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开拓的旗帜------经典文丛---李泽厚美学思想的文化背景与当代价值——李泽厚与当代美学思潮（4）

李泽厚的美学思想与他的哲学构架的联系，当然是形成于二次美学热的理论建构。主体性实践哲学或人类学本体论，使他的美学思想具备了空前的文化哲学深度。在《美的历程》特别是《华夏美学》、《美学四讲》中，无论是“儒道互补”、“魏晋风度”还是“佛陀世容”“，无论是“美在深情”、“形上追求”还是“走向近代”，无论是“建立新感性”、“审美积淀”还是“悦耳悦目”、“悦心悦意”、“悦志悦神”，美学的话题已处处流溢着超越了美学的文化思考、人生探寻、形上智慧。《中国古代思想史论》、《中国现代思想史论》则与《中国近代思想史论》共同构成了中国文化性格、人生智慧的独到深刻的解读。

　　从《批判哲学的批判——康德述评》、《主体性论纲》、《关于主体性的补充说明》、《哲学探寻录》、《历史本体论》到《美的历程》、《华夏美学》、《美学四讲》、《中国美学史》，再到《中国近代思想史论》、《中国古代思想史论》、《中国现代思想史论》，《论语今读》（当然还应包括晚近的文集《世纪新梦》、《告别革命》等），撇开写作年代的先后，纯从思想逻辑考察，李泽厚以自己贯通古今中西的深厚学养与省识，非常自觉地在人文思想领域，发起和引导了划时代的新文化的启蒙与建构工作。他的理论体系内在地包含着广泛的文化意义、社会意义甚至政治意义。包括他倡导并亲自担任主编的“美学译文丛书”也决不仅仅是美学的资料书，它的意义应该融入当时的文化启蒙中考察，如前所述，它是新时期思想启蒙之西学东渐的一部分，甚至是中国现代史上二次西学东渐的先锋，与“走向未来”丛书具有同样的文化意义。美学热是文化热的先声，美学热的重要性很大程度上也正在于此。非常符合思想家个人的思想逻辑与时代需求的历史逻辑，李泽厚以自己的美学著作倾倒了几代学子，又作为文化热的领袖成为真正意义上的思想解放的导师。新时期思想文化领域差不多所有的新理念、新思路、新视角，新思潮，如主体性、个体性、偶然性、工具本体、历史本体、文化——心理结构、自然的人化、人的自然化、积淀理论、重新发现康德、重新阐释中学与西学、转换性的创造、西体中用、救亡与启蒙……等等，等等，差不多都首先在李泽厚的著作中发现，都首先由李泽厚阐扬。而一位学者只要提出上述思想中的一个，便可足慰平生，对得起自己的学者生涯了。八十年代，从改革开放的破冰之旅到学术文化的重建历程，十分艰难、颇多反复、屡遭打压，这是一个民族空前地渴求精神滋养，社会迫切地需要思想启蒙的时代，包括激烈抨击李泽厚的人都不能不承认，正是李泽厚，满足了时代的需要，出色地担当了精神导师与思想领袖的角色。

　　从学术的角度考察，任何“热”必然地包含着肤浅、赶时髦、凑热闹、哗众取宠、故作惊人之语、立异以为高。美学热和文化热也不例外。李泽厚在1985年曾经这样评价美学热：“‘美学热’毕竟并非好事，已经把某些人热昏了头”[２５]。美学热在学术界乃至社会生活中曾表现出严重的俗滥的倾向。文化热也同样弊端丛生。我曾在1988年专门撰文曰《反思“文化热”》，指出了文化热存在着“重情轻理”、“重用轻体”、“重破轻立”的浮躁一面。然而，洗净这些热的负面因素，它所透出的时代文化信息特别是时代进步信息却弥足珍贵、永远值得史家关注。如前所述，二次美学热与一次美学热有一个根本区别，那就是前者同时具有文化开拓、思想启蒙的意义，美学热在新的时代需求中获得了全新的含义，发挥了更重要的作用。

　　而二次美学热之所以能够产生真正的学术价值、创新品质乃至启蒙意义与文化深度，李泽厚的学术贡献显然具有决定性的作用。美学三书（《美的历程》、《华夏美学》、《美学四讲》）不仅是美学文献，同时是划时代的文化大纛。

