社会支持会更加弱化，进而影响他们的健康。此外，在养老院的老人处于机构疗养的环境（这已经是一个特殊情况的隔离环境）下，数个国家的养老院已经发现有新冠病毒感染者，而养老院或政府的做法则是禁止访客，直接切断老人的社会接触以降低他们的感染风险。而在疫情尚未有一个清楚的发展状态，政府并没有办法清楚地规定养老院的限制措施何时可以解除，这种不知何时能结束的社会隔离只会更加让这些养老院的老人们产生无助与孤独感。

在亚洲父系家庭社会所建构的奉养价值体系之下，老年人与成人子女的关系以及是否同住关乎老年人的心理与经济支持。已经有研究显示未与子女同住的独居老年人有较高的孤独感，这表明没有子女的家庭网络将导致老年人没有足够的社会互动。若此时社交距离措施包含禁止家人非必要性的探访，这将间接使老年人暂时性失去社会互动。同时，社交距离措施也意味着社区活动停办，老年人势必长期待在家中而无外界接触。他们的社会疏离与孤独感将会随着时间日益增加。

使用数码科技建立联系是目前普遍采行的保持社交距离措施，但老年人口的数码科技使用度有着极大的异质性。对于无法使用数码科技与朋友或家人联系的老年人，他们将是坐困在家中，极易与外界失去联系。原本就会使用数码科技建立社会关系的老年人，至少可以暂时仰赖虚拟交流联系。在新加坡，有越来越多的半官方或非政府组织提供许多网络平台，提供有关健康、娱乐或是学习活动给在家中的老年人。但是，究竟数码科技可以在多大程度上取代老年人口的真实社会生活，还有待时间与研究去解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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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年龄歧视(Ageism)在当今新冠病毒疫情发展之下日益加剧。年龄歧视是一种集体态度和行为，这种态度认为老年是社会与生理上的双重衰退，并导致在职场上和社交上直接或间接地剥夺老年人的参与机会或是歧视他们能力的行为。社会科学研究已经有证据显示一个社会的年龄歧视透过制度上的机会不均与隐性排除将会对老年人的健康造成负面影响，尤其是心理健康问题、生活满意度下降与增加高风险的不健康生活行为。

新冠病毒疫情之所以让年龄歧视的情况更加严重，是因为媒体通常简化复杂的传染机制。公共卫生研究指出，相较其他年龄群，老年人(尤其是60岁以上)有较高机率患慢性疾病，而慢性疾病间接地减弱免疫系统，使免疫系统较差的老年人成为高危险群。媒体的头条标题常把免疫系统在其中扮演的角色简化，而把所有老年人简约为同质的族群，并把老年人的生理年龄作为一个列为高风险群的标准。相关社交距离措施与媒体报导均把老年人视为最弱势的一个群体，而在宣导大众配合防疫的时候过度简化冠状病毒传染的机制与环境因素。媒体的用字遣词上易把老年人与弱势、无助、衰弱、较差、缓慢等划上等号，这些均会复制强化社会大众把老年等于弱势的态度、剥夺老年人口的主观能动性。有媒体报导一些新冠病毒疫情严重的欧洲地区，当地的医疗系统已经无法负荷而必须开始区分哪些是优先治疗的病患，而生理年龄是他们做决定的标准之一。这种类似报道传递着"把资源留给年轻人"的态度而忽略深入探讨病患之间的差异与状况，只会强化把老年人作为单一的弱势群体，老年人极有可能被视作“ 额外”的社会负担。这将会是一个制度性的集体年龄歧视。若此种年龄歧视持续下去，在疫情结束之后，老年人口的社会权力与社会参与将会更加弱化。

新冠病毒对老年人口的影响不仅是一个公共卫生与流行病上的问题，老年人口的社会疏离与遭受的年龄歧视都会是重要的社会研究课题。对此，作为社会科学家，我们必须持续地观察和反思。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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柯佩均

新跃社科大学讲师

制版编辑：杨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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