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人说｜最漫长的革命：女性在外乘风破浪，为何大家只想要她们回家生孩子？

撰文：桂天晗

责编：钱岳

写在前面

我的博士论文研究的是中国城市大龄未婚职业女性所面临的来自于传统性别角色的压力，以及她们自身的应对方式。写下“大龄未婚职业女性”这几个字时，我也意识到“大龄未婚”本身就是一个蕴含着传统价值判断的定语，但由于实在想不出更合适的表达方式，就暂且这样用一下吧。

我的论文研究对象，简单说来就是“剩女”。彼时涉及“剩女”的学术论文还非常少，英语文献里则更少，但如今这已经是社会性别研究领域里比较热门的一个话题了。

整个博士论文是一个纯质性研究，它的实证章节包括两个部分：一部分是在北京公园里的相亲角进行田野调查，另一部分是对30位28岁以上的未婚白领职业女性进行的访谈。

通过田野调查，我们可以窥见中国当代未婚男女面临着怎样的催婚压力，以及哪些性别角色期待。通过访谈，我想知道女性是如何解读和应对这些压力和期待的。我后来将这两个部分拆分成了两篇独立的文章，发在了Journal of Family Issues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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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亲角里“被贬值”的女儿

首先，我在北京相亲角进行了田野调查。2014年的7月和8月里，我在北京四个有相亲角的公园里进行了这个田野调查。在这四个公园里，父母为子女组织的相亲活动每周会有两到三次，每次都会在固定的时间和地点进行。相亲角的参与者主要是退休的父母，大都属于城市中产。许多人还会制作海报，上面写着子女的个人信息（包括身高、学历、职业、收入、户口状况、有无房产等）。许多父母还制作了带有子女个人信息以及自己联系方式的小纸条，准备和条件相当的家庭交换。

大多数类似的相亲角都没有统一的组织者和管理者，但是这种表面看似自发无序的活动实际上却有着许多的规则。例如，相亲角中会细分出子类别， 比如回民角（参与者都是穆斯林）、海外角（只有子女在海外的父母参加）等。“北京人”和“外地人”之间的界限也十分清晰。参与的父母只会同与自身社会经济背景相似的家庭交谈，可以说这些相亲活动是严格按照同质婚（homogamy）的原则进行的。此外，还有些半职业的matchmaker（介绍人）会去搜集所有参与者的信息，如果有人想快速掌握这些信息，则可以交一定的费用从他们这里获取。

做田野调查时，我28岁，未婚，在大部分相亲角参与者眼里属于年老色衰，但尚可挽救的阶段。我本想假装成去相亲的大龄女青年，但由于美国大学的学术伦理委员会（Institutional Review Board）制度规定，所有参与科学研究的个体都对其所参与的研究有知情权，我只好作罢。幸运的是，虽然相亲角的参与者们都知道我在这里的目的，但很多人仍然愿意跟我分享他们的经历和想法。

不出所料，相亲角的参与者里，女青年的父母远多于男青年的父母。男青年父母在“推销”自己的儿子时会强调其学历、职业、财富等特质，而女青年父母则会强调自己的女儿“温柔”、“贤惠”、“孝敬老人”等特质，尽管他们的女儿大都有着不错的学历和工作。在这里，父母对子女的描述也都对应着帕森斯（Parsons）和贝克（Becker）等人所说的家庭对于男性和女性不同的角色要求（比如，“男主外、女主内”）。

在这些相亲角中，人际交往和择偶过程中的“潜规则”是被拿到台面上来讲的。因此，很多受访者也对我说过，每个相亲角都是一个小社会，并且更加直接和残酷。我第一次在相亲角出现时，所有人都会对我进行一番从头到脚的打量，而所有人对我说的第一句话都是“你多大了？”，无一例外。