　　如同冯友兰评价《美的历程》时所说，“一部死的历史，你讲活了”，李泽厚的美学智慧与他的思想智慧、文化智慧共同构成了他的哲学智慧。真正的哲学智慧万古常新，读李泽厚的著作，每次都有新的收获。九十年代以来，由于主客观多种原因，身处异邦，常入渊默状态的李泽厚，仍相继以《世纪新梦》、《论语今读》、《历史本体论》、《告别革命》等展示着纵深的文化思考、并以古稀之年担当着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晚年李泽厚的学术努力、文化热情、社会热情乃至政治热情受到来自各个方面的严重误读——自由主义的、新左派的、激进主义的、保守主义的、主流意识形态的、新潮先锋派的，但无论就思想的深度还是就学术的气度而言，没有一种对李泽厚的批判能够超越李泽厚。就是在他那些大体上属于旧文新编的种种文集中，我们也不时获得一种温故而知新的乐趣与陶冶。李泽厚的意义既是现代的，又是未来的。伴随着时代的演进，李泽厚的意义还将不断地凸显出来。这里，我愿意列举一段李泽厚与目下最受欢迎的美国新左派学者、美学家、文化学家詹姆逊的对话供人们咀嚼。

　　詹姆逊谈到美国社会的审美文化状况时说：

　　“我记得卢卡契说过，你可以从美学的角度，书写一部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另外，异化理论同样可以看成是一种美学理论。所以，现代马克思主义的一个重要部分产生于对资本主义现实的审美批判。以异化为核心的马克思主义美学理论仍在发展，我认为那是非常有生机的。……身处丑陋与沮丧之境，你就感到美的力量。如果美感被放逐了，生命中就难以激发新的美的体验。所以，审美具有批判现实的力量，批判被商品所支配的日常生活的力量。但一旦审美本身被商品化了，那该怎么办？后现代社会正是如此：广告、音像……无一不是商品化的审美，或商品化的文化。人们的审美趣味已经被商品腐蚀得很厉害了，美本身也被腐蚀得很厉害，变成了商品。这给当代马克思主义美学提出了一个严肃的问题。当然，我主要讲的是美国的情况，因为在欧洲和日本情况也许不一样，在中国情况当然也不一样。”

　　李泽厚对曰：“正如你所说，情况完全不一样。对于中国的传统来说，美学接近宗教。……对于中国人来说，美感就像某种超越现实世界的个体和精神自由，就如我们在道家中看到的。美是一种生活方式，而不是仅供观看的东西。在中国社会，艺术可以是一种摆脱政治的手段或对现实社会的抗议，但这仍是积极的东西。比如，我以前说过，在中国画里，人物常常画得很小。但这小小的人物非常重要，没有它，自然就失去了意义，显得荒凉冷落。自然界和人类社会和个体生存是不可分离的。美的范围不只是艺术，而是社会和宇宙。中国文明区别于希腊文明，中国人没有柏拉图式的概念。对于中国人来说，真实的世界就是人的世界，就是这个感情世界，它包括自然、宇宙在内。我想这倒接近了马克思的看法。……我以为，对于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类未来的审美乌托邦设想来说，人化自然这个概念是其核心。人既是内在的也是外在的。人化自然不只是指我们通过科学技术加以改造的外部世界，它也包括人的情感，人的动物性，即人的内在自然。人化指的就是人从动物、从纯生理的物种转变为超生物的、即作为社会存在的成员而又仍然是活生生的个体生物这个过程。换句话说，它指的是‘积淀’的过程，文化心理结构形成的过程。……至于异化概念，我想这是马克思关于复杂的历史过程的重要贡献。从历史主义的角度看，异化是不可避免的，也是必要的。当然从伦理道德的立足点出发，异化是不能接受的。这就回到了我刚才说的‘历史主义和伦理主义的二律背反’，关键在于我们必须从历史或历史主义的角度来看待异化。而美学、美等等也应该历史地去看。也就是说，我们不可能脱离历史来谈自然的人化等等，因为我们是创造历史的主体。从这个意义上说，我想主体性在我的建设的选择性构想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而且这个作用变得越来越重要。我知道我这样说是很不合潮流的。福柯之后，在西方，人们都在大谈主体的离心与消解。但是最终我们还得问自己：在一切被解构、离心和毁灭之后，我们该怎么办？”[２６]