大多数男性父母都要求未来的儿媳至少比儿子小三岁，而且儿子年龄越大，他们要求的女方与自己儿子的年龄差距也就越大。例如，有位33岁男青年的父亲，想为儿子找一位26岁以下的姑娘。这位父亲在问过我的年龄之后果断说了句“太老了”。还有一位37岁男青年的父亲跟我说他要为儿子找个20-30岁的媳妇，因为他家需要一位男性继承人，如果媳妇生的第一个孩子不是男孩的话，年轻一点则不影响生第二个。这位父亲还跟我说他们家条件非常好，一定要找一个年轻漂亮家世好的姑娘，说着还掏出了几张登机牌，说前一阵他们举家旅游，坐的是头等舱。而我则按捺住不知所措的心情，配合地露出崇拜的表情，并竖起了大拇指……

我在相亲角上看到的年龄最大的未婚男性是54岁，他是自己来的，并且准备了海报，上面明确写着要求女性“能生育”。还有几位大爷和大妈说他们很替我着急，因为女性一旦过了30岁就可以在婚姻市场上下架了，而我那时“只有两年时间了”，而且博士学位并不是一个加分项。

许多女青年父母的行为则更值得玩味。好几位女青年的父母在接受访谈时对相亲角这里赤裸裸的性别不平等表示了不满，并且说很多男青年的父母“像选妃一样”，但与此同时却默默接受了这些不平等的规则，并且还会用这些规则来衡量其他参与者的女儿在这个市场上的“价值”。例如，有个女青年的母亲刚刚向我吐槽完男青年父母的颐指气使，却又对我说她认识的一个女士已经参与相亲角好几年了，而这位女士的女儿“已经”32岁了，她“还有什么好挑的呢！”我还旁听了几位女青年父母的聊天，说女博士相亲难，因为女博士“凭什么给人洗衣做饭啊！”

需要指出的是，许多相亲角上的父母跟我说，他们的孩子并不知情。因此，这些父母对男性和女性在婚姻中角色的看法也并不能代表他们子女的观念。在谈到来相亲角的动机时，许多父母都对我说现在的年轻人“自私”、“不负责任”，因此才“不结婚”、“不生孩子”。在这些父母的眼中，结婚仍然是人们对于家族应尽的责任，而不是个人选择，而且择偶应当是一个遵循社会交换原则（social exchange）的理性抉择。

在美国学习社会学时，我们看到的文献里常说，进入二十世纪后，由于社会分工的发展以及女性更多地参与到社会公共领域，家庭承担的生产和经济职能逐渐弱化，取而代之的是以爱和陪伴为基础而建立起来的婚姻和家庭（companionate marriage/family）。然而这个过渡在中国仍然是一个非常漫长的过程。在这种情况下，家庭在繁衍后代和为家庭成员提供经济和社会支持方面的功能仍然显得比情感陪伴这个功能更加重要。

许多学者也提出过，相亲角其实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传统包办婚姻的一种表现形式。尽管在整个二十世纪中我们国家经历了天翻地覆的变化，“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这种传统的择偶方式仍然存在，旧时的传统性别角色期待也仍然在择偶过程中起着重要的作用。有趣的是，这些传统的父母却又通过组织市场、公开招标这种十分现代的方式去强化传统择偶过程中理性的、竞争的、算计的一面。对于被自己的父母拿到这个市场上“展示”的女性而言，尽管她们大都有着不错的教育和职业背景，但她们被看重的却仍然只是生育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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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婚职业女性的性别角色困境

然后，我进行了半结构访谈。我采访了30位在北京工作、28岁以上的未婚职业女性。这些受访者年龄最小的28岁，最大的44岁，都是在大的国企、外企和国家部委工作，有着体面的工作和收入。访谈的内容主要围绕着这样几个主题：她们对事业、婚姻和爱情的理解，她们自己对中国当代“婚姻市场”的观察，她们日常生活中面对的催婚压力，以及她们面对这些压力时是如何应对的。

几乎所有的受访者都提到，由于经常被看做是潜在的妻子和母亲，她们的职业发展都在不同程度上受到过一些阻碍。多位受访者也提到，自己对学业和事业较高的追求曾经也给交往过的男友带来过一定的压力，甚至导致分手。