　　这段对话已经涵盖了当今美学界、文化界讨论的全部前沿问题，并指出了富于前瞻性的的解决之道。全部新潮美学与新潮文化学的论说加在一起，也无法企及这段对话的哲学深度。

　　九十年代以后，学者们出于各种原因或被迫或自觉地向所谓“专业化的学问家”认同。但专业化时代的形成殊非易事。由于学术传统的断层、文化积累的薄弱，尚没有出现新的大师巨子的迹象。更重要的是，我们仍处于时代转型的激荡中，文化启蒙的任务还没有最后完成，思想自由的时代还没有真正降临。在这样的社会条件下，对学问家特别是人文学科的学问家的敬重往往并非其学问，而是其个人遭际透出的文化的、政治的气息。陈寅恪重新受到关注与其说是由于他的学问，不如说是由于他的人格魅力与独特经历；钱钟书尽管受到高度评价，但谈《围城》的多，看“管锥”的少，人们津津乐道的还是“下蛋的老母鸡”；顾准的重新发现才更典型、更真实地体现了时代的需要。赵汀阳、刘小枫、何光沪、汪晖、甘阳、秦晖等九十年代以来比较活跃的人文学者（他们大都不同程度地受到李泽厚的沾溉，其中如赵汀阳就是李泽厚的及门弟子），他们在哲学、宗教学、思想史等领域别开生面，颇有建树，但他们的研究工作与学术贡献亦主要是思想的，而非“学问”的。一些很热闹的以学问家著称的学者却往往露怯，连大路材料也没能娴熟把握。至于以写散文冒充学问家的，专和海内外名人对话沾光的、或搞个刊物编几本书就冒充学界领袖的，就更等而下之了。

　　但不管怎样，美学热（连同文化热）已经退潮了。在不需要美学热乃至文化热的时代，美学家们、人文学者们还能做些什么呢？或者说，他们将以什么特点与方式发挥作用呢？美学热退潮了，美学毕竟还在，美学家们毕竟还要吃饭。如同其他学科都在竭力展开自己的研究视野以为自己争取更大的生存空间（如宗教学界将宗教定位、理解、强调为一种文化，就为宗教学研究赢得了广阔的空间与更多的合法性），许多美学家亦从不同角度、不同层面将美学与许多前沿学科、许多现实问题、热点问题联系起来，这同样为美学研究开拓了新的天地。这样一种美学的时代趋势，拉动和形成了种种新的学术动向。但美学家们始终很难抱持更为纯粹的学术动机，出于各种原因，他们总还是流露出强烈的政治、社会意味的启蒙倾向。他们试图通过将美学与人生拉得更近来获得生存的合法性，试图通过社会批判与文化批判来增强自己的话语权，并使研究这门学问的社会成本成为可以接受的合理开支。例如“艺术化生存”的呼吁就是美学家们理论分量、精神价值的比较新的证明与表述，在这样的呼吁中，美学家们试图通过将审美文化定位于文化的比较高级的阶段，来论证审美——艺术化生存的可能性与必要性，阐释这一思想的著作将大量篇幅留给了现代社会的批判。生态美学、文化美学、生命美学、超越美学都表现出探索的热情与创新的雄心，都是时代走向多元化的美学呼应，都是强烈地关注人生与社会的美学。但就理论建设自身来看，还远远没有形成李泽厚当年建构实践美学那样的精严气势、还根本不具朱光潜那样的博识广纳、也还看不到宗白华那样的渊妙洞识。有力度又有深度的反思尚待出现。

中国还没有社会条件形成法兰克福学派那样的文化——美学批判力量。二十世纪与二十一世纪之交，詹姆逊、哈贝马斯尽管已像李泽厚一样为学子们耳熟能详，但多半是卖弄洋学识的材料，对他们的引进与阐释，和实实在在的文化生活、审美世界根本就不搭界。各种中国的“后”学更是搞错了时代，一味地隔靴搔痒。

　　我们看到了许多或粗糙不堪或像模像样的理论架构，但大厦本体的建设还有待展开，有的新潮美学则不过是浮浪子弟、学术嬉皮士情绪宣泄的理论包装。科技美学、生产美学、医学美学、商品美学、性美学等鲜明地体现了参与、投入、干预、引导商业社会的热情，但许多文献的关注焦点与论证方式经常令人怀疑其受雇于某某公司。

　　纯粹美学的追求难耐寂寞，商业美学往往丧失了作为学科的品格。美学家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的职业生存状态其实是很惨淡的。就拿美学家们寄予厚望的审美教育来说，落到实处的其实都是具体的艺术教育，艺术学院、大学的艺术系是创收最多的系科，但那是舞蹈、美术、影视、卡通……各种各样的表演技巧、创作规范，各种各样的培训班。美学包括其中的审美教育很难立足期间，最多也不过是可有可无、附庸风雅的点缀。美学家们往往很尴尬。艺术家是根本不理睬美学家的，对批评家和“娱记”还有点忌惮。问题可能还是在于美学与美学家。目下中国许多美学家的工作状态可谓不伦不类：说是哲学缺乏深度，根本没有什么启悟性；说是艺术理论又隔靴搔痒，艺术家听它的只能误事。其实，一些艺术大家特别是文学大家才是最切实、最敏锐、最有深度的美学家，王蒙、刘心武、梁晓声……，他们聊起理论来要深刻多了，尽管他们通常不采用所谓系统的理论形态，不是一章一节地表述。而美学界真正获得可观承认的学者都不是靠美学本行，赵汀阳、刘小枫、周国平均是美学研究生出身，但他们早已游离于美学乃至美学界之外，在某种意义上说，恰好是这种游离成就了他们，他们的学术成就、他们获得的社会影响都主要是哲学的、宗教的、文化的，尽管其中不同程度地包含着美学的因子。晚近出版的一两种很有学术分量的“西方美学史”著作，其内容竟大半都是西方文化学的绍述。应该特别指出的是，九十年代以来，由于经济改革与社会转型的需要，在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法学甚至历史学、文学理论等社会科学人文学科领域涌现出了相当一批无愧于时代的优秀学者，但哲学乃至哲学中的美学，则逊色得多，优秀的学者可谓凤毛麟角。

　　托马斯•门罗在上世纪谈到美学研究的状况时指出：“尽管人们作了种种尝试，力图把美学转变成为一门科学，但美学至今仍旧属于思辨哲学的一个分支。在哲学所属的全部分支中，美学可能是最没有影响和最缺乏生气的了，虽然美学研究的课题——艺术及与之有关的经验类型——是最容易产生影响和最富有生气的”[２７]

　　这话既适用于五十至六十年代的美学大讨论（如前所述，大讨论的活跃是在极有限的范围之内并且是在极有限的论域之内，就学科的建设水平与社会效应来说，谈不上真正的“影响”与“生气”），也在很大程度上适用于美学热过后的中国美学界。 当然，寂寞不一定是坏事。从某种意义上说，学术不是在热闹时而是在冷却后才能进入充分理性的、富于建设性的发展轨道。九十年代以来，在美学热已渐趋冷却之后，特别是它所承载的思想启蒙、文化开拓功能已经消失之后，美学应该迈入学科发展的常规轨道。晚近以来一些美学家为此作出了种种可敬的努力，这种努力尽管还成果有限，但它的方向确乎体现出学科纵深发展的要求，因此是满有希望的。不过应该清醒地认识到，常规发展的学术特别是远离利害攸关的经济生活、和社会热点问题很少直接联系的学科，一般地讲很难成为显学。美学正是这样的学科。美学家通常不能扮演引领时代潮流的角色。美学热恰好体现了时代的不正常或是对不正常的时代的某种反拨。李泽厚这样的学者的出现及其所扮演的思想领袖的角色，是时代潮流加上个人天才的因缘和合。某些人对李泽厚的耸人听闻的批判，可以暴得大名，某些人对李泽厚的过时论的宣判，可以博得喝彩，但他们却永远也不会获得李泽厚那样的学术影响和历史地位。一些美学家对李泽厚的超越设想，只能说是徒具理论雄心，从中我们还没有看到任何真正具有超越价值的视角与阐释（如相当武断地批评李泽厚的实践美学保留了所谓古典美学压抑个体性、非理性和感性的所谓“超越实践美学”.当年就曾有人以类似的责难轰动学界，“超越实践美学”还要花些功夫证明自己不是拾人牙慧。）而在实践美学前面冠以“前”“旧”“新”“超越”乃至“实践本体论美学”等等的质疑、批判与讨论，一方面自我期许太高（注），但与其说是严肃的学术讨论，不如说是搬弄字眼的游戏，另方面又恰好说明李泽厚师的美学思想是绕不过去的大纛。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从二十一世纪初算起三十年内，从新时期（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算起则五十年内，都没有、也不会有和李泽厚同量级的思想家出现，更不要说美学家了。