在访谈前，我猜想生活在一个相对保守的社会环境中，这些女性在面对婚姻压力时一定是焦虑的。但是却发现，尽管这些女性受到了来自父母、亲友、以及社会大环境的催婚压力，她们却并没有表现出许多影视作品和媒体报道中所说的那种“大龄剩女的焦虑和绝望”来。她们对事业、婚姻和爱情都抱有非常积极的态度，并且认为平等、尊重、理解才是婚姻的基础。面对压力，她们也不愿妥协，而是坚持去寻找那个和自己相互理解，并且愿意和自己“平等对话”的人。

有趣的是，我发现生活在这样一个传统价值观与现代价值观并存的时代里，几乎所有的受访者都表现出了她们矛盾的一面。例如，许多人都提到，如今职业女性面临着更大的压力，社会提高了对女性在职场上作为breadwinner（家庭经济支柱）的要求，但是并没有降低对女性在家庭中作为caregiver（照料者）的要求。她们也提出，社会认为平衡家庭和工作是“女性的问题”，这是性别不平等的表现。但是后面当我问到她们心目中理想的现代女性是什么样子时，许多人又回答说，一个理想的现代女性应该事业有成，同时又持家有道、能够照顾好丈夫和孩子。

许多西方学者都提出过，美国20世纪的女权运动把过多的关注放在了社会公共领域。在这些运动中，大量的女性的确走出了家庭、进入职场，实现了经济上的独立，但是传统的家务分工模式却并没有被改变。同样，中国20世纪初的妇女解放浪潮使女性进入了社会公共领域，但是传统的价值观以及性别角色期待却也没有从根本上被打破。因此，公共领域的性别革命天翻地覆，而家庭领域的革命却停滞不前（stalled revolution）。

美国学者Katherine Marshall在她的文章Covering Gender Roles中提到过的: “While women’s entry into the job market has been dramatic, men’s entry into housework has been gradual, prompting some to call the latter a ‘stalled revolution.’”

同时，这种根深蒂固的公共领域/私人领域、工具性角色（instrumental role）/情感角色（expressive role）、breadwinner/caregiver的两分法也使得性别本质主义（gender essentialism）难以从根本上被改变。人们仍然会认为，这些被严格区分的领域之间是不可融合的，每个人“与生俱来”的性别角色也是不可能被打破的。

在这种情况下，家庭仍然被认为是“女性的世界”，因此家务劳动也仍然被认为是女性应该承担的责任。尽管如今女性已经在教育领域赶超男性，并且进入各行各业，但她们的首要角色仍是“妻子”和“母亲”。生活在这样的价值体系和角色期待中，职业女性一方面在社会公共领域打破了诸多传统性别角色的桎梏，但另一方面，在回到私人领域时却仍然需要承担起社会对传统女性的要求。

近年来，美国许多从事社会性别研究的学者提出，事业和家庭兼顾、独自承担起一切责任的完美女性形象（the superwoman myth）其实是对大众的一种误导，这种误导使人们认为职场和家庭、男性和女性都是无法相互交融的领域。而且它也在固化着性别刻板印象，使人们认为一个完美的女性对事业的追求不应当影响她的“本职工作”—照顾家庭。而社会对“剩女”的种种非议实际上也是基于这些女性没有在“适当的时间”去实现自己作为“妻子”和“母亲”的性别角色。

女性在公共领域“乘风破浪”固然是社会进步的一项重要指标，然而真正的性别平等是将女性从传统的家庭角色期待中解放出来，让男性也平等地承担起照料者的角色。否则，家庭领域“停滞的革命”也将会阻碍女性在公共领域前进的步伐。

最后，我希望用Carol M. Anderson在她的Flying Solo: Single Women in Midlife这本书的扉页上写下的一段话来作为结尾：

To my daughter Maria, with the wish that she and all the other girls of her generation will be more free to dream all kinds of dreams and fly wherever, whenever, and with whomever they choose.

参考文献

Gui, T. (2017). “Devalued” Daughters Versus “Appreciated” Sons: Gender Inequality in China’s Parent-Organized Matchmaking Markets. Journal of Family Issues, 38(13), 1923-1948.

Gui, T. (2020). “Leftover Women” or Single by Choice: Gender Role Negotiation of Single Professional Women in Contemporary China. Journal of Family Issues. https://doi.org/10.1177/0192513X20943919

桂天晗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助理教授

制版编辑：杨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